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及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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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被各家称之为方志起源之书的还有许多，如有人列举了前述之鲁《春秋》、晋《乘》、楚《梼杌》，以及宋、齐、周的《春秋》、《周志》、《郑志》等;有人列举了《山海经》、《禹页》、《越绝书》、《南阳风俗传》、《华阳国志》等。虽然这些古代典籍与后世之志书有很大的区别，但还是被学界认为是志书的起源。这些古代图籍大都为成书较早的诸侯国或郡国史书，即使地理书性质较为突出的《山海经》与《禹贡》，其记史性质也是不可否认的。所以，北宋著名志家李宗谔说:“地志起于史官，郡记出于风土”，主张修志应该“举春秋笔削之规，遵史官广备之法”［5］。目前学界关于方志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有主张“志源于史”，有主张“志源于地”，有主张“亦史亦地”，有的甚至认为中国志书起源于甲骨文［6］。其实，上述所有列举为方志起源之书的典籍与后世正式定型的方志之书相比，都只是具备了某一个方面的因素，正是在长期不断借鉴融合的过程中，才最终形成了后世有完整体例和固定记载内容的志书。因此，志书并非起源于哪一类古籍，更不是起源于哪一种古籍。这与史书的起源一样，我们只能说某一史籍是现在最早的史书，而不能认定史书就是起源于哪一部史书。上述古籍既是志书的源头，也是史书的源头，正是这些古籍汇成了志书和史书共同发展的历史长河。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志书更多的起源于记载地域、地理与诸侯郡国历史的史书，而史书包括的范围更广。到了近代，志书从这一志、史同源的长河中分流出来，形成了具有独立地位的方志学。由此可以看出，志书与史书是同源的。正如章学诚所言，“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7］。
一、从方志的发展看:志、史相伴而行
一般来说，志书经历了全国性区域志、地理志、图经、地方志的发展阶段。按其发展的成熟程度而言，大致分为汉唐魏晋南北朝的形成与初步发展时期、隋唐宋元的完善与成熟时期、明清的全盛与方志学形成时期［2］。如果把民国后方志学的发展也包括在内，则有民国与新中国成立后方志与方志学的现代形态转型，并获得大发展的时期①①。在方志学形成独立学科前，方志的发展与史学的发展是并行的，有时甚至是合一的。严格来说，被称为志书渊源的各种先秦古籍其实都只是在某个方面具有后世志书的因素。真正形成约定俗成的体例，并且有广泛记载内容的志书是在汉以后。班固《汉书•地理志》从方志的角度来说是一部以当时行政区划为纲的全国区域志，从史书的角度来说，首创后世历代正史地理志体例，“为各朝代汇纂图经总集、地理总志创立了模式”［8］。西晋挚虞作《畿服经》，该书除叙述地理风俗外，还增添“先贤旧好”等人物事迹，开创了方志记载人物事迹的先例，从而突出了记史的属性，为历代方志学家盛赞。我国最早以志名书者为西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该书集历史、地理、人物于一编，从而具备了方志的雏形，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较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而这些公认的方志古籍同时又是非常著名的史学名著。隋唐宋元时期，地方志经历了图经到方志的阶段。唐宋元中央政府都制定了较为完整的图经定期编呈制度，并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图志、图经和方志，如唐李吉甫纂著的《元和郡县图志》、宋李宗谔等编纂《祥符州县图经》，元札马剌丁等主持编撰的《元一统志》等。从体例上看，唐代形成了图、志兼括之体，《元和郡县图志》是其开创之作，宋《祥符州县图经》继承此体;到南宋，志书体例已有平列门目体、纲目体和史志体三种类型，完成了古代图、志、籍的融合。从内容上来看，这一时期志书都从偏重地理记载转向人物、政事的记录。这一时期的方志作者大都将方志纳入史书行列，认为“史志同义”。元代张铉在主修《至正金陵新志》以志拟史，他对该志各部分的作用进行了如下表述:“首为图表，以著山川郡邑，形势所存;次述通纪，以见历代因革，古今大要;中为表志谱传，所以极天人之际，究典章文物之归;终以摭遗论辨，所以综言行得失之微，备一书之旨。”他将司马迁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引为撰志宗旨，并一反修志“隐恶扬善”的传统，提出志书应实录“是非善恶”，尤其是人物志，要“巨细兼该，善恶毕著”［9］，这也是把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笔风运用到修志实践中，将方志修为信史的一种尝试。由此可见方志书与史学之关系。明清时期是中国方志发展的全盛时期，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的后期，形成了具有独立地位的方志学。然而即使是已经独立发展的方志学，其与史学的联系也是极为紧密的。这突出表现在中国传统方志学的开创者之一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中。章学诚在其重要的史学与方志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中论述了志书的性质、编修原则与方法。他认为，“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文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7］因此，他认为志书就是“一国之史”，即古代“列国史官之遗”。据此，他主张修志应该遵循史家修史的原则与方法，即要有“史家法度”。从他论述的修志原则与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就是认为修志即为修史。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方志学与史学的紧密关系。
二、从方志学的转型看:志、史互相促进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期，随着西方进化论思想传入我国，传统史学与传统方志学都遭到了猛烈的冲击，因而发生了史学与方志学由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化的现象。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方志学与史学互相促进，从而形成了近代方志学与近代史学。为进化论在中国传播作出重大贡献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新史学》一文，最早提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他将进化论理论来改造中国的旧史学，提出了“民史观”，主张重视下层民众在史书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后，他撰写了一系列方志理论著作，主要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1924年)、《说方志》(1924年)及《龙游县志序》(1925年)。