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农民问题与社会发展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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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农民问题一直是贯穿历史过程的大问题。农民是我国人口构成的主体，也是社会构成的主体。探索我国社会当代的发展方向，离不开对农民的分析研究。

一、我国社会的运行基础我国几千年专制历史证明，以家庭宗法制形成组织起来的农民建立了东方的金色帝国，奠定了断而相续的历代王朝的基础。从秦帝国的初建和统一到汉唐帝国的强盛和播誉四海，到宋元的对峙和横跨亚欧，再到明清的回光返照式的辉煌，两千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农民用他们的赋税、劳役为帝国的建立贡献他们的力量和汗水，更辅之以少有间断的血水的流淌。仍是农民群体的意志和情绪。农民的生产、生活、意志和要求，是潜在的无形而巨大的力员，从根木上左右着古代中国社会运动的趋势及其动向。西汉的大思想家贾谊早在帝国的初创和巩固期，就看到作为帝国统治基础的农民的伟大而可怕的原动力作用。他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新书•大政)我国的古代文化是辉煌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居于世界前列。文化的广义创造者也是农民。专制政体从政治上、经济上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保证了一切艺术文化创造的物质基础，也造就了文化创造的精神氛围。不错，在封建时代，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但地主有文化是以无文化的农民艰辛的物质创造为前提的。没有农民世世代代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供养.再有才能的文人也不可能进行文化创造。更不用说巍峨的宫殿、壮丽的庙宇的建造者就是工匠(手工业者和有技艺的农民)，民间文化的创造者、参与者本身就是农民。而这一切又为文人的创造(严格意义上是再创造)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矿藏和源泉。文人的文学史离不开民间的俗文学史;杰出文人的文化创造也离不开农民的主题。以王朝更迭、社樱兴亡为标志的杜会大变动，对社会各阶层的强烈触动和情绪激发而导致有时代意义的文化创造，究其根木是以农民状况的急剧变化为契机的。但是文化创造者并不享受文化的雨泽滋润，他们是以文盲加群盲的存在形式承受着儿千年不变的愚味与落后。高度的文明与极端的无知，这是我国专制帝国固有础上重建、再生、更生，陷入一圈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怪圈”运动时，起决定作用的是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农民的意志，是他们忍受或暴动，顺从或反抗。无论是农民大暴动失败后的“分裂”，或者大暴动“成功”后(范文澜语)的再统一，历史运行的轨迹，都是作为专制政体基础的农民状况及其变化的结果。不自觉的无“目的”的群众运动，虽然是由成功或失败的统治者的参与或组织实施的，但最原始的力量的矛盾。矛盾的冲撞.发展了帝国的文明，也一次次地摧毁了帝国的统治。民族的主体不能接受高度发展的文化教育，也就无法创造摧毁旧的社会体制的新机制。这就是封建帝国对其莫基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文化政策的社会政治效应。

二、百年变迁中的农民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历程，历史走到了四世纪。中华大地在外国的炮火轰击和内部的乌云弥漫下开始了她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社会角色有所变化，多了有地主转变而来的新式士绅，有双重色彩的维新人士，有资产阶级的新阶层，也有从破产农民演变而来的工人。他们都是从传统社会脱胎蜕变而来，与旧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整个历史舞台上活动的社会主角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新的社会角色不论他们具有多大的活动能量，也不能取代农民潜在的力量;他们想的和做的一切.如果不同农民联系，都将难有所成。统治者要维护近代中国风雨飘摇的统治，虽然面临着咄咄通人、高鼻深目的外国侵略者.但首先要解决的仍然是农民问题。一切改革者、反叛者要解决中国的间题，提出变革中国、适应潮流的方案，也要首先针对农民问题。他们可以超前，如西化欧化中国，但如果把农民搁在一起.他们改良、改革、革命只能以失败告终。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必须强调，“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的主要构成，不是其他阶层，而是农民群众。中国近代的思想家、政治家，真正看到农民是近代中国社会运动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国改革的主要对象并提出深刻见解的，为数不多。龚自珍写有(农宗》一文，强调“唯农为初有宗”。太平天国出于农民的本能要求.揉合上帝倡导平等的思想提出(天朝田亩制度》。维新大师康有为提出:“国以民为本，不思养之，是自拔其本也。”“以农立国，可靖民怨。”((上请帝第二书))这些生长在农民耕耘本土有见解的思想家.都不期而至地把眼光投向世界的同时也投向农民。近代两位对农民问题予以重视并提出了正确方案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是孙中山和。他们相继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了精辟深刻的论述，提出了解决这个中国社会第一问题的不同方案。不论他们的观点和主张有多少同异，他们的思想仍然代表千百年来志士仁人对农民问题严重性和迫切性认识的最高水平，也是他们本人思想和当代中国思想的精华。农民的生存是和土地密切相关的。有农民就会有土地问题。在旧时代，“有土始有财”不仅是地方老财的追求，也是农民最大的愿望。因为土地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最必需的生存条件，是维持生命再生产的最基本条件。古代社会没有一次社会政治改革.没有一次社会动荡，没有一次农民的反抗，不是因为土地间题而激发。作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大量社会实践虽然在华侨中进行，但他出身农民，深知农民的艰辛，了解农民的生存是中国社会正常运转和发展的条件。他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既顺应历史传统，又符合中国现实，反映了农民的迫切要求。从科学性、适应性和可行性上看，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比传统农民的劫富济贫和太平天国未曾实行的‘’天朝田亩制度”的设想，更切实可行。但孙中山的过早逝世和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矛盾，使他的理论无法付诸实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木问题还是对农民的问题。说十年内战史是土地革命史无疑是贴切的。核心问题正是农民用暴力夺取地主占有的土地。这造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对峙和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使共产党操了胜券(加上日本的侵略导致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斗争的历史转机)。当在解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茶的1947年颁布土地法大纲，把几亿农民争取到革命阵营内，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拼命斗争，这就决定了不能解决农民问题的政权在大陆统治的彻底失败。由此可见，谁争取了农民，谁就取得了政权;谁真正熹得了农民的心，谁就能有效地巩固政权。如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变革一样，100多年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迁是巨大的。历史发展的速率加快了.科学的发展迅速了，外来文化与思想的冲击加强了。但这一切并没有彻底改变农民问题还是中国社会变动、变迁、变革的决定性问题的性质。农民在中国社会扎的根太深太广，什么问题都要刨根问底，问中国的农村，问中国的农民。错综复杂的近代中国社会矛盾，中华民族同外来势力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由农民转化的工人阶级同从地主士绅转化的资产阶级矛盾，政权同国民、执政党同民众的矛盾，贯穿这种种矛盾与斗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置农民的问题。谁摸准农民的脉搏，正确处置了农民问题，谁就执了中国社会的牛耳，就真正统治了中国的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原因非常简单: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最大多数的人是农民。

