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范文精选

1民族史研究、教学的核心内容

民族史是指民族发展的历史和对这一历史的记述与认识，是民族这一主体在客观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发展与变化的轨迹，也是民族发展过程这一客体在人们对全部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和记述。民族史研究的内容应包括古今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以及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形成史、变迁史、发展史，包括各民族的起源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人口史等等，既有纵向演变过程，又有横向发展联系。从目前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对象来看，主要有各民族形成与发展史；各民族文化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各民族专史研究，如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宗教史等；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疆域史与边政史研究；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民族史和史学理论研究等。从20世纪初，民族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体系建立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知识体系和理论支撑。以目前民族史教学的参考书，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为例，简要说明。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以汉文文献记述的材料与考古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等多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相结合，同时尽可能挖掘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记载与之相互印证，简明扼要地叙述、印证各民族历史发展和各民族的历史如何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各民族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内容丰富而分量适中，既能较好反映民族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成果，又能指导将民族史核心内容在教学中实施、贯彻。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在借鉴有关教材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系统、简要地阐述了自远古至民国时期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中国民族发展时序感，体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值得在民族史教学中借鉴。从目前指导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来看，唯物主义历史观仍然是民族史教学必须坚持的根本理论观念。唯物史观对分析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律有着不可替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把握民族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把基本理论尺度。在具体民族研究中，又有多学科理论，如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到民族史的研究中，也就决定着在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要在中观、微观层面进一步丰富，开阔眼界，将多学科视角引入到民族史教学中来。

当然，无论运用何种理论和方式对民族史进行研究，无论学科如何交叉，只能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并不能改变民族史的历史学范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在民族史教学中灌注‘通史精神’”，值得肯定。从具体教学实践来看，将民族史同区域史、地方史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民族史的教学，既符合民族历史、现实活动的区域、地方实际，又利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遗存资源，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学途径，值得借鉴。如西北师范大学田澍教授《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生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实践》、罗彩娟《<中国少数民族史>课程教学方法探讨》等，是将区域史同民族史结合，运用到民族史教学中的范例。钱放《谈地方史、民族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中学<新疆地方史>教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20世纪90年表的文章，谈中学历史教学问题，但对大学民族史教学仍有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因此，民族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又有了大量的具体的民族史教学实践经验，为在历史学本科生中，普遍开展民族史教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2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

民族史教学是历史学本科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环节，但如何更加清楚看待民族史教学的价值与作用，仍然要放在历史学本科生专业培养与职业选择的这一整体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学科是一个传统学科，受这一学科体系特征影响，专业与职业问题，必然会受到目前“‘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教改教法养上”，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面举两个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案例作进一步分析探讨。从吉林师范大学2001至2010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总体流向来看，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67.9%，攻读研究生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8.5%，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2.8%。宁夏大学2011年至2013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在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30.7%，攻读研究生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9.3%，行政部门就业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2.3%，其他部门就业的人数占13.2%。这两个学校分别为地方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数据统计时间上有所差异，但仍能反映一些总体趋势。两校历史学毕业生职业流向中，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占有最大的比重；其次是考取研究生人数占比较大；在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宁夏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生在行政和其他部门就业人数占有相当的比重。从两校的当年毕业生待就业人数来看，仍然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教育部门是历史学本科生就业的主要渠道，但每年补充因退休的中初等历史教师的缺口，在数量上，总体呈现一个稳定趋势，同时还有大量的历史学研究生来竞争这一岗位。因此，拓宽历史学本科生就业途径成为教育工作者探讨的主要问题。一些学者以全球视野进行综合考察，如姚霏《公共历史学与高校史学人才的培养》、张倩红《世界著名大学历史学本科生培养模式及其导向》等文颇具启发性。姚文列举美国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将史学人才分为具有学院历史学者和公共历史学者两种职业特征的培养模式：综合国内设有历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情况来看，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为：为有关的教学、科研、编辑出版、图书情报、行政、外事、媒体以及文化建设等社会各领域，培养所需的历史文化专业人才。各院校在具体培养目标设定上，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将“为中小学培养从事历史和历史综合类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作为主要目标；综合类的大学则将培养目标设定的较为宽泛。如果按照美国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来划分，国内各院校培养的历史学本科生大多属于公共历史学人才范畴。因此，本科历史学人才从总体就业分布上看，同社会的接触面更为贴近和广泛，其历史学科素质及其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对社会影响也更为直接。所以，培养历史学本科生具有较系统的史学思维、综合分析能力、认同感、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尊重等学科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专业素质培养和提升，有着非常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目前，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留下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大多已被保护和开发，成为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学基地、影视商业基地等，并创造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加强历史学本科生的民族历史文化素养，既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又可以拓宽就业口径，可谓一举两得。其二，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人才，具有宣传民族团结的专业岗位优势。无论是历史教师、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在同公众“亲密接触”的具体工作中，从专业视角，运用正确的民族观，对人们进行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三，政府、服务管理部门中，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工作者，因其具有较好分析民族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减少工作偏差。

