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地域文学的探讨与研究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元代地域文学的探讨与研究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北方地区的关中、河南文学衰落，大都、河北一带则开始兴盛。南方地区以江浙和江西为最主要文人聚集区[1](P245-287)。

梅新林在此基础上，将各行省、府州、县的具体人数统计了出来，并引入“今属省籍”进行比较[2](P124-134)。《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专设“元代之区域学术精神与诗文风貌”一章[3](P439-459)，按照前中后三期的时间线，论述了前期北方的北宗学术与中州文风、南方的学术融会与文风融通，中后期极具代表性的江西、江浙、吴中文坛实绩，对元代地域文学做出了整体勾勒。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4]涉及南宋遗民的地域分布、遗民类型及群体心态、诗歌主题取向等内容，该书将遗民群体按地域分布划分为：故都临安群、会稽山阴群、台州庆元群、浦阳群、严州群、江西群、福建群、东莞群等。唐朝晖《元遗民诗人群研究》[5]以江南浙西道遗民诗人群、浙东遗民诗人群、江东建康道遗民诗人群、江西湖东道遗民诗人群、福建闽海道遗民诗人群、海北广东道遗民诗人群及其下属各路等行政单位为划分单元，对其境内的元遗民诗人进行了系统考述。查洪德《元代学术流变与诗文流派》[6](P61-71)将元代诗文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六大流派，三个阶段指前期的南北抗衡，中期的东西并峙，后期的吴越对立。六大流派则指前期的北方和南方，中期的江右和浙东，后期的吴中和浙东。这一分类大体符合历史事实。顾世宝《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7]简单介绍和描述了江浙、江西、湖广、福建等地的27个文学家族，并对宣城贡氏作了重点讨论。元末明初的诗歌流派异彩纷呈，相当繁盛，明人胡应麟对此有精辟概括“：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高启），越诗派昉刘伯温（刘基），闽诗派昉林子羽（林鸿），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8](P342)王学泰《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廖可斌《地域文人集团的兴替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变迁》，李圣华《初明诗歌研究》[9]都是聚焦此段文学史实的研究力作。后者为专书，以越中派、吴中派、江右派、闽中派、岭南派五个诗歌流派为主要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地对其群体构成、诗歌创作成就和诗歌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具体地域研究方面，江浙、江西、大都作为元代文学最发达的区域，汇聚了学界最集中的关注和最高的研究热情。

江浙元末明初的五家诗派中，吴中派是学术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周明初、程若旦《元末明初吴中文学研究综述》[10](P37-42)从综合性研究、文学思想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等宏观方面，以及作家作品、诗社研究等微观方面入手，对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吴中文学论述进行了整理和总结。该文未尝涉及的重要研究成果还有廖可斌《论元末明初的吴中派》，晏选军《元明之际吴中地区士人群体与文学思想研究》[11]。元代浙东地区文化鼎盛，文人辈出，特别是在元明之际，浙东文人阶层因其与朱明政权的紧密联系而备受关注。董刚《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群体研究》、王魁星《元末明初浙东文人群研究》、魏青《元末明初浙东三作家研究》[12]关注浙东文人的生平出处与政治选择，都将文人命运放在元明易代大环境下考察。后者主要选取刘基、宋濂、戴良三人进行研究，分别考察了他们的生平交游和文学创作。饶龙隼《元末明初浙东文人择主心态之变衍及思想根源》[13](P73-79)通过浙东文人择主心态的变衍，反溯其根源在浙东“正学”：将“正学”施之政治，陷入天下是否为公的悖论，终使择主失败。江浙郡邑文学研究方面，欧阳光《论元代婺州文学集团的传承现象》[14](P380-400)粗线条勾勒了婺州作家群的传承情况，并扼要分析了形成这一文学集团的历史原因。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体研究》[15]以浙江婺州地区的文士和文学为研究对象，描述了当地的诗文创作情况，并为黄溍、胡助、吴师道、宋濂、王祎五人编制了年谱。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16]分析了宋元之际四明文士的心态及其文学理论与主张，并对舒岳祥、戴表元、袁桷的诗文活动分别设章进行了研究。崔志伟《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体研究》、朱传季《元末明初杭郡文人集群研究》[17]两篇学位论文则关注了元末明初松江和杭州的文人群体和文学现象。

