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范文精选

［摘要］从1977年恢复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来，我国高考已经历了28个年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77年至1980年的恢复阶段、1981年至1997年的高考改革阶段以及1998年以来的高考内容和形式全面改革阶段。本文提出，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作为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一个指标，推动和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文章还提出了我国新形势下的发展需要及其高考制度的变革要求。

［关键词］高考、人才、社会、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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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7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至今有28个年头了。28年来，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迁，我国的高等教育也与时俱进，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回顾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进程，总结我国在高等人才的培养工作经验，反思存在的问题和教训，对于改进和完善高考及高教制度、更好地培养社会所需人才、实施科教兴国及人才强国战略、提高我国的社会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我国高考改革的基本历程回顾

1977年至今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摘要］从1977年恢复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来，我国高考已经历了28个年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77年至1980年的恢复阶段、1981年至1997年的高考改革阶段以及1998年以来的高考内容和形式全面改革阶段。本文提出，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作为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一个指标，推动和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文章还提出了我国新形势下的发展需要及其高考制度的变革要求。

［关键词］高考、人才、社会、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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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7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至今有28个年头了。28年来，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迁，我国的高等教育也与时俱进，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回顾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进程，总结我国在高等人才的培养工作经验，反思存在的问题和教训，对于改进和完善高考及高教制度、更好地培养社会所需人才、实施科教兴国及人才强国战略、提高我国的社会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我国高考改革的基本历程回顾

1977年至今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本文作者：杜克丁单位：解放军理工大学理学院

发展是变化。对于一个社会,发展意味着社会关系的调整和人们地位的改变,多数人获益比以前更多,少数人得益可能减少,部分人虽然所得未减但比较利益减少。由此,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会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有人说好,也有人说不好。没有哪一个社会,也没有哪一个社会的哪个发展阶段不被人评说。一个发展变化较大的社会比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更容易遭受来自各方的评说。发展是前进的变化,是进步。进步还是倒退应该从总体上和根本上看。任何事物在发展中并不排除它在一定时期,在某些非主流方面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暂时的倒退。社会发展是社会在总体上,在根本上的进步,表现为社会财富总量有较大增长,社会的物质、政治和文化环境有明显改善,绝大部分人的生活质量比以前有明显提高。

人们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满意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比较获得的。人们并不只是和自己的过去比,还同其他人比。在比较中,人们特别关注的是他人得到的好处。在选择比较对象时,人们更关注那些生活条件优越和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人。可见,人们对生活的感受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社会的加速发展,打乱了人们内心的稳定,而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原有利益格局的打破,更是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欲望和对未来的期望,同时也引发了有些人的不满,在社会加速发展时期,人们的期望常常超出实际生活水平的改善。美国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总是有报怨的。不论人得到什么满足,都不能设想他们会完全满意。因为那样本身就是对人性会发展到顶的一种肯定,人总是能把不论什么满足、幸福、幸运塞进自己的怀里。一旦他们习惯了以后,他们就会忘掉它们,并开始走向未来寻求更高的幸福,这是一种不断地进入未来的永恒过程。不应期待怨言的中止,只能期望它变得越来越高级,期望它从低级到高级再发展到超级水平。高水平的抱怨是一种标志,说明已有哪些先决条件得到满足才使这一抱怨高度在理论上成为可能。[1]这就告诉我们,要重视群众的抱怨,要以坦然的心态面对它,要从怨言中发现问题,寻找差距,认清方向。把群众的报怨看成是对过去工作的肯定,是对未来工作的新要求,让报怨成为前进的动力。

发展是一个过程。是事物按照过去、现在、将来的顺序依次向前推进的。今天是过去发展的结果,又是未来发展的基础。社会上的任何东西都是有生有灭的。发展作为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作为前进上升的运动,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新事物的孕育、成长需要时间,旧事物的衰落、灭亡需要时间,人的进步需要时间,自然环境的改善需要时间,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也需要时间,等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要只争朝夕,但也要有耐心,有韧劲。

