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生存意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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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生存意识个体生存身份变迁

[论文摘要]生存意识是日本电影涉及的重要主题，也是日本民族特有的文化表征。无论从自然环境，还是战后社会环境来看，生存意识都让日本人无法回避。日本电影导演今村昌平创作历程自二战后始，其作品对个体的生存状态和国族的身份变迁的探讨，亦构成对“生存意识”明确而深入的影像表达。

生存是日本文化中经常探讨的主题，有其特定的文化原因。每个民族的文化与其所在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日本文化也不能例外。“日本人和所有其他民族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所生活的土地塑造而成的。”日本是个孤悬海外的岛国，山多地少、人口众多、资源匮乏，而且地震、台风、火山喷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时刻威胁到日本人的生存。日本人在自我审视的过程中也承认自然环境是建构民族性格的内在力量的合理性，“我们在风土中观察自己，在了解自我的过程中使我们自己得以自由形成。”艰难的自然环境使得日本人产生强烈的生存意识。

战后日本社会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社会经济濒临崩溃，国民迫切要求扭转经济被动局面：另一方面，战败的屈辱导致民族自尊的缺失，战后日本附庸美国实现经济崛起，却付出民族主体性丧失的代价。因此，日本在国际舞台深陷身份认同的危机，经济繁荣使日本回归政治大国愿望更为强烈，也是基于战后日本作为民族主权国家关于政治空间的“生存”意识的诉求。北野武承认：“日本大约自战后以来，生存成为最主要的目标。”日本导演今村昌平本人经历战后日本国民精神的灰色状态，生存意识也是其电影创作中思考与表达的主题。

一、个体的生存

日本恶劣严酷的自然环境使日本人的生存时时刻刻遭受威胁，日本人的内心的不安定感是根深蒂固的，日本人无论勤奋劳作还是对外扩张都是来源于内心的那份安全感的缺失。因此，日本人高度重视自己的生存问题，生存意识也在日本文化当中占有重要地位。今村昌平体现生存意识的电影文本多集中在三类首先，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人类面临如何生存繁衍所遭遇的种种困境与抉择，如《诸神的欲望》、《楢山节考》等片，前者深入至南方群岛的原始土著民，用纪录的手法对日本人生存的原始性进行历史追溯，其中的群交与屠杀场面，一如日本现代社会，生存残酷但却真实：后者则虚构了遥远山村的古老村规，到了年纪的老人将要被丢弃在楢山，阿玲婆让儿子背自己上山坦然受死，导演“试图用一种非同寻常的视点，来观察那些生活在地狱般恶劣环境中的人们的人性”。严酷自然环境的电影关乎日本古老传统的命题，其他日本导演也有类似主题的作品，如新藤兼人的《裸岛》讲述的就是“严酷土地上顽强生存的人们”那种强烈的生存意识。

其次，在战后恶劣的社会环境下，渺小的个体如何挣扎求生的本能在今村昌平电影中也有反映，如《哥哥》、《日本昆虫记》、《猪与军舰》、《红色杀机》等等，这些电影文本或者描述煤矿倒闭后，底层民众如何自强度过艰难岁月，或者刻画战后本土被美国占领时，日本底层民众崇美媚外、丧尽民族尊严的社会心态，凸现了自我审视和批判的力度：或是描述女性面临社会、家庭双重压迫的生存状态，阐发了那种无论发生什么都要顽强并愉快地生活下去的生命力量，个体身上这种固执而且蓬勃的活力无疑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力量所在。

最后，今村昌平电影文本也涉及到遭遇精神危机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如《鳗鱼》、《赤桥下的暖流》，他们或是由于遭遇妻子背叛愤而杀妻入狱《鳗鱼》中的山下)，或是因为事业和家庭双重失败远离现代都市(《赤桥下的暖流》中的阳介)，他们都是现代社会的放逐者，在日益物质、异化、冷漠和疏离的现代社会中无所适从，导演为他们设置了静谧、优美、世外桃源般的小渔村，他们一无例外地都获得了美丽女性的垂青和救赎，他们的身上寄托了今村昌平导演对现代人孤独、焦虑和冲突的内心世界的现世关怀。

