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管理生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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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人与管理环境的不适应现象，提出人力资源管理生态问题，从三个层面剖析了影响人力资源管理生态问题形成的因素。

关键词：人力资源生态；形成；影响因素

“生态”这个概念首先应用在生物学上，“生态”的主要含义就是“生物体对环境的适应”。环境被看作是一定地域范围内所有生物体，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彼此互动，并与自然界非生命物质互动所构成的生命网络。所以生物学上“生态”的意义就是指有机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英国《韦氏辞典》把“生态”解释为：“生物体与环境的适应性互动”。生态包含着递进的三层意思：关系，适应，导向。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生成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是关于生物生存条件的关系学。在生态的种种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适应，生物体正是对环境从平衡到不平衡、适应到不适应的动态发展中进化。既然生态是生物对环境的一种适应性互动，那么这种适应本身就含有一种导向的意思，不论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或者是人工选育良种、人工驯化，无不体现为一种导向。

生态学中的生态指生物体与环境的适应性互动，管理领域同样会产生生态问题，而产生这个生态问题的主要是人力资源管理的范畴。人们生活在自然界、人工自然与社会环境中，人的生态问题表现为人和天然自然、人工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与人力资源管理密切相关的是社会环境中的组织环境，人生活在组织环境中，就存在人与环境的适应性互动，这种环境对人的影响不亚于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本文在人力资源管理环境中赋予生态以新的含义，即管理中人与管理环境的适应性互动。当管理体制与人性分离，人与管理环境不能适应性互动时，管理的生态问题就产生了。我们知道，寻求普遍的尊重并公正地对待一切人和物，是当今生态运动蕴含的根本伦理精神和核心伦理观念。那么，在管理中，究竟什么样的管理体制、方式，理念才是符合人性的，怎样的管理才是尊重并公正地对待一切人和物的。于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生态问题也就表现为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与人性分离。

一、人力资源管理生态问题的形成

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人与管理环境的不协调表现为管理体制与人性的分离，可从以下两方面阐述。

(一)人的动态发展与管理模式的多样性。人的发展和管理发展是相互作用、对立统一的。人作为自然界长期进化和社会进化的产物，是一种未完善的存在物，蓝德曼说：“自然没有把人制造完整便把人放在世界上了。自然没有最终决定人，而是让人在一定程度上尚未决定。”人是动态发展的，人性的发展首先是由社会关系发展决定的，人性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因此，不能简单的规定人性，而要根据社会历史的发展来分析人性的发展状况。管理模式的也具有差异。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管理与人性不断地在平衡与不平衡之间，适应与不适应之间进行动态地转换，当管理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步调不一致时，二者就会失衡。

(二)管理体制与人性的分离。管理活动本来是为人的，但它又具有“非人性”的因素，会自然产生一种导致人性扭曲的趋势。功利原则和效率原则是经济管理活动的两条基本原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两条原则的结合表现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又会自发产生各种形式的物本主义(如纵欲主义、拜物教、拜金主义等)，容易使人变得自私和贪婪，既然管理对人性的扭曲是极为可能的，那么管理体制与人性分离也就不可避免会出现。当管理体制与人性分离时，人力资源管理生态问题便形成了。

二、人力资源管理生态问题形成的影响因素

影响人力资源管理生态问题形成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一)科技对人的物化。科学技术的应用有时非但没有使人获得自由，反而束缚了人，困扰了人。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是一种崭新的控制形式，它与人是对立的。他还认为，科学技术的控制使发达工业社会陷入单向度的“病态社会”，而生活在其中的人则成为单向度的人；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满足于富裕的物质生活享受，而放弃了对理想、自由和高级精神境界的追求。科技对人的物化是影响人力资源管理生态问题形成的首要因素。

