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体制变革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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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末，中国广播电视界出现了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现象，这就是体制改革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从社会群众到业内编辑记者，从中央电视台到县级电视台，当前最热烈、最火爆的话题就是体制改革的问题。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本世纪末最热门的话题、新世纪初中国电视的曙光。”

一、传统电视体制的成因与弊端

中国目前的电视体制起源于80年代初确立的四级办电视的构架。一级政府一级电视台，因而中国有了3000来家电视台，比欧美12个发达国家电视台的总量还要多500多座。这种体制在当时情况下出现，应该说有它产生的合理性、存在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

1.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没有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多数社会资源都是归当地政府直接配置、开发和管理。作为无所不包的政府，必须要考虑对一个地方所有的生产资源和文化资源进行综合的、系统的开发。剧团、文化馆、电影院都由政府直接办，电视频道资源的开发当然也是每一级政府的责任。由于政府的职能无所不包、无所不及，街坊邻居骂架都要由政府解决，政府利用电视的手段宣传、组织、动员群众，同时也利用电视树立领导者权威、公信的形象，过去地方领导人常频频发表电视讲话，其原因也概由于此。

2.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电视由各级政府来办顺理成章。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电视传输只有微波，尚未使用光纤传输，更谈不上卫星传输。为把中央和省的第一套节目传送到全国各地，耗费了巨额的资金仍不甚理想，向上送稿也极其不方便。报纸受居住条件和交通状况的限制至今也不能到达千家万户，且大批的文盲、半文盲也无法接受文字传播的影响。地方的宣传又怎么办？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地党委政府的宣传工作、群众的娱乐生活和对资讯的需求就成了当地政府的责任，四级办电视也就顺理成章了。

3.行业管理部门管理思想的滞后，对电视这种现代传媒的技术发展趋势和发展速度缺乏预见，对现代技术的管理缺乏经验，机械仿效当时历史条件下物质生产门类的组织方式。如农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商业的柜组承包制，片面强调划小核算单位，以竞争促发展；加之部分地方行政主管部门与最先存在的（无线）电视台关系不顺，不便控制，因此越小型、分散越便于驾驭和管理；也有极个别地方考虑到行政主管部门的利益，“重视”就是行政权力对事业职能的完全包容、取代等因素，于是出现了（省一级）正局级的局长兼正处级的有线电视台台长、副局级的副局长兼副级的电视台台长的状况。于是一级政府繁衍出了一群电视台。

4.八十年代以前，中国不到10个电视台，电视事业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1983年3月到4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政策，动员各级政府的力量，调动各方的积极因素，促进广电事业的发展，在事业的起步之初无疑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用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历史问题，应当说现在的四级办电视的体制是当时社会的体制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必然结果。到了今天，科技飞速发展、民众素质提高、市场逐步发育，政府简政放权，整个社会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那么，在现在条件下，电视体制已远远不能适应传播需求和事业发展的新形势，弊端愈来愈突出：

1.小型分散。中国的电视正在重复20年前中国工业小型、分散的老路。在这样的体制条件下中国的电视台谁也大不了，谁也没有办法提高它的生产力水平。从普遍的情况来看，省级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的日子好过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的个别地（市）级电视台日子好过一些，而大量的地、县电视台甚至西部的部分省级电视台基本上没法正常维持生存。加之相互封闭与市场割据，大多处于一种自给自不足的状态，没有能力自己制作象样的电视节目，也没有多少资金购买节目，所以个别电视台廉价购进的播出带比大街上录像厅播的带子质量还要差，盗版现象也屡禁不止。没有办法，电视台一年收入几万元、几十万元，怎么维持它的生存？一个电视台，麻雀虽小，肝胆俱全，重重叠叠的管理机构消耗着有限的投入，而节目生产却拼命求“全”，这实际上在自杀着有限的一丝生息。而中国的电视节目除观众喜爱的电视剧外，基本上处于一种自制自播的状态。因此，事实上，除了中央电视台能够维持它节目的自制自播外，绝大多数的省（市）级电视台自制自播的节目都存在着巨大的亏损。按中等经济水平电视台的价位测算，一分钟电视剧的成本约5000元，一分钟新闻的成本约1000元。如果自己生产节目仅自己播，电视剧每集45分钟，成本约20万元，每20分钟一档新闻成本2万元，按这些地区黄金时段广告价的7折计算，应分别带广告14分钟和3分钟，若加上税收、上缴和管理费用约占广告总收入的40%，则需带广告22分钟和5分钟才能回收成本，若这些节目在非黄金时段播出，则需带广告70分钟和15分钟，因为电视台不能只是黄金时段才制作和播出节目。为什么大家都在亏损，而电视台的小日子却过得“红红火火”呢？原因有两个：一是电视台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本核算，没有投入、产出的概念，没有成本核算就看不出自己的亏损，而只有赤字。这样的管理状态，加政事合一（区县）、事企合一（省级）的体制，能有一些收入自然先满足非生产性开支。二是垄断性资源占有的收入掩盖了节目制作的亏损。拥有政府特配的频道资源，只要电视台所在地有消费市场。尽播广告也会有收入。我估计，如果严格要求节目的制作与播出质量，并实行严格意义上的成本核算，全国3000来家电视台有利润的将达不到10%。