一、大学本科历史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知识凸显，学术退场

相对于中学阶段的基础知识学习与题海战术而言，大学阶段应让学生汲取广泛的专业知识，培养其独立思考以及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4年大学生活作为踏入社会前的演练，对于大学本科生来说时间并不充裕，从当前大学历史院系本科教学课程来看，其专业课程的时间安排可谓捉襟见肘，这就对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从目前教学状况看，大学历史学课堂教学最明显的特色是知识灌输，忽视思考能力的培养。以一节课40分钟而言，学生普遍反映老师更多的是灌输知识，以一人讲解为主，很少提及学术研究。在遇到争议性问题时，教师也很少介绍不同观点，或者虽提及学术分歧，但是不做详细阐述和分析，导致学生往往只能接受历史观点，失去了独立思考某一历史问题的机会。当然，历史学教材也充当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就目前大学历史院系采用的教材而言，知识点是这些教材的关注重点，在争议性问题上，这些教材没有给出相关线索，甚至一字不提，这样也导致了学生阅读教材时没有思考的机会，个别学生虽然有所思考，但是代表不了整体的无意识状态。梁启超曾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什么悲观、厌世等词语在我所用的字典里，可以说完全没有。”而目前大学历史学教学与梁任公的趣味教学显然相距甚远。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学历史学教学变成了与中学历史教学相类似，学生考试时只要背题库或者课堂笔记，就可通过课程考试。由于缺少启发机制，学生往往不会主动去阅读相关历史著作。除个别学生会与老师互动，并主动阅读历史典籍外，很多学生会选择其他方式接触历史，如百家讲坛、历史剧或历史小说，而不是踏实阅读严肃的学术著作，于是一个可笑的现象便出现了，不少学生入学两三年尚不知道图书馆在哪里。更可笑的现象是，这类学生中有的竟然会在专业课考试中获得高分。这些现象的出现不但反映了教材、课堂教学的问题，而且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专业课考试机制、试卷设计的问题，等等。学习是知识积累的过程，不能依赖老师的全权负责，学生有能力也有必要通过自学积累知识。在课堂教学中，老师应抓紧时间进行观点分析，开展师生互动，让学生能够提出问题并学会思索，进一步展开课外阅读，甚至进行学术研究，这才是大学历史学课堂教学的正道。

