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原理的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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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曾凡朝王淑敏山平单位：山东教育学院政治与社会发展系

一社会发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发展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发展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是社会有机整体的前进运动和协调运行,以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进步为标志;狭义的社会发展是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的,是指社会有机整体中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非经济的发展,包括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等在内;还有把社会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相并列,包括教育、人民生活质量、人口素质和健康水平、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方面因素。本文所要讨论的社会发展是广义的社会发展。

从世界范围的社会发展现实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走的都是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发展战略,基本上是沿袭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战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基本上也是在原有发展道路上的延伸。14至16世纪,是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以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意大利为中心,兴起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形成了对中世纪宗教的“反动”,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难以抵御的道义支持,诞生了诸如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这样的科学巨匠,高扬了人性和理性的旗帜,恢复了肇始于古希腊的科学精神。文艺复兴之后,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在西方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认知和思维方式,到资产阶级革命完全取得胜利之时,理性权威得以真正确定。西方社会的科学以及以科学为理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催生了18世纪开始于英国、19世纪扩展到整个西欧和美国的产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社会的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5共产党宣言6中所提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P277)。由此推动了自由竞争以及与此相应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建立: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统治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和统治;同时造成了一个急剧变化的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而与千百年沉睡的慢节奏的传统社会不同:“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P275)。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按照“资本的逻辑”运行,以利润和财富的最大化作为最高目标,为科学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也使科学和理性取得了君临一切的地位。西方科学技术革命的此起彼伏和人对自然认识能力的日益强大,导致了西方大国的不断崛起、对峙和斗争,造成了人类互相征服能力的空前强大,大规模的战争时刻威胁着人类自身,使得在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各个国家社会发展的重点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围绕着社会发展的重心问题先后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发展战略。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战略(Conven-tionalDevelopmentStrategy),如“起飞战略”、“赶超战略”等等,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的基本特征,就是把社会发展看作一种经济现象,把经济发展看作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优先发展工业,经济增长尤其是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成为社会发展的首要的甚至是惟一的目标。“发展的问题实际上被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增长问题。应当说,这是5”年代前后的一种流行的观点。”[2](P26-27)例如联合国第一个十年发展计划(1960-1970)就是这种传统发展战略的典型代表。不可否认,实施传统发展战略有其历史和时代的必然性,在这种以追求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单向度发展战略的导向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在物质文明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这种战略把发展视为经济的增长、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和财富的累积,几乎不考虑经济增长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影响,对自然的无情拷问,使自然资源被残酷掠夺、大量消耗,甚至浪费,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况且,经济只是社会的基础,不是社会的全部,经济的增长不等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增长并不能自动实现诸如平等、就业等社会目标。以传统发展战略为指导的经济增长偏离了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并不能保证人民真正得到幸福,反而导致社会系统失调,贫富两极分化,以致出现“高增长、低发展”或“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人类陷入发展的“困境”之中。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就提出了人类所面临的困境这一全球性问题。它的第一份报告5增长的极限6将人类困境归纳为五大问题:工业问题、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可以说在传统发展模式的本性之中潜藏着各种危机的祸根,已经完全背离了经济发展的本真意义。应当承认,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是历史的必然,相对于农业文明来说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同时也使人类自身的本质力量得到极大地展现,人们的生活质感得到极大地丰富。在这个意义上,“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3](P88)。在高度赞扬工业社会不可或缺的价值的同时,马克思也看到了人类遭受“异化”的现实境遇,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创造了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条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主体性即自主性,受到自己造成的经济必然性的奴役和支配。在物质技术昌明的时代,人们在功利欲望中偏离理想追求的智慧之路,经济繁荣的同时带来了人的异化和自然的破坏。正是工业社会的偏狭式发展造成了当代的各种危机,这些危机甚至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代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本质上就是工业文明这种发展模式的危机。危机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发展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应该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协调和解决人自身的发展问题。为此,联合国在5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6中指出:“人类带着潜在的能力来到这个世界上。发展的目的就在于创造出一种环境,在这一环境中,所有的人都能施展他们的能力,不仅为这一代,而且也能为下一代提供发展机会。”

