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服骑射历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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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代背景

赵武灵王改革的内部压力所谓胡服，就是北方游牧和半游牧民族的服饰，胡服较之当时的中原服饰，要轻便的多，而且更适于骑兵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想法尽管得到了大臣楼缓的明确支持，但在群臣中却招来了普遍的非议。主因是中原人身着胡服，首先就触犯了华夷之别的礼仪规范和传统，而采用骑射战术又有悖于通行中原诸国的军事战法和军队建制。这样，胡服骑射就不简单是个服饰着装的问题了。面对群臣的非议，武灵王并没有退缩。他又召见了心腹大臣肥义进宫商议，武灵王说“：作为一个贤明的国君，平时要教导百姓，要制定好的政令，打仗要超越古代，建立功业。我要开拓疆土，灭中山，并胡狄，要想用力小而收获大，就需要建立一支骑兵，学习胡服骑射，这必然要遭到流俗的议论和庸人的反对，怎么办呢？”肥义说“：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与众。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德而要功也。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王其遂行之！”经过此次商议，武灵王又得到了肥义等大臣的支持，这就更加坚定了实施胡服骑射的决心。但当武灵王率先身穿胡服上朝之后，他的叔父公子成借口生病，不去上朝，为了争取这位朝廷重臣的支持，武灵王派使者前去游说，公子成却说：“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对此责备，武灵王并没有生气，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并结合赵国的实际，说明了实行“胡服骑射”的重要性，使得公子成“不敢不听”。其他宗室贵族赵文、赵造、赵燕以及大臣周袑也都表示反对。赵文进谏：“当世辅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礼之制也。修法无愆，民之职也。三者，先圣之所以教。今君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愿王之图之。”武灵王反驳说：“常民溺于习俗，学者沉于所闻，此两者，所以成官而顺政也，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并认为：时势在变化，所以，世俗也得跟着改变，这是圣人之道。在强邻压境，胡人猖獗的形势下，长袍重甲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已关系到赵国的存亡，在此种情况下，还死守陈法旧俗，无疑不是自寻死路。所以赵武灵王果断的说：“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礼之变，能与时化。故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针对以上观点，大臣赵造则曰“：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因民而教者，不劳而成功；据俗而动者，虑径而易见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顾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且服骑者志淫，俗僻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僻之服，中国不进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且循法无过，修礼无邪，臣愿王之图之。”面对这样陈旧落后保守的传统观念，武灵王反驳“：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最后坚定地断言：“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也；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赵武灵王就是在此高压之下推行了“胡服骑射”，前后共经历了11年，卓有成效，不仅使赵国摆脱了过去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而且在军事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从公元前306年至前296年，先后击败了胡人，兼并了中山，开辟了广袤的土地。从公元前288年到前266年的22年中，虽遭秦五次攻击，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相反在前270年的阏与之战中大败秦军，使秦国在其称霸战争中受到了重创。

2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剖析

2.1胡服骑射的分析

“胡服骑射”是一场以军事改革为核心的封建化运动，主要包括“胡服”、“骑射”两个方面，“胡服”和“骑射”彼此联系，不可分割。“胡服”是出于“骑射”的需要，为实现“骑射”目的所必须采用的手段。王国维亦云“：赵武灵王之易胡服，本为习骑射计”。赵武灵王把大力推行易胡服作为他实行改革方案的第一步。第一是“胡服”。赵武灵王首先是要求朝中官员改装，此后“邯郸命吏大夫迁奴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貂服”。在赵武灵王下达的命令中，只强调了这些人要穿胡服，是否其他百姓就不改装了呢？其实，上行下效，自古皆然。上层统治者崇尚胡服，百姓自然会加以效仿，更何况胡服确实便利。强制反而会产生逆反心理，赵武灵王就是利用百姓的心理作用很自然地把“胡服令”推行下去的。然后是官兵，“胡服骑射”前的赵军，官兵的衣服都是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拖拖沓沓、行动不便，影响了军队战斗力的发挥。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长裤，作战骑在马上，行动灵活方便。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年），赵武灵王正式下达“胡服令”，让男人改穿北方游牧民族的窄袖短衣。赵武灵王此举的目的有，一为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作准备，因为身着传统的裘裳根本无法打仗；二为革除贵族大臣们的保守意识，强化改革精神；三为改良整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培养民众的尚武之风。第二是“骑射”。几乎与服饰改革同时，赵武灵王又开始“招骑射”，模仿“三胡”骑兵的装备和训练方法，大规模组建骑兵部队。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年），赵国攻占原阳（今内蒙古自治区萨拉齐县境）变其为骑邑，主因是这里北部是群峰起伏的阴山，南部是水草丰茂的草原。这里的马，长得剽悍、善跑、机灵而有耐力，是战马的最佳选择。赵国骑兵的来源有三部分：一是从赵国本土招募及变车为骑。赵国原来的兵制是“国有固籍，兵有常经”，人民按固定不变的户籍，到一定的年龄就被征去服兵役，军队按地区编制。这是征车兵和步兵的方法。当时的骑兵需要具有难度很大的骑马射箭技术，从头训练很不容易，按原来的兵制就无法在短时间内建成一支足以抗胡的骑兵。但是在靠近胡人的地方，人民为了自身的利益，自发地“习骑兵”“、便其用”，有了骑马射箭的本领。因而国家就采用了打破“固籍”、不分地区的策略，以优厚的待遇招募会骑马射箭的人充当骑兵。二是“三胡”的骑兵，据《赵世家》载：武灵王二十年，命“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致其兵”就是招引、收编胡人补充骑兵。赵国用胡兵补充自己的骑兵，实行以胡制胡，不但扩大了自己的骑兵部队，也提高了战斗力。三是赵国代地的骑兵。代地边胡，近于游牧民族，其民尚气力，多习骑射，因此有组建骑兵的基础。