（二）市场影响，就业困难

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教育界所受冲击也愈加明显，而与市场疏离、以基础学科自命的历史学更是处在风口浪尖之上，历史学专业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就业难。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专业学生就业难主要表现如下：第一，在市场大潮下，历史学不是显学，由于跟经济挂靠不紧，历史学相较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而言，不受用人单位欢迎。第二，社会能够提供的对口专业岗位稀少。由于文史哲分家，历史学专业毕业生无法从事新闻、记者等相关工作，多数从事师范教育，少数进入文博单位。由于毕业生逐年增加，师范岗位吸纳能力有限，文博单位又号称“清水衙门”，历史专业毕业生处境十分尴尬。第三，由于国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统计学等专业人才缺口大，国家对这些学科不断增加投入，而对于历史学这样的基础学科则投入不多，这也导致了历史学教学质量滑坡，历史学专业学生就业困难。综上种种原因，导致历史专业学生在就学期间情绪波动较大、求职焦虑感增加。由于他们普遍对就业前景不看好，因此很难潜心专业学习。为了给求职增加筹码，很多学生在专业学习的同时选择其他热门学科学习，或者为跨专业考研孜孜以求。部分学生为了专心学习其他专业，甚至不惜以逃课为代价。种种现象表明，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历史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问题。授课老师因学生心不在焉而降低教学热情，学生因老师“冷淡”而疏离专业学习，由此造成的恶性循环是目前大学历史学教学的普遍现象。此种现象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三）结构失调，专业让步

2016年9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发布，与之相适应的普通高中各学科课程标准于2017年正式发布，2020年进行修订，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指针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阔步前行。本轮课程改革呈现出以下几个新特征：一是新目标，即培养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和学科核心素养；二是新框架，即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目标的包含各个学科核心素养的框架体系；三是新任务，即基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和学科核心素养的学科教学改革任务。当前，一线历史教学、教研工作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实现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和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有效落地。本文试从四个方面探讨培养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应处理好的四个关系。

一、处理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和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关系：分力与合力

从逻辑关系上看，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先于学科核心素养而制定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以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主要依据，基于历史学科本质特征和历史教育内在要求，经过充分研究和论证形成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领各学科核心素养，而各学科核心素养具体贯彻落实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从达成关系上看，在教育实践中，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培养必定要通过各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达成。二者犹如伞柄和伞骨，伞柄代表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伞骨代表各个学科核心素养，只有二者形成合力，才能撑起培养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这把伞。要落实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学科课堂是主阵地，教师通过每一节课达成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进而落实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从内容关系上看，一切事物的发展皆有其历史。从这个角度看，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能够在历史学科中找到依托和支撑。在“人文底蕴”方面，历史学科系统展示了古今中外人文领域取得的主要成就，丰富厚重的历史为学生的“人文积淀、人文情怀”提供了良好的学科平台。在“科学精神”方面，历史学科的“史料实证”包含了去伪存真、追求实证的科学态度、方法和理性精神。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之于“国情历史”，中国古代的辉煌和近代的屈辱之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古今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和碰撞之于“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参与跨文化交流”等，都直接指向了历史教学的责任和价值取向。因此，历史教师应在培养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同时，关注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的整体布局，将分力凝聚为合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处理好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与其他学科核心素养的关系：互补与互助

各学科对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着力点和角度不同，缺少了哪门学科的支撑，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体系都不完善。各领域、各学科之间形成了一种互补、互助的关系。不同学科核心素养之间能够起到相互促进作用。例如，地理学科中的“人地协调观”，对于历史学科中的“时空观念”的达成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不同学科核心素养还存在部分培养目标指向重合或相似的情况，即各个学科有公共的领域，且能够相互助力。做好二者的互补和互助，一是要秉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各学科不能故步自封；二是要搭建一条学科之间融通的渠道，使学科之间互相借力，相互促进；三是要追求教育合力，形成学科教学对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支撑力，实现学生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整体提高。