科技对人的物化一方面表现为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导致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庸。马克思指出：“手工制造业的分工，使一个完全的人终生为一个部分操作所吞并”。手工制造业的分工又生产出机器大工业，机器大工业使劳动者大脑僵化、退化，人本身具有的巨大的潜在的想象力、判断力、分析力、观察力、思考力等，都受到了严重的压抑，而无法发挥、施展和挖掘，劳动者的劳动变成了单调乏味的、令人厌恶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劳动产生了美，但是给劳动者产生了畸形，劳动者用机器来代替自己，但这样就使一部分劳动者倒退到野蛮的劳动上去，并且使另一部分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精神(智慧)，然而替劳动者生产了无知、痴癫”，“劳动对劳动者是外在的，即不属于他的本质，因之，他在他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反而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反而感到不幸，并不展开自由的肉体和精神的劲力，反而使他的肉体受到苦刑，并使他的精神陷于荒废”。另一方面，人的物化表现为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使生产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不断急剧变化，催促着每一个人毫不懈怠地努力跟上发展的步伐，从而破坏了工作和休闲的平衡关系，人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压抑感和匆忙感，并导致了不良的生活态度：贪多求快。马尔库塞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所面临的危机，即人一旦被物质产品所奴化，将失去生活的自由，各种欲望和需求都因为物质条件的限制而无法达到完美和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压抑的生活状态，无从谈及对自由的追求。“支配物质产品的从来都不是人类全部劳动和智力的全部工作，一个人若将其最高目标和幸福都倾注到这些产品中，必定会使自己成为人和物的奴隶，出卖了自己的自由。”(二)价值观的偏向。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出现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和道德滑坡、人性的扭曲等现象。美国人大卫·格里芬曾把科学导致的精神失落称之为“祛魅”(disenchantment)现象，他说：“这种祛魅的观点意味着，……宇宙间的目的、价值、理想和可能性都不重要，也没有什么自由、创造性、暂时性或神性。不存在规范甚至真理，一切最终都是毫无意义的。”这主要根源于科技社会中失去了价值导引的“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现代科学技术的无处不在、无坚不摧和产品的无奇不有、无所不能，容易使人们更多地关注“物”的因素，留意于科技的神奇、信息的便捷、物质的丰富和生活的安逸，而忽略了“人”的方面，忽略了美德的修养、理性的崇高、个性的丰满和精神的健康。

物质条件对人主体性的制约使人们过分推崇物质力量。“人们怎样生存他们就是什么样的存在，人们在什么样的物质生存方式中生存他们就会有什么样的观念。”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尚未达到普遍富足的程度。尽管科技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但整个人类社会中的多数人依然需要为解决吃、喝、穿、住等基本的生存问题而奋斗，许多人甚至远未脱离贫困。在这样的情况下，注重人的物质生活，强调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强调物质力量和物质手段作用的力量成为人们首先推崇的对象。马克思说过，在理想社会中，劳动表现为“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的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但由于当今社会大多数人的劳动还不能摆脱谋生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因此，人们还不可能形成全方位的需求体系，个人还不能完全自主的发挥自己的能力。

爱因斯坦曾说：“科学要以人道和美德作后盾”。亚里斯多德说：“美德即是灵魂的健康”。人类需要冷静而清醒地重构自身的价值坐标和价值取向。价值观的偏向，成为管理发展与人性发展失衡的另一原因。

(三)人与人关系的不和谐。人与人关系的不和谐是导致人力资源管理生态问题的又一原因。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是人们对自然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对人的作用……。”“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他的社会性。人不仅需要自然界，还需要别人、社会，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只有在人与人关系基础上，才有人与自然的关系，才会出现生产、科研等实践的活动。

管理系统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有机系统。由于每个人的经历、能力、素质、爱好等方面各不相同，因此不可能没有工作上的矛盾、感情上的冲突。社会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利益上的分歧，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存在差别，人们的心理因素都是产生人际间摩擦的重要原因。此外，管理模式对人性的束缚也会导致人与人关系的不和谐。管理其实就是顺应人性的要求而形成的人类有意识的社会实践活动。一个时代的管理模式只能在它的人性基础所蕴涵的可能性范围内选择，而不能任意选择。试想如果我们今天的管理还把人只是看成工具还能行得通吗?管理的性质、功能、发展趋势等等其实主要是由人性发展的状况和要求规定的。只有在管理反映了人性的要求和发展趋势的情况下，才能够取得好的成效，推动社会的前进和人自身的发展。事实上，历史上任何一种管理模式为人性发展所提供的现实可能都有一个限度，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入和人性的不断发展，它总会为新的管理模式所代替。

人与人关系的不和谐会影响管理与人的互动，会暴露人性的弱点，影响人性的光辉，从而导致人力资源管理生态问题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