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论视野下的时尚意义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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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认为，时尚是用来表征阶级差异的一种形式，精英阶级试图以看得见的标志来与其他阶级区分开来，而低层阶级则恰恰相反，他们试图通过接受这些标志把自己认同于精英阶级，而一旦最初的时尚成为大众效仿的普遍行为，精英阶级就必须放弃旧的区分标志引入新的区分标志（新的时尚），于是就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时尚追逐潮流。①凡勃伦对时尚的兴趣受到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关注。相对于凡勃伦而言，布尔迪厄更关注品位或时尚形成的社会结构机制。在他看来，新时尚的形成是旧结构的打破和新结构的建立，即通过“资本”的合力将已建构的结构或秩序打破，重新建立一种结构或秩序，而一旦时尚结构生成，势必会产生两极：处于统治地位的一极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一极。虽然布尔迪厄强调时尚对于社会空间结构建构的重要性，但事实上，布尔迪厄并没有跳出凡勃伦的精英时尚讨论视域。只不过，在凡勃伦看来，先是精英阶层确定一种趣味和时尚，然后这种趣味和时尚成为社会底层人士效仿的对象，最后，这种逐渐受到追捧的趣味和时尚就演变成统治阶级乃至整个社会共同的趣味或时尚。而在布尔迪厄看来，一定的场域是由有各种“资本”的人所构成的结构空间，而这个场域中所生成的趣味或时尚也就代表了属于这个场的“权力”人士的喜好和意愿。
就凡勃伦和布尔迪厄而言，他们过于强调精英阶层或统治阶级的“强势性”，而忽视底层阶层或被统治阶级的“能动性”，这就难免有为统治阶级的话语权确立合法性的嫌疑。而与凡勃伦同时代的齐美尔，则更多是将时尚看作一种社会生活和个体行为方式的体现。齐美尔强调了时尚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和个体行为的特殊性。“时尚是对一种特定范式的模仿，是社会相符欲望的满足。一般来说，时尚具有这样的特殊功能，它能够诱导每个人都效仿他人所走的路，并可以把多数人的行为归结于单一的典范模式；同时，时尚又是求得分化需要的反映，即要求与他人不同，要富于变化和体现差别性。”②对齐美尔而言，时尚一方面把众多不同阶层的个体聚集起来，另一方面又使不同阶层得以区分，时尚是一种将社会的从众性和区分性统一起来的生活方式。在对时尚社会功能的剖析中，齐美尔看到了个体在追逐时尚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意味着相同阶级的联合，但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不同阶级间的界限被不断地打破。齐美尔的分析很精辟，而且对当下的时尚现象也颇具说服力。在今天，任何不同的社会阶层，可以肯定在穿衣上是有所区分的，并且处于社会上层的个体比处于社会下层的个体要奢侈和讲究。通过接受上层阶层所专有的着衣方式，下层阶级不断地和上层阶级竞争并挑战社会上层，并在这样一种永不停息的时尚追逐中，不断追求地位的改善。其后，一大批学者，如塞拉贝格、恩斯特维尔等人继续延续了时尚功能论的思考路径。塞拉贝格认为，一方面，对时尚的追逐体现了社会精英与大众的社会距离；但另一方面，时尚其实也是一个杂多的矛盾统一体。为此，塞拉贝格列举了一系列对比性的矛盾来表征时尚的内在张力，认为时尚正是由于诸多的内在矛盾冲突，引诱个体对之进行不断的追逐与仿效。追逐时尚的过程就成了一个自我推动的过程，因为塑造个性和模仿他人这两个对立的阶段会自动互为因果。新潮一旦被所有人选择就不再成为新潮，必须由另一新潮所取代。这样，时尚就如一个旋转木马，或者更形象地说，像一台永动机，它永不停息地运动，引发一轮又一轮模仿和创•108•新。①而恩特维斯特尔认为，时尚表达了制度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它表达了人们既想符合和追赶某种组织性，但同时又想特立独行确立个体性同一的矛盾的愿望……这种摆动不已的节拍就使得时尚具有了它的不断翻新的逻辑”。②恩特维斯特尔所言的制度性与差异性，其实也就是齐美尔所言的从众性和区分性。在制度性与差异性的内在张力中，时尚表达了同一性和区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上述理论家们对时尚的论述基本都围绕着时尚的二重性特征而展开。笔者以为，时尚的二重性特征其实也就是时尚的社会功能意义建构。首先，时尚的从众性使个体得以在现代风险社会确证自我行为的合法化。在对时尚的追逐中，个体对同一性的模仿就仿佛给自己戴上了一副“大众”的面具，使其自觉成为了社会“共同体”中的一员。个体的行事原则都可以以“共同体”的面目出现，自我的单一动机被“共同体”的群体行为所遮蔽，从而使自我的行动获得了普遍认可的合理性。其次，时尚的区分性使不同阶层及个体得以确证自我身份和地位。在时尚中，一部分精英阶级率先采用了有特色的服装风格，而下层阶级为了竞争精英阶级的社会地位，也逐渐采用那种有特色的服装风格，时尚因此就从上层精英阶级渗入下层阶级。等到某种服装风格普及开来，精英阶级为了保持他们的优越性和特殊的社会地位，就转向开发别的风格，从而使他们自己与广大的社会大众区别开来。不可否认，早期关于时尚的社会功能主义理论为我们解读时尚现象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撑。然而，当我们审视当前的时尚现象，很容易发现这些理论也有褊狭之处。在功能论的时尚理论中，时尚的中心总是在上层，上层社会拥有主导时尚的权力，而下层则一直处于时尚模仿中。这样一来，时尚永远以上层社会为中心旋转，时尚的流动也总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线性流动，上层对下层有着永恒的向心力，这就暴露出他们关于时尚的理论弊端：从众即下层盲从上层，区分则是将上层与下层区相区分，时尚不过是表征上层社会阶级地位的符号。这种阶级分野的时尚观念在社会等级相对分明的时代无疑有其深刻性，然而，随着资本主义从古典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尤其是经过大工业生产的洗礼、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社会结构、经济以及文化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论是所谓的上层社会还是下层社会如今都处于消费时代的漩涡之中，时尚也早已跃出某个社会内部的阶层之间的流动而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现象，这种根本的变化要求我们对早期的时尚功能主义理论作出批判和修正。