三、现实与未来的农民问题中国历史进程大体证明了一条法则:农民战争胜利的结果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以西汉、东汉、明为代表);而农民战争的失败则导致分裂割据(如三国两晋、五代十国)。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国家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新国家新政权在20世纪中叶的现代社会，面临着把传统的落后的农业国转向现代化工业国的大问题。儿千年的积淀与近代的沧桑，使这一转变过程迫切而强烈，漫长而艰难。如何实现工业化?现实使政治家们决定，只有从农民着手，让农民为中国的工业化作出贡献。特别是建国初期，工业化发展的资金、原料和劳力都来自农村。早在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就着重论述了农民对中国未来的重要性。他除了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这一事实外，还强调指出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是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的分析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建国以后的运动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运动，实质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用非和平方式完成的耕者有其田的运动，被长期压抑的农村生产力终于得到了解放。在一个并不太长的时间里，被释放的农村生产力基本上还是以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形式，对国门被紧密封锁的国民经济作出了有力的经济支持。国家依靠农民的支持，加上当时一些友好国家的帮助，开始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的经济获得恢复和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社会的发展是以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又在不断进行的农村过快的超越实际的社会改革(初级社、高级社、)的前提下进行的。对中国农村社会超越实际的变革，使“耕者有其田”急剧地变化为“一大二公”的。物极必反，发展了的农村生产力由此遭受了极大破坏，巨大的人口增长和遍及全国的粮食匾乏，逆转了工业化的进程。在后来被迫采取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下，一切再从被破坏的基础上重新做起。严重的历史教训昭示了一个十分清楚的事实和真理，就是在中国当代，即使取得政权以后，第一位的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正确地认识农民问题，制定正确的农村政策并在实践中贯彻落实，才有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才有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70年代末开始的“拨乱反正”和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溯其根源，仍然是从中国农村、从农民开始的。从四川、安徽农村开始的包产到户和联产承包的生产责任制，是冷酷的现实把人们发热的头脑冷下来.使他们(主要是各级干部)回到切实可行的轨道上去。

在中国这个有深厚东方社会基础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和双重体制的转轨与交叉，会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如国有企业的改革，社会财富分配的均衡，政治体制的改革.民族关系的处理，意识形态的变化，等等。千头万绪的工作都要抓，但涉及中国未来发展的第一位问题还是农民问题，即农业的生存、发展与农村现代化间题。以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来说，早就预见到:“将来还要有儿千万农民进人城市，进人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7页)当前中国正进人这一阶段。除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的过程比较顺理成章外，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约1亿左右的流动人口呈现某种无序状态，已成为全国性的社会问题，其核心问题仍是农民问题。这个问题要引起警觉，要未雨绸缪。农民从“安土”到“离土”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并引起社会的灾难。当前中国农民的这一现象上的重复，不能与古代社会同日而语，有其新的时代因素，即除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原因以外.经济改革与开放政策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推行，吸引了大批内地的农业人口。但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流动人口在发达地区由于生活无着落而导致各种犯罪的现象日益增多。当然可以用法律手段来严惩犯罪的流动人口，但这并不等于有效地遏止了人口的无序流动.也不等于解决了这个问题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农民问题。如果变革中的农民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潜在的问题就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导致社会的震荡和破坏。鉴于农民在中国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科学的估量上，还是在政策的制定上，都应该充分估计到农民的重要性。农村稳定，社会就基本稳定。从历史的角度看，一切以民为本，有远见的统治者都注意恤农固木。以稳固农村、安定农民作为稳固国家统治的立足根基，这是足可弥珍的历史经验，也是千古不败的安邦宝典。在中国，只要农民占人口构成的大多数，就必须把农民看成是立国的基础，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中不可缺少不能忽视的力量。但是必须承认，从总体上说，中国农民的素质是不高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句名言应当包括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全部内涵。中国当代政治的改革与进步，最深层的基础在农民。农民素质的全而提高，是中国民主政治坚实而稳固的基础。至于经济的现代化，当然离不开改革开放，引进外来资金、技术和现代化管理，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农民在经济现代化中的作用，“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最的工业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7页)。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过程，都必须依靠农民，必须最大限度地解决农民问题。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战略问题。要了解农民的生存处境，正确地理解农民.研究农民现实需求与发展愿望，制定相应的农村政策。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在中国大地，发展的矢键和核心是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