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诗歌特征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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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贞元时期的诗歌创作长期以来为学界所轻视。其实，它是有其独特风貌及诗史意义的。诗歌思想格调的“由上返下”、情感指数的“由冷变热”、审美趣味的“由平转奇”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在勾勒出贞元诗歌疏荡奇崛的总体特征的同时，也显示了其从大历诗风向元和诗风过渡的诗史意义。
唐德宗李适在位二十六年(780-805)，其中贞元(其年号)时期长达二十一年(785-805)，因而整个德宗一朝的诗坛可以被称为贞元诗坛。早在中唐时代，李肇就在其《国史补》中从诗歌创作角度指出“贞元之风尚荡’}m。可惜的是，后世在此基础上对贞元诗风的进一步申说却中断了，仿佛只是一段没有代表性诗人因而缺乏个性可言的过渡时期，贞元诗坛长久地被绝大多数诗论家和文学史家所漠视。他们或以“大历体”、“元和体”来遮蔽贞元诗坛的客观存在;或视之为处于“大历之后”、“元和中兴“之间而”流于委靡;微不足道的阶段，甚至在近年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如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之《唐代文学史》、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等)和学术专著(如蒋寅著《大历诗风》中这种偏颇的看法依然存在。少数论著(如许总著《唐诗史》虽然提及贞元诗风，可惜语焉不详。实际上，这一时期的诗坛既具有由大历诗风向元和新变的过渡性，又呈现出自身的鲜明风貌。
钱起(贞元元年，即785年卒)、李端(贞元二年卒)、韩栩(约贞元三年卒)、刘长卿(贞元四年卒)、戴叔伦(贞元五年卒)、司空曙(贞元六年卒)、韦应物(约贞元七年卒)等大历诗坛宿将中的大多数人随着各自人生暮年的来临，在进人德宗朝以后诗歌创作进人了低沉期(韦应物在晚年仍有不少佳作，是个例外)。换句话说，这些诗人诗歌创作的辉煌期主要在大历时代。到贞元十一年(796)至贞元十六年(800)间，孟郊、韩愈、张籍、李翱等先后在汁州和徐州会合，作为此后元和诗坛两大派别之一的韩孟诗派才初步形成。除孟郊以外，韩愈等人在贞元后期(尽管韩在这一时期已逐渐成为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诗歌创作的成就还不算很大CsC。而元白一派的兴盛比韩孟一派还要晚些，迟至贞元十八年(802)，年轻的白居易、元棋在长安应吏部试期间方始订交，其时二人作品还不多，名气也小。其他如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创作状况和文学地位也与元白相差无几。显而易见，除了年纪较大的孟郊以外，韩、白、元、刘、柳等人到了元和时期才在诗坛大放异彩。
其实，贞元诗坛还是有其鲜明的风貌和支柱人物的。上述唐人李肇所云“贞元之风尚荡”，语言虽嫌简略，却十分明确地将贞元视为唐诗流变中的一个独立阶段。此时诗坛的面目既有异于大历时期的风格趋同，又不同于元和时代的千姿百态，石氏柱其间的诗人为数虽少却各具一副笔意。在这二十多年中，“大历十才子”与地方官诗人群凋零较早(卢纶是个例外，他在贞元年间久佐军幕并创作了一些优秀的军旅题材诗篇);方外诗人群主要是顾况、皎然在支撑门户，台阁诗人前有包信，后有权德舆引领风气;李益则北上边塞南游江淮，诗名扬于天下;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韩孟诗派先驱的孟郊也在贞元后期脱颖而出，“寒”气逼人。