2.资源浪费。一级政府一群电视台，在省会城市，至少有四家（多的达到10多家）以上的电视台在竞争，形成了复杂而拥挤的格局。几乎所有的台又都有一种心态，把自己的频道办成综合频道，作为电视台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所有的节目都要作，所有的节目都要播，都用抢夺同一资源维持虚假的繁荣。因此出现了许多奇怪的现象：一是多台一面，一个电视台一个综合频道，全国上千个综合频道，全是什么节目都做，什么节目都播，都成了封建经济条件下的农户，自己种菜、养鸡、植麻、栽棉、织布、榨油、舂米、酿酒，如何提高节目质量和专业管理水平？二是多台一腔。一个普普通通的会议、寻寻常常的活动，多家电视台蜂拥而至。常常一个地方多家电视台以同样的形态在同一时间播出同一个题材。三是多台一戏。全国几十家电视台在同一时间播同一部电视剧的事屡见不鲜。最令人反感的不仅于此，每年几千台春节晚会耗费好几个亿，中看的有几台？这也是我们的春节晚会年年让观众燃起希望、年年让观众失望的原因之一，因为没有能力整合资源。四是多台竞奢。资源的浪费还表现在大量的投资被用于非生产性的设施，各级都建什么中心，省级的几个亿，地级的几千万，县级的几百万，多数都是豪华气派的办公楼，生产性的设施有多少？这实际是一种恶劣的攀比风。“外树形象”固然不错，但拖着大量的债务来树这个形象恐怕就要考虑其动机了；但“内强素质”呢？是不是楼房建得铺张奢侈素质就高了？如果把这大量的非生产性投资用于补充严重紧缺的节目生产又是什么状况？大家有目共睹凤凰台100多人挤在一层楼房，两套节目照样做，收视率照样高。在设备购置上同样如此，有钱的台大量重复购置，使用率却极低，无线台的设备却严重缺乏，节目制作始终上不了档次。电视的高档设备价格极其昂贵，闲置不用折旧和资金利息照样发生，这样的资源浪费确实让人痛心。

3.管理混乱。这样一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水平必然是小农经济的管理方式，目前一般电视台的管理可以说基本上是原始的、粗放的。相当部分电视台内部没有现代管理必需的科学的专业分工，内设机构、节目设置以及各部门内部职能配置都是小而全的模式，既无法实现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又不利于专业制作水平的提高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同时，普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本核算，不讲求电视资本的计划投入、准确投入、有效投入和投入回收，多数仍采用收、支流水帐方式记帐，电视资本的使用还处于主观、随意状态，存在严重的浪费。加之，产品质量检评仍是沿用经验标准和相对标准，没有科学的、系统的质量评鉴体系，缺乏客观的、理性的、量化的因素，或质量评鉴与投入、与个人收入不相关，使产品质量没有明确、具体的价值取向和指导标准。并且，由于以上诸种因素，在电视行业，按劳分配机制并未形成，谈不上多劳多得，更谈不上优劳多得，从总体上看，是靠资源垄断性占有维系着行业的相对高收入，至于是分配的利润还是分配的成本，谁也说不清楚；具体到人头，仍是事实上的大锅饭，至于内部的相对差距，基本上仍然是靠相对的资历或资源优势（制作重点节目和黄金时段节目）形成的。或许可以片面地说：电视行业是全国各行业中管理相对落后和混乱的。

