文学研究当代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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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对文学外部研究的兴盛及对“真实”的诉求的研究

最常见的是其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这代表了追溯这种传统的一种思路，即从西方舶来的理论资源中寻找提供了支撑的部分。然而应该指出，这是对于庞大的西方理论的简单化处理。这种传统的西方理论支柱，应该是更宽泛而又更准确的一种文学观念，即历史主义观念。盛行于19世纪的西方的历史主义观念，虽然是个宽泛概念，然而其核心即在于将文学与外部原因，如时代、种族、社会等紧密关联起来并对比关照。而由于其传入的时代（20世纪初）对于思想发展的需要、以及其与进化论的糅合传播，历史主义观念对中国此后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在此同时，历史主义观念的传入、沿袭与作用，并不是单一的原因。仍然从西方理论引入的角度看，在对整个西方文学的研究中，对其历史悠久的“摹仿”论传统的接受，必然也对此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无疑是与历史主义观念纠合在一起的，在此不多赘言。而从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来说，必须要提及的是“文以载道”的传统观点的深远影响。文以载道，体现的就是强调社会性、功能性的文学观。而又因为“道”的模糊性与可写性，在历史沿革中，这种观点不停地被革新，也不断地被沿袭。到了作为新文学开端的五四时期，“文以载道”作为一种旧思想受到排斥，然而与此同时兴起的将文学与种种社会思潮、救国思想联系起来的趋势，却恰恰变式地沿袭了“载道”的传统。至此，“载道”便于传入的西方文论一起，对中国以后的文学研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本文所提及的外部研究兴盛、热切追求文学的“真实”，即是其中一个显著的结果。

2.在吉林大学老一辈学者的早期研究

既然处于那样的时期与环境下，这种特色自然是并不难见得的。如刘柏青老先生的《鲁迅与日本新思潮派作家》一文。在对新思潮派作总括与介绍的时候，刘老先生并未太多地从日本古典到近代的文学发展、以及新时期文学吸纳革新来着手分析，而是更多地以社会条件为着眼点，也即是采取了以外部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强调“这样的事实，决定了明治文学的面貌”，因而“它缺少那种强烈的反封建的精神，也缺少积极的浪漫主义的风采”。而在论述“同鲁迅有了文字之交”的芥川龙之介时，也多从其小说的叙事内容出发，与其生平、所处年代、环境相联系，并作出了非常富于社会道德意味的结论：“作为一个人生的战士，他是失败了，而他的文学也就成了‘失败的文学’。”在此同时，我们应该指出，刘老先生的论文里也有着丰富的文学内部研究的成果，是不应该被刻意无视的，比如在论证芥川与鲁迅的历史小说时，更多地是从文学趣味、小说文体的演变着眼的。然而此处关注的是，外部研究如何成为中心，并且左右着文学评价的最终定论。而且，刘老先生的此文绝非孤例。那一年代的吉大学者们的研究，作为全国主流研究的一个局部，显现出对外部研究的偏重，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对文学“真实”的追求。再如刘柏青教授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金训敏教授的《论鲁迅的“拿来主义”》、刘中树教授的《漫谈老舍的创作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等皆对此有所体现。而在思想解放文坛革新的历程中，这种传统虽然依旧有其强力的影响，却无法不受到强烈的冲击。正如冯友兰《新理学》中提出的“照着说”、“接着说”，乃至于“对着说”，在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之时，如何面对偏重外部研究、“真实”追求的传统，如何在此上做到吸收与超越，又一次成为了学者研究中无可避免的问题。那么，传统的重外部研究的方式从一种绝对主流变为相对主流，并且带上了“旧”的文化标签以后，学术界是如何继续研究、发展的呢？作为作者对于文本的自我把握的直观表现，题目中的要素开始丰富了起来，并且明显地形成了一种更“复杂”的标题构造———即形成了一种更专属于“文学”的标题形式，其中文学作为主体与许多新的美学、文艺学、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如张福贵、马丽玲《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张资平小说主题论之二》，张丛皞的《“大团圆”与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变迁》等等。从文本来看，在新时期的学者研究中，超越旧传统的努力是不难寻见的。一方面，从接继的角度来说，旧的通过外部研究拓宽文学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更大的主题的探究被延续下来，文学获得独立性前提下，被置于一种大视野之中进行分析。如张丛皞、韩文淑的《诗意难寻的生命寓言———重读<憩园>》,在对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中，延续了作品的外部研究的传统。然而这里应该注意，外部研究已经不再处于中心地位，而是在文学作品内部分析的延伸中得以被提及。这是与以往“从外而内”的外部研究绝不相同的，文学的自主性得到了更大的关注。但仍有一种延续的趋向，即对文学“外部意义”的追求。简而言之，是对文学意义的延伸。如张福贵、马丽玲的《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张资平小说主题论之二》，即是从文本分析着手，进而延伸到外部，提出一个广阔的生命主题。这种研究方式与旧传统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它继承了旧传统，体现了旧传统的在“真实”以外的追求，即文学的广义性，以及对“意义”的追求。而如今，这当中的“意义”在社会性与功能性上已经变得不再单一，体现出了一种非文学性和拓展性。另一方面，它并不使文学在延伸的意义中成为附庸，也不在拓展性的追求中因为“真实”与“公用”而使文学成为工具。

3.这里依然显示出传统的强大影响

无论是历史主义观念还是文以载道，都在这种文学拓展性的追求中体现出来。文学的主体性与文学的非文学性追求，在这里依然小心地并行着。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在于对外部研究的反思与直接的摆脱。旧的传统被视为文学研究的异质与偏向，被有意地搁置起来。这与第一种趋势是不一样的。文学研究在文本中展开，对于作者与读者的方方面面的探讨为文本的分析所规定。如张福贵、白玮的《破坏与发现：现代汉语诗歌语言意识的觉醒及其实验》就将关注的焦点放置在文学内部的诗歌语言上，并且声明：“这种语言观转型的根本和内在原因，自然来自于诗歌创作本身，因为不断解除众多来自社会意识形态的外在清规戒律之后，创作本身的问题则依然存在甚至因而进一步凸现出来：我们已没有理由再埋怨‘他者’的制约，我们只能直面诗歌‘自身’。”有趣的是，研究者自身的处境，与这里被探讨的创作者的处境恰恰有很相近之处。传统不再依靠文学以外的影响力束缚文学研究，然而也不再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个简单的评价体系，此时文学研究的走向是需要关注的。如何处理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关系，依然是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综上所言，在文学的外部研究与“真实”诉求的传统在新时期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文学研究也以不同的形式追求着对旧传统的超越，以及在文学自主性的注重中对于文学的重新认识与作品的重新解读。无论是承继旧传统，试图阐发文学更广阔的意义；还是专注于文学内部，弥补传统之下文学研究的偏颇不足之处，都是值得关注的。而在传统中单一的评价体系变得多元之后，如何确定文学研究的价值，吸纳更多的新生研究的领域与方式，更将是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需要指出的是，在此同时，文学的外部研究与“真实”诉求，并不应该被否定被弃绝，如何对待这个传统，是值得深思的。

作者：方定曦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