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国共谈判的经验与现实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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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根本，高举抗日民族斗争的大旗，与国民党进行了艰难复杂的协商和谈判，实现了国共两党的携手合作，促成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我党在延安时期国共谈判中积累的谈判斗争经验及取得的显著成就，为促进当今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和有益启示。

关键词：延安时期；国共谈判；历史经验；启示

HistoricalExperienceandImplicationsforCCP-KMTTalksintheYAN’ANPeriod

(ThePoliticalInstituteofLiberationArmyofXi’an,Xi’an710068,China)

Abstract:IntheYan’anperiod,theCommunistPartyofChinatakesthenationalinterestsasafundamentalone,andholdshighthebanneroftheAnti-Japanesenationalstruggle.TheCCPandKMTworktogetherandactindifficultandcomplexconsultationsandnegotiations,whichcontributedtotheAnti-JapaneseNationalUnitedFrontandtoachievethevictoryoverJapan.RichexperienceandremarkableachievementsthroughthosetalksprovidethehistoricalreferenceandusefulinsightstopromoteCross-Staitrelations.

Keywords：Yan’anPeriod;CCP-KMTtalks;historicalexperience;insights

延安时期①，中国革命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革命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民族革命战争。“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社会，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中国的政治重心。在此背景下，国共两党都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携手合作的重要性，彼此调整政策，为接近和谈判创造了条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上的日渐成熟，为谈判指明了正确方向。面对中国革命的严峻形势，国共两党以民族利益为根本，捐弃前嫌，坐在谈判桌前商讨抗日大计。笔者梳理了延安时期我党与国民党的谈判实践，旨在从中得到几点有益启示。

一、延安时期的国共两党谈判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能够以民族利益为重，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民族大义，抛弃成见，进行了艰难曲折的谈判，实现了两党合作抗日，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顺利发展，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一）早期的秘密接触

1935年12月，南京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向提交了一份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摘要，由此了解到中共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指示邓文仪回莫斯科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接触。国共两党在莫斯科秘密接触的同时，陈立夫、陈果夫指派亲信曾养甫寻找与中共联系的渠道。曾养甫找到他早年同学、国民政府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通过与时任国民政府司法院覃振副院长秘书的翦伯赞商议，给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去信联系。吕振羽在谌小岑陪同下与曾养甫会面后，及时向中共中央北方局作以汇报。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在北方局联络部工作的周小舟于1936年1月初抵南京，向吕振羽传达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谈判条件。经过商谈，第一次达成了由双方代表签字认可的谈话草案。但经过陈立夫修改后的“协定”，要求毫无保留地取消苏维埃政权，并将红军置于南京政权的统一指挥之下，中国共产党没有签署同意。

（二）扭转时局的谈判

西安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与张学良和杨虎城多次商谈，双方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基本取得一致意见。1936年12月23日，南京方面与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举行正式谈判。权衡利害关系后，暗示愿改组政府，改组国民党，并同意联俄联共开始采取合作态度。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

（三）协商合作抗日的谈判

1.气氛缓和的杭州谈判。1937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第一次公开表明了对于国共合作的政治立场，即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1］1937年3月，携带中共中央拟定的谈判方案，抵达杭州同进行会谈。重申了陕甘宁边区不能分割、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4万余人等六项议题。中共中央对这次谈判比较满意，并于4月20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为庐山谈判作了准备。

2.由晴转阴的庐山谈判。1937年6月，抵达庐山，将中共中央指示内容并《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交与。但态度发生逆转，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实质是要彻底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违背杭州谈判中的诺言，坚持“三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提出“请朱、毛出洋”。［1］195而在边区政府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国防会议和国民大会问题上，双方分歧较大。此次庐山谈判的争论焦点是红军指挥机关和边区人事安排问题，反复协商仍未能解决。

3.促成最终合作的南京谈判。1937年7月，平津沦陷。急于摆脱陷入战争被动局面的，通过张冲等人联电中共中央，邀请、、到南京共商国防大计。中共代表、、同、何应钦就红军改编及其对日作战方针进行反复谈判，最终同意八路军充当战略游击支队，还任命、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并答应南京政府只向八路军总部及3个师各派一名联络参谋，军队中其他一切职务包括各级副职都由中共自行选派，终将争执已久的军事指挥人事问题解决。这一次南京谈判最重要的成果是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达成协议。接下来的第二次南京谈判，在双方让步和协商下，终于达成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的协议，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四）美国介入下的国共谈判

