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力资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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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现代社会中，“空间、能源和耕地并不能决定人类的前途，人类的前途将由人类才智的进化来决定”。然而，世界各国的实力差距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主要是通过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来体现。因此，世界各国的实力是通过科学技术的差距来体现的。而这种差距，实际上就是人才资源的差距。目前世界各国为了在未来国际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和经济实力都在为吸引和培养人才展开了一场争夺战。争夺战必然要付出争夺成本，而相对于人才资源个人也存在流动成本。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存在一种博弈关系。本论文从博弈的角度研究人才流动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人才流动投资利益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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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在1960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就职演说以来，“人力资本投资”的概念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更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并逐渐纳入到经济学研究的领域。20世纪80年代末在西方经济学界崛起的卢卡斯、罗默、巴洛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学派将人力资本作为增长的内生性因素进一步加以强调，认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起到一举数得的功效。这些研究成果使得世界各国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随着全球化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竞争的深化，每个国家持续发展的瓶颈环节和深层次的问题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稀缺资源在优化配置中——人才（特别是优秀的人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稀缺的资源。

美、日等发达国家由于认识到对人力资源的投资的重要性，为了在未来国际竞争中保持本国的领先地位和经济实力，一方面大幅度地增加对教育的投资，大力培养年轻科技人才；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吸引外国的优秀人才，并以此作为促进科技和经济发展增强国家实力的一项重要战略。一场人才争夺战已经悄悄的在全世界范围拉开了帷幕。美国在新的移民法中规定：“具有专长者可以优先移民”。为高技术人才资源和熟练的专业技术人才资源进入美国大开方便之门，从而吸引和接纳了许多国家的大量科技人才资源。日本也于1990年6月颁布了新的出入国境管理修正案，一改过去的排外倾向，为“具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外国人才资源和劳工提供在日本就业的机会，并严禁本国企业雇用一般性的外国劳动力。西方工业发达的国家争夺人才资源的另一重要战略是为有才华的外籍青年学者提供就学、进修和进行科研的各种方便条件，以吸引他们作为留学生、访问学者或客座教授，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和科技人才资源大量流入西方工业发达国家。

无论对于国家、地区、还是企业，人才外流（顺流）都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降低为零，尤其是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地区和企业更是如此。因此，人力资本的外流（顺流）将会进一步的拉大发展中的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为了应对发达国家对人才资源争夺的挑战，许多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也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尽量减少人才外流，并尽最大可能争取外流的人才回流和吸引发达国家人才逆流。如增加科研经费，改善科研条件，提高工资待遇，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晋升机会，以便留住本国人才；在国外设立联络站或组织代表团到海外招揽本国人才；采取限制性政策和经济手段控制人才外流；实施专项计划，吸引外流人才回国从事短期或长期的科研活动或咨询服务，建立高水平的科技园区，以吸引人才回归等。如韩国在美、日、西欧设立了“韩国科学家、工程师协会”，从1986年开始实施人才回归计划，由政府出资建立“人才回归计划”基金，建立“大德科技园区”等。印度和台湾也分别建立了“班加罗尔高科技园区”和“新竹科技园区”，收到了一定效果。

中国人才外流（顺流）的现象十分严重，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有几十万名具有高等学历的人员出国留学，但是学成回国的人员不到1/3。据报道：美国大学的系主任中约有1/3的工作人员是华人，硅谷20万名工程技术人员中中国人就有6万多名。在硅谷软件公司的技术主管和实验室主任中35%是华人。在国际上著名的IBM公司的11个研究所里的研究工作人员近50%是华人。①2001年美国从海外引进的11.5万名持H-1B的签证的高级科技人才中中国人就占10%。②随着中国以市场经济为取向改革的不断推进，对人才资源，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近几年中国也开始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如：设立留学生创业园、组织留学人员联谊会、组织博士生代表团回国考察、资助留学人员科技活动、提供外国专家来华定居优惠政策等多种方式吸引人才回流（逆流）。

目前，从世界格局研究，人才资源的外流（顺流）出现四种局面：一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较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据联合国开发总署统计，近十年中，美国接受的50万名专门技术人才资源中有37.5万来自发展中国家。二是较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据澳大利亚研究生协会调查，该国的研究生外流人数正以每年10％的速度增加，仅92年就有60％的自然科学研究生毕业后外流。三是苏东国家流向西方国家。据前苏联《民族》杂志统计，仅1992年头7个月中，原苏联共有1O.7万人被获准到国外定居，这些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四是发达国家流向少数最发达国家。由于美、日、法、德等国采取了高薪聘请和提高科研经费等办法，致使一些发达国家的科技人才资源的外流也日趋严重。许多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也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尽量减少人才外流，并尽可能争取人才的回流和吸引发达国家人才逆流。

事实上人才资源流动对个人来说实际上也是一种投资，人才资源流动是牺牲现期既得利益来获取未来收益的行为。因此，人才资源流动必然要放弃现在已经得到的职位、福利、待遇、环境以及其他已经获得的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将这一切称为人才资源流动的成本）。在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资源优化配置中，投资必然会有风险，风险越大，利润越大。由于人才资源流动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和投机性，所以，国际人才回流（逆流）或国际人才外流（顺流）对个人来讲风险和利益同在,投入和收益同在。作为一个国家政府是通过增加对教育投资来培养年轻科技人才，还是通过其他手段吸引外国的优秀人才，都需要大量的投入，都存在培养人才或吸引人才的成本。相对于一个国家的政府或是相对于人才资源个人无论是人才外流还是回流其实都是一种博弈。政府通过制度供给、经济激励、精神奖励、道德规范、民族精神的召唤来阻止人才资源外流或吸引人才资源回流。同时，政府为了转移劳动力资源过剩的问题，同样会通过制度供给、经济激励等转嫁过剩的劳动力资源。对于人才资源个人也同样会在经济利益、工作环境、民族文化、道德、事业等要素取向中博弈。

