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衍变中的价值观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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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子麟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国内针对价值观问题，有两次集中的讨论。第一次在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中国社院联合在北京召开了“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座谈会，来自不同学科的40余位学者就目前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变化之现状及意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结构的整合、价值目标的内容及其确立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二次是在2007年，北京大学举办了一次盘点价值观30年变迁的研讨会，来自海内外3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50多位学者参加了讨论，并出版了《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聚焦当代中国价值观》。

在价值观意义上，对社会转型的内涵大致有两种看法。从宏观而言，社会转型可以理解为文化形态的更迭。翟学伟认为，“当某种变化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或价值上的形态时，即使是在失去它之后我们仍然受到它的影响并形成一种文化认同，这就是所谓的传统。”［6］(P18)吴家华认为，社会转型从宏观上看是社会结构的变迁，从微观上看是人的行为方式的转变，是支配人的行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价值观念转变是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观念反映，是社会转型造成的人们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利益结构变动的表现。［7］(P37)

哈根认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格性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传统社会以固定的阶层为特征，人格是专制型的、缺乏创造性的、不思改革的;在现代社会中，人格类型以创造性、好奇心、对经验的开放性为特征;当一个特定社会集团中的成员察觉到自己的目的和价值观不被他们所尊重的并对其尊重很看重的社会其他集团所认可的时候，变迁就发生了。［2］(P56、58－59)

英克尔斯也认为，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尺度和主导因素。他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人格……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8］(P11)在价值观意义上，对社会转型的分期和界定看法不同，按照历史跨度可分为大、中、小三种分期。大分期以翟学伟为代表。他认为，中国人的价值取向经历了五次重大的转变。第一次是有文字记载到春秋战国，为宗教意识取向;第二次是从春秋战国到晚清为伦理取向;第三次是从晚

清到建国为文化取向;第四次是在建国后计划经济时代为政治取向;第五次是市场经济时代为经济取向。［6］(P17－18)中分期说以武力为代表。他认为，在社会价值观演变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40—1911)为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崩塌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成长时期;第二阶段(1911—1949)是以西方思想为主体的社会价值观不断失败和以马列为理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价值体系成长并最终确立主流地位的时期;第三阶段(1949—1978)为传统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建立并完善阶段;第四阶段(1978—)为社会价值体系变化时期。［9］(P278－281)

小分期说从建国开始，以改革开放为界，主要有“二元论”和“二重论”两种观点。“二元论”者认为，改革开放前后社会价值观的某方面特征出现替代性的变化。其中，戴茂堂指出，整体主义正在逐步转变为个人主义;禁欲主义正在逐步转变为幸福主义;德性主义逐渐为科学主义所取代;人治主义逐渐为法治主义所取代。［10］(P34－37)

“二重论”者认为，改革开放前后的不同价值观念共存并发挥作用，即从单一状态到共存状态的过渡，以廖小平和辛自强为代表。廖小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变迁，有四个方面: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与多元价值观互动的变化;从整体价值观向整体与个体价值观融合的变化;从理想价值观向理想与世俗价值观共存的变化;从精神价值观向精神与物质价值观并重的变化。［11］(P12－16)

辛自强认为，“传统”和“现代”社会并非完全对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可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当前正处于一种过渡状态，更应该是一种“二重结构”［12］(P27)。在对价值特征的概括方面，吴家华等概括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价值观方面的六个特征，即价值目标的差别性，价值标准的相对性，价值行为的合理性，价值选择的自主性，价值追求的实用性和价值实现的多样性。［7］(P37)

变化是我们研究问题的起点，不论变化涉及片面的特征还是整体的结构或范型，不论变化的过程是革命性的，还是渐进性的。当代也好，改革开放以来也好，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人们社会价值观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从之前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和一对重要的范畴，这个共同点就是对经济利益的关注，这对范畴就是理性与世俗。在所有的研究背景之中，无不例外的强调了人们对利益的关注，程度上由轻到重，数量上由少到多，从客观承认到主动追逐，从遮遮掩掩到肆无忌惮。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使用越来越文明的方式和技术的工具，而使得人们变得越来越理性;另一方面，由于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利益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同时也填充了人们心理上的优越感、虚荣心和等级观念，利益关系不仅解释了商品市场的货币关系，而且也揭示在商品关系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人们变得越来越世俗。笔者认为，理解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关键在于对经济利益的分析。

利益分析是当前价值观的研究起点。在市场经济中，按照资本的逻辑，市场价值以及作为它的表现形式的货币，作为市场机制调节的基础，也成为社会价值体系的基础。人际关系通过商品生产表现为物的关系;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固定形式，通过商品交换将形形色色的商品联系起来，也成为人们发生关系的纽带。这样，任何事物在市场上没有了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都只表现为货币量的差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善良、公正和奉献精神，而是利己心、竞争和对财富的贪欲。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性善”和“仁爱”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与强调集体主义和大公无私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一起受到冲击，而新的社会价值观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解释这些经济利益关系，然后才能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规范和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引导人们树立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价值观念。当年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为贫苦群众的利益辩护，这也是他探讨物质利益问题的开始。“为什么强大的国家理性在私人利益面前竟显得如此软弱无力?这是使马克思感到极度苦恼的疑问。”［13］(P44，47)政治经济学是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经验的科学总结，同时也是利益分析的利器。对物质利益的关注，不仅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而且也是马恩进行思想政治活动的经济学起点。

现代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理性化和世俗化。理性通常我们在3个层面来理解，［14］(P45)①在本体意义上，常用来指谓人的一种洞察事物或现象必然联系的能力;②在认识意义上，理性具有高于感性与知性认识的观念属性;③在行为意义上，理性指的是实践观念及实践过程对于自然的合规律性与对于主体的合目的性。所谓“世俗化”，本意是相对于宗教而言的非宗教化过程。

在现代社会里，一方面理性化越来越要求人们追求形式上的理性，包括越来越技术的工具、越来越精确的计算和越来越逻辑的演绎;另一方面，世俗化也越来越关注现实的、眼前的、可预测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讲，世俗化也就是理性化。所以，童世骏就说，在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任何思想具有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支配人心的理由了。任何学说本身都不在被看做是“神圣的东西”，都要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都可能被人们“问一个为什么”。［15］(P34－35)所以当下树立与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的价值观就是要做到既理性化又不被“理性化”、既世俗化又不被“世俗化”，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