4.恶性竞争。由于僧多粥少，市场小，生产和播出的单位太多，对有限资源的恶性竞争就表现得十分突出。比如广告客户对广告的投放，是按照特定经济区域的产品销售量来进行的，相对于一个区域，既不会因为台多而增加投放，也不会因为折扣高而减少投资，一个区域多个台的自相残杀却把广告折扣全部杀乱了。还有疯抢电视剧，国产电视剧数量不少，但精品不多，特别是今年海外电视剧有限进入黄金时段以后，国产剧就更加宝贵，大家都来疯抢。前年一个中等价位的省级电视台购进电视剧约花费1500万，今年猛升到3000万左右。电视剧也由卖成片，到卖样片、到卖片花、到卖剧名、卖演员名单。相反，电视的对外宣传却形不成合力，因为谁也长不大。中央电视台去年的广告收入近60个亿，在国内排名第一，但在世界电视百强中仅列51位。在当年的世界电视百强统计中，排在前9名的有5个都是美国台，第一名是时代华纳，收入13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000多亿元，相当于中国全部电视台总收入的7倍，相当中央电视台的20多倍。在国外基本上看不到中国的电视，令国人感到深深的失落，令电视人感到莫大的耻辱。

人民群众对这种多家电视台的低水平重复早已不满意，反感这种千台一腔、百台一面和“克隆”、“追风”的现象，他们需要更丰富的资讯；对电视节目特别是电视剧的粗劣、媚俗的现象也十分反感，渴望现实生活题材的、反映社会主流文化的电视剧。1997年，北京的一家研究机构对240所中学进行了调查，在获取资讯的渠道这个问题上，60%以上的学生都回答是电视，仅有7.3%回答是学校。中国拥有电视机的家庭90%以上是陪伴电视节目度过夜晚的。中国的电视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的主空间，已成了影响青少年成长的文化主环境，这赋予了电视人沉重的历史责任。况且，电视台的增多，使受众的选择性大大增强，完全不同于原来的微波传输时代，一个城市40多个频道使观众调台的停留时间已下降到了3-7秒。不少观众是边看边找、边找边看，边骂边看、边看边骂。中国电视的现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二、当前电视发展的突围与趋势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对电视媒体功能认识的深化，电视业已经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为彻底的、革命化的体制变革奏响了序曲。我把这正在和将要发生的变化概括为十大趋势：

1.传输方式由单一型向立体型转变。

光纤技术的使用催生了有线电视台，带来同一区域电视内部的竞争。卫星传播技术的使用将跨区域竞争推向白热化，电视空中大战硝烟弥漫。网络多功能开发又带来了跨行业的竞争及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抢滩英特网使电视传播突破时空限制而进入国际竞争。立体传播、交叉覆盖的格局已经形成。技术进步暴露了传统观念和体制的弊端，提出观念和生产关系变革的需求，也让电视人的思维关注开始从痴迷的内耗与自恋中解脱出来。

2.资源配置由分散型向集约型转变。

一些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小型分散的资源配置带来的恶果，部分电视台在内部资源配置上开始了专业化分工和集约化整合，力图打破了小而全的格局。海南、深圳、福建、山东等地，在区域内电视机构设置上，率先走出了集约化的路子。区域间的电视协作体用各自优势联合制作节目实际上也是出自对电视资源集约化的需求。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1999)82号文件更明确提出了电视资源集约化整合的关键性措施。这对在迷茫中苦苦挣扎的中国电视人不啻为一声报春的惊雷。

3.频道定位由综合型向专业型转变。

随着电视资源集约化整合，毫无疑问，把综合频道的定位作为电视台身份与地位象征的时代已经过去；作为地方电视台，谁固守综合频道的面子，谁就将失去发展的真理。其实中央电视台的第2至第9套节目早就有了专业分工的趋向，执迷不悟的地方电视台近两年开始有了对频道包装到节目形态的风格特色的追求。遗憾的是，各地卫视频道、有线一套及事实上独立运行的无线频道尚“犹抱琵琶半遮面”，谁也不愿理直气壮地发出“我是专业频道”的黄钟之声。不过，历史的规律不可阻挡，谁在这个问题沉默，谁就将失去生存权。

