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幽州为中心地区人口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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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以蓟城（或称幽州城）为中心的幽州地区，处于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接的特殊地理区位，在社会与民族变迁剧烈、人口流动频繁的唐代，幽州地区在中古时期历史格局变迁的大势中，从政治重心边缘次中心逐渐向政治重心中心区转移，成为对中国历史大局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地区。本文试图通过归纳唐代以幽州为中心人口流动的种种表现和特点，探讨这一地区社会变迁中的人口基础。

关键词：唐代幽州人口流动

一、唐代幽州历史地位及地理界定

中国历史上，社会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口变动而体现的，人口流动和人口迁徙不仅有空间位移和区域转换，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还反映了社会结构深层改造和社会群体与地域空间的互动关系。

在这一历史时期，以蓟城（或称幽州城）为中心的幽州地区（大致相当于今京、津大部分地区及河北部分地区），其人口流动的趋向及由所引起的社会变化，既是唐代社会变迁的

反映，也是幽州本地区历史地位变化的关键时期。

幽州的地理位置有三大特征：首先，它处于中国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接、过渡、转换区，使得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民族构成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经济形态和民族构成、文化取向的转换频率高；其次，以幽州为中心形成多点次中心和向四外辐射的交通线，是东北亚大区域的主要交通干线，是东北亚贸易往来的中心枢纽，幽州的社会环境和统治集团所属群体意识直接关系到这一贸易枢纽的兴衰与位置；其三，幽州地区是北方民族南下大通道的东缘，是东北民族南下的主要通道，也是中亚民族沿草原边缘两侧向河北、东北地区流徙、进而南下的主要聚居区，在整个东北亚局势变换中，幽州的得失与倾向至关重要。唐宋时期，幽州地区的社会变迁和人口的空间流动，揭开了东北亚政治民族变动的新格局，引发了民族和区域文化的重组。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重心东北移及经济重心的东南移，幽州在全国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从过去政治重心边缘次中心逐渐向政治重心中心区转移，这种转变的枢机正是自唐代开始启动，到元朝定型。而人口流动的大趋势，与西北、西南边境人口自天宝末年被迫不断外迁的局面相反，以幽州为中心的河北、东北地区，人口内迁的趋势不仅没有中断，而且继续发展。唐末五代，西北与中原地区之间人口双向流动呈现停滞状态时，以幽州为枢纽的河北地区仍然是东北、北方人口南下和北方各地区横向流动的大通道。[1]

赵翼有言“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1](卷二0，p443)赵翼所谓的“地气”，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经济重心”。我们讲重心转移，讲唐宋社会变革，幽州地区的变化至关重要。

唐代幽州做为一个行政地理单位，其空间概念可析分为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属狭义概念，指幽州城（或称蓟城）；第二层含义，指包括州（刺史）一级辖区所属各县；第三层含义属广义概念，指幽州总管府或节度使所统。囿于史料，狭义的幽州人口流动无法具体和深入；广义的幽州，范围又过大，似不利于集中。因此，本文重点探讨第二层次意义上的幽州。唐幽州刺史辖境、属县前后期屡有变化，大致范围包括今京、津大部分地区及河北部分地区。唐开元年间分幽州辖县渔阳、三河、玉田置蓟州，大历四年置涿州，割幽州之范阳、归义、固安隶之，属幽州都督管辖。因此，幽、蓟、涿仍是三位一体。

唐代，东北地区形势变化非常剧烈，幽州与平、营地区的关系日益紧密，在开元、天宝年间幽州（或称范阳）节度使往往兼平卢节度使，一开始虽然分合不定，但到天宝三载（744）安禄山兼有二镇之后，玄宗委安禄山以重任，使其兼二镇十余年，以后幽州节度使实际上兼领平卢。安史之乱后，肃宗广德元年（763）闰正月，唐廷“仍故地”以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改范阳节度使为幽州节度使。时平卢已陷，又兼卢龙节度使”，[2]（卷二二二，p7141）卢龙最终取代了平卢。幽州（范阳）节度使兼卢龙节度使遂成为定制。[2]但仍有两套使府，二府同处于幽州城内。[3]因此，在叙述中，幽州的人口变化也经常和相关及周边地区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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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111-1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2]安史之乱爆发后，侯希逸被任为平卢节度使，后被迫“浮海入青州据之，平卢遂陷。肃宗因以希逸为平卢、淄青节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卢冠使。”见《新唐书》卷一四四《侯希逸传》，第4703页，中华书局，1975年。

