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数字技术语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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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技术介入电影制作给电影形态带来变化，并对经典电影美学造成冲击，中国电影理论界作出重构电影美学的尝试。但对于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来说，在技术语境中，并非只有推倒经典电影理论大厦、重构电影美学一条路可走，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历史资源也是一个选择。
数字技术给电影带来的变化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电影批评家安德烈·巴赞对于电影的种种认识曾经广泛地影响了当时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界的学者们。在这部被认为是经典电影理论书籍的论文集中。安德烈·巴赞把电影的发生学起点归结到了人类自远古就有的一种与时间相抗衡的基本心理要求，即木乃伊情结。
广泛影响了当时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界的学者们是由这个起点衍生出来的“真实电影”美学。根据电影的发生学的起点，巴赞认为电影要做到表现对象的真实、时间空间的真实和叙事结构的真实。以达到对现实世界的完整再现。然而。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巴赞的理论再一次成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界的学者们关注的对象。只不过这一次学者们更多的是对它整个体系的质疑。这一切都是因为数字技术的介入。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数字技术对电影的介入，电影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界开始关注起数字技术的问题。从最开始对运用了数字技术的电影的评论，到对数字技术的详细介绍。关于数字技术的一切成为世纪之交的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界的热点话题。随着对电影中的数字技术逐步了解，人们开始对巴赞的美学体系提出了质疑。
什么是数字技术?它对电影有什么样的影响?它对经典电影理论造成了什么样的冲击?在“技术语境”中重构中国电影美学是否可能?尤其是后两个问题，批评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做出了不同的反应。由于这些问题和数字语境中重构中国电影美学有关，所以它们也格外引人注目。
好莱坞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在1968年拍摄影片《2001：漫游太空》的过程中运用电脑成像技术的时候，他恐怕没有想到这项新技术在若干年后竟然开辟了电影的一个新时代。在这部影片中，库布里克首次运用电脑成像技术生成电影画面，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数字技术”。虽然这样一项新技术给这部影片的画面带来了近乎真实的感觉，但由于花费不菲。很长一段时间这项技术在当时不景气的好莱坞没有得到广泛运用。1977年，科幻电影《星球大战》因导演卢卡斯对数字技术出色的运用，这部电影在当年大获成功。于是，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驱动和渐趋成熟的技术支持下，好莱坞纷纷把目光投向数字技术，在二十世纪80年代一批数字技术参与影像合成的影片纷纷面世。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影片在票房上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巨大的经济损失使好莱坞几年不敢涉足数字技术领域。直到90年代，数字技术才在好莱坞电影业中开始广泛应用。《侏罗纪公园》、《阿甘正传》、《黑客帝国》、《哈利波特》这些广为人知的好莱坞影片都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而其中数字技术功不可没。
应当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数字技术在电影中的大量应用，给好莱坞电影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但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一些好莱坞电影在叙事方面的弱化。好莱坞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类型片的叙述方式，甚至是一种模式。这种叙述方式后来逐渐成为主流影片的叙事原则，即经典好莱坞主要是以故事作为吸引观众的手段的。数字技术介入电影制作后，这一原则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故事及其明晰的叙述从影片创作的中心开始向边缘退位，以新奇的故事和曲折的情节来吸引观众的好莱坞转向以画面、音效来吸引、打动观众。
质疑经典电影美学
数字技术对世界电影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国产电影也开始尝试运用数字技术。《紧急迫降》、《冲天飞豹》、《刘天华》、《惊涛骇浪》等片中都可以见到数字合成的影像。
