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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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历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所强调的主观性、不确定性等问题也存在于科学研究中，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增加自己的智慧与知识。使用历史研究的方法，了解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可以引出一些批判性的应对态度与措施。此外，人们还应大略了解具有主观性的历史研究的部分重要价值，历史性的思维方式的突出的意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发展的某些具体助益。

【关键词】历史学;后现代主义;客观性;主观性;思维方式

有着丰富内涵的后现代主义对当代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篇文章关注的主要是其“在文学理论和历史学领域产生很大影响的思想运动”[1]“修订第三版序言”，7的部分，它对历史学有不容忽视的冲击，尤其是质疑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及还原过去的能力。国内历史学界有不少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著，王晴佳教授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后现代主义的渊源和它对历史学的主要影响，并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启发了某些后现论家。[2]何平教授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及其方法论》则提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因其重视文化的政治作用和阶级关系的文化唯物主义倾向，而在英国被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3]秦晖与金雁二位教授在《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异化理论，“显然已触及现代社会中自由异化、理性异化、科学异化等问题，因而在当代西方成为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4]下文的主要目的是简略地讨论历史学如何用自身的方法来批判性地应对后现代主义的冲击。

一、在历史学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别强调“历史学家作为历史著述和解释者的角色的重要性”和“用于传达历史学家思想的语言的重要性。

它认为历史学是“无法独立于历史学家而存在”的，“由此对历史学能够提供任何种类客观真理的能力提出质疑”。[1]“修订第三版序言”，7后现代主义者用以批判历史学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是，“具有高度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和假设不仅存在于历史资料中，而且存在于历史学家用于表达他们思想的语言中。”[1]自然科学常被人们用作评价历史学的参照物，然而，“大多数人有关科学知识的假设仍然是19世纪实证主义过时的残留物；相比通常的假定而言，科学知识实际上是较少确定性和客观性的。”[1]建立在过去的实证主义理论基础上的“科学观”虽然在外行人的认识中占有某种支配地位，对科学家的共同体而言却不再具有那么大的说服力了，“归纳思维和被动观察，不再被视为科学方法的标志。”[1]如下的共识已难以回避：“对自然和人类世界的所有观察都具有选择性，因此都以一种假设或理论为前提，不管它是如何的缺乏逻辑一致性。”[1]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还有着其他或许更本质的相通之处，“自然科学本身的基础是知觉、观察和实验，即，是历史地确定了的事实；而知识的全部真实性所根据的‘感觉’除了采取确认的形式，即，当它们就是历史以外，它们本身并不是知识。”[5]因此，基于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对比，而从过度质疑人的感觉的可靠性和记录的准确性的角度来否定历史学的存在意义的历史怀疑论，将不免陷入困境。那么，科学与历史的研究的意义都将从此降低吗？对于并非将科学当作现代神像来膜拜的人来说，若恰当地坚持在“假设和尝试性反驳之间，或在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之间的对话”，[1]科学研究不会因为存在主观性、不确定性而失色。而这种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可以、也应该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为增进人类的智慧与知识作出贡献。

二、要进一步解答历史学如何在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世界中自处这个复杂的问题，按照历史研究的逻辑，应该从历史地认识产生于特定时代与文化的后现代主义开始。

如其名所示，理解“后现代主义”要从理解“现代主义”开始，这里仅把与这篇文章相关的那部分“现代主义”归纳为“支撑了现代工业社会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的演进”的核心信念，即“对进步的信念和对训练有素、理性研究功效的信念”。[1]然而，理性与科学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却造成了人的“异化”，“人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为经典科学所描述的程序化的世界。人性在这庞大的自动机中被扭曲，‘规律崇拜’具有了一种新宿命论的色彩。”[4]“理性”也由人这个主体的一个部分，异化为奴役人的“抽象外在形式”和“凌驾于理智之上并奴役理智的权威”。[4]随着“自由竞争高度发展带来了工具理性背后的价值非理性，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泯灭了对人生价值与终极关怀的追求，社会地位的剧烈动荡产生人的失落感、彷徨感与孤独感”，[4]世界大战、生态危机、极权统治等“现代病”日益引发人们的忧虑。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便不得不反思现代文明及其思想基础了，表达了一种“对新理念的追求和从前一代思想中解放出来的愿望”[1]的后现代主义也就应运而生了。必须特别注意，后现代主义是依附于现代主义之上的，它是一种“反抗性现象”，[1]一种“批判的理论”即“现代批判主义”，[4]一种“反抗理性异化的‘理性重构’运动”，[4]而非关于崭新的时代的完整蓝图。以电脑程序来比喻的话，后现代主义是重要的更新补丁，但不是新一代操作系统，它的良好运作必须建立在现代主义的基本架构依然存在的基础上。简而言之，后现代主义是已被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所困扰的西方社会发出的“走出现代化”的呼声，是对科学、理性、民主等现代文明的最高价值取向的修正。[4]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它并不是那么适合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充满了宗法农民文化残余的中国社会。[4]当今中国的历史学者及其历史研究，难免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缺乏维特根斯坦哲学中那精细分析与波普证伪主义中那种严格逻辑的基础，而更多地与我们民族传统的模糊思维、原逻辑思维的非理性特征混在一起”。[4]在现代主义影响下的追求独立、客观、中立、逻辑严密性的历史研究思想和方法仍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贸然于后现代的解构与叛逆的浪潮中随波逐流，是很危险的。显而易见，在没有借助理性的拐杖站起来、没有借助理性的灯火指引方向的状态下，把理性贬低乃至抛弃，人们就依然是匍匐在黑暗中胡乱摸索的，自由的历史研究不过是海市蜃楼。