[3]王永兴先生推测“幽州节度使府可能设在幽州牙城的南部，可以称为南衙，卢龙节度使府位于幽州牙城之北，可以称为北衙”。（见《关于唐代后期方镇官制新史料考释》第403页，收《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鉴于此，平卢（后为卢龙）军与幽州往往不能分开论述，因此，必要时也将平卢纳入讨论范围。

二、唐前期幽州地区人口流动脉络

由于幽州特殊的地理区位，北部草原、东北乃至中亚民族的进出是一种经常性的流动。唐初至安史之乱爆发（755），为少数民族的大量流入期；安史之乱至代宗广德元年（763），社会变动引起幽州地区的人口流动，既有少数民族的流动，因此，我们探讨的重点也是围绕着各民族人口流动。

（一）幽州内外少数民族流动情况

1、唐初—安史之乱：以少数民族内迁为主

唐承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之趋势，统一王朝为各地区、各民族的交往和流动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区域空间，不论官方抑或民间这种流动都很活跃。少数民族大量流入幽州主要集中在安史之乱前，大规模流入集中在武则天、玄宗时期。

这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隋末唐初阶段

少数民族进入幽州的幅度并不大，数量也有限。东北民族进入幽州的主要有两次，一是武德年间靺鞨突地稽的安置，一是贞观年间高丽降户的安置。

靺鞨突地稽（唐以其部为燕州）是在武德四年（621）唐王朝平定刘黑闼起义时引兵助唐平叛而迁于“幽州之昌平城（后治所有所移易）”[2]（卷一九0，p5968）的，燕州因之成为幽州界内安置最早的一个羁縻州，但与都督、刺史世袭的羁縻州在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燕州刺史很早就已由中央派遣汉族为官，突地稽死后，其子李谨行并没有接任他的职位，武德九年（626）燕州剌史为王诜，[2]（卷一九一，p6015）先天元年（712）燕州刺史为李琎。[2]（卷二一0，p6672）燕州在建中二年（781）为朱滔所灭，废为县。同年，取幽州罗城内废燕州廨署，置幽都县，在府北一里，管郭下西界，与蓟分理，燕州至此而废[6]。[3]（卷四三下，p1019-1020）

高丽降户是因唐太宗征辽而带来的，征辽期间曾将“先集幽州”的“所虏高丽民万四千口”留在了幽州。[2]（卷一九八，p6231）

贞观四年，击败东突厥后，如何安置降众朝廷曾有很大争议，这场争论主要形成三方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化胡虏为农民”，促其迅速汉化；一种意见主张保留其原有部落组织，以羁縻方式安置在边地；一种意见主张戎狄人面兽心，“宜纵之使还故土，不可留之中国”。“上（太宗）卒用（温）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2]（卷一九三，p6075-6077）实际上是采纳了第二种意见，因此，幽州境内也杂居着不少突厥人。

武德、贞观年间，幽州在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关系中仍处于边缘地区，北方的突厥和西北诸民族是民族关系中的重心，少数民族主动与被动的内徙，关注点也主要集中在西北和北边地区，流入幽州的少数民族并未形成规模。当时，虽在燕州设置羁縻州，但对少数民族向幽州的流动影响并不大，因这时期的流动群还没有大规模向幽州渗透，东北和北方少数民族内徙的主要聚集地和枢纽仍在更靠东北的营州一带。[1]

一部分粟末靺鞨、东突、契丹和奚内迁的过程有一个反复，大致是从唐初于营州设置羁縻州，然后内迁到河南道的青、淄、徐、宋等州，高宗、武则天时北返至幽州境内侨置，集中在良乡、潞县（今通州区）、范阳（今涿县），都离幽州城不远。

第二阶段：武则天、玄宗时期。

周边民族人口向幽州大规模迁移的高潮是在武则天、玄宗时期，以东北各族为主。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营州契丹反叛，引起东北形势的变化，唐遂在幽州设置了数量众多的蕃州，幽州遂成为侨置番州最为集中的州。[4]（p200-213）安禄山执掌幽州以后，少数民族继续大量进入幽州。流入的形式主要有几种：