4.电视受众由集群化向分众化转变。

据央视调查，83.7%的观众收视具有指向性。所有的人同时收看一套节目，那是在文化生活极其贫乏、且只能收到一套节目的年代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卫星转播技术与洪水般泛滥的电视台给受众提供了主动选择的可能性；受众素质的个体差异决定了收视选择的必要性。收视的分众化趋势便如此蓬蓬勃勃蔓延开来，如此提出的尖锐问题便是电视节目的对象化。电视节目制作人也就必须具备这样一种理念：不求一档节目抓住所有观众，但求始终抓住一批固定的观念。

5.生产方式由自给型向市场型转变。

自给自不足的生产方式无端耗费着资源、制造着亏损，也制约着生活的提高，进一步发展的需求热切呼唤着市场。电视剧首当其冲，率先带着计划经济的斑斑伤痕扑向了市场经济的大海；省级节目交流网也淡出了计划经济的脉脉温情，交流、交换而交易了；近年，《娱乐新干线》、《欢乐总动员》、《中国娱乐报道》等一大批节目运用了市场运作的方式。尽管节目市场的不规范让人忧虑，因为毕竟带着斑斑伤痕。然而我们坚定地相信：市场发育本身必然要求规范，电视节目市场规范之时便是电视产业结构调整到位之日。

6.节目形态由模式化向多样化转变。

多年不变的固定栏目设置、零散的版块结构、一本正经又居高临下的播报……中国电视节目单调、僵化的模式已让观众厌恶。我曾设了一个提问：谁为始作俑者？想不到这一问就问了四十年，因为四十年前中国办电视时就是这个样子。四十年了，中国的什么变化都是天翻地覆的，惟电视节目的形态面目依旧，岂非咄咄怪事？幸好，近些年来，娱乐节目、交友节目、谈话节目如异军突起，在电视屏幕上大红大紫起来；系列报道、深度报道、全景报道、评论节目、现场直播，使新闻节目从表面信息传播的窠臼中冲块而出；突破编排常态结构的重要信息的随时插播也渐渐露脸。节目形态多样化的格局已经出现。

7.传播方式由单向型向互动型转变。

中国的电视节目素来固守单向的孤独传播方式，以体现“宣传”之己任。随着观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民主需求与社会参与意识的增强，这种传统正逐渐被打破，互动型节目应运而生。90年代初期逐步兴起的互动节目，以演播室观众参与的交友、访谈为主要形式，时空受限、其参与面窄；90年代后期，声讯热线勃然兴起，其参与面虽广，但反馈显示滞后，观众仍觉得不过瘾；目前，以中国视协互动电视研究会牵头推行的互动电视系统，则具有同步反馈、显示的特征，它利用专门的终端和软件，综合借用声讯电话、有线网络、互联网络作为通达渠道，具有点播、评价、调查和游戏的四大功能，这个系统的启动，将使电视与观众的联系更加方便和直接，开创电视互动节目的新里程。

8.媒体功能由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

1996年同志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精辟地指出：“过去我们的传媒只讲宣传，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媒既要宣传，又要经营。”一石激起千层浪，长期忌言“经营”的中国电视人终于领悟到：电视传媒具有宣传与经济的双重功能、电视节目具有工具与商品的双重属性。当然，以宣传功能为主的节目是具有工具属性的，但精神工具明显不同于物质工具的是：物质工具使用价值的实现方式带有主观强制性，只要主观使用就能实现其价值；而精神工具使用价值的实现主要取决于被使用者是否接受，而这种争取被使用者接受的过程就是“经营”的过程，也就是“商品营销”的过程。通过经营，在实现其社会效益（收视率）的同时，也就实现了其经济效益（广告回报）。况且，还有大量的电视节目，如电视剧、电视直销、文艺及娱乐节目，本身就应当按照商品生产的规律来营运的。茅塞一开，天高地阔，90年代后期，中国电视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市场、关心收视率、研究包装、探索营销，经济管理的理念堂而皇之地在自命清高的电视“圣地”登堂入室了。

我要申明的是，我对“经营”的理解，是包含了对电视台离开电视本体从事所谓“三产业”的反对的，因为这涉及社会专业分工问题、涉及资本性质及营运方向的基本规律问题，更有党、政、军、警不准经商办企业的深刻启示。