随着运用了数字技术的影片在中国不断出现，研究者们也开始关注起这一新动向。在相关研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篇论文是《数字化电影的宠儿——灾难片的美学及相关问题》，在这篇文章中，研究者描述了“数字虚拟影像生成技术在电影中的运用，使一个老旧的经典类型——灾难片出现了新的创作热潮和形态”的现象，并探讨了“从理论上如何对这一片种重新进行界定，从美学上如何对这一片种给予说明”等方面的问题。实际上，随着数字技术在电影中的大量应用，世界电影与中国电影在形态上发生的各种变化已经越来越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而这次研究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把关注的重心由电影形态方面的变化转移到高科技介入电影对电影美学的冲击的层面上。而实际的情况是，关于高科技对经典电影理论的影响已逐渐成为中国电影批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研究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把问题的焦点指向了经典电影理论——尤其由巴赞构建起来的真实电影美学：“数字虚拟影像生成技术在电影中的广泛运用将巴赞的‘摄影影像的本体论’砸得粉碎。”
显然，在研究者看来。由于数字技术在电影中的广泛应用，以及虚拟影像生成技术的大量出现，经典电影理论的大厦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甚至“导致了巴赞的影像本体论理论的解体”。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数字技术下的虚拟影像使经典电影理论的基石——它的本体论——发生了动摇。
到了数字技术在电影中大行其道的年代，到了“追求技术的魔力(超越前面影片效果的努力)似乎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目标、一种运用新技术创造叙事影像效果的偏见”的时候，巴赞的摄影影像本体论却恰恰成为批评者们质疑的对象。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研究者的这番话或许能够解答：“问题显然出在电影影像生成技术的突破上。……，用数字技术虚拟出来的影像，……，如果没有‘人介入’，它们将是不可思议的。”
可以看出，面对着这样的变化，研究者对于摄影影像本体论的再度审视却同样使巴赞电影美学大厦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在研究者看来，“传统电影艺术理论正在经历自它诞生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全方位的颠覆。这并不意味着电影美学的坍塌与覆灭，相反，这正预示着理论的创新和重建。”接下来，电影理论批评工作者们要做的，就是重构“数字技术语境中”的中国电影美学了。
重构电影美学
随着运用数字技术比较成功的电影在国内逐步得到人们的认可，电影理论批评界的研究者们也已经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向人们靠近，他们除了讨论如何运用数字技术改变中国的电影状况外，还对经典电影理论进行反思。从这个时候，人们对巴赞的经典电影美学的质疑逐步深入，而重建电影美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语境中。《乌托邦之后：电影美学在今天》文对重构高科技时代的电影美学进行了初步尝试。不过，研究者在文章中也只是为重构电影美学提出了一个大致性的方向，本意是希望“在电影实践十分活跃的今天，在技术语境中，中国电影美学找寻到同属于学科自身和这个伟大年代的光荣”。
《“现代”电影：作为被体验的真实》是重构电影美学的另外一次尝试，这一次尝试虽然只是从“真实”这一维出发，但是它显然要比《乌托邦之后：电影美学在今天》所作的尝试要走得更远。研究者的这一次尝试是从人们重视不够“真实感觉”开始的。这次尝试提出的一个最大胆的观点就是把行将崩溃的巴赞电影美学的“真实”这一基轴，置换为技术语境中的“真实体验”。文章一开始就论证了巴赞的“真实电影”美学对二战后电影的重要影响，其中有一个的例子就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泰坦尼克号》等一系列影片仍然一致性地表现出了人们对真实的极端追求。虽然像很多人意识到的那样，巴赞的“真实电影”美学受到了数字技术的挑战，但是在这篇文章看来，正是数字技术的出现使银幕上的画面更加真实，只不过在这里真实的基轴置被换了。研究者进一步把“体验的真实”分成了超真实和数字化真实等若干个层次。由此，文章建立了一套“视觉文化时代的强度美学”，而“1/24影像——强度美学的语义单位”：“从象征到象形的电影语言——强度美学的生理一心理学基础”是这一套美学的组成部分。在最后，文章确立了“快感原则”、“戏剧化原则”“、奇观化原则”等现代电影的美学原则。至此，一套数字技术语境中的电影美学体系已初具规模。
所有这些在数字技术中重建电影美学的尝试，它们从质疑巴赞经典电影美学的本体论着手，到改造巴赞的“真实美学”结束，都和西方的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可以看出，这些尝试又都与中国当下的电影状况有着一定的关系，并试图通过这样的批评实践能为中国的电影理论作出一些贡献。研究者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能够对中国电影有所帮助，能够“在电影实践十分活跃的今天，在数字技术语境中”，为“中国电影美学找寻到同属于学科自身和这个伟大年代的光荣”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这样的一些尝试。或是由于迷恋于某些概念而陷入了一种近乎诡辩的境地，或是由于构建体系的急切而立论缺乏周密，能够对中国电影实践、中国电影理论起到的作用实在有限。以至于有人对于这些尝试评价道：“这是一种电影研究方式的倒退。这些作者往往过了一把第二次发现相对论或者二次发现进化论的瘾。如果我们了解西方电影研究的发展脉络，就知道电影的特性是经典电影理论已经解决的问题，高科技、数字虚拟仿真技术引入电影制作并不能改写电影的性质。这些论者为了标新立异不约而同地只把巴赞作为标榜，只字不提表现主义电影美学传统。”对于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来说，在技术语境中。并非只有推倒经典电影理论大厦、重构电影美学一条路可走。或许，中国电影批评理论所需要的也恰好是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现实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