抗战胜利前后，美国从其战后利益出发，在中国开始公开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以所谓“中立”、“调停”为名介入国共两党的谈判。1945年8月，战局发生急剧变化，国共两党领导人都将目光转向战后，重新审视和处理两党关系。在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确定了关于重庆谈判的策略和方针。商谈伊始，国共双方就政治、军事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共产党以谈话要点的方式，向国民党正式递交了一份两党谈判方案，表明了共产党的原则，即主张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各党派以平等地位长期合作、和平建国。在后续谈判中，国共两党对于解放区政权和军队问题的意见极为相左。在国民党提交复案后，双方又举行了四次会谈，采取求同存异的方法后，双方意见基本接近，争执明显减少，分歧最大的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也取得了进展。10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重庆谈判及《双十协定》的签订，推进了全国和平民主发展的进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前后，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和美方代表围绕停战、整军等问题，举行了多次谈判，最终达成了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及整军方案，使中国一度出现了和平民主的曙光。1946年6月，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战争成为国共两党斗争的主要形式，但两党的谈判仍在进行着。1946年11月，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彻底撕毁政协协议，关闭了和谈大门。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至此，延安时期长达10年之久的国共两党谈判彻底破裂。这一时期，我党还通过谈判积极争取地方实力派，如1936年红军代表彭雪枫同傅作义的会谈，1937年中共代表、同阎锡山的谈判等，为国共两党高层间的谈判起到推动作用，促进了全国共同抗日局面的形成。

二、延安时期国共两党谈判的成就和经验

（一）主要成就

纵观延安时期国共两党的谈判，主要成就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促成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引导和推动着抗日救亡运动向纵深发展。我党倡导并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充分发挥抗战力量的保证。在我党的倡议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国共两党由谈判实现合作，调动和激发了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的爱国热情，全国出现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新局面，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二是体现了我党在政治上的逐渐成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运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指导国共谈判，完成共同抗战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2］由于我党在政治上的逐渐成熟，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中国实际，并为以后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三是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积极做好各阶级、各阶层的争取工作。、等领导人或访问会晤，或书信往来，广泛会见妇女、青年、文化界和工商界人士，并同外国友人斯诺、史沫特莱等积极接触，主动宣传介绍我党的政治主张和基本政策，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二）谈判斗争经验

延安时期，既是我党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党运用谈判手段开展斗争的成熟阶段。总的来看，在延安时期国共谈判实践中，我党主要创造积累了三个方面的谈判斗争经验。

1.必须坚持党的统一战线的正确领导。我党积极倡导和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制定和实施了全面的抗战路线。我党把独立自主作为处理延安时期统战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这就是：坚持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团结不否认斗争，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磨而不裂”，既迅猛发展进步势力，又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坚决孤立顽固势力；在战争前途问题上，我党把争取民族斗争的胜利放在首位，但又不忘记争取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利，把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很好地结合起来。

2.必须坚持正确的谈判策略。“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正是这种情形。让了前者就得了后者，消极的步骤达到了积极的目的。‘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3］没有妥协就无所谓谈判，只有互相谅解，互相让步，才能达成协议。在原则问题上，在涉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是绝对不能让步的。正是由于我党必要的让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正是由于我党的必要妥协，使国民党承认我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和边区的合法地位，使人民的军队和政权不断发展壮大。

3.必须要有素质全面、政治坚定、作风过硬的谈判领袖和骨干队伍。在延安时期国共两党进行的多次谈判斗争中，、李克农、潘汉年等谈判大师忠诚于党，立场坚定，意志坚强，政治敏锐，机智勇敢，巧言善辩，在谈判战场上表现出崇高的革命精神风范，超群的胆识,高超的斗争艺术以及一心为国、无私忘我的品格赢得了谈判对手的尊重和赞誉。在他们的领导和影响下，通过多次谈判斗争实践，我党培养和锻炼出一大批谙熟谈判艺术的优秀干部，为后来的中苏、中美、中日、中英等谈判，培养了人才，积累了斗争经验。

三、延安时期国共两党谈判的现实借鉴与启示

延安时期国共两党协商谈判、共同携手抗日的史实，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性。我党通过国共和谈，推动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的发展，并为我们提供了现实借鉴与启示。

（一）以民族利益为根本，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共同完成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