他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中将“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并列，最早提出了“方志学”这一概念。他在《龙游县志序》一文中借评价《龙游县志》的优长，对传统方志学理论进行了总结，并在方志学理论领域进一步阐发了他的“民史观”。他对旧志书中“一般民庶，概付阙如”表示不满，而极力赞赏《龙游县志》“根据私谱，熟察其移徙变迁消长之迹，而推求其影响于文化之优劣，人才之盛衰，风俗之良窳，生计之荣悴者何如。……其功用则抉社会学之秘奥，于世运之升降隆污，直探本源”。同时，他又论述了“志”与“史”的关系:“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开物成务之业有所凭借。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献之寄而已，民之荣瘁、国之污隆，于兹系焉。”［10］然而，梁启超基本上是在“新史学”的范围内，“从史的角度对方志学进行探讨”［11］。虽然其理论对于方志学的近代转型有着重要的影响，但他本人似乎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方志学近代转型的趋势。
较早地认识到方志学近代转型的趋势，并正确地指出这一趋势的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傅振伦先生。他在1928年写的《修志刍议》中指出了这一趋势:“今则新史学出而志亦当与之俱变其体例矣”，“志犹史也，近世且有科学化之趋向矣。则今之修志，其必以社会体相之‘志’为重心也审矣”，“书之作也，必应乎潮流。则方志之修订，不宜专详沿革与地舆矣。即虽不能完全与新史学相吻合，亦必求其近似而已。”［12］1935年他在其出版的《中国方志学通论》一书中对修志工作不注意新史学潮流，不符合新史学体例的现象进行了批评:“近人即昧于先哲志乘精义，又不讲求新史因素，操觚修志，每斤斤于文字之雕饰，抹煞事实，或广录载籍，忽略现代，自以为工，实深乖史体，余则极力矫成之。”［13］与傅振伦先生一样，李泰棻先生也是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在“新史学”思潮的推动下致力于方志学的现代转型。他认为:“一切现象，不外二种。一曰循环状，一曰进化状。……学之属于循环状者，谓之天然学;学之属于进化状者，谓之史学。故史者，研究进化之现象也。”既然“史乃记载及研究人类进化现象者，然则方志亦必为记载及研究一方人类进化现象者无疑。”［14］在此基础上，他对方志学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如他在《方志学》一书中，专列“应增社会经济之资料”一节，强调“社会经济，在今日应为全志骨干。吾人之衣食住行，商工各业，经过先民若干努力，始有今之文明。修志者，自应将以上各事，追述经过。至少亦须将现代社会经济，全部编入。”［14］其他如黄炎培、黎锦熙、顾颉刚、于乃仁等都主张在地方志中“扩充社会及经济史料”，以适应进化论对史学提出的新要求。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方志学的发展实际上是“紧紧跟随‘新史学’而反思、扬弃传统方志观，以求与中国历史学同步向现代转型”［15］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一些方志学家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试图用这一科学理论指导地方志的编修。如傅振伦先生在1930年写的《编辑北平志蠡测》中指出:“居今修志，应加改革。宜除道德之空谈，侧重于物质方面。自马克思唯物史观表扬于世以来，而‘社会嬗变(社会之嬗变，即人类之历史)，恒视经济之变更为转移’之理大明。故欲阐明事理，须求当代经济状况。今后必加强于地理之自然资源、人文地理以及扩充旧日史志食货门类目，诚当今日修志之要义矣。”又说:“自唯物史观之说兴，历史始可以一定之法则解释之，而史学遂成专门之学。唯历史之科学化也，则必:第一，须为实录;第二，须注意进化方面;第三，须作真理规律之探求。此外又须兼重科学之记录。”因此，志书中各种专志，“凡独立成为专门之学者，亦应叙其源流，详其嬗变之理”［16］。这说明，随着新史学思潮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也对方志学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一动向预示着方志学现代转型的一种更加光明的未来。当然，方志学的转型及其发展对史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方志学的近代转型推动了民国地方志的大量编修，从而为史书的编著提供了大量地方史料。当时的方志学家大都认识到“方志为国史资料所出”，因而搜集地方资料非常广泛细致，“以为国史约取余地”［17］。特别是转型后的方志大量记载和收录了地方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这些都为史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很多都利益于地方志中的资料，如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他在民国时期就出版了《太平天国史丛考》、《洪秀全金田起义前年谱》、《太平天国金石录》、《太平天国史考证》、《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志》等，还出版了称为兵志系列的《绿营兵志》、《湘军新志》、《晚清兵志》三种。这些研究成果中就引用了大量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地方志资料。民国地方志还记载了各地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大量史实。如广西《桂平县志》记载的太平天国运动史料、河北《固安县志》、《琢州志》、《霸县志》记载的义和团史料、《黑龙江志稿》和《瑷珲县志》记载的沙俄入侵黑龙江以及边疆军民反侵略斗争的资料。这些都为史学工作者研究这些历史事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建国后，在整理地方志基础上编纂出版了许多地方志专题资料，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从方志的起源和发展演变来考察方志学与史学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传统方志是多源的，但其中与传统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传统志书与史书同源而分流，长期共同发展;到清代，方志学开始形成，并出现独立发展的趋向;到民国则开始向现代方志学转化，最终成为与史学并列的一个重要的独立学科。然而，当代方志学与历史学的联系还是非常紧密而广泛的。考察方志学与历史学的联系及相互影响，研究在新的条件下两者更紧密结合的途径，应该是地方志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的共同任务。
作者：彭平一单位：中南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