发展是矛盾不断运动及其不断解决的结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解放前,我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基本矛盾严重对抗,这就要求彻底改变旧的上层建筑和旧的生产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打碎了旧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基本适合的,但也存在着某些不适应的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从经济体制入手,对生产关系进行了调整和改革。对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进行了改革,不断完善了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革命和改革是解决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有效手段,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动力。

发展在曲折中实现。前进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大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回顾人类几十万年的发展史,特别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几千年历史,没有哪一个旧社会的灭亡和新社会的产生没有经历曲折,没有哪一种新生事物的出现没有遭受过打压。出现曲折反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新事物出现时总是比较弱小的,比如新的生产关系、政治关系、新的观念和思想还处在萌芽中,还处在生长的初期,还比较幼稚。二是旧事物还比较强大,在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和转变中,代表旧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以及维护旧的生产关系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必然要阻遏与之相对立的新生事物。而社会的传统从总体上来说是一种保守力量,这就使得新生事物的成长异常困难,要经历各种挫折。

一是社会发展的退化论。这在中国以道家的历史观为代表。在原始道家老子那里，他将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描述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第三十八章）在道、德、仁、义、礼这五者之间，社会表现为一种人类文明递相堕落的过程。他肯定道治、德治历史阶段，而对以仁、义、礼为标志的社会形态则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十八章）认为正是人类社会纯朴敦厚状态的失落，才出现了智巧狡诈、六亲不和、国家昏乱等文明社会中的一切病态。这种退化论，在人们的日常观念中，则表现为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叹中。这种退化的历史观不仅在中国的道家思想史占据主导地位，在古希腊和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那里，也同样得到了描绘。卢梭把自然状态理想化为人类的黄金时代，而把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说成是“人类的疾病史”，人类发展的过程正是人性堕落的过程。并对这种堕落的方式作了多方面的描绘，他认为，安乐和萎靡的生活方式，消磨着人们的力量和勇气；社会文明状态使人变成奴隶，成为虚伪、胆小、卑躬屈膝的小人；而财富则使人类变得贪婪，并陷入无休无尽的争斗之中；他甚至认为，第一个为自己缝制衣服或建筑房屋的人，实际上不过是给自己创造了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并给自己增加了累赘。正是人类文明成果导致了自然状态的解体和人的堕落。人类所有的进步，不断地使人类和它的原始状态背道而驰，进步的同时，就是退步。总之，人越是社会化就离开自己的本性越远。这也是退化史观所包涵的基本内容。

二是历史循环论。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按照一定规律而表现为循环往复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主要以五德终始说为代表。它是战国末期阴阳家邹衍创立的关于社会历史变化的学说，他认为天地剖判以来，人类社会表现为五德转移的过程，也即是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德性相克的循环变化，决定着历史上王朝的兴替和制度的改变。如夏、商、周三个朝代的递嬗，就是火（周）克金（商）、金克木（夏）的结果。秦始皇以及西汉的统治者都用此说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理性的根据。

三是坚信社会发展具有某种目的的进步史观。从启蒙运动以来，相信人类发展是一个渐趋完善的进步史观便深入人心。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与自然规律相一致的过程，历史具有自身的目的。康德就把有机生物发展的目的论概念引入了对社会历史的研究，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朝完全实现自己的禀赋的目标前进。在个别活动和事件表面的杂乱和无目的性中，会呈现出整个过程的共同目标，似乎有一个理性目标引导着所有的活动。共同的目的使不同的个人活动呈现出共同性，从而表现出整个历史过程的合乎法则性。合乎法则性即是合乎自然的发展规律及其目的。康德认为：“人们可以将人类的历史大致看成是自然的一种隐秘诡计的实施，这种计划的实施为的是产生出一种内在的——而且，为此目的，也是外表的——完善的、独一无二的社会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人的所有禀赋得以充分地发挥。”①

