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制约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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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我国的人力资源现状难以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文章分析了我国人力资源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人力资源；产业结构；关系

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对劳动人员素质更高的要求，但是劳动人员素质的提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因此，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力资源之间就形成一个辩证的关系。一方面，目前的人力资源状况决定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水平和速度，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能力建设又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在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促进人力资源开发的同时，也使一些劳动人员因不能适应要求而被“挤出”劳动力市场。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研究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我国人力资源利用的现状

（一）从人力资源利用的总量上分析

我国的人口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劳动年龄人口一直保持在60％以上，未来一段时期也将保持较高比例。这意味着解决中国的巨大就业压力将是相当长一个时期的首要任务。

国家统计局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至2006年年底我国大陆城镇人口为5.77亿，农村人口为7.37亿，合计超过13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1％。劳动力人口7.12亿人，居世界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取得了显著进展。2000年，我国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42年，比1990年的5.79年提高1.6年；每10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611人，比1990年增加2189人，提高1.5倍。到1999年，我国首次在人均受教育年限上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999年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11年，世界平均水平为6.66年）。这在我国人力资源积累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高等教育从落后到奋起直追，迅速赶上世界平均水平。根据国家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1990～2006年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3.4％提高到22.0％以上，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在一定意义上进入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总规模占全世界总规模的比例从解放初的1/46提高到目前的1/7。2005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338万，比2004年增加了58万人，增幅达20.71％。200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540万人，在校生1739万人，毕业生377万人。但是，伴随这个世界第一的是大学生的就业困难。

（二）从人力资源利用的结构分析

目前，我国劳动力人口仍主要集中于农村，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劳动力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在加快。2006年全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32561万人，比2002年减少4309万人，下降11.7％，年均减少1077万人；第二产业19225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3445万人，增长21.8％，年均增加861万人；第三产业24614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3524万人，增长16.7％，年均增加881万人。我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由2002年的50.0︰21.4︰28.6转变为2006年的42.6︰25.2︰32.2。

同时，我国劳动力人口文化程度总体偏低，结构性差异显著。在我国目前的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以小学文化为主，第二产业以初中文化为主，第三产业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到20％。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全国从业人员中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仍高达82.7％。其中，第一产业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5％以上，即使在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这一比例也在50％左右。从总体上来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人均教育年限分别为6.79年、9.44年和10.79年。从专业技能来分析，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新调查，无技能或者低技能的劳动者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为56.4％；初、中级技能人员占23.3％；中间层的高级技工、技师、高级技师仅占4.4％；而决策管理层的工程师以上专业人员占了15.9％。这个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力结构已经呈现典型的“两头大、中间小”的状况，即中间层人才、特别是高级技术技能人才严重匮乏。

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之间存在的问题

（一）产业结构升级所需求的人才不足

由于人力资源积累不足导致很难真正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在提升产业结构方面，郭克莎（1993）提出了第三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率上升是中国经济增长稳定度提高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后来又指出结构偏差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1999）。其上述结论的判断标准是基于经济效率提高来自于第三产业的发展。

在我国7亿多庞大的从业人员中，高层次人才稀缺。2000年，25-64岁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比例仅为5.2％，而1999年OECD国家这一指标的平均值为24％，超过我国的4倍。第三产业（特别是邮电通信、金融保险、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产业）部门发展的滞后，会影响第一、二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协调增长和增长效率的提高。

另外，第三产业中的人力资源积累水平平均要高于第一、二产业。而中国人力资源的现状无疑将成为第三产业发展的瓶颈，这必然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

我国处于加速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一线工程技术岗位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大，但相关专业规模却发展较慢，专科层次比例偏低的状况没有及时调整，导致近年国家应用技术人才的严重短缺。

（二）人力资源素质难以支撑科技进步的需要

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核心要素，这一点已得到共识。美国经济之所以能持续的高质量增长，在于过去十几年发明和专利的指数式增长，其中以科技进步为主的非产业资本投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85％以上，而我国由于产权制度等一系列经济发展保障制度的缺位，使科技进步得不到应有重视。我们无论制定什么政策，都要考虑资源占有的实际情况。可以肯定，在聚集物质资本方面我们能够通过让利给国外物质资本拥有者的方式来解决，但是与之匹配的人力资源很难从外部输入，这主要依靠我们自身解决。

作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夕阳产业之一的制造业即将向我国转移时，大多数人都自豪地认为，我国将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然而，“以市场换技术”的想法已被渐渐证明是错误的。这种产业转移趋势与其说是一种机遇（解决大量的就业等社会问题），不如说是一种无奈。