二、身份的变迁

生存意识不只是个体与自然的搏斗，同时也是日本战后以国族的身份寻求认同的重要动力。日本的战后史就一直同美国纠缠在一起。目本投降后本土被美国托管，无论政治、外交、经济上均不能摆脱对美国的依附关系，民族自尊受到了沉重的挫伤和打击。及至美国对日本民主观念的灌输、社会经济的扶持，社会上弥漫的是依靠美国实现重新崛起的“崇美”心态，日本彻底地沦为美国的“附庸”。正像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认为的“日本文化就是耻辱感的文化”，对于依附美国日本人内心深以为耻。一些有识之士指出，这种“殖民到难民”的现象将导致“物质至上主义所带来的文化层面上国民精神无脊梁化”，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造成了日本的“特需”景气，给予苦干重建的日本一个战后复兴的巨大转机。外需带动了内需，日本经济开始复苏。今村昌平拍摄《猪与军舰》的1960年正好是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修改年，在这个特殊时间创作这样题材的电影文本也意味着：渡过艰难的恢复期后，日本人开始从民族主义立场反思日美关系。今村昌平将镜头对准了六十年代美国驻日的横须贺海军基地周围的底层社会，春子被美国大兵轮奸的段落让影像的能指明确无疑，画面隐喻的是日本独立的民族精神遭到了强势美国的强奸和羞辱。耀武扬威的美国军舰和“像猪一样生活的人们”使人痛感“日本人将国民魂出卖给了美国，精神上成了它的属国”，从而“丧失了民族自立心和主体性”。

越战的长期化使得日本经济得以腾飞。六、七十年代，日本在军事、政治和外交上虽然从属于美国，但在经济上依赖美国实现了“经济大国”的梦想。然而，在国际社会日本仍未改变“弃儿”的身份：而国内由于经济增长过快，人们的消费意识还未跟上，“一种对于社会的失望感和国际政治地位低落所带来的怅然情绪长期积蓄无处宣泄，怀疑历史，否认历史的想法开始在学界暗萌。”此时的今村昌平也困惑于创作的主体意识，《人间蒸发》中对真实性的质疑也是这种复杂情绪的流露，而在《诸神的欲望》中，今村昌平远赴南方诸岛以原始土著为关注对象，也是源自对现实问题的逃避。此时，新浪潮的勃兴也反映了日本电影的青年导演们寻求身份认同的迫切以及对被压抑的狂躁青春的宣泄，与当时日本社会的“迷茫”心态不无关系。

“二战刚结束时，日本的经济规模仅为美国的十二分之一，到20世纪80年代，发展为美国的二分之一。”经济地位的崛起，让日本产生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同的愿望，日本对于长期依附的美国产生离心倾向，美国学者分析日本国民的反美心理时曾指出：“没有任何强国能容忍自己的社会和经济生命被掌握在另一个国家手里”，日本也开始呼唤民族主体性的回归。在国际上，日本在政治上放低姿态，开始扮演二战的受害者形象，力求争取同情，获得政治身份的认同。黑泽明的《八月狂想曲》、《梦》，小栗康平的《泥之河》，今村昌平的《黑雨》，…等等电影，也为此推波助澜。今村昌平电影的民族主体意识也开始显露，《乱世浮生》就是复古到江户时代，美国人的形象在电影中被作为外来人来塑造，被视为引发封闭的日本社会时代变动的外因，不涉及权力关系的范畴。此后的《鳗鱼》、《赤桥下的暖流》也转而关注现代日本人的内心世界，体现了鲜明的自我＼主体意识。这无疑是今村昌平对日本民族在经济发展与国际交往中，走出“迷茫”的社会心态，确立自我身份的影像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