2.2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民族对比分析

2.2.1骑射文化对比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从匈奴以前的熏育、厥允、东胡、林胡、楼烦，到匈奴之后兴起的鲜卑、乌桓、敕勒、柔然、回纥、契丹、女真、蒙古等族，都是惯于马上生活，精于骑射的民族。在加上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然环境恶劣，资源贫乏，周边政治、军事形势变迁频繁，弱肉强食，此起彼伏的大环境中，个体部落的独立强盛，往往取决于军事实力的强弱，这就导致了游牧部落无一不重视在部落中进行军事教育。如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匈奴族，是河西走廊最早活动的游牧民族。《史记》中记载“：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力士能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功以侵伐，高气力，好射猎”。草原特有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古代的匈奴人游牧、涉猎的经济生活方式。从幼年便开始练习骑射，学射鸟鼠、狐兔，到成年时皆能开弓作战，骑射技艺超群，做到其马“日常驰数百里，有致千里者”，其人能达到“人不驰马、马不懈勒”的状态。匈奴族在冒顿单于时拥有控弦之士达三十至四十万人。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的骑兵队伍，说明当时匈奴对骑射文化的重视和教育程度。而当时汉民族的骑射文化却不及北方游牧民族，汉民族多生活在中原地区，以渔猎农耕文化为主，生活环境相对平稳富足，他们的作战方式主要以笨重的战车和步兵为主。在此将中原骑兵与匈奴骑兵进行对比，可得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原之马不如也；险道倾，且驰且射，中原骑兵不如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原之人不如也。从一定程度上看，中原地区难免会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

2.2.2服饰文化小析民族服饰作为民族文化外在化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不同民族的服饰综合反映了不同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生活水平、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宗教信仰以及民族之间的联系交往程度，是民族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是民族历史的沉淀，也是民族文化的创造，还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汉民族是以“服章之美”著称的，同时，与汉民族共存的还有其他许多民族，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服饰，这是不同民族的智慧创造，也是不同民族适应其生产和生活环境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不同民族文化大交流时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汉民族的“服饰创新”，这是汉民族在对其他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实现的。赵武灵王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实行了军服改革，采用了北方游牧民族“胡服”的样式，即短衣、窄裤、革带和长靴等，其特征是“衣长仅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改变了汉民族传统的上衣下裳的服饰格局，史称“胡服骑射”。这种改革，使赵国由弱国成为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胡服骑射”被学者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饰飞跃”。因此，可以说是当时其他民族的服饰文化丰富了当时汉民族的服饰文化。同时，这种“服饰飞跃”充分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共享。

2.3胡服骑射的历史学价值

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对军事实行改革后，推动了整个中原骑射的发展。数千年来，他一直是我国古代练兵习武的重要项目。同时，这次改革以其独特的方式和价值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第一，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并不是以外部来刺激、强化军事力量，而是把着眼点放在改革军队内部的结构机制，改革传统的作战方法上。实施胡服骑射后，军队摆脱了笨重不便而又耗费巨大的甲衣战车，变得更加灵活机动而富有战斗力。国家民众由此而减轻了沉重浩繁的军费开支和赋税徭役，一则强兵，二则利国利民，这正是胡服骑射得以成功的基本因素。由赵武灵王所倡导的胡服骑射的战法，一扫以往中原车战的陈旧战法的束缚，开创了新的军事活动的场面。从此以后，以步兵、骑兵为基本力量的作战方式逐渐得以推行。这在中国古代军事战史上，也有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第二，胡服骑射改革的推行，使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打击了“先王之道不可变”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了确立，同时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为民族大融合和国家统一奠定了心理基础。第三，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结构。实行胡服骑射改革后对赵国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使之更趋近于游牧经济，对游牧经济、骑兵生活熟悉的大量胡人精英通过选拔，进入到赵国的军政领导层，改变了赵国的权力结构。第四“，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服饰方面的一次巨大革命，对后世服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胡服骑射以前，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也是区分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标志。“胡服骑射”之“胡服”首先是为便“骑射”，也便利了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这就强化了服饰的实用功能，同时，因其打破了服饰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的服饰差别大大减小，自然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除当时楚、齐两国已有人效法外，汉代即以成为官定武服；北朝以后，文武官员皆为胡服，后来一般百姓，甚至妇女、儿童也逐渐穿上胡服。胡服的优越性日益被中原人民所接收“，习胡服，求便利”成为我国服饰发展的总体倾向。

3结语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历史上的影响，似乎不及吴起、商鞅、韩非子、王安石、张居正等人倡导的变法改革，但它提倡给历史的借鉴同样发人深省。这次改革是战国时期较为成功的封建化改革之一，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赵武灵王的改革没有能够继续深入，赵国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军事领域，综合国力的欠缺使得其无法改变在统一战争中被消灭的命运。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典型，“胡服骑射”在民族融合，服饰变化，军事改革等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改革的成功与得失对以后历朝历代的改革实践也是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作者：郭文兵单位：长治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