这种选择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人力资源积累不足所导致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在技术创新方面，不否认我国在有些领域水平较高，但人力资源积累不足使微观层面的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失去了基础。更为严重的是，它抑制了技术创新的“理性扩散”。

（三）我国低素质的人力资源制约着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低素质的人力资源制约着产业结构升级，成为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但人力资源水平很低（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62年），而且劳动力过剩和人力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虽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人力资源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更重要的是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不相适应，从而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归根结底要靠人力资源存量提高才能达到。

在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如美国和韩国，25-64岁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者比例分别占87％和66％。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分别占35％和23％。相比之下，我国2000年25-64岁人口中受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者只占18％，受初中以下教育水平的占82％，其中受小学及小学以下教育水平者比例高达42％，每百人中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不足5人。特别是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偏低，这成为我国人力资源素质提高的“瓶颈”。

目前我国在实施科技进步、提升产业结构、鼓励技术创新、加速城市化进程等一系列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举措中，都不能脱离人力资源积累这一基本因素。

（四）产业发展的资本密集型道路选择，使产业结构升级与我国人力资源素质不相适应

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道路选择上，为实现技术追赶而选择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解决就业压力。

实际上，我国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选择了资本密集型道路和产业结构升级“跨越式”路径。虽然提出了“跨越式”发展的构想，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因为在我国“跨越式发展”不是指制造业由粗放的一般水平转换为国际水平，而是要向伴随人力资本积累而内生的以信息技术为主的第三产业转换。正是这种转换对人力资源提出了现实的要求，而我国的人力资源现实是难以满足这样的要求。我国技术进步或产业结构升级的“跨越式”路径，无论是在改革开放前还是在改革开放后，都使我国经济增长没能实现对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对劳动力的有效吸收，特别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吸收。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收能力也在快速下降，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模式的一个重大缺陷。

产业结构升级或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资本密集程度提高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挤出”，是我国就业弹性急剧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等进程越快，导致就业的“挤出效应”越明显。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一致性的原因所在。

在实际的政策调整中，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措施做得越到位，人力资源积累不足的“瓶颈”问题越突出。

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乡镇企业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面对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的国有企业的竞争，乡镇企业不得不开始加快自身的技术升级，提高技术水平。于是，乡镇企业也同国有企业一样，出现了资本排挤劳动的趋势，导致了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吸收能力的显著下降。

三、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措施

（一）在产业结构升级战略选择上，要优先支持可以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的结构升级

在当前人力资源整体素质不高和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在产业选择上，从国家层面和政府来说，要因地制宜，不能鼓励盲目追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应针对我国目前的人力资源现状，更多地选择一些先进适用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我国产业升级逐步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与技术、劳动与资金相结合的产业转变，以缓解我国庞大的劳动力就业压力问题。

不应轻易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都应该保持一定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为该类产业拓展更多更长时间的生存空间，在解决劳动就业的同时，在发达国家不再发展的行业领域保持领先地位，通过持续降低成本，发展规模经济，争取更大的利润总量。

（二）加强教育投入，普及高中教育

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源存量的最重要手段，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需求弹性几乎为零。在教育需求领域，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已不复存在，即在传统文化下的教育投资和消费决策大部分都是“非经济”的，有时甚至是“非理性”的，这体现在国民在教育投资过程中大多扮演“利他主义”角色。这种行为的宏观结果将非常有利于中国人力资源积累存量的提高。

国家统计局2002年资料显示，我国的人口增长已转向了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三低”阶段。然而这“”三低是在“两个不均衡”的情况下出现的，即“城乡”的和“东西部”的不均衡。这说明中国人力资源分配不均问题仍然十分严峻。

因此，在权衡效率和公平的基础上，国家应当实行教育的“双轨制”，即在国家办学的基础上，允许个人办学。政府的教育政策定位不应只集中于效率与公平问题，更应从长远考虑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问题。

基于这种思路，政府应将现行的小学到初中的9年义务教育政策调整为小学到高中的12年免费义务教育（据调查中国的高中升学率低于大学升学率）。在全国普及免费的高中教育同时，在高等教育方面考虑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双轨制”。这样可能暂时会损失效率，但是与经济的长远发展相比较，教育的普及将导致人力资源积累水平的提高和知识、技术进步的外溢。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效率贡献将远远大于国家在教育投资过程中的效率损失。

（三）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

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1979年以来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连续下降，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属于典型的物质资本驱动的粗放型增长。

近年来，表征我国制造业技术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美国，而且低于许多人均收入低于我国的发展中国家。为此，一定要积极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新阶段，靠物质资本投入和资源消耗已不可持续了，要靠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靠产业结构升级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

这就需要转向人力资本投资，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意识，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把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变成强大的人力资本，以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适应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转变，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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