⑴以蕃州形式安置流入幽州的少数民族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营州界内的契丹因不堪忍受营州都督赵文翙的欺凌，在其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窟哥孙）及其内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孙敖曹孙）的率领下，举兵反叛，杀死赵文翙，攻陷营州，原在营州界内安置的羁縻州纷纷南迁，南迁情况如下：崇州奚可汗部落、威州契丹内稽部被安置在幽州，分别侨治在幽州潞县之古潞城（今北京通县东）、幽州良乡之石窟堡（在今北京周口店北）；另将玄州迁至徐（今江苏徐州）、宋（今河南商丘）二州；慎州迁于淄（今山东淄博）、青（今山东益都）二州；鲜州、师州、信州、昌州、带州徙至青州；黎州、瑞州徙至宋州；夷宾州迁于徐州。中宗神龙初年（705），契丹之乱平息，这些南迁徐、宋、青、淄等地的羁縻州又纷纷北返，但因当时营州在此次动乱中破坏很大，遂将这些羁縻州安置在幽州界内，以幽州城为中心，分布在潞县、良乡县、范阳县、安次县、昌平县等地，来自奚、契丹、靺鞨、室韦、东突厥等不同民族部落。除了这次较大规模的少数民族流入幽州外，在万岁通天元年以前以及中宗神龙以后，在幽州界内陆陆续续设立的蕃州有：燕州（后称归德郡，前已述）、顺州、归义州、顺化州、凛州、归顺州（归化郡）、沃州、青山州等。[4]（p199-213）

这样从武德年间将原隶营州、安置突地稽所率粟末靺鞨降人的燕州徙至幽州开始，到天宝初凛州的设立为止，这期间侨治幽州的蕃州共有21个。[4]（p200-203）从安置年代来看，除归顺州（归化郡）安置幽州的年代不详外，从武德元年到万岁通天元年（618—696）这78年中只有燕州、顺州、归义州三州；其余十六州设置时间集中在万岁通天元年（696）至天宝元年（742）将近50年的时间内，中宗神龙年间和玄宗开元年间成为蕃州集中大量安置于幽州时期。

⑵安禄山执掌幽州时期的人口流动情况

除以蕃州形式安置在幽州的少数民族外，少数民族陆续零散进入幽州也不少，以开元、天宝年间为多，特别是安禄山在天宝三载（744）为范阳节度使之后，使开元、天宝年间少数民族大量进入幽州的趋势继续发展。这时期人口流动的还有几点值得注意：

安禄山积极招集胡商的举措。

幽、营一带已成为胡商云集之地，南来北往的商人极为活跃。安禄山在其执掌幽州后利用其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优势笼络广大的胡族民众，利用手中权力，以更积极的态度发展转运贸易，“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群胡于诸道潜市罗帛，及造绯紫袍、金银鱼袋、腰带等百万计，将为叛逆之资，已八九年矣。”[5]（卷上，p12）不仅招进来，还走出去，安禄山派人四出牟利经营和采购所需物资。粟特商人以善于经营和流动性大而著名，营州是粟特人聚落所在，[6]（p37-110）境内外有大量粟特商人，更为这种因商业引发的流动提供了方便。商人特有的流动性，是一种主动性的流动，这种流动数量越大、流动频率越高，对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及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就越有利，同时也促进本地区人口结构中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和工商业人口等新成分的增加。以经商为媒介也加强了幽州与各地的商业联系，并且由于安禄山长期任职，而得以延续。

收编各族战俘的举措。

安禄山在民族交错的河北之地，能够迅速崛起，除“狡猾，善揣人情”等个人性格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抓住了河北民族成分日益复杂和军事政治地位攀升契机，施展他的种族文化优势和个人才能，有效的制服奚、契丹两蕃。在战争中被俘的少数民族，安禄山将其中一部分进献朝廷，这些人大多被唐王朝安置于内地或比较边远的地区，如：天宝十三载，玄宗就曾将安禄山所献奚族俘虏中的“骁壮”戍云南。[3]（卷二一九，p6175）但大部分俘虏则是留在了幽州或又由朝廷赐还给安禄山。这些人一部分被安禄山用作家奴，如李猪儿，“猪儿出契丹部落，十数岁事禄山，甚黠慧。禄山持刃尽去其势，血流数升，欲死，禄山以灰火傅之，尽日而苏。因为阉人”。[7]（卷二00上，p5371）另外，天宝九载玄宗在接受安禄山所献奚俘八千的同时，也将“契丹生女口，大小五十人”赐给安禄山，这些契丹生女口当然成为安禄山的家奴。

