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范文精选

本文作者：赵阳作者单位：南京林业大学

古籍数字化对古代文学教学的有利影响

1减轻了对其他相关学科的依赖

古代文学是一门极具历史沉淀感的特殊学科，因为中国古代文史不分，以及古代文人、学者身份的含混，所以古代文学与历史学、文字学、哲学、文献学联系是极为紧密的。所以要真正走进古代文学，必须对这些相关学科也有所涉猎。比如学习汉代文学，必须对汉代的历史状况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这样才可能对代表文体、作家、作品的有同情的理解。对于当今90后的大学生而言，在古代文学课程的学习中，最难的无疑是文本的阅读，因为文本是由文字构成的，而古代的文字又涉及到语法、字义、读音、训诂、版本等等文献学及小学知识。古籍数字化的高度发展，将为学生减轻相对压力。目前智能化的古籍数字化处理，能够自动断句、翻译、标字音，学生通过使用这样的智能化系统，可以轻松的检索到字义，文意。以自动断句功能为例，目前很多研究者从多个角度实现了这一功能。有的提出基于前后n-gram模型的古汉语断句算法①，有的设计了特定条件下的随机场模型，以此模型来实现古文的断句②，2011年，国学网为广大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古籍断句测试平台③。有这么多可以利用的智能化处理手段，作为一般的学习者而言，他们的文本阅读难度会得到降低。同时，学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阅读文本本身，通过阅读，挖掘文学的发展轨迹，作家的创作思想以及作品的艺术特色。

2扩大了阅读的容量和视野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自古以来存世的各种古代文本约二、三十万种左右。一个人穷其一生也难见冰山一隅。古代文学课程所涉及到的文本作品是极其有限的。以较为普及的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为例，年代较早的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袁世硕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这个教材年代较早，所选作品也较经典。此后又有郁贤皓主编的六卷本和罗宗强、陈洪主编的四卷本，基本没有跳出袁世硕所框定的作品范畴，篇目基本大同小异。那么对于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这么小的阅读面是不足以承载对古代文学这个学科的学习的。所以如何提高阅读的容量和视野是一直以来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关键问题之一。而现在，这个问题由于科学技术的介入，迎刃而解。大量的古籍数字化成果的出现，使得阅读工作变得非常方便。学生可以足不出户，不用奔波于各大城市的图书馆，就能因为信息化资源共享时代的来临，而接触到海量的书籍，如果需要，甚至某种孤本、珍本都能进行完整的阅读。更重要的是，在古代文学学习的过程中，由于可读文本的丰富化，能够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当学生学习秦代文学时，由于秦代的文学作品留世较少，作品选一般只选李斯的《谏逐客书》一篇，再加上《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往往对秦代的文学的编排也是一带而过，刻意强调“秦世无文”的局面及原因，所以一直以来学生对秦代的文学发展状况了解甚肤浅和局限。那么数据库的存在，可以帮助学生解决这样的困扰。学生可以阅读到完整的《吕氏春秋》、秦代的石刻文，以及流传下来的民间歌谣，让学生更广泛的阅读了解到秦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不可忽略的一个环节，是春秋战国时期到两汉时期的一个重要过渡时期。