三、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某些批判应该虚心应对，例如，它强调了在历史研究中完全实现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按照某些规则描绘世界意味着接受某些价值观念而拒绝其他价值观念。

此类认识有助于学者宽容地对待不同的思想理论，因为既然所有的理论都是人类思想的产物，那么就不应该简单粗暴地按照贴上的标签来处理了，这对于丰富历史学的内涵是有极大好处的。同时，这种后现代观念事实上也驳斥了那种要求历史学者不关心理论以趋近客观状态的理论，因为既然主观的思想在历史研究领域中不能彻底排除，那么“‘摒弃思想’的做法实际就是摒弃‘思想的严肃性’，是狡猾地把价值给予最庸俗和矛盾的思想。”[5]这就提醒历史学者们要时刻保持清醒与意识的独立，用一种容易引人误解但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法来描述的话，就是“历史永远应当严格地进行判断，永远应当力求主观，而不被思想所参与的冲突或其所冒的危险所搅乱。因为只有思想本身才能越过自己的困难和危险。”[5]历史学者不应该盲目畏惧研究中存在的主观性，因为其中也有着可确定性。肯定主观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表达、理解、解释的完全任意性。首先，一切文本都有其产生的时代与社会背景，“这意味着不仅要认真研究语言这种媒介，而且要确定作者的背景、文本产生的条件，预期的读者，那时的文化观以及作者和读者所处的社会关系。”[1]其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生成的文本，“都有它自身的文化基础、概念范畴和用词模式”，[1]它们不仅提供了表达意思的丰富的工具，而且使它们的使用者因为使用它们而受到了相应的限制，不得不遵从一定的规则，“学术研究的任务就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特殊性中确定这些规则，并在解释资料时充分考虑这些规则。”[1]最后，最重要的是人性中存在的可延续的相通之处，这是人类交流的关键基础。基于上述三点，人们可以确信，至少部分地理解某些带有主观性的历史记录是可能的。

四、带有主观性的历史研究和文学有所区别，因为“历史”不仅是具体的、可以质疑的知识，还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

