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中国的美学内涵与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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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对中国人的审美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内化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具有了形而上的意涵。审美能够激发人们崇高、优美的情感，给予人们以行动的力量，进而使人们不仅懂得保护自然，更发自内心地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中华传统文化中蕴藏的对自然的审美情操，能够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无形而深厚的支撑。

【关键词】审美；天人合一；生态文明；美丽中国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在认识上，它孕育了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理念；在实践上，它形成了“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观念。浸润于“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中，人与世界融为一体。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生命体会，使得人们善于通过自然万物寄托情感。而经过文学艺术的沉淀和熏陶，对自然的审美情操内化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具有了形而上的意涵。

一、中国文学创造生动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审美情操

人对自然的审美生动体现在文学创造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从《诗经》比兴传统开始，一草一木就有了可感的生命力。《论语》从自然中感悟君子品格，所谓“岁寒，然后之松柏后凋也”；屈原在《离骚》中发出“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感慨，由此有了香草美人传统；汉魏两晋的“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增添了一分慷慨之气；盛唐眼光向外，展现“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边关豪情；两宋理趣映照，吟出“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的童真；在“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中，人们诉说元明市井生活初兴的哀怨和情窦；等等。自然山川风物皆是一代代文人骚客、慷慨豪杰感时抒怀的载体。所谓“一枝一叶总关情”，对自然万物的体会，丰富了中国人的内心世界，而与万物共鸣的情感认同，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追寻到了一种人所必有的境界。人对自然的审美情操，在历史发展中慢慢积累，并逐渐渗透到文化传统中。孔子认为，读《诗经》能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不仅反映出《诗经》以自然万物比兴叙述、抒情的特点，也体现出接触并认识草木鸟兽是一种教化手段。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孔子以山、水形象化阐释“智”和“仁”，正是以自然审美育人的体现。对自然的审美经验与中国文学创造彼此交融、互相影响。《诗经》《离骚》开启的传统，奠定了中国诗歌甚至是整个中国文学注重意象的特点。唐诗风情神韵，尤其擅长在歌咏自然万物中寄寓蕴藉悠长的情思。“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等名句最得风致。唐人高峰在前，后人在意象上难再翻新，以至于感慨，“天地之精英，风月之态度，山川之气象，物类之神致，俱已为唐贤占尽”。唐诗虚实结合、寄情于景，“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自然万物人格内涵更加丰富。两宋诗文革新，形成了善于筋骨思理的风格。宋诗讲究义理，以议论为诗，同样从自然万物中起笔，力图新开意象，以求生面。“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以诗说理而了无痕迹，正是审美情感的高妙之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杨万里从江西诗派和晚唐诗中生出“活法”，以理趣关照自然，树立了新鲜活泼、师法自然的艺术风格。道家以艺术的审美眼光看待自然。“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在庄子的“蝴蝶梦”中，人与物不存在区别。这种物我两忘、主客浑然一体的“无我”之境，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高远、最精妙的审美意蕴。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诗歌是中国古典文学最主要、也是成就最高的形式，代表了中国文学基本的审美特色。中国文学的审美特色将人们对自然的情感进一步提升，并内化于心，成为心灵深处的无意识。