9.广告经营由感性化向理性化转变。

过去谈到电视广告经营，常爱挂在嘴边的话是：跟着感觉走，跟着感情走。感情是电视广告人与客户的强力粘合剂。感情好就可以投放。感情加实力就一掷千金买断一年、一个时段。那个时候，电视广告人大都有着豪气冲天的酒胆、仰头牛饮的酒量，这种醉醺醺、甜滋滋的小日子过到90年代后期，才渐渐发现原来的“对手”都逐渐隐退了，起而代之的是一批理念先进、管理规范的公司，是气质儒雅、精明理性的大学生。于是从买收视率、到买收视率千人成本、再到买收视点，从洋洋洒洒的趸买到斤斤计较于时段。电视广告人终于清醒了、精灵了：从坐商到行商，走南闯北自我推销；从感性到理性，精打细算分析数据；从粗放到规范，靓装雅饰的装修形象。广告经营终于步上理性化轨道，向着法制化疾进。

至于收视率，着实让人欢喜让人忧。这涉及到随机抽样的逻辑证明力问题、手工记帐的真实可靠性问题，更涉及西方样本与中国国情的适应性问题。

10.社会属性由事业型向产业型转变。

以前，我们在理论上一直不愿意承认电视的产业属性。其实这个道理简单极了，根据经济学原理：一切有投入产出，按照社会劳动分工形成的事业都可以称之为产业。电视投入的资本是人的智力与劳力，是电磁波、制作及传输接收装置，产出的产品是图象、声音信息，称之产业似不为过。理论归理论，因为中国的电视理论研究本身就严重滞后或脱离了丰富生动的社会实践。中国的电视事业要发展，必须走产业化之路，并且目前正在出现产业化的可喜势头。我曾在《试说电视产业化经营》这篇文章中将电视产业化表述为“电视媒介的资源配置及生产方式的集约化、分工化、市场化进程。”如果这个表述能够成立，目前总局要求的集团化正是电视资源集约化的具体形式；如果前文表述的九个转变还真实，那说明中国电视已经向着产业化方向进步。

中国电视传统体制的弊端、人民群众的变革要求、电视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都有力地证明：中国电视体制改革的充要条件已经具备。行政与市场双向并轨的资源配置方式必将运用到电视领域，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必将蓬勃兴起，中国电视发展的新时期必将到来。对此，我们充满热切的期盼。

三、未来电视体制的变革与展望

今年七月，国家广电总局在甘肃召开了全国广电厅局长座谈会，会上，总局领导系统分析了中国电视面临的“内挤外压”的严峻形式，可谓振聋发聩。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电视体制集团化的要求，在不久前又下发了2000年284号文件，明确规定中国广播电视集团化的具体内容，基本精神是三句话：广播、电视、电影三位一体；无线、有线、教育三台合并；省级、地级、县级三级贯通。中国电视人无不情绪振奋、欢呼雀跃：我们由此看到了中国电视新世纪的曙光，看到了中国电视不远的辉煌！

从集团化起步，从整合生产资源入手，这无疑是高瞻远瞩的英明之举，是振兴中国电视的治本之道，从而具有历史性的战略意义，必将带来中国电视巨大和深刻的变化。要实现集团化的预期效果，应当正确理解总局要求的集团化的真正内涵：集团应当是由两个以上的法人实体组成，集团的组合应当以资产为纽带，集团应当是利益共同体，集团内部应实现高层次的专业分工，集团与内部法人实体之间以及法人实体之间应建立科学、合理的经济核算关系，集团的事业管理与资本运营职能应与政府的监督管理与执法职能分开，集团应当建立科学、高效的民主决策机制等等。绝不能简单归大堆，不能搞行政翻牌集团，不能在集团内部依然实行简单粗放、主观随意的管理。否则，集团的牌子挂起了，体制上的弊端则会更突出了。中国的电视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否能够披坚执锐、勇往直前，关键在于决策者的素质和胆魄。只要从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大局着眼，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唯一标准，严格地、一心一意而不是三心二意地按总局要求办，集团化所预期的变化完全可以实现。什么变化呢？从逻辑层面的推理可以展望。