中国古代文学在教学中仍旧采用的是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及教学理念，从而不能够与时代特征相接轨，不符合现代文化建设的要求以及目标。虽然说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但同时也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而我国传统文化就是我国人民的精神食粮，古代文学更是传统文化中的奇葩。因而，对现在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进行重新的审视与解读，并采取大胆创新的教学理念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了。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价值取向不明确价值取向问题一直是大学课改以及教师教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争论的焦点，根据对“大学课程为谁而设”这一问题而回答将价值取向分为三个方面，即学科本位、社会本位以及个人本位。持“学科本位”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置是为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设立的，因而在教学中更加强调知识体系的逻辑性以及科学性，对学术上的要求则为更高；而持有“社会本位”观念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为社会的发展而设立的，强调书本知识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结合，因而在教学过程中一味地追求学科的实用性而忽视了学科自身所包含的文学修为，如审美意识等；持“个人本位”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为了学生的发展而设立的，强调学生个体与学科教学之间的联系，通过知识、价值等的传授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进行塑造，从而培养出一个“真正的人”。不同本位的选择将会造就不同的教学侧重点，因而对学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但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出现了价值取向不明确的现象，从而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明确的向导，降低了该学科的实际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不能够体现时代性西方著名学者詹姆逊曾经说过：“文学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把它看作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因而在编著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站在社会的制高点，把握整个社会的经济动脉，以独特的政治视角来看待我国古代文学，将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无缝衔接。但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编著更多的是从社会本位出发，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而服务。所以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实用性进行了深度挖掘，并没有在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过于陈旧，不能够与时代相结合，从而缺乏青春的气息。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方针不能够与时代接轨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在致力于我国文化的建设以及传承，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在2009年年底，我国教育部门针对高等教育的改革提出了“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新要求；在“十二五规划”的《纲要》中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要求“加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努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其教学方针的制定脱离了时代的发展，缺乏与时俱进的特征。虽然说现在实行的是素质教育，强调对学生个性化的发展与培养，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仍旧强调对规律性以及共性的掌握；仍然以教师为主体，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缺乏对学生学习主动性的调动；仍然以分数为主要的衡量标准，忽视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在新形势、新环境以及新要求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仍旧采用传统的教学方针，从而不能够与时代进行很好的结合。

虽然说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高等教育汉语语言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但其因为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独特的人文色彩而彰显着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对我国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文学作品是一个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具体显现，也是对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取向的综合反映，因而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赏析可以对学生进行无形教育，帮助其形成健全的人格。在学科特征上，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既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也是“通古察今”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其实，文化的发展不是对各种不同文化进行叠加，而是对过去传统文化的一个重新审视，通过不断的雕琢形成一个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兴文化形式。因而，应该通过改革创新将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时代特征进行紧密结合，体现出传统文化的价值。

建立明确的核心价值体系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明确指出了“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因而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还需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对人民进行有目的的教化作用，以文化为主要核心将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为社会的繁荣创造更多有利的价值。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应该围绕“为谁而设”这一问题来构建明确的核心价值体系。其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立不是单从一个本位进行思考的，而是汲取三种观念的长处，为学生的成长创造更良好的环境。首先，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让学生能够掌握更多的古代文学知识是这门课程的基础目的；其次，通过文学的熏陶以作品中的优秀人文素养对学生的人格塑造进行辅导作用是该门课程的直接目的；最后，学生将在学习中不断积累的文化素养投身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积极因素。

一、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的演变历程

1.抄写传播时代抄写作为古代文学的主要传播方式始发于秦汉，秦代时已具雏形，至西汉已逐渐成为古代文学的主要传播形式。如《尚书》中的“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就可以看出当时古代文学已经开始以抄写记载为主要传播方式了。自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及汉代颁布的“废挟书令”后，古代文学通过抄写整理加以广泛传播得到了巨大发展，抄写传播的载体也经历从简牍到绢帛再到纸质的发展历程，简牍作为载体其主要普及于秦代和西汉时期，绢帛和纸质作为载体则出现在东汉年间，且前者还曾经风靡一时，后者则在一些史书的记载中得到广泛应用，如《后汉书》就是采用纸质进行记载的，然而这一时期抄写载体依然以绢帛为主要形式。