国土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关系着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国家的统一，是从维护国家生存空间方面产生的国家利益，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存，是国家最为重大的利益。纵览中国历史，分裂从来都是暂时的，在分合治乱的历史循环中，国家的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近代历史上，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为保家卫国、光复失地、反对分裂，同外国侵略者和分裂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祖国的统一谱写了光辉而壮丽的篇章。历史昭示着未来：民族利益是增强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利于一个国家凝聚民心民力，营造自强不息、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同心同德的社会氛围，是增强国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不可缺少的。国家的繁荣发展总与统一相伴，战乱衰败总与分裂相随，这是历史的必然逻辑。统一，是国家利益之所在、民族命运之所系。进入21世纪，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无论是大陆人民，还是台湾同胞，都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振兴中华既是共同的民族利益，也是处理两岸关系的最高价值追求。

（二）坚持正确的对台方针，以最大诚意和胸怀积极协商，巩固两岸交流成果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通过对话与谈判解决双方分歧，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是大陆方面的一贯主张。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对台方针政策经历了由“以武力解放台湾为主，同时辅以和平争取工作”到“和平解放台湾”的过程。1956年提出“和为贵”、“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思想，确定了我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讲话，提出实现国家统一的“九条意见”，标志着我党和平统一祖国方针的具体化。1983年6月，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办法”。这以后，邓小平多次强调“一国两制”方针，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它标志着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基本形成。1995年1月，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提出“八项主张”，赋予“一国两制”以新内涵。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对于台湾问题和“一国两制”进行了详尽阐述。2007年10月，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中国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两岸同胞理应携手维护好、建设好我们的共同家园。台湾任何政党，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流对话、协商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我们郑重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4］在正确对台方针的基础上，我党以最大诚意和胸怀提出了新思路：“国家主张通过台湾海峡两岸平等的协商和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协商和谈判可以有步骤、分阶段进行，方式可以灵活多样。”［5］

（三）掌握并运用灵活的谈判策略，积极化解难题与歧见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长足发展，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交流机制化，推动着海峡两岸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处理事务，通过平等协商，逐步破解各种难题。

1.审时度势，放眼全局。熟悉形势，把握时机，不仅是打胜仗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促成谈判的前提和基础。要通过谈判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必须以战略眼光对国内外形势发展趋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把握谈判时机，做到求大同、存小异、向前看。

2.必要妥协让步，以退为进。任何谈判要出成果，都需要谈判双方做出妥协和让步。如今海峡两岸重启谈判，重开交流后，让步是为了更广大的受众群体。海峡两岸有着共同的文化传承、互补互利的经济关系及共存共荣的安全利益，两岸都需要也有可能通过妥协让步找到共同点，达成默契。

3.提升实力，掌握谈判主动。强大的实力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基础。当前大陆的政局稳定和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牢牢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因素，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基础。军事实力，既是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保证，也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条件。只有通过必要的军事打击和适度的军事威慑，才能有力地配合政治斗争，于国家统一而言，才能达到“以武制武，以武扼独”的目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保证，而且一旦出现和平方式不可能或久拖不决的局面，也是制止分裂、完成统一的唯一手段。

（四）充分发挥办事机构的独特作用，架构海峡两岸联系的纽带

海协、海基“两会”成立后，就两岸交流中的事务性问题进行及时沟通和商谈，妥善处理两岸交往中衍生的各种具体问题，维护了海峡两岸同胞的正当权益，有力地推动了海峡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1993年举行的“汪辜会谈”，是海峡两岸授权的民间团体最高负责人之间首次进行的功能性会谈，打破了海峡两岸几十年来的相互隔绝和对抗的格局，正式开启了两岸接触和谈的序幕。2008年6月，“两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重启协商，开局顺利，抓住两岸同胞迫切关注的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和两岸周末包机事宜，签署了《海峡两岸包机会谈纪要》和《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协议》，标志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了新的良好开端。随着“两会”协商的进展，海峡两岸商签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两岸经贸关系机制化、规范化的框架基本形成。2010年9月12日，《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正式生效，标志着两岸经济关系由此跨入了互利双赢、合作发展的新时代，将为台湾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和机遇。据岛内有关机构测算，台湾从ECFA直接获得的整体经济效益包括：GDP增长1.65％－1.72％，就业增加约26万人。这些成就的实现，确确实实离不开“两会”为主的办事协调机构的参与。除了“两会”以外，黄埔军校同学会、中国统一促进会等机构也起着特殊的作用，为海峡两岸正式对话谈判做着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