二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过程,亦即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的自觉活动相统一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生产活动首先是一种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与之相联系的人们的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经济关系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于个人来说也具有客观性,因而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符合必然性的物质的、客观的、辩证的发展过程,具有“似自然性”的客观规律性。但是,人类社会的这种“自然历史过程”并不像自然界的发生那样是外在于人的,恰恰相反,是“依赖于人的”,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也不是外在于人的神秘之物,而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形成并发生作用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P118-119)。社会发展与人的活动具有内在的同一性,社会发展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们的交互力量作用的结果。“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5](P247)。“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产生一样,人也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即历史,,,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3](P122)“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6](P131)。在自然界中,发生作用的是无意识的自然力,事物的存在、运动和变化,是无目的地、自然而然地进行的,只存在着因果性,不存在目的性;而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发生作用的是有意识的人,历史是人的活动,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的本质不断展开和实现的历史,在这里,除了存在因果性,又具有了目的性,而且因果性是通过目的性这一中介实现的。

社会历史是人追求自身的需要、目的和价值的活动。因此,社会发展不仅是受一般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进程”,而且是内含目的性的“社会历史进程”。人们不能突破和超越规律的支配和约束而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类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提供了一种客观的可能性空间,即选择的自由度;而社会发展的目的性则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过程是社会主体)))人的需求与愿望的满足过程和价值目标不断实现的过程,彰显了社会活动和社会发展的主体性。人类的实践活动产生出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又制约着人类的实践活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一致、有机渗融的统一,是社会发展的本质所在。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构成了人类活动的两大基本原则)))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真理原则就是人类必须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追求和服从真理。价值原则就是人类必须按照自己的尺度和需要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使世界服从和服务于人的目的,适合人的美好生存与和谐发展。真理和价值是人的活动所特有的、作为其实质内容和最高目的的普遍原则。人类进步的历史活动是以追求真理和创造价值为主题的,或者说追求真理和创造价值是人类进步的历史活动的两大内在原则和精神支柱。真理原则主要涉及社会发展“是什么”、“怎么样”及社会如何发展得更快等问题,基本上是指向一个“实证”的、“真”的领域;价值原则主要解决社会发展“为了什么”、“应当是什么”、“怎么样才能更好”等问题,主要指向一个“价值”的、“善”的领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有其客观性、必然性和运动发展的规律性。人类的目的活动和价值创造首先碰到的是自然和社会的客观现象及其规律。真理的意义在于“提供在必然性中、在全面关系中、在自在自为的矛盾运动中的客体”[7](P181),人们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就是全面地把握和运用客体的本性和规律,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不违背客体的尺度。价值的意义在于,人的活动和社会发展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目的,保证人的社会需要和根本利益,也就是说,按照人的内在尺度通过人的活动和社会发展使世界为人服务。“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6](P97)。真理原则是人的活动中的条件性原则,是人的活动的前提条件;价值原则是人的活动中的目的性原则,是人的活动的动机和动力原则。目的性是价值原则的核心。[8](P315)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追求维度不同,形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对立和冲突,同时,人类追求和获得真理以及追求和创造价值的一体两面交相辉映,显示了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无限潜力和光明前途。