2.雕版印刷传播时代雕版印刷时代出现于隋唐时期，这主要归功于印刷术的出现，其对古代文学传播形式的变革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时期主要是抄写载体的改良，使得古代文学传播范围更加广泛，传播力度更大，传播内容更加丰富，传播更加简便快捷。在经过了漫长的纸质作为载体的传播形式后，纸质载体的生产工艺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生产数量及质量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纸张质量的提高及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其在民间的运用更为广泛，尤其是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制度以来，政府大量整理古代经典文学，被通过纸质载体记录下来，有效地促进了雕版印刷技术的进步。加之民间藏书风气的盛行及书籍买卖市场的不断发展成熟，这些对雕版印刷技术的进步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作品《上官昭容书楼歌》中写道“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延神记》”，可以看出当时书籍市场已经较为发达了。我国当前留存下来的经典名著，都是通过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并作为载体的形式流传下来的，雕版印刷时代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中占据重要地位。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

1.语言传播一是通过口头语言进行传播。在没有文字等传播方式之前，口语传播成为最主要也是最快捷的传播方式。人们通过口头语言来进行相互间的情感及信息交流，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社会经验的积累，口耳相传愈发成为古代文学的重要传播途径。古代文学的创作及传播都是通过口头传播来实现的，如我国的一些神话传说等，以及一些“志怪小说”等也是通过古人的口耳相传得以流传下来，待到文字记载的形式出现后，才被文字记录下来并产生了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如《诗经》中的风雅颂等都是通过口头语言传播下来的。二是乐工说唱传播。乐工对诗词进行说唱演奏并成为风气始发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隋唐时期已十分兴盛，这一时期文人创作诗词等文学作品，乐工采用说唱的形式将诗词传播开来，成为当时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乐工向文人索词并赠金，不仅可以让文人获得物质上的利益，通过乐工的说唱传播，还可以将其作品广泛传播，增加知名度，两者可谓相互促进及共赢的关系，因而当时有不少文人为迎合乐工的需求，而创作一些具有很轻押韵美感及艳情诗词。如柳永赴京时，出现“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的情况。三是唱和及说书的传播方式。古代文人名士经常聚在一起饮酒作诗，我国很多名诗名词也是在文人名士聚会中现场创作的，并经过一些名流的推崇被广泛传播下来，如王勃在去豫章赴宴时，当场创作《滕王阁序》，经名流官宦推崇传播后，流传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此外，在民间还有一种说书的形式对古代文学进行有效传播，如我国四大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原本并不是流传十分广泛，反而是通过民间说书人一代代、一遍遍的说评，才在民间广为流传，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三国演义》等故事至今之所以能在民间耳熟能详、妇孺皆知，其重要推手就是民间说书人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评说。

2.文字传播文字的出现在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上引发了巨大的变革，不仅有效弥补了口头语言传播所具有的时间及空间的局限性，还改善了口头传播容易误传及信息的不完整的缺陷。自文字传播载体的不断发展及印刷术的出现，文字传播成为古代文学传播的最重要方式。题壁传播题壁传播在古代十分流行，尤其是在唐宋时期更是盛行一时，当时很多文人出于各种考虑，常常将自己创作的诗词题于墙壁、树木及名胜古迹上，加之那时候的文化及交通十分发达，文人遍游大好河山的兴致十分浓厚，这也为他们将诗词题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由于题壁及石刻的形式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效地保存诗词，因而通过题壁的形式，古代文学能够很好地完整保留并传播下来。当前，我国的很多古代文学作品都是通过摘录题壁获得的。如诗人陆游的《钗头凤》及很多无名氏的作品都是通过题壁保留和传播下来的。文本传播随着印刷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文学书籍作品的借阅及抄写更为简便，古代部分家境贫寒的学子为了读书，经常采取借阅和抄写的方式。此外，对于部分经典名著，部分文人出于雅兴而对其进行抄写收藏，这使得古代不少文学作品能够在民间传播开来，如《文选注》等作品;同时古代部分禁书，为了防止其失传，常常采用手抄的形式将其保留下来，如《金瓶梅》等作品。通过借阅及手抄的形式，大量古代文学作品都得以保存传播下来，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完整性作出重大贡献。