在上述这些诗人中真正具有创作实绩，具备诗史意义的当属从大历时代走来的顾况、李益与崛起于贞元后期的孟郊三家。顾况在建中初至贞元末先人韩混幕为判官，再人朝为校书郎等职，不久被贬为饶州司户参军，最终归隐受道篆。在这期间，顾况先后创作了大量的题画诗、音乐诗、山水诗和感怀诗，风格“俗”、“奇”互见，充分反映了诗人的生活热情和放旷情怀。孟郊从建中元年至贞元二十年经历了漫游、应试、为漂阳尉及辞官等人生转变，却因拙于生事，潦倒始终，所以其诗“寒”、“怪”相融，好古守拙的寒士之风洋溢其中，从而引导了韩孟一派的创作风气。而李益则自建中元年至贞元十六年五度北上从军，在随后的几年中又南游江淮一带。这二十余年是李益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其间他创作了数十首悲壮苍凉的优秀边塞诗和多首清新优美的描写江淮风光和反映南国风情的动人诗篇，诗风刚柔相济。三人在当时鼎足而立，尽管诗风各异，但都精神饱满，元气充沛，以各自的优秀诗篇交相辉映，充分展示出贞元诗坛“尚荡”的独特风貌。如果说，李肇把大历诗风概括为“浮”，把元和诗风概括为“怪”都有失公允的话，他用一“荡”字来形容贞元诗风则是比较恰切的。按照笔者的理解，在这里，“荡”首先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处于低沉与振奋之间的临界性的心理状态。随着历史由“大历低谷”向“元和中兴”攀升，人们的内心也由一潭死水逐渐荡起涟漪而终至波涛澎湃，而贞元时代人们的心态恰恰就处于这个微波荡漾的阶段。进而，这种心理状态反映到诗歌创作中，便呈现出一种奇崛放任、疏荡磊落的诗歌风貌，这就是“荡”字在文学批评方面的主要内涵。这是从“气骨顿衰”的大历诗风到百婀争流的元和诗风之间必然要经历的重要阶段。对于“尚荡”的贞元诗风，可以从“由上返下”、“由冷变热”、“由平转奇”三个方面作具体分析。
首先，诗人的生活道路、诗歌思想格调“由上返下”。大历时代的主要诗人，无论是“十才子”还是江南地方官诗人，其生活范围基本上是在社会的中上层;而到了贞元时代，处于中坚地位的诗人们则差不多都有社会下层生活的体验。李泽厚认为，以两税法的国家财政改革为法律标志，世俗地主日益取代门阀世族，中唐世俗地主在多方面开拓世俗化，在文艺美学领域贵族气派也随之逐渐让位于世俗风度川。顾况家门不显，一生大部分时间是隐居，而他的隐居(晚年人道后除外)只是远离名攻利夺之地，对于民间的世俗生活却是非常亲近，这既与他的出身有关，也是受当时盛行于南方的洪州禅之类主张融人日常生活的“世上禅”影响的结果(当时许多的方外诗人如秦系、于鹊、刘方平、皎然等人都是这样)。就李益而言，虽然出身陇西大姓，但到他的父辈那一代已经门柞衰微，他早年又长期沉迹下僚，尤其是贞元时代北上边塞南游江淮的经历使他接近了下层百姓特别是戍边士卒的生活，深刻体验到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思乡之苦。和李益有些相似，“大历十才子”中的卢纶在仕途遭到挫折后，于贞元元年人河中浑城幕为判官，在长达十余年幕僚生涯中，既亲见军旅之威武，又深知士卒之苦辛。孟郊一生穷愁潦倒，在人生的绝大部分旅程中，生计甚至比平常百姓还要艰难。“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借车》)，“一步一步乞，半片半片衣”(《送淡公》)，正是诗人窘困生活的生动写照。