社会发展也体现了历史必然性、规律性和主体选择性、创造性的统一。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其内在规律和客观前提,正如马克思在1846年给安年科夫的信中所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5](P532)。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主体活动特有的主体性、价值性,即合目的性特征,必须在反映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获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进程本身就体现着合规律性的前提。而社会发展的目的性、主体性和价值性特征,决定了社会发展总是追求着一定的价值目标,并不断地进行着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不但离不开其主体性、目的性和价值性,而且,在社会历史既定的客观前提下,在遵循社会历史规律的过程中,社会发展更重要的是从主体特定的目的和需要的层面上来理解和规定世界,在主体目的性的发动和价值性的导引下,对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客观事实进行对于社会主体的“意义”建构和价值创造,设定人类的价值目标,追求人类的价值理想,不断地面向未来进行承诺,进行历史的选择、“意义”的建构和价值的创造。价值是社会发展因果链条上的必然因素和中介环节,它不但关注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的现状如何,而且关注社会的“意义”及其发展“应该如何”。这里的“应该”是一个价值论的、目的论的、实践论的、伦理的概念,是立足于人类自身尺度所形成的价值评价、行为选择和伦理规范。从内涵上看,“应该”标示的是主体的行为选择,其尺度并不是来自事实固有的存在属性,而是来自主体的内在规定性。从时间上看,“应该”反映的是主体追求的“理想未来”,是对“现在”的现实存在的扬弃,是对主体所追求的未来可能状态的肯定,是对客观事实的超越。“应该如何”为世界存在和社会发展应该是什么和怎么样提供价值论基础,其目的在于为超越和完善这个“事实世界”和“现实社会”提供理想和目标,面向未来,着力于改造和完善当下世界和现实社会。价值因素的参与,说明了社会发展不是封闭的、预成的逻辑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过程,是以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为前提展开的丰富的、复杂的、面向未来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运用理性“为自然立法”,而且要把社会主体的需要、目的、欲望、信念、理想作为内在尺度,在对社会发展的价值理解与评价中建构一个意义世界。也就是说,社会发展并不是纯粹地为客观现实和必然规律所制约,而是同时受到未来指向和价值追求的制约和牵引,这种未来指向和价值追求恰恰是社会主体的道德诉求和价值选择的结果。这样,在规律性和目的性、必然性与应然性、真理性和价值性的辩证统一中,在历史决定论的前提下,社会发展就突出了历史选择论的维度,突破了纯粹的自然性和神秘的自在性,呈现出复杂的属人性和人化的自为性。

社会发展如果忽视甚至排除了伦理维度的评判和道德价值的引导,就会变成单纯服从利益驱动规律的自然历史进程。因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要对“合规律性”进行伦理性的反思、目的性的选择和价值性的过滤。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只为人类的行为提供了一个界限,决定人类社会未来变化的可能性,即决定社会主体“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决定人类社会未来“能是什么”或“能成为什么”,而不是决定社会主体“应当做什么”以及人类社会未来“应是什么”或“应成为什么”。必然性和规律性决定的“能是”不等于主体追求的“应是”。“能是”的根据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身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之中,“应是”的根据则在主体的规定性之中。“能是”是多种可能性的总和,其中某些可能性是符合社会主体价值追求的,因而可以成为社会主体追求的“应是”,而有些可能性则是不符合社会主体价值追求的,不能成为社会主体追求的“应是”。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做的符合必然性和规律性的行为中,有的是我们应当做的,有的是我们不应当做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属性及其必然规律本身无所谓“好坏”,只具有“中立”性,其要能够有效地充当社会主体行为应当的理由,就必须以某种伦理反思、价值判断和目的选择为前提。社会发展在没有被道德理性审视和把握之前,往往处于一种自在的、盲目的状态,道德价值理性通过对社会发展的引导、调控,支持着社会的健康发展,自觉修正和恢复社会发展的功能缺陷和紊乱,对社会发展活动进行合乎人类理想的价值引导和伦理调控,从而使社会发展朝着应然的、道德的方向全面地协调地可持续发展,为人类提供一种表现人性与尊严的发展方式。