古代文学课程渗透“德教”的可能性

当前，大学教育更注重知识教育，其次是能力培养，相对忽视人格、道德、品质的培养和教育。尽管现行大学制度下，进行德育教育的科目看似不少，但那种说教方式的教育往往起不到良好的效果，甚至反而引起学生反感，流于形式。德育教育有显性和隐性方式，显然潜移默化的隐性德育教育更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文学通过象征式的意象思维，更易于引发联想，更有美感，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感染力，是适合隐性德育教育的方式。德国哲学家希勒说“：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诗人在其纯粹自然状态的生活中也受到形式的支配，使其在美的王国所涉及的领域里成为审美的人。因为道德的人只能从审美的人发展而来，不能由自然状态中产生。”[4](118)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文学课程，其形象性和审美性对人心灵的净化，对人的影响恰恰高度契合了德育教育的隐性形式。其经典作品往往是文学家生活经历、情感信念、生命体验、人文情怀等等的艺术外化。在观照、欣赏古代文学的过程中，在审美体验中，使人能更深切地体会到自身的生命价值，提升人的道德修养，潜移默化地陶冶、升华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古代文学教育的优良传统。这种渗透不是靠生硬的说教,而是通过自然、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产生感染力，从而使德育教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目前，古代文学教学也遇到了困境，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断隔，重视物质享受忽视精神追求等都使古代文学有些边缘化。要摆脱古代文学之困境，最根本的还是抓住古代文学作为文学的人文性特点。文学是人学，文学的描写对象、接受对象是直接或间接的人，文学写出特定社会关系中人的命运，人的感情，人的个性，甚至人的灵魂。脱离了社会与人生，文学也就失去了她的艺术魅力。古代文学作品作为古人艺术思维的结晶，不仅仅具有艺术特质，更重要的是包含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只有抓住了文学的这种本质，以古代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引导感染学生，激发其学习兴趣，让古代文学对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古代文学教学水平，同时实现学生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在笔者进行的教学调查中，有的学生写到：“学习古代文学……看到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当我学习《诗经》的时候，看到劳动人民的淳朴和男女之情的纯洁。“”当我学习屈原时，我了解了那是一种怎样的无奈，那是一种如何在‘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时代生存的痛苦。当他投汨罗江时，那是一种如何的悲壮和惋惜。”可见，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德育教育是完全可行，且是有其特殊优势的。

古代文学“德教”的可操作性

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德教”渗透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爱国主义，对国家及民族的深厚的情感，包括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等；集体主义，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传统美德，包括敬老孝亲、诚信守义、崇德修身、崇俭抑奢、社会公德等；意志品质，包括立志笃行、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好学不倦、勇对挫折等。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其可操作性主要体现于：首先，找渗透点。教师可以在备课时寻找渗透点。作家生平经历、经典作品都可作为寻找渗透点的目标。如上古神话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体主义、艰苦奋斗、抗争精神等结合；屈原与爱国主义联系，但要注意屈原的爱国与现在意义的爱国、爱国主义之间的差别；《论语》与为学、修身、立志、孝悌等；司马迁发愤著书与立志、励志等。当然，在实际操作中，渗透点不宜太多，多则散，起不到好的效果；也可多点合一，如讲解屈原、陆游、辛弃疾等可与爱国情感结合。其次，深入讲解。教师要在教学中对所选中的德育渗透点深入讲解。如笔者在讲《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神农尝百草》等上古神话时，便将女娲、大禹、神农等带有神话色彩的英雄人物与他们的斗争精神、超卓智慧、奉献精神、牺牲精神结合起来；在讲宋濂《送东阳马生序》时，将诚实守信、克服困难坚持求学等品质教育融入其中，将教书与育人结合在一起，使学生在文学的艺术感染力中接受精神洗礼。再者，读诵鉴赏。古代文学是人文学科，体现了强烈的人文性，可以使学生们在审美的过程中逐渐被感动，受到教育。因而，让他们利用课外时间阅读、背诵、鉴赏是提高审美能力、潜移默化升华精神境界的重要方式。中国古代士人特别讲求“立人”，讲究培养君子人格，讲究诗人需有诗心。教师引导学生阅读、背诵、鉴赏古代文学作品时，努力投入到作品所呈现的艺术境界、精神境界中，努力摆脱物质欲望冲击下的浮躁、庸俗、功利之心，保持高雅的精神状态，寻求诗心，寻求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栖居”[5](152)精神领域。面对世俗的纷扰，坚守自己的理想；在审美境界的熏染下，保持内心纯真美好，提升道德修养。最后，提高升华。即通过写出来、说出来达到进一步巩固的目的。“写”包括读后感、小作文、小论文等“；说”包括讨论、演讲、甚至试讲等。如有的学生在学完《鲧禹治水》神话后写到：“洪水神话反映了古代人民治理洪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执着信念和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伟大斗争精神，以及斗争中所体现的人类智慧，至今依然闪烁着灿烂的光芒。”从质朴而坚定的语言中可以看出，学生借助想象的翅膀，遨游于穿越时空的审美诗意世界，深切地体会到古人生存奋斗的艰辛和精神力量的可贵，从而深受鼓舞，升华了情感，提高了精神境界。因而，在充满审美性、形象性、感染力的古代文学教学中进行德教是完全可操作的。