可见，在康德的观念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归属于自然的规律，人类无论怎样表现自己的意志，也跳不出自然的手掌。自然一开始就追求着某种人所不知的意图或计划，并通过人类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与此相似的观念，有维科的“天意”和后来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的观念。如果说，黑格尔把绝对理念视作支配人类历史的“看不见的手”叫做理性的狡计，那么，康德的观念则可称为“自然的狡计”，在他们的观念里，都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和目的。这种进化史观，在中国思想史中，亦有表现，如康有为以进化论为武器对公羊三世说的改造，就是一例。

以上三种历史发展的方向感，决定了不同的人们对社会发展合理性的基调。持循环论的人以为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一切不过是过去的重复，按照这种循环的轨道发展的历史，具有合理性，否则则无合理性。而退化论的史观，则以为一切发展是多余的，有时甚至是得不偿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罗马俱乐部的一份报告就指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以高热量的消耗为前提的，人类在获取一千卡热量的过程中，所浪费的热量是所得的几十倍，因而，在他们的眼中，现代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是大可怀疑的。

第二是社会发展的总体蓝图问题

由北京大学与韩国庆尚大学于1995年8月10一13日联合举办的“中韩经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在研讨会上，双方学者对中韩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获得了一些共识，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双方学者认为，中韩经济近几年来得到迅速发展是由于有利的国内外因素。两国都处在和平与发展、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的国际环魔。韩国从80年代以来，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1993年实行“振兴经济百日计划”和“新经济五年计划”，使韩国成为亚洲经济发展较快的“四小龙”之一。中国从70年代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吸收外资，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使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再加上国内政局稳定，从而使经济保持着稳定的发展势头。1992年至1994年连续3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

第二，双方学者分析了近几年来中韩经济合作的大好形势。在贸易方面，1979年双方贸易额仅为19。。万美元，而1994年就达到140.65亿美元。目前，中国成为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韩国也成为中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在投资方面，到1994年底，韩国对中国投资共1989项，金额16.8亿美元，中国成为韩国对外投资的最大投资对象国。两国经济之所以能迅速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学者认为，东西方冷战结束后，传统的国际政治架构已经瓦解，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两种新的潮流:一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加强，合作日趋紧密;二是区域经济集团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营环境更加趋紧。在这种形势下，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大量从西方引进技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促使中韩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同时，双方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是这种关系得以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农产品丰富、市场广大;韩国有先进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和雄厚的资金实力，但人口密度大，农产品不足，市场相对狭小。这样，双方可以取长补短，发展经济。除此之外，两国具有一衣带水的地缘优势，两国的历史文化也有相通性，这些都有利于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

第三，双方学者认为，中韩经济关系今后应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不仅要成为贸易和投资的伙伴，而且要在其他经济领域成为合作的伙伴。有的学者指出中韩在金融和科技等方面有加强合作的前景。两国签订了“关于金融合作协议书”，为中韩金融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1992年3月，双方就两国科学家共同开发韩国的“G7计划”和中国的“863高技术开发计划”及“火炬计划”达成协议。同年9月，两国政府还签订了“中韩科学技术协定”，这为双方科技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四，双方学者都以积极的态度探讨如何加快发展中韩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有的学者指出，中韩双方应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共同磋商，协调政策。双方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经济贸易合作和交流的整体规划与宏观调控;应及早成立中韩双方相对应的投资和经贸的促进机构;应本着平等互利、互让互谅、务实、合作和公正的态度切实解决经贸中存在的问题。除了研讨中韩两国经济文化关系之外，为了加强双方之间的了解，以便加强今后更广泛的合作和交流，双方学者还各自介绍本国和社会发展的情况。中方学者介绍了这方面情况的具体内容是: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现代化与经济发展战略调恤，中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市场取向改革相适应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协调与渐进的改革战略，农业革命与中国的工业化，等等。韩方学者介绍韩国悄况的具体内容是:韩国企业组织的改编和阶级构成的变化，韩国的产业化和劳动市场的变化，韩国的主导经济成长与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