贞元时代的诗人们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和生活体验就能写出反映民生甘苦、士卒哀乐以及其他人间真相的诗篇，就能够在诗歌中写出民间气息和民歌风味。他们的诗作，有的关注百姓命运，如顾况的《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孟郊的《寒地百姓吟》、《织女词));有的描写边塞将士之勇敢、军旅生涯之苦乐，如李益的众多边塞诗以及卢纶的《逢病军人》等军旅题材诗;有的同情遭遇婚恋不幸之妇女，如顾况的《弃妇词》，李益的《杂曲》、《江南曲》等。民间风味和理俗气息在顾况的诗作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石苔鲜歌》明白如话，《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诙谐土气，《古仙坛》戏谑天真。在顾况的诗集中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所载的顾况替秀才续诗的那则轶事，尤其可见顾况诗风理俗放诞的一面。这种理俗气息在卢纶诗中也有反映，以致于许学夷对他的《与张摧对酌》有“读之诚欲呕吐之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他的《王评事验马花烛诗》以及《送道士》也有“颇涉俗格”之评。显然顾况等的粗豪理俗之作已经开启了“元轻白俗”(苏轼《祭柳子玉文》)的先声。而在上述李益的几首妇女诗中，民歌风味也是很浓郁的，“殊有汉魏乐府之遗’。
其次，诗人的生活态度和诗歌情感指数“由冷变热”。由于国家形势的衰弱和人生前途的迷茫，大历诗人们对国家、社会甚至对自身都表现得相当漠然。他们的心态从总体上讲是暗淡无光的，甚至是未老先衰的。这种情况到了贞元时代则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国家整体形势的好转，诗人们开始有了希望，心中也平添了不少热情。他们开始关注现实，尽管现实还并不算美好;他们开始关注自身，尽管人生还有很多的不如意。顾况虽然被目为方外诗人，但他对世俗生活却充满热情。除了在晚年受道篆以后，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融人现实生活之中，尤其是满怀热情地追求生命自由和人生理想，痴迷地构建自己瑰丽迷人的艺术世界。他为人绝不为名疆利锁所束缚，相反，活得很张扬、很痛快。且看作为诗人兼画家的顾况在作画时是何等的激情四溢:“每画，先帖绢数十幅于地，乃研墨汁及调诸采色各贮一器，使数十人吹角击鼓，百人齐声吠叫。顾子着锦袄缠头，饮酒半酣，绕绢帖走十余匝，取墨汁摊写于绢上，次写诸色，乃以长巾一，一头覆于所写之处，使人坐压，己执巾角而曳之，回环既遍，然后以笔墨随势开决为峰峦岛屿之状。”李益从军边塞近二十年，边睡大漠的偏远荒凉，军旅生涯的奔波艰险并没有使他为国靖边的热忱和建功立业的热望有丝毫的消磨。“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塞下曲》)，“幸应边书募，横戈会取名”(《赴邻宁留别》)，正是李益的热诚自白。孟郊长年饥寒交迫，厄运相仍，但他的心底还是热的。他孝敬老母(《游子吟》)，爱恋妻子(《结爱》)，痛悼夭子(《杏荡》)，牵挂兄弟(《忆江南弟》)，惦念朋友(《沛州离乱后忆韩愈李翱》)。贞元时代诗人们心头的种种热情，反映到创作中来，便是顾况诗之放旷，孟郊诗之冷硬，李益边塞诗之悲慨。究其实，这放旷，这冷硬，这悲慨，皆是诗人们各自生活热情的不同表现罢了。而这种种创作热情的进一步生发，则开启了此后元和时代孟、韩、元、白、刘、柳、长吉诸人千帆竞渡各逞诗才的兴盛局面。
最后，诗人的生存方式和诗歌审美趣味“由平转奇”。蒋寅指出:“大历诗人有个普遍的倾向，就是共性突出而个性平淡。”仁川换句话说，大历诗人的生活是比较低调的，甚至是平庸的。而贞元时代的诗人们则力图在生存方式上打破平庸，活得更为张扬，更有个性。顾况思想深受道教和禅宗的影响，为人狂放不羁。早在大历时代就与被流放江南的放达之士李泌、柳浑“为人外之交，吟咏自适”(《旧唐书》卷一三0《李泌传》)。建中末，顾况人韩混幕，主要是因为与幕主及僚友戴篙、张符等在艺术(主要是绘画)趣味方面的投合。贞元五年，当柳浑举欲荐他人朝为校书郎时，他竟以“此身还是笼中鹤，东望沧溟叫数声”(顾况《答柳相公》)狂诞诗句相辞。