1.频道的专业化。当集团化后，从电视的角度看，一个省（市）只有一个法人实体，生产资源实现了统一配置，区域内的恶性竞争将偃旗息鼓。因为过去的多家电视台如今是一家电视台了，谁也不会用十来个频道播出同一样的节目，去无益地浪费有限的频道资源。一段时间，可能会出于地方宣传的考虑保留卫星频道作为综合频道，而其余频道会很快调整为专业频道，如新闻、经济、文艺、体育、影视、娱乐等，以增强信息的传播量，满足收视者多种需求。到时我们的电视屏幕将一改低水平的单调、枯燥的重复而变得丰富和生动起来，节目质量亦会大大提高。也许同时或稍过一段时间，有远见，有胆识的卫星频道的创办者们，一定会力图摆脱全国卫星节目的“似曾相识”，从集团化后竞争更加激烈的“空中大战”中杀开一条血路，走上专业频道的路子。那么，全国范围的专业分工格局就会形成。

2.节目的对象化。频道专业分工实现的同时，受众分众化的态势将更加明显，这一态势也将受到电视人的更加关注，并成为电视节目定位的导向。那时，具体的节目将摆脱过多、过于沉重的全部社会使命的承载，事实上希望一个节目承载全面的社会使命的想法是幼稚的，但在小型分散、都以综合频道标榜自己地位与名分的体制条件下又不得不用全面承载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和权威性，其实结果是什么都承载不了。不求一个节目抓住所有的观众、但求一个节目抓住一批固定的观众，不求一个节目在理念上面面俱到、但求一个节目一点精彩，这必将成为电视人节目制作的价值取向。因此，研究受众结构、研究受众好恶、研究受众收视习惯会是节目创作者的必修课，各种对象性更强的节目将如雨后春笋，电视对受众的贴近性、亲和力会更增强，电视对受众的人文关怀也将成为时尚。

3.制作的社会化。当我们从过去低水平重复的恶性竞争的梦魔中苏醒的时候，一定会为曾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巨大资源浪费愧疚和惋惜；当我们步入专业化分工和对象性制作的轨道时，也一定会顿时感到制作力量的不足和节目的匮乏。这时，走向市场和借助市场的主观冲动自然产生，而区域间大量非竞争频道的存在又提供了广阔的客观市场空间。社会化制作便应运蓬勃而起：生产的节目既本台播出又向市场销售，同时从市场上购回自己需要的节目，由此组成专业频道的节目构架；以专业和对象性节目生产为特征的社会制作机构蓬勃发展，成为电视台的“台外军团”和重要的节目供应渠道；跨区域的台与台之间、台与社会制作机构之间的联合制作将成为重要的资本组合与运营方式。到那时，部分节目的制作（除新闻节目和重要社教节目）与播出的分离成为必然，节目制作的水平将大大提高。

4.竞争的有序化。前面多次谈到竞争，我并不是一味排斥和害怕竞争，相反，我认为相对竞争的存在是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这种竞争必须是合理、合法的。但在现行电视台“超生”无数、“食不果腹”的条件下，为着生存的竞争便不择手段，特别是作为政府执法主体的行业主管部门将自己的利益与竞争捆在一起的时候，监督者自然成为拥护监督的挡箭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也在所难免了。当随着生产关系的整合、竞争者都具备了竞争的条件后，自我行为规范意识将有所增强；当生产机构调整到国家可控范围后，政令的通达与执行水平将有所提高；特别当市场机制真正形成之后，法制必将进一步完善。那么，竞争将在公正的平台上展开，竞争的有序化将不再是梦想。

5.管理的规范化。行政的与市场的调控双向并轨同力，有序的社会环境必然对电视单位的内部管理产生巨大的压力，而电视单位内部适应社会需求的愿望也会成为规范内部管理的强大动力。实行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专业分工、讲究资本运营的效益会成为电视台的自发追求，诚如手工业的作坊生产向工业化的工厂生产过渡一样，必须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资源调配机制、成本调控机制、质量检测机制、市场预测机制、营销管理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与民主决策机制。粗放的、主观随意的小农经济管理模式将被科学、规范的、高效的现代化管理所取代。

……

以上都不是空想，这一天正以逼人的气势迫近。我们更乐观地展望，在以上的电视产业局面形成的三、五年内，跨区域的电视集团一定会产生，中国大地上一定会有几支实力雄厚的电视“航空母舰”，威武地巡弋在国际电视传媒的大海，顶台风、抗海啸而从容坚定。我们已看到了她伟岸挺拔的雄姿，我们将以百折不挠的努力去迎接这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