要初步认识这种历史性的思维的特殊性，可以从考察人们对时间的理解开始。历史上，人们理解时间的方式不是单一不变的。以欧洲中世纪的“神圣的共同体”为例，其中的人们之间通行着一种“同时性”的概念——“把时间看成很接近本雅明所说的‘弥赛亚时间’，一种过去和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现在的同时性”，标示它的多是带有神圣性质的“预兆与成就”。[7]而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则共享着另外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的观念——“同时性是横向的，与时间交错的”，标示它的是“由时钟与日历所测量的，时间上的一致。”[7]人们理解时间的方式存在差异及可变性的观点，可以帮助阐明以下的事实，即与对时间的理解密切相关的历史性的思维方式是可变的，因此它也是特殊的，其存在需要以某种方式进行维护；另一方面，把历史看作是一条由时间串联起来的“无尽的因果锁链”[7]，是历史性的思维的一项基本的特征。[1]上述的基本的历史性的思维方式可以分为两个要点——在认识和实践上把人与社会看作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连续统一体的假设”[1]和“一种对理性的实质性地运用，它的基础是因果关系模式。”[1]不论事实是否如这种思维所设想的那样，现代社会的运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上的，“如果了解过去的抱负被完全放弃，那么，我们就绝不可能确定现实是如何形成的。”[1]历史性的思维方式与社会生活的融合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历史学家’”。[1]人类在生活中的各个不同方面极大地依赖历史性的经验——“作为一种确认我们身份的手段，作为了解我们潜能的线索，作为我们对他人印象的基础，以及作为未来可能性的一些启示。”[1]不仅对于个人是这样，对社会集体来说也是如此。失去这类经验——亦即是历史地形成并保有的知识，否定它们的价值，就像失忆一样。举例来说，人们可以不相信某些受政治影响的记述，但如果否定整个历史思维产品的价值亦即同时否定了这种思维方式，那么也得否定公司的票据、报告存在的大部分意义。毫无疑问，经济活动中使用的报告、票据也是历史记录，即便满是数字的票据，也可能有造假、失真；而且，数字与公式的意义、关系仍要由语言文字来说明。简而言之，专业历史著作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下的经济文件之类的记录一样也逃不掉。进一步来说，记忆也是一种历史著作，历史著作也是一种记忆，对待记忆的方式可以使如何对待历史著作的问题得到参考，怎么对待历史著作也会影响到怎么对待记忆，因为它们共享着同一种思维方式。具体地考察历史性的思维方式的话，会发现其中有着丰富的内涵，这里略为辨析两点：一是，历史作为一种分享经验的手段，为人们提供了关于不熟悉的事物的“记忆储存库”和“文化资源”；这其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无法通过亲历而直接获得的，但是这并不足以阻止人们了解异国的特色，如同不能让人们放弃知晓邻居亲戚的信息一样。[1]二是，认为历史不会照原样重复因而借鉴意义不大的看法，并无多少价值——“历史学是有关各种可能性的一个清单”，[1]具体的事例中的某些思想或许具有跨时空的相通性；人们在利用经验的时候，通常也不是照搬，而是在理解和运用中对其进行拆分、组合、再加工。历史研究的思维方式及其成果，就是这些思想和供使用者组合、改装的经验的零部件的重要来源。总而言之，“历史”不仅是具体的知识，还是一种几乎充满着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思维方式。历史学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它是其产物；另一方面，它也会影响人们的历史性思维。历史学的存在和意义，是历史性的思维方式的一种保证。下面的一种说法颇有启发意义：“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挑战由社会因素促成的对历史的错误陈述。这种行为就像专门祛除白内障的眼科医生。”[1]“错误的陈述”不仅指具体的解释，还可以包括用来得出答案的思维方式，“白内障”则是妨碍人们合理地运用历史性的思维的障碍。缺乏实际操作——历史研究——的话，历史性的思维方式中存在的相对的规则是难以理解的，其中的问题也得不到充分的检验和修正；长此以往，人们不仅难以治愈“白内障”，甚至连自己生了病也不容易察觉到。如果历史学的追求事实的可能性，以及用时间与因果的链条认识世界并指导实践的思维方式——而非仅仅是应用这种方式得到的某些具体的结果——被否定，那么现有的社会大概就会崩塌，然后形成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形态。

五、在对历史学进行批判的同时，后现代主义还直接为这门学科的发展注入了颇具活力的新因素。

例如，“认识到语言强加给使用者的结构性限制”，引导历史学家去发掘表面的历史文献背后的社会文化、潜在的意识。[1]此外，后现代主义既然指出历史叙事中存在大量文学因素，一些历史学家就受此启发，“将历史编纂视为一种文学形式并乐于进行试验性创作”。[1]后现代主义还帮助历史学开拓了一些发展前景广阔的新研究领域——它“将话语解构为一种形式的文化权力”，使人们明白“历史编撰本身是一种文化霸权的表现”，刺激人们关注在过去的主流研究之外的对象，如女性、“落后”的社会及文化等。[1]总的来说，历史学者应该用历史学的眼光去审视后现代主义，用批判吸收的态度去面对后现代主义，在不可避免的主观中更加严格地分析材料与完成作品，在不断的实践中修正和巩固建立在时间、因果关系之上的历史思维，并且勇于在新的领域中进行开拓及锻炼。这样一来，即便失去了一些具体的“科学性”，却保持住了一种更为重要的科学的研究精神。

参考文献：

[1]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M].吴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王晴佳.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J].东岳论丛,2004,25(1):11~19.

[3]何平.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及其方法论[J].社会科学研究,2002(2):115~119.

[4]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

[5]贝奈戴托•克罗齐著,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彼得•伯克.文艺复兴(第2版)[M].梁赤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7]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作者:刘承雨 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