本文作者：水汶作者单位：铜仁学院

1.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1.1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研究

涉及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的研究数不胜数，并且研究的视角很集中。罗宗强着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指出文体大致包括体貌和体裁两层含义。从体貌这一方面来说，文体的体貌不确定性因素太多，而体貌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可以是指文学作品的具象某一方面体貌体征，也可以是指作品的全貌，有时泛指某种体貌类型，有时也指宏观上某个时期创作的总体风格；而体裁的定名与其生成并无统一的关系，有的生成与定名源自于其功用，有的却与功用的关系不大。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还涉及体貌和体裁的关系，对某种文学文体的定名要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对不同的体裁需要提出不同的体貌特征；二是不同体裁之间要相互融合而体貌之间存在交叉现象。曾枣庄从文学性、非文学性、尊体和破体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问题进行探讨，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总体上可以分为文学性、非文学性和两可性。从文学性、非文学性角度划分不是错误的，但是不能是绝对性的。一些非文学文体也有很多文学名篇，而文学文体的文章也不是篇篇都是文学文章。所以判断作品是否属于文学范畴，看的是内容而不是文体。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能照搬西方文学或现代文学的方式方法，如果简单的只把文学作品归属于诗歌、散文和小说，或是将文学定义为纯艺术性、虚构性而非纪实性，那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将所剩无几。

1.2中国古代文学古今演变的研究

古今演变研究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历史的新的历时把握方式。目前，文学研究者对中国古代文学古今演变问题的思考较之前更为深入，对该问题进行了不同时间矢向的思考、异域空间的比照以及他学科交叉等多视野的探寻。梅新林等将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以文化视角进行了划分，将中国文化的古今演变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华夏文化时期、东方文化融合时期和世界文化融合时期，而中国文学相对应的也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的变化。由此可知，从文化角度出发的中国古代文学演变是一个历时性、共时性的过程，需要作出文学本位立场的辨析，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演变研究做一个本位立场的思考。黄仁生认为，越来越多的人把古今演变当做一种方法运用于个体案例的分析中，在对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的思考中，要结合学科建设的需要和学理思考，包含古今内涵的界定、文学史的分期、开展研究的现实意义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等。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古今演变的研究，既不是效仿古代的通变研究，也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新文化追根溯源，我们要遵循突破学科区隔的宗旨，同时打破古今文学的鸿沟，结合现实需要，创新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做贯通性的研究。黄曼君认为，研究和转换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很有必要的一部分，应该为了现代文学的繁荣而回到过去，用开放的姿态，向古代文学开放，也向西方开放，传统的生命的激活是为了更好地抚育当下的生命。也提出过，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性的继承，创造性的改革。

2.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必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