崧泽文化考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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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融时代

崧泽文化的陶器种类多样，主要有鼎、釜、豆、罐、杯、壶、缸等，每种器型又可分为多种形制，种类和形态的多样化反映了饮食结构、生活品质的多样化和层次感，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当时人们审美情趣的活泼自由与丰富多彩。其中鼎、釜作为炊器，一般以粗泥陶或夹砂陶制成，壶、杯、豆、罐则是饮食、盛储器，一般为泥质灰陶。从距今6000诞生之后，崧泽文化便迅速在太湖流域发展，崧泽文化早期的喇叭形豆及亚腰形豆在皖西南薛家岗文化第一期便能见到，崧泽文化中期特征明显的敛口高把豆等陶器，也扩展到了太湖地区以外的湖北东部和江苏北部等地区，崧泽文化晚期，以扁凿形足鼎、假腹杯形豆等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开始介入到环太湖地区的各个遗址。交流与融合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化主流。

二．祭器•美术•生活

崧泽文化时期，出现一批以人首壶、鸟形、鹰首壶、兽面壶、龟、塔形壶为代表的陶器，造型各异，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性。其造型有的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人或动物的形象，是经过精心设计而成的特殊器物。有的器物如塔形壶则应源于对某种生活中的建筑或器物的模仿，与塔形壶相似的器物还见于嘉兴雀幕桥、海宁达泽庙等遗址，反映出这是一种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存在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共同的信仰载体。崧泽文化陶器的装饰手法多样，以刻划纹、镂孔、漆绘最具特色。崧泽中晚期开始盛行刻划纹，常见于罐、壶、杯、器盖、纺轮之上，构图繁复，富于变化，或称为编织纹。圆和弧边三角组合而成的镂孔纹样则是崧泽文化晚期的时代特征，部分陶器上还堆塑有鱼、兽等形象。一些制作精美的黑陶杯、豆等陶器上涂抹有朱漆或红彩，说明当时可能有尚红的礼俗

三．美石•通灵•礼仪

崧泽文化出土的玉器总体数量不多，玉器种类也较简单，除了马家浜文化的继续使用，新出现了条形璜、半壁形璜、环形饰、镯、片坠、玉龙、玉钺等器类。从功能来看，多为附着于身体的装饰用玉，一般单体成件使用，但玉钺的出土说明此时也出现了象征权力的玉礼器。取材上，崧泽文化玉器一改马家浜文化时期以玉髓等美石作为原料的传统，而主要采用了透闪石与阳起石系列的软玉，与良渚文化玉器基本一致。在加工技术上，主要采用以解玉砂为介质的间接加工法，线切割、锯切割、管钻是玉器成型的主要手段，玉器的表面抛光液相当成熟，也与良渚文化一致。崧泽文化的玉器基本为扁薄体，一般采用单体成型的片状加工工艺，这与马家浜文化的制作过程，有相似之处，而与后来的良渚文化玉器，首先完成柱形坯体的制作工艺有较大的区别。崧泽文化在玉材辨识和玉器加工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良渚玉器的辉煌奠定了基础。玉璜大多作为挂饰，往往是身份较高的女性的标志。马家浜文化晚期和崧泽文化早期多见条形璜，在材质上常见玛瑙，多以琢打成型。崧泽文化中期以后逐渐发展成薄片状的桥形璜和半璧形璜，多以软玉制成。玉是崧泽文化时期的一种重要的装饰玉器，主要为耳饰，有石英和透闪石软玉两种材质，崧泽文化早期多见，晚期逐渐式微。此外，还有环形饰、玉镯、玉管和隧孔珠等玉器种类，数量不多。崧泽文化的片形坠饰是崧泽文化最主要的挂饰，具有较强的文化和时代特征，可分为圆环形玉饰、圆片形玉饰、梯形玉饰、舌形玉饰、三角形玉饰等形态，大多有一小钻孔，出土时一般位于墓主人的头部和胸颈部。崧泽文化晚期九件龙首形玉器的展出是此次展览的一大亮点，桐乡普安桥的圆雕玉龙首和海宁达泽庙的浮雕玉龙首，应是龙首形玉器的早期形式；随后发展为以圆雕刻画龙首并用圆环象征龙身的形态，如海盐仙坛庙的圆雕龙首玉环和余杭后头山的圆雕龙首玉环。龙首纹玉器的出现应是崧泽晚期长江下游与东北地区红山文化交流的结果（图30-37)。石器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生产工具，代表了某一地区的经济传统与生产力水平，也是文化特征的主要标志物之一。崧泽文化的石器种类主要有石钺、石锛、石凿、石犁、燕翼形石刀（耘田器）、石镰等。崧泽文化时期，石钺广泛存在于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等地区的同时期史前文化中，到崧泽文化的中晚期开始出现象征权力和地位的玉钺。石犁的出现则是犁耕农业的重要标志，反应了崧泽文化的农耕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

四．文明曙光

伴随着崧泽时期交流、碰撞和融合时代的主旋律，本地区文明化进程明显加快了脚步。在崧泽早中期阶段，太湖以北的东山村遗址即隐现出一种王者气象。随葬大量玉器的高等贵族墓葬显示出聚落内外部部的分化已经相当明显。随着崧泽晚期稻作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太湖平原区域的沼泽腹地被迅速开发。为适应沼泽平原的环境，筑土堆墩成为平原区崧泽聚落的显著特征。与此适应，仙坛庙、普安桥等聚落内部结构显示出由早期的集体生活向个体家庭经济模式的转化，促进了私有制的产生和贫富分化。进而成为良渚文化的祭坛和高台大型建筑的滥觞。

作者：刘斌陈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