江西元代的江西文学十分繁盛，取得了巨大成就，今人有以下研究成果：刘明今的《刘辰翁父子与宋元之际江西文坛》、《吴澄与宋元之际江西地区文学批评的风尚》[18]两篇文章聚焦元代江西重要文人刘辰翁和吴澄，分析了围绕在他们周围的江西文人群体及其文学思想，并提出江西地域文学特质有异于其他地区。饶龙隼《南唐故家与西昌文学》《接引地方文学的生机活力———西昌雅正文学的生长历程》[19]二文聚焦江西泰和（西昌），将该地独有的文化气质与南唐时期旧家古族迁居于此联系起来，并发掘其深刻的文学意蕴，认为其雅正和平的文风与明初台阁体的出现息息相关。唐朝晖、欧阳光《江西文人群与明初诗文格局》[20](P141-145)与饶文的结论颇为相似，该文认为江西文人群以其独有的性格特征，在明初得以超越吴中、越中文人而成为文坛的主要力量。其典雅淳朴的诗风文风与明初政治文化需求趋向一致，从而成为文坛的主导风格，并深刻影响了台阁体。刘建立《元代陆学与江西文坛———以刘壎、李存为研究中心》[21]以元代陆学与江西文坛的交叉为切入点，以刘壎和李存为重点研究对象，在介绍元代社会思想潮流和江西文坛风气基础上，分析了刘壎与李存的陆学思想，以及在陆学思想影响下的文学理论与诗文创作。

大都元大都是元代政治中心，也是文人墨客汇聚之地。辛梦霞《元大都文坛前期诗文活动考论》[22]主要考察了1215年蒙古攻占燕京至1315年元朝开科举的一百年间，以燕京及大都为中心的文学圈内，文人群体的诗文活动。该文以准备、开端、融合、高潮前奏为次序描述大都文坛的历史发展，全景勾勒出帝都文学的盛景。杨镰《元代文学的终结：最后的大都文坛》[23](P96-103)例举大量文人事迹，回顾了至正二十八年以前十几年间大都文坛最后的繁荣和落寞，揭示了大都文坛在沟通南北文人联系交流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最后无可挽回地曲终人散的结局。傅秋爽《北京元代文学史》[24]分上下二编，上编为北京元代文学的基本内容，包括对社会背景和文化特征的描述及对北京元代文学状况的简要勾勒，上编的主要篇幅则是以作家介绍为主的大都杂剧、大都散曲、大都诗文三部分。下编为北京元代文学与社会生活的杂论之作。

综合上述，元代地域文学研究成果丰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可以说，这些研究已经基本廓清了元代地域文学的创作实绩。其中，江浙、江西、大都三个研究热点的突出也表明相关研究已大致勾勒出了元代地域文学的历史轮廓。笔者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元代地域文学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取得进一步收获。一是加强搜集元人自身和明清人对元代地域文学发展的观点和见解，从“夫子自道”和“后人接受”两方面着手，还原地域文学现象的历史原貌和衍变线索。元人对其所处时代的文学实况已有清晰的认识和较为系统的总结。如刘诜论江西文学，胡助论婺州文学等等，就表现出显著的建立学术传承谱系的意识。又如清人顾嗣立在《元诗选》中对元代诗歌北方承金、南方接宋、西北弟子联翩而至等现象的描述也带有总结时代文学线索的意思。二是加强不同地域间文学交流和互动的研究。地域文学虽然具有较独立的研究品质（如地域风貌与文学风气的投合等），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进行排他性的研究。不同地域间的文人是在流动和互动中完成人际交往和文学交流的。这既包括文人的流寓和过境，也体现在相互酬唱和撰写送别序方面。不同地域文学间的碰撞和融通往往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三是加强县域文学研究。地域文学根据不同的行政划分形成了不同的分区单位。元代地域文学既可以简单地以南方和北方为论述单位，也可以进一步以江西、江浙、大都等行省一级为单位，甚至再进一步以婺州、四明、杭州等郡邑一级为单位。这三种行政区划级别上的地域文学研究都已为学界认可和重视。但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再具体细微地将研究触角伸展到州县一级，开拓县域文学研究的“小”天地。如江西之丰城、南城、南丰、泰和、清江，江浙之天台、黄岩、桐庐、浦江、上虞等地皆是人杰地灵的所在，诗文创作繁盛，在这一级别上进行的相关研究能更深地触及文学最底层最本质的东西。况且文人在为文章署名时，常常自称某县域某人，这是他们对个人身份进行自我体认的表现，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总之，随着文学地理学学理的深入发掘和探索，我们也期待着元代地域文学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关照。

作者：杜春雷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