二、中国古代绘画、音乐、建筑等艺术折射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求

不仅是文学，其他艺术门类也体现了人与自然交融的审美情操。在世界范围内，笔墨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式的视觉表达方式。独特的形式语言生发出与众不同的审美情趣。中国绘画以文人画为主线，宋元以山水为主，明清注重花卉，在很长时间内，自然都是画家传情达意的载体。在美学追求上，中国绘画并不强调形似的摹写，而是注重神韵的表达。“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苏轼的这一看法很具代表性。苏轼将其的创作手法总结为“胸有成竹”，即画竹前心里要有完整的竹子，创造时一气呵成。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等，无不是画家长期观察自然、酝酿沉淀后挥洒而成的结果。从早期追求客观的“形”到表达主观的“意”，中国绘画艺术逐渐走向“物我同一”的审美。书画同源，《兰亭集序》《快雪时晴帖》等，同样是书法家观察、感悟自然的真情流露。古人认为，音乐是天地、自然的产物。《吕氏春秋·音律》记载：“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十二律正好对应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中国传统五声音调“宫商角徵羽”，与木火土金水一一对应，并与春夏春冬四季、东南西北中五方相配。《秋声赋》中说“商声主西方之音”，就是因为古人认为商音对应秋季、西方。由于应天地万物以及规律而生，中国传统音乐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在自然中寄托情思。听古筝曲《渔舟唱晚》，感受夕阳映照之下渔民悠然自得的优美景象；闻琵琶曲《春江花月夜》，江南水乡的婉约多姿如在目前。中国建筑以木结构为基本架构，“法天象地”是基本法则。大体而言，宫殿、府宅彰显的是儒家理念，建筑布局、设计是宇宙和谐秩序的象征。以故宫为例，地支中，子在北，午在南，所以故宫南门叫午门；地为阴，北方为阴，所以故宫北有地安门。中国建筑注重院落组合布局，建筑群水平铺开，犹如万物生长于大地。如果说西方宗教建筑强调的是人与神的对话，那么中国建筑则表达的是人与自然的交流。不论是以颐和园为代表的北方园林，还是以拙政园为代表的江南园林，都希求通过模山范水、移天缩地，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效果。“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依据自然地理风貌而建，是中国古代村落的选址理念，体现了劳动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求。总之，中国古代绘画、音乐、建筑等艺术都追求人与自然和谐。既然和谐是事物生成、存在、发展的基本原则，人的创造同样需要与自然和谐统一。此外，古人对自然的依赖感与亲和感，与我国发达的农业文明分不开。农业史学家认为，中国农业到半坡、河姆渡时代已经从山地农业逐渐转向低地农业。我国是世界四大农业起源中心区之一，在六七千年前农业发展水平已经不低。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要求有准确的农事季节，因此古人用心观测天象，使得天文学很早就达到较高水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深化了古人对自然的朴素情感。生活是艺术创造的源泉，艺术创造反过来塑造生活，两者相互交融，由此，朴素情感向审美情操跃升。

三、在中国式的审美关照下，对自然万物的情感体验上升为形而上的认识自觉

艺术的背后是哲学。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之下，人们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将利用与保护统一起来。通常认为，近代以来西方的主导思维是主客二分式的。在该思维的支配下，主体如何走出去进入一个外在客体，就是必然面对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西方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在深层次上总是存在某种紧张关系，更难以真正生出对自然的情感。从推崇美育角度出发，德国文学家兼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认为，一个“完全的人”只能是“审美的人”和“自由的人”。在谈及如何成为审美的人，为何审美是“最高”之时，当代哲学家张世英认为：“主客二分”是人之为人的起点和标志，但只有主客的结合，才有自由的可能。审美之所以是“最高”，是因为其超越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而进入主客融为一体的领域。审美情操超越理性，源于人在主客融合之中能够获得无限的自由审美享受，具有形而上的意涵。可见，中华传统文化孕育的对自然的审美情操，能够成为心灵走向自由层次的重要路径。在中国式的审美关照下，对自然万物的情感体验上升为形而上的认识自觉，因而超越了世俗和功利性，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如此，理性的超越性（永恒）和情感的经验性（短暂）具有了交融统一的可能。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审美上，如果追求感性美是为“知之者”；上升到理性的层次是为“好之者”；那么追求超越理性的审美，则是“乐之者”的境界。这是中国人顺应自然本性、感悟自然和谐的结果。审美看上去没有实际价值，但其能激发人们崇高、优美的情感，给予人们以行动的力量。这份人文积淀，推动我们在与自然和谐相处时，做到认识和行动的统一，即不仅懂得保护自然，更发自内心地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中国人，懂得欣赏自然美，会自觉呵护自然美。河北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坚持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在山西省右玉县，一代代人经过绿色接力，让“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我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我们在保护自然中得到升华。可以说，由于契合了中国式形而上的审美情操，美丽中国建设行动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这既体现了对生态文明建设长期性、艰巨性的深刻理解，也彰显了人民群众的巨大潜能。在古代社会，人类对自然的利用、改造有限。而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的索求剧增，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解决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必须在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求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扬弃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观念，以全新的认识推动人类社会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不论从历史进程还是文化传承的角度，这都是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的，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