更多的俘虏被安禄山编入军队。史称“禄山专制河朔已来，七年余，蕴蓄奸谋，潜行恩惠，东至靺鞨，北及匈奴，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国之柄，十得二三，行军用兵皆在掌握。藩人归降者以恩煦之，不伏者以劲兵讨之，生得者皆释而待，锡以衣资，赏之妻妾。前后节度使招怀夷狄，皆重译告谕夷夏之意，因人而传，往往不孚，禄山悉解九夷之语，躬自抚慰，曲宣威惠，夷人朝为俘囚，暮为战士，莫不乐输死节，而况幽蓟之士乎？及狼顾负恩，其所由来者渐矣。”[5]（卷中，p24-25）这种“朝为俘囚，暮为战士”的情况应是安置降俘的经常的和最一般的方法，这些降俘的精锐成为安禄山坐大的重要资本，“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及家童教弓矢者百余人，推以恩信，厚其所给，皆感恩竭诚，一以当百”。[5]（卷上，p12）这样，在安禄山执掌幽州期间有大量少数民族降俘转而为其所用，安禄山“赏之妻妾”，他们就在幽州界内安定下来，成为其反叛的重要兵源，也促使幽州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结构中的民族成分更加多元化。

徙置收编少数民族部落。

北方草原、辽东和河北山西北部是一条没有遮拦的通道，北方、西北和东北各民族在这条通道上的流动非常频繁和活跃，越接近农牧分界过渡区域的民族，持续南下的趋势就越明显。安禄山利用这一地理优势，屡屡将一些活跃在此而且有南迁趋势的少数族部落收置于幽州境内。如徙置阿布思部落就是突出的例子。阿布思为突厥九姓首领，开元三年（715）率其部落降附，[7]（卷一九四上，p5173）“上厚礼之，赐姓名李献忠，累迁朔方节度副使，赐爵奉信王”，天宝十一载（752）三月，安禄山以击契丹为名“奏请献忠帅同罗数万骑，与俱击契丹。献忠恐为禄山所害，白留后张暐，请奏留不行，暐不许。献忠乃帅所部大掠仓库，叛归漠北，禄山遂顿兵不进”。[2]（卷二一六，p6910）安禄山此举意在收编将阿布思部落，这次虽然没有得逞，但在天宝十二载乘阿布思为回纥所破之际“诱其部落而降之”，最终将其部落收归己有，成为其军队中的精锐力量，史称“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2]（卷二一六，p6918）安禄山还曾以御寇筑雄武城为由，请河东、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助役，实欲收归其手下军队，“忠嗣先期而往，不见禄山而还”[2]（卷二一五，p6877）而没有成功。[2]

如上所述，安禄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手中职权，在其执掌幽州的十一年的时间里，带动了大量的胡商、降俘、蕃汉官员到幽州，与万岁通天开始至玄宗开天之际的那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有很大的不同，这次各少数民族不是以设立蕃州的形式整部落的流入幽州，而是由安禄山直接编入军队。这样的流动，增加了包括军事物资在内的需求，使胡商更加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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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也”；史思明，“营州宁夷州突厥杂种胡也”。（见《旧唐书》卷二00，第5376页，中华书局1975年）据荣新江考证，安禄山、史思明和另一个安史之乱的重要人物李怀仙等都属于从中亚辗转至漠北再聚集到营州的粟特家族，参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一篇：2《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第222-233页，三联出版社，2001年。还请参见马驰《唐幽州境侨治羁縻州与河朔藩镇割据》第199-213页，《唐研究》第四卷，北大出版社，1999年。.