虽然对于这个为人艳羡的清望之职始辞终受，但他却依旧我行我素、不自检束，终因“作《海鸥咏》嘲消权贵帕3口，被贬为饶州司户参军。数年以后，顾况彻底脱离官场，人茅山为道士，寿近期颐。由此可见，顾况是一个莱鹜不驯的“狂生”(顾况曾多次如此自称)，一个无功无名的奇士。与顾况不同，孟郊的生平特征是“寒”与“直”。“寒”主要是指他生活的贫寒;而“直”主要是指诗人甘于这种贫寒生活的寒士风范。他幼年丧父，生活窘困，屡试不第，至贞元十二年四十六岁时才中进士，五十二岁始为漂阳县尉。在任上仍以游览赋诗为务，出薪傣之半请人曹务，终因贫困至极而辞职。此后他又有丧子之痛，最终在六十四岁时暴病而卒。其实，穷愁潦倒的生活并不完全是命运的安排，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孟郊正道直行、视富贵若浮云的人生操守有关。在《伤时》一诗中他曾自言君子固穷之志:“常闻贫贱士之常，草木富贵莫相笑。”在黄缘攀附成风的中唐时代，孟郊这种古直高洁的品性是难能可贵的，以致于在五百年后元人辛文房对孟郊的为人仍然满怀敬意:“郊拙于生事，一贫彻骨，裘褐悬结，未尝俯眉为可怜之色。”匕’‘〕与顾况之“狂”、孟郊之“寒”不同，李益的生活主调是“刚”。李益性情之“刚”主要表现在他北上边塞、“五在兵间”(李益《从军诗序》)的人生选择上。李益五度从军，前后历时近二十年，次数之多，时间之长，不要说在中唐，就是在盛唐的边塞诗人中也极为少见，而这恰恰凸显了他勇武坚毅的襟怀。
诗人们个性突出、不甘平庸的生存方式，使得他们的诗歌在审美趣味上也发生了由平到奇的转变。贞元诗风之奇，首先表现在顾况诗歌的奇幻上。顾况之诗从形式上讲以古诗和歌行为最多，这类诗体限制最少，最易表现放旷不羁的情怀;从题材内容上讲，顾况写得最好的是题画诗、音乐诗、山水诗和咏怀诗，诗中多表现他对艺术的钟爱，对自然的阪依，对尘世的唱叹，以及对神仙缥缈之境的向往。奇幻放荡的内容配以最少约束的形式真可谓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想象过人，笔致纵横，意象新奇，境界奇幻是这些诗作最为突出的特点。韩门弟子皇甫提对顾诗所作的“偏于逸歌长句，骏发掉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的评价，并非虚誉。贞元诗风之奇，同时表现在李益边塞诗的悲壮上。正如苏雪林所指出的大历诗歌可以说是“优美”而不能说是“壮美。而从建中初到贞元末，李益在边幕中陆续创作了大量的寥廓悲慨的边塞诗。尽管诗中的情调不如盛唐边塞诗那样高昂，但却掩不住凛凛的阳刚之气。贞元诗风之奇，还表现在孟郊诗作的怪诞上。孟诗在内容上多写某些极端的事物，如寒冷、饥饿、疾病等等。诗人这种以丑为美挑战传统的审美趣味主要是由他穷愁潦倒、厄运相仍的生平遭际所造成的。他选择这些令人不快甚至恐惧的事物作为吟咏对象，“企图通过对丑恶事物的描述，在理性上给予否定，从而达到对美的肯定。同时，在心理感受上，又努力以丑怪、奇异、荒诞、突兀的形象和画面，使读者震惊;震惊之余，使读者在回味中思考这些形象和画面所留下来的哲学因素。”与此相应，孟诗在用词、造句、修辞等方面也有不少一反常态之处。总括来讲，李益诗风的悲慨是对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的新变;顾况诗风的奇幻是对李白诗歌飘逸气息的发展;孟郊诗歌之怪诞则比顾况更进一步，直接开启了元和诗坛的尚怪诗风。
综上所述，在世俗地主社会地位日益上升的贞元时代，诗人们与社会下层的关系较之大历时代更为密切，下层生活的体验也就更为深广。这无疑会激发出他们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生命热情和饱满的艺术活力，并促使他们创作出或放旷或悲壮或怪诞的元气充沛的优秀诗篇，不但成为从大历向元和过渡的诗史纽带，同时也呈现出贞元诗坛自身疏荡奇崛的独特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