三、处理好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和传统课程目标的关系：传承与创新

一、历史叙述的定义及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历史叙述不同于叙述历史，叙述历史可以包括文学、美术、影视等多种手法，历史叙述只是叙述历史时的一种手法。历史叙述专指历史学家如实记录历史的过程。历史学家一般都称自己著述时秉承“实录”“秉笔直书”“求真”等写作原则，这是历史学严格按照历史记录的学科属性决定的。然而，历史叙述是对客观历史进行著述的主观实践活动。历史是客观发生的事实，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时，则是一种主观活动，并且还带有爱憎等个人情感。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叙述时，是以史料为研究对象，以著作为最终产物的一个主体实践过程。历史叙述包括“历史学家主观选择史料”和“历史学家写作历史著作”2个步骤，是一个自始至终的主动性实践过程。在这个模型中，中国古代的私家修史，以及西方史学叙事传统都能够较好地解释“历史学家个人感情主导主观选择”这个理论。而对于唐以后的史馆修史、集体修史，以及近代以来西方的计量史学等则不太适合。因此，本文将主要考察个人撰写的叙事性历史著作。自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发表以来，学者们开始重视历史叙述的主观性研究。一是对历史叙事手法的研究，一般都在考察历史叙事的虚构性。如《中国历史叙事中的间接虚构叙事及其效果》《怎样看待历史叙述中的“虚构”》等。二是关于历史叙事和文学叙述比较研究，主要是谈区别。如《真与用：关于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问答》《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等。三是有关历史叙述意义的研究，主要是从哲学角度进行考察。如《叙述、解释与历史编纂》《历史叙述的客观与主观》等。从以上成果来看，对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进行分析的较少，仅有陈新的《论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性与历史评价》一文，着重考察了历史叙述中的历史评价问题。对于历史叙述过程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论述较少，对这种现象产生原因的分析较欠缺。总体缺乏对于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过程前后的情感分析，以及由此构建的理论系统。历史叙述这种主体性的实践活动中，主体思想会不会影响历史的记述？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又会对历史叙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中为何会有不同的情感？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二、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

历史叙述这项实践活动的最终产物为历史著作。通过研读各种不同历史著作，我们可以看到，这项主体性活动隐藏着不同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故从历史著作出发，溯源探讨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最为科学。

（一）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激发写作历史著作在历史著作中，历史学家以客观历史为叙述内容，以读者为叙述对象。虽然历史学家一再强调“良史”，不“隐晦”，但是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著作之前，都有着写作的动因，而这种动因与个人情感密切相关。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陈述自己作《史记》的原因时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矢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外，他还在《太史公自序》中谈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种强烈的“意在斯乎”的个人责任意识激发了他写作的意志。希罗多德称自己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波斯人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至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在史学最初发展的过程中，中西方都是从个人著史开始的，而历史学家对自己所述历史的个人强烈情感激发了其写作的动力。无论是记载历史的光辉，还是记载历史的阴暗，都是历史学家努力展现给读者的内容，都表达了历史学家个人对这段历史的个人情感。

（二）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性历史写作虽然是以事实为基础的，但是在对事实的记叙中，作者到底将史料加工整理成什么样子，与作者自身的史学积淀及个人情感关系密切。史料浩如烟海，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能将其全部纳入到自己的著作中，这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威廉•德雷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任何历史学家都不可能把他所知道的一切研究对象统统塞入他的叙述。无论他试图通观罗马失陷后的西欧，还是简述鲁比肯河渡口的变迁，情况都是如此。确实，在需要选择时，一般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是他认为有意义或重要的东西，其中就蕴含着某种价值标准。”历史学家所要告诉读者的“有意义或重要的东西”，正是他个人情感中最为强烈的部分。如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序言》中写道：“伟哉罗马，举世所誉，经此变革，虽毁犹荣。”吉本想将罗马帝国曾经的辉煌展现给读者，他说：“我选择了一个光彩的题目。罗马对于学童和政治家都很熟悉；而我的叙事文章，又是从最近时期古典著作的阅读中推演出来的。”推演的目标就是展现罗马帝国曾经的辉煌。作者曾游历罗马，看到历史遗址后，难以抑制写作的冲动，最终完成了这一巨著。历史学家选取一定的史料进行加工，如果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叙述，那么这些史料所推演的结论将是固定的答案。伯克霍福曾说：“如果我们可以询问谁为伟大故事的讲述者讲话，或者作为伟大故事的讲述者而说话，我们也就可以询问伟大故事是从哪种或谁的视角出发而被讲述的。历史学家必须同小说家一样，也选取一种与声音相伴随的视角。”历史学家选取哪些史料，是自由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学家的叙述也是存在主观性的，即便所述符合客观史实，在叙述哪些内容时，历史学家仍然有着一定的主动性。