[2]王忠嗣所领军队中，有奚、突厥、回纥等少数民族成分。（见《旧唐书》卷一0三《王忠嗣传》）

三安史之乱以后人口流动特点

持续八年（755—763）之久的安史之乱，对唐王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仅就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而言，以安史之乱为契机，引起了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迁，作为安史之乱的肇始地幽州更是如此。与安史之乱前的流入相比，这八年期间是本地人口（包括此前迁入的各少数族）大量外流，而北方后起民族继续流入幽州为特征，北方民族南下的趋势在唐后期又兴起一个次高潮。北方及东北民族的南下，引起中原北部和河北地区民族结构的再次调整，并决定了此后数百年中国北方偏东北地区的政治和民族格局的新局面。

流出幽州的主体是安禄山麾下的将领、兵士和士人。这部分人情况又有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部分是随安禄山、史思明叛乱者，这部分人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或平定后，没有再回到幽州；还有一部分官员或将领原属于安禄山帐下或者属于其统领范围，但不愿跟随安禄山叛乱，从而设法离开幽州者。下面就对这两类人口的流动方向、过程分别加以详细的梳理。

（1）随安禄山叛乱者

在唐王朝的姑息下，随安史叛乱的旧将在叛乱平定后转而成为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即张忠志）、相卫（节度使薛嵩）等藩镇统帅，他们胶固朋比，网罗安、史余党，原来隶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军队以及散处于河北各地的安史余孽也相应留在了各藩镇界内。侨治于幽州界内各羁縻州下的少数民族由于被驱使作战，其相对聚居的组织被打破，史称“（河北道）自燕以下十七州（燕、威、慎、玄、崇、夷宾、师、鲜、带、黎、沃、昌、归义、瑞、信、青山、凛），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至德之后，入据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7]（卷三九，p1527）安史之乱后，原幽州界内的少数民族大量外流，散处于河北各州。如李宝臣部将王武俊属于契丹怒皆部落，与王武俊齐名的张孝忠，“本奚之种类”，二人皆“以勇闻于燕、赵。时号张阿劳（张孝忠始名阿劳）、王没诺干（即王武俊），二人齐名”，[7]（卷一四一，p3854）张孝忠与李宝臣还同出于幽州界内侨治蕃州—信州。（公务员之家整理）

另外，安史手下一些自动归顺唐廷的官员在河朔逐渐平定后，也有一部分被唐中央就近发留在各藩镇手下，如成德节度使下的曹闰国即是一例：

“公字闰国，含州河曲人……公行旅边蓟，幼闲戎律，于天宝载，遇安禄山作孽，思明袭祸，公陷从其中，厄于锋刃，拔擢高用，为署公云麾将军……夫天不长恶，二凶殄丧，皇威再曜，公归顺本朝，不削官品，改授公试光禄卿，发留河北成德节下”。[8]（p1787-1788）

（2）自主离开幽州者

安史之乱期间除了上述追随安史叛乱、在河朔平定后没有再回到幽州者外，还有一部分人自动离开幽州，他们中有集体行为，也有个人行为。

集体行为主要是平卢军的南迁，先有田神功、李忠臣等人，后有侯希逸等人。田、李、侯等人后来成为汴宋、淮西、淄青等镇藩帅。在安禄山叛乱之后，其发迹之地——平卢内部发生了较大的变故：刘客奴（即刘正臣）、侯希逸等一些不愿意服从安禄山的将领发动政变，但因不敌向润客、李怀仙（镇守幽州）的进攻，“既淹岁月，且无救援，又为奚虏所侵”，肃宗上元二年（761），侯希逸率领平卢部将二万余人南迁，到达青州（今属山东），唐朝廷“诏就加希逸为平卢、淄青节度使”，[7]（卷一二四，p3534）淄青节度带平卢之号亦始于此时。在侯希逸南迁青州之前，田神功、李忠臣等平卢将领已离开平卢，田神功先为淄青节度使，[9]（卷三，p331）后又为汴宋等州节度使。[7]（卷一二四，p3533）与田神功相继南来的还有阳惠元、[7]（卷一四四，p3914）李忠臣（即董秦）、李希烈[7]（卷一四五，p3939-3943）等人。李忠臣（即董秦）、李希烈先后为淮西节度。继侯希逸为平卢淄青节度的高丽人李正己（本名怀玉）也是随侯希逸南迁青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原属于平卢节度的这些将领是后来淄青、淮西、汴宋等藩镇的主体，与魏博、成德、卢龙等镇共同构成了河朔型藩镇。[1]