三马克思所提出的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本价值思想,更是表达了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是统一并且相互促进的。人的自身发展包含某种本体性价值,在社会发展规约人的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亦逻辑地必然地以人的发展为前提,人的发展引导社会发展,社会发展的本质就是人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完善,实际上就是人自身的发展完善。人的全面发展包含了人的实践活动即劳动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的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它是引导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和归宿。正是人的发展目的实现的需要及其过程促进和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现实进程和未来方向。在社会发展的现实过程中,人实际地驾驭客观必然性,借助于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认识和洞察,运用自身的内在尺度,进行自然的改造和社会的发展,不断摆脱强制、获得解放和自主发展,从而获得实在的自由。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不只具有个体的意义。自由不只是标志着个体存在的状态,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状态。“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P119)未来的理想的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9](P649),“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94)。马克思凸显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把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确定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和价值标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类自身发展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也就是人真正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体”的人。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里,社会发展就是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趋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恩格斯终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目标,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价值指向。

反观世界范围的社会发展现实,在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中,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社会,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时代,逐渐出现了生产力单一化和科技万能化的倾向,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成了发展的代名词,经济增长已经被看成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社会以理性化的法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协调着成千上万具有不同才能的人们为发展经济效力,在发展理念上奉行“物本论”、在发展目的上单纯追求经济指标、在发展过程上一味追求发展的速度和数量。对社会发展的价值评价和伦理约束的缺失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天然合理论:发展就比不发展好,发展得快总比发展得慢好。发展忽视甚至背离了人,而背离了人的发展在其现实层面上则被异化成了一个冰冷、单调甚至残酷追逐名利、仅仅满足人的本能欲望的纯功利化的过程。发展主体不受约束地任意释放和张扬自己的力量、意志和贪欲,在对物的追求和向外部世界攫取的过程中,常常迷失自身,丧失内在的灵性。社会出现了“追求在丰饶中的纵欲无度的精神空虚”[10](P75),社会发展出现了外在的、“物质器物”层面上可持续性的缺失以及内在的、精神“灵魂”方面的价值理性的缺失,使得人类在不到300年的时间里就把地球生态系统破坏得面目全非,导致发展结构的受损、发展关系的失调、发展资源的枯竭、发展环境的破坏等使发展难以为继的问题;使得整个社会弥漫着只是对私欲的极端追逐、对贪欲的疯狂满足,忘却了对自身生存和发展意义的探寻,原本热情洋溢、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变成了失去情感的程序化、标准化的社会,原本应全面发展的人,变成单面、物化的“经济人”或“工具人”,为了追求人的眼前发展牺牲了人的长远利益,为了实现人的物质发展而损害人的精神追求。所有这些恰恰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价值理性缺失或消解所引起的后果,恰恰是只关注如何发展的“更多”、“更快”、“更强”的问题,而淡忘或缺失“为谁发展”、“为了什么发展”、“怎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和“怎样的发展才算是应当的”这样的目的论、价值论的问题追问和评判的结果。

可见,发展本身并不是天然合理的,发展绝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要、为谁要的问题。“要对付力量所带来的邪恶结果,需要的不是智力行为,而是伦理行为。”[11](P39)“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本体论承诺并不能代替对现实的社会发展道路的价值论的评价和社会批判。合规律的社会发展仍然需要以人为中心和尺度的价值评价和伦理的规范。”[12]要对社会发展进行应有的伦理评价和道德限制,人们能够做的并不是应当做的,社会发展的现实性并不等于社会发展的天然合理性。要依据社会发展的内在伦理性,以伦理的向度审视社会发展,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和伦理规范,为社会发展设定一个合理的道德界限,确立社会发展的适度伦理张力,发挥人类社会发展的自我评价、自我调控、自我约束、自我校正、自我免疫的伦理机制,以此规范和约束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避免社会发展的伦理危机导致社会发展的灾难。当社会发展所蕴含的伦理道德和文化价值内涵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成为相互理解、认同的基础,成为相互沟通、整合的主导,逐步转化为社会主体的共同信念,转化为社会主体共同拥有的理解和创造未来美好世界的信号系统,社会各部分之间构成一个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兴趣的道德联合体,社会发展才能真正适宜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人才能真正逐步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