摘要:20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种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学研究的趋向，即以计量和比较为主，改变以往以历史个体为主体、注重收集第一手史料的传统历史学研究方法，转向采用对于整个社会的联系性、融贯性进行研究的社会学方法。这种方法的出现使得历史学向一门真正的“科学”靠拢，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主观主义的“枷锁”，值得历史研究者借鉴、采用。

关键词:计量史学;《自杀论》;总体史观

一、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概念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指西方社会学中的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即选取大规模样本，用问卷来收集第一手的数据资料，并进行基本的统计分析，以此来得出结论，研究内容可以涵盖老年人、青年人、孩子、女性、读书人等各个阶层和群体，以及包括人口、就业、犯罪、婚姻、家庭等众多社会领域。收集资料是第一步，可是光有资料还远远不够，接下来要做的是资料分析。资料分析的一般方法是比较法和构造类型法。比较法较容易理解，即“要证明一个现象是另一个现象的原因，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将二者同时出现或缺失的情况作一比较，然后看在这些情况的不同结合中，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变动是否证明了其中一个取决于另一个。”然而，要能进行比较，这些社会事实就得建立在能够比较的基础之上:将德国男性的自杀率与奥地利女性的自杀率放在一起的话，就什么也做不了。系统比较必须要有一种预先的建构，这种建构的价值有多大，系统比较的价值就有多大。构造类型法即构建诸种类型，进行比较，确定不同类型之间共生或不相容的关系，又或者是计算不同类型之间的差距或相关性。但这些关系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它们的意义仅限于相关类型。社会群体史的研究就非常适用于这种方法。分析社会群体的财富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在这个领域中，研究者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方法。通过分析遗产申报书，就能从中对不同群体以及不同城市之间民众的财产进行比较，如对巴黎、里昂等大城市所进行的系统调查，时间贯穿了整个19世纪。结果发现，巴黎民众在财产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再比如，加布里埃尔•德塞尔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对象是19世纪卡尔瓦多斯省的农民。他根据农产品价格、地租等方面的演变，对耕作方法的变化加以研究，按照不同的经营模式进行划分，由此看出卡昂农村拥有35公顷麦田的地主、从事畜牧业者以及在5公顷土地上进行粮食混种的小地主的农耕者收入的变化。除此之外，其还可以研究不同社会群体的流动性、生活模式以及行为举止等。克里斯朵夫•夏尔在其博士论文中研究19世纪末的法国精英，研究范围不局限于收入，而是运用多种指标来定义精英，由此对官场精英、商场精英以及大学教授等进行比较。他在文中较多地考察了这些社会精英的家庭住址和经常去的度假场所。

二、在历史学研究中使用社会学方法的重要性

对于以考据和叙事为特征的主流历史学来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忽略了对于一手史料的收集和研究，所以不具备“客观性”;而主流社会学家认为，历史学如果想要成为一门科学，不但要如实客观地叙述那些历史事实，还要从客观发生的历史进程中总结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具有的规律。西米安认为:“所以，如果对人类事实的研究想要成为实证科学，那么它就得绕过那些独一无二的事实，而致力于重复发生的事实，也就是说避开偶然而专注于规律，消除个人而研究社会。”历史学要升格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构建抽象的社会事实或政治事实，如绝对君主制。以涂尔干的《自杀论》为例，涂尔干将自杀构建成社会事实。让涂尔干感兴趣的，不是作为个体行为的自杀，而是构成一种独特事实的自杀整体。在《自杀论》中，涂尔干运用了许多官方数据与统计资料来探讨个体自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严谨的论证推翻了人们对自杀的固有观点和看法，揭示了各种社会因素对个人自杀的根源性影响。首先，涂尔干排除了社会以外的因素:与人们的设想相反，自杀与精神病没有关联;酗酒也不是一个更好的解释。涂尔干转向了社会因素。首先是宗教，其结果非常敏感:自杀的新教徒要比天主教徒多，后者又比自杀的犹太教徒多。然后是家庭情况:自杀的单身者比已婚者更多。于是涂尔干就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关系的减弱和社会失范会引起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