这样，在安史之乱期间，幽州人口流动出现以下趋势：安史旧将特别是幽州界内的少数民族大量流入河北一带，平卢军主体则流入山东、河南等地，构成河朔藩镇的主体，一些不愿意从叛的汉族官员设法辗转离开，随着这些人的流动，幽州与成德、魏博、淮西、淄青等州关系日益紧密，“胡风浸染”，随着这些人的流动而扩延到整个河朔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前，“由于安禄山的经营，河北地区成为胡人向往之地，安史乱后，唐朝出现排斥蕃人的情绪，大量粟特胡人迁居河北，加重了河北的胡化倾向”。[6]（p110）

（二）官员流动趋向及幽州与中央王朝的交流

官员因任职的流动也可以反映一些情况。也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由武德、贞观时期的初步稳定到安禄山执掌幽州十一年的特殊现象再到幽州镇时期的相对凝滞。

安史之乱爆发前，幽州与中央的人员交流是经常进行的，虽然人数不多，但幽州方面采取比较经济主动的态度。文职官员的动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昭示幽州与唐朝廷（以中原地区为主）中上层人员的流动。虽然高层官员流动的数量所占比例很小，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幽州人口社会变迁的阶段性特点。

唐前期选任官制度基本属于中央集散型，[10]后期呈现多元化趋向，各地藩镇的不同类型决定了本地区官员任免、流动的主导类型。幽州政治结构和官员构成的变化，导致官员流动呈现阶段性的特点。唐高祖武德年间基本上保持隋末幽州原班人马，变动不大。武德六年（623）罗艺入朝，幽州事务一直由素孚人望的幽州长史王诜代为掌管，罗艺虽然入朝，但对幽州仍有很大的控制力,这从李建成与李世民的对抗中可见一斑，武德七年“建成擅募长安及四方骁勇二千余人为东宫卫士，分屯左、右长林，号长林兵。又密使右虞候率可达志从燕王李艺发幽州突骑三百，置宫东诸坊，欲以补东宫长上”，[2]（卷一九一，p5985）后虽为人告发未果，但李建成这一举动也证明罗艺虽然已经入朝，但对幽州仍有实际的控制权，也说明此时唐王朝还无力或无暇对幽州人事进行大的变动。武德八年“王君廓破突厥于幽州，俘斩二千馀人”，[2]（卷一九一，p5998）之后河北地方割据势力基本上肃清，突利可汗牙帐虽在幽州直北，但距离幽州较远，且突厥主要活动于关陇地区，幽州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后突厥虽仍为唐王朝北部一大边患，但幽州的战略位置仅是侧翼的作用。

官员的有序调动在贞观年间，也即在王君廓为幽州都督（626—627）以后才逐步稳定。据统计，贞观元年李玄道继王君廓为幽州都督后，一直到安禄山天宝三载（744）执掌幽州期间，共有47任长官执掌幽州，除去两位亲王遥领外，有45人，[11]（卷一一六，p1392-1406）平均每人任职2.6年，都由中央派遣，流动频率属于正常。

安禄山执掌幽州时，节度使体制已经确立。由于东北局势的严峻，河北战略地位不断得到加强，河北安危不仅关系到唐帝国东北边防的巩固，也关系到西北、中原局势。因此，中央更加倚重能控制河北局面的安禄山。他利用可奏授职衔的权力，或辟用各地有较好名声的人士来幽州，以提高他的声誉，扩大影响。一些汉族官员，如以文雅著称却隐居不仕的甄济，天宝十载，被安禄山奏授范阳掌书记，“居府中，论议正直”。[3]（卷一九四，p5567）另外李芳、权皋等人也被安禄山引入幕府，皆为有较好声誉者。因此，安禄山在叛乱前表面上是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加强与中央的沟通和联系。为表示忠诚，还不惜人力、物力，“（叛乱前）安禄山岁献俘虏、杂畜、奇禽、异兽、珍玩之物，不绝于路，郡县疲于递运。”[2]（卷二一五，p6876）

这种有规律的官员流动在安禄山执掌幽州以后被打破。开元二十八年（740）安禄山出任平卢兵马使，二十九年为营州都督，天宝元年（742）为平卢节度使，天宝三载，兼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十载，又兼河东节度使，今河北、辽宁西部、山西一带的军事、民政及财政权集于一身。由此安禄山得“专三道劲兵，处十四年不徙”，执掌幽州大权十一年（从天宝三载到十四载叛乱为止）。

