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考古文献对楚辞研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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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涉及作品层面与作家层面。通过考古文献研究，不仅可使楚国王族与屈原生平，《楚辞》内涵逐见清晰，更有利于“楚文化”研究的推动与发展。在这层面研究具有突出成就的当属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与青年《楚辞》学者吴广平先生。饶宗颐先生以“文化还原”为古典文化的阐释方法，将于楚地发掘出的文物文献与相关楚文化加以参照，成就极为突出。饶宗颐先生曾说：“我们还得把考古遗存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和研究。”

早在民国时期，王国维先生于《古史新证》中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5]

考古文献与《楚辞》校读举例

《楚辞》研究过程中常有些问题莫衷一是，如屈原生平及放逐年代，然而随着考古文献的陆续发现，《楚辞》研究有了新的进展。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发现了唐革的《唐革赋》及《离骚》、《涉江》的残句。据墓主人之子夏侯灶推出，刘安作为一个10岁的孩子并不具备作《楚辞》的能力，以此认为屈原传说论完全不可信。此外在大量的楚墓出土的竹简记述中可知司命、云君等文辞是《楚辞》篇章及卜筮至等相关文化行为的确凿依据。而在江苏盱眙发现的乐器和礼器也为《楚辞》中提及的物名，乐曲、礼仪等描述提供了可见的实物证据。而在这其中，《九歌》中“湘夫人”、“湘君”与舜、娥皇、女英的关系也逐渐明朗。

依照太史公《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崩于苍梧之野，而葬于九嶷山，并未提及湘水，而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古地图却提供给后人了可靠依据。地图中有苍梧地区，在九嶷山南面有九条柱状物，其建筑物旁边注有“帝舜”。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认为：“其中的建筑物就是舜庙，而九条柱状物当是舜庙的九块石碑。”[6]由此可知舜并非葬于水域，不该有湘水之神一说。不仅如此，自江陵与包山地区发掘出的楚墓中也可看出“二天子”一次多次出现。现代学者将认为这便是《山海经》中提到的“帝之二女”，也就是楚辞中的“湘君”与“湘夫人”，即“二天子”为湘水神，是尧的两个女儿。在此值得注意，三墓所出土的竹简中还有“大水”之称，而祭祀的顺序常以“大水”为先，“二天子”在后。这便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湘君”。

现如今考古发现虽多，但是真正与《楚辞》、屈原直接相关的材料依然有限，因此我们年轻人需踏实学习，积极参与考古学、楚文化领域的理论研讨，围绕《楚辞》而形成的出土文献与楚地文化互佐互证，进而解决古史学、考古学、楚文化研究中的困难。

作者：郭志鹏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