二、人才流动的博弈

人才外流（顺流）与回流（逆流）的真正动因既不是单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感召，也不是单纯利益的驱动，其原因是多方面博弈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加快的趋势下，国家疆界在淡化，民族文化在趋同，国家的政治在加强，各国的政治家们都在世界的范围内经营自己的国家，政治家们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必然要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政治家们为了提高自己统治国家的实力，通过制度供给，民族文化的感召，环境的改善来吸引人才回流。本文假设现代的人才资源都是理性人，理性人流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此理性人回流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并假定人才资源的流动是完全自愿的，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干扰，可以自由流动。

我们用C和L分别代表政府和人才资源（人才）个人，Ε和I分别代表人才回流（逆流）

和外流（顺流），这样，Εc是政府为了本国的发展而吸引人才所进行的投资，ΕL为人才资源回流（逆流）必须付出的成本，Ιc为政府用于人才培养所进行的投资，IL为人才外流（顺流）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假定政府和人才资源个人投资的收益函数分别取如下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

上述博弈模型大致上可以解释国家政府为吸引人才回流（逆流）的投资以及人才为了流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投资）格局变化过程。同时，也可以解释人才外流或回流也并非单纯取决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人才流动的动因是多方面要素的结合。

三、实证分析与研究结论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后，经济在快速地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中国科研条件和科研环境在改善。但是，中国的人才在流失。中国自从1978年恢复高考后，在人才资源培养和防止人才流失方面在经济、制度、环境等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投入。但是，多少年以来中国培育的人才大量外流，中国名牌大学在90年代以前培育出来的从事基础理论科学研究的学生大量流失到了国外，给中国的人才资源培育投入和经济发展产出带来了大量的不对称性。1978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为860人，而学成回国的人数为248人，国外学成回国的人数占出国留学人数的比例28.84%，1986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为4676人，而学成回国的人数为1388人，国外学成回国的人数占出国留学人数的比例29.68%。从90年代开始中国加大了吸引人才回流和逆流的投入，但是，1994年至2000年中国的国外学成回国的人数占出国留学人数比例徘徊在22—23%之间。1994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为19071人，而学成回国的人数为4230人，国外学成回国的人数占出国留学人数的比例22.18%；2000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为38989人，而学成回国的人数为9121人，国外学成回国的人数占出国留学人数的比例23.39%。大概属于上述第一种情况：投资资金的分配格局满足了国家政府的偏好。

2001年中国政府加大了吸引人才资源回归的力度，在制度供给、环境改善、科研基金等方面加大了投资的力度。同时，人才资源个人也在利益的驱动下进行博弈，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美国受到9.11恐怖事件的袭击之后，经济开始回落，许多海外人才资源受到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开始回国创业。进入第二种情况，国家政府的预期投入小于国家政府理想的吸引人才回流最优投资规模，但大于人才个人认为理想回流（逆流）的最优投入规模，投资的分配格局介于国家政府的偏好和人才个人的偏好之间，人才在受到国际大气候或政治动荡的影响下，在进行利益权衡后，开始回流（逆流）。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政府将大部分投资用于战后国家重建，即使中央投资预算全部用于吸引人才回流或逆流，也难以满足人才个人的偏好，许多海外学者在国家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不顾生活条件的艰苦，不顾研究环境的恶劣，在事业、信仰和民族利益的驱使下纷纷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据统计1952年从国外学成回国的人数占出国留学人数的65.60%。进入60年代后，中国政府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和以美国和前苏联为首的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几乎拿不出什么钱投资于吸引人才回归和逆流，但是，中国的出国留学人才却大量的回国参加祖国的经济建设，1962年中国国外学者学成回国的人数占出国留学人数的比例竟然达到了859.65%，是中国历史上从国外学成回国的人数占出国留学人数比例最高的一年。这正应验了上述第三种情况：投资的分配格局满足了人才个人的偏好。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从人力资本以价格为取向的市场配置稀缺资源这只看不见手的角度分析：人才资本个人投资的边际收益并不是始终具有递增性，在风险和利益并存中人才资本个人投资受信息不对称性和政治经济动荡的影响边际收益经常是递减的。国家政府投资的边际收益也不完全是递减性，由于受多方面因素是影响，国家政府的投收益经常是递增的。

从政府市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场经济进行调节角度来分析：政府为了人力资本的回流（逆流）投资资金的分配格局不一定非要满足人才资本个人的预期收入，关键是政府能准确的把握未来，就能减少投资的机会成本，满足国家政府的偏好。人才资本个人在流动博弈中经常受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指挥，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预期把握中博弈，个人在政府的调节中往往希望能获取未来的预期利益。

除了市场和政府两只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手外，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人力资本在流动博弈中还存在第三只手——道德信仰的调节。道德信仰的调控是以人才个人的偏好为取向的，是在受事业、民族、修养、信仰、职业道德等看似无形，胜似有形的一只手在调节。人才资本个人的偏好在这只手的调节中往往能获得极大地满足。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也能获益最大。

参考文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