在安禄山反意已显露后，部分不肯从叛的官员往往选择离开幽州。如甄济、权皋、马燧等人即是，三人属于三种不同类型和来自不同地域。权皋为江南文人世家子弟，被安禄山表署在幕府；[3]（卷一九四）甄济，家居卫州，因隐居青岩山有操行而有名，安禄山奏充范阳郡掌书记；[7]（卷一八七下）马燧，汝州人，父季龙曾任岚州刺史、幽州经略军使，属幽州当地军将子弟。[7]（卷一三四）

官员的流动人数所占比例很少，但内涵却很丰富，从中可以得知中央与幽州的互动关系趋向信息。

幽州镇时期流动趋向变化又有变化。

宝应元年（762）末，安史之乱已近尾声，叛军败局已定，安史旧党于是纷纷降唐。广德元年（763）正月，唐“仍故地”以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2]（卷二二二，p7141）幽州镇由此发端，到后梁乾化三年（913）被后唐攻灭为止，幽州镇长达150年。这个时期的幽州在政治上与唐中央的关系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状态，人口构成相对比较稳定，没有象上述安史之乱以前和安史之乱期间的大规模的流入和流出？，官吏的任免与流动也呈现出本土化的趋向。节度使的任免最能说明问题，从李怀仙开始继袭幽州节度使[i]的共有29位，只有王缙、张弘靖为中央派遣的，王缙因难制朱希彩，仅在幽州任职三个月就被迫归朝，张弘靖也仅在职五个月就发生军乱被囚。其他27任节度使，李怀仙为柳城胡人；朱希彩、史元忠、陈行泰、张绛、周琳、李茂勋、李可举等七人籍贯不详，但在任节度使之前都是在幽州供职；刘仁恭、刘守光为深州人；其余17人均明确记载为幽州本地人。这种本地化的趋向，表明割据、半割据局面形成后，幽州地区人口流动的趋向也发生了变化，与唐王朝直接控辖区上层的交流减少，本地区内部的流动以及与北方、东北各民族的交流更为活跃。

以蓟城（或称幽州城）为中心的幽州地区，处于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接的特殊地理区位，在唐代经历了一场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于幽州的人口构成、商业、风俗演变以及幽州与中央及其它地区的关系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若再将视角拉长一些，唐代幽州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其前的世家大族的南迁、开元天宝时期东北民族的南下以及东北唐末五代以后幽州当地人口的逐步南移，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序列，促进了全国政治重心东北移这一过程的实现。也正是在这种流动中，幽州的社会文化才不断的得以重组再塑。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交接区域在唐及此前的历史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随着东亚民族及政治格局的变迁，已逐渐疏离了中心区，对中国王朝及民族和文化的影响力，也大大削弱。而东部地区以及作为东、北、东北交接的枢纽之地，幽州及周边地区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影响力无疑成为此后中国乃至东亚历史格局变迁的最关键地区。本文未能涵盖唐代幽州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关系等诸问题，容俟后再论。[2]

参考文献：

[1]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长安地气》.[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马驰.唐幽州境侨治羁縻州与河朔藩镇割据.[J]《唐研究》第四卷，北大出版社，1999.[5]姚汝能.安禄山事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一篇：2《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

[7]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唐故试光禄卿曹府君墓志并序》大历○四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787-1788.

[9]吴廷燮.唐代藩镇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宁欣.《唐代长安的举选人群体》.[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1）.

[11]郁贤皓.《唐刺史考》.[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英文题目

studypopulationfluxionaboatTheregionofYouZhouaroundintheTangDynasty

英文提要：

Abstract:TheregionofYouZhouaroundtheCityofJi(theCityofYouZhou)wasaspecialgeographyareaintheTangDynasty,whenthewholesocietyandallkindsofpeopleschangedalotandthepopulationfluxionwasfrequent.TheregionofYouZhouwentfromtimecenterontheedgeofthepoliticalcenterofgravitytothepositivecenterinthegreatchangingtrendyduringtheMedievalTimes,andthereforebecametheveryimportantareatothegeneralsituationofChinesehistory.Inthisarticle,wetrytosumupallkindsofformsandtraitsofthepopulationfluxioncenteredonYouZhouintheTangDynasty,andinthisway,wecanstudythepopulationbaseinthesocialchange.

KeyWords:TheTangDynasty,Yo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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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国刚将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等四类，参见《唐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2]本文并没有涵盖幽州人口流动的所有问题.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等问题，容俟后再论。

（公务员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