集体选择：对早期时尚功能建构的修正实际上，对齐美尔等学者关于时尚源于上层阶级的观念，布鲁默早在1969年就展开了批判，在布鲁默看来，齐美尔等人的理论适用于17到19世纪的欧洲社会，却不适用于当下强调多样化的现代性社会，因为他们没有抓住时尚的本质，即时尚是集体选择的结果。③布鲁默认为，时尚并非是上层精英阶级的专利，时尚生产商、时尚消费者、时尚设计师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着时尚的创造。这种论断与丹托提出并经由迪基发展的“艺术界”理论十分相似，他们认为艺术活动中的诸多角色，如艺术家、批评家、记者等共同组成了艺术界，而艺术界才是艺术品的授权者。④审视当下的时尚现象无疑可以确证这一论断，如选秀的兴起就是源于下层，继而蔓延至整个社会，成为社会时尚。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意义的上层主导的时尚模式丧失了有效性，主动权更多地掌握在了下层民众的手中。此外，在选秀的背后，媒体策划者，社会舆论，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以及政府主管部门的姿态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着时尚的制造。同时，考虑到有些时尚的出现并非一味地创新使然，反而是一种复古的潮流，不得不考虑时代因素对时尚的影响或者时尚的历史延续性问题。由此可见，时尚的决定权在今日的社会中并非仅仅属于上层精英阶级，时尚的流动也并非简单地自上而下地“滴入”，时尚的产生和流动是个复杂的机制，它受制于诸多因素共同参与的时尚界。这样一来，就否定了以往的时尚源于上层阶级的观念，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阶级分野的时尚观念。而事实上，时至今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严格的阶级区分渐渐销匿已是不争的事实。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消费浪潮中的平等主义以及机械复制带来的时尚在短时间的扩散等都使得时尚与作为阶级差异的标志渐行渐远。艾本斯坦在书中直接用“阶级的下课”①作为标题，历史学家康纳丁也宣告了有着悠久传统的英国贵族的没落②，以往依靠阶级来划分社会阶层的观念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了改变。今天，没有什么律令来禁止人们穿上阶级的服饰，也没有什么血统决定着天生的高贵，所谓的上流社会甚至接受了牛仔裤为时尚，而不管是蓝领、白领、金领也只不过是职业的差别，只要拥有一定的财富就可以随心所欲购买自认为是时尚的物品。
传统社会中时尚之所以能够标志阶级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时尚的传播需要一定的时间，上层阶级在创造出了新的时尚之后，总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扩散至下层，而下层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接受和模仿上层，更不用说，前现代的时尚物品多是仰仗手工制作，本身就需要一定的周期，而这个周期就为物以稀为贵的时尚提供了保障。然而，工业革命席卷全球以来，机械复制技术的发展使得时尚产品的生产周期大大缩短，新的时尚一露苗头，就会迅速扩散至整个社会，这给时尚带来了巨大的危机，也使得传统的时尚群体难以再独领风骚。同时，时尚产品的快速复制也改变着时尚的面貌，加速了时尚的节奏，使时尚进入快速的新陈代谢循环之中。尤其是在机械复制时代，时尚不再是上层阶级的专利，时尚流动性的加快使得时尚的产生和传播进入更为民主的阶段。尤其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迈入后工业社会，告别了生产为主的时代而追逐消费的狂热。现代化的步伐踏破了社会结构的樊篱，飞速流转的时尚工业更是提供了人们无限的消费可能，时尚成为了集体的选择，成为了民主的选择。然而，消费时代的悲哀和吊诡却在于消费者的选择过量而非选择不足。流动的现代性使人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在事先决定了的，甚至更没有什么事情不可改变”③。如果说在凡勃伦、齐美尔的时代，人们追逐时尚是迷信上层的权威，试图追逐上层的威望，那么在消费主义的旗帜下，不断分化的社会结构造成的个体化社会中，人们则试图通过时尚的消费达到确认自我的目的。以往受理性驱使的从众模仿动机被替换成了消费欲望本身，追逐时尚本身则成为了时尚自我驱动的动机所在。个体化、碎片化生存的个体尽管依然迷恋着融入群体带来的安全感，然而却在本质上不断地分化和孤立。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把社会的成员变成了个体，鲍曼说“分化了的人们自我决断能力中缺乏真正的自我建构所需要的成分”④，高度的自我关注，风云流转的时代变迁，很容易让个体在猝不及防中迷失。为了显出自己的独特，为了确证自我的存在，他们不得不求助新奇的东西掩盖内心的焦虑，而时尚则恰好满足了这种诉求。
回望中世纪的欧洲，虽说人们对时尚热衷也是为了认同自我，但彼时与认同相关的血统、地位等都是相对固定的，在这些外在因素的宰制中，个体的角色实际上是被动的，现代意义的个体并不存在。而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实质，影响到了我们的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⑤。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日常生活既是散落的个体存在的领域，也是他们借以确证自我的场域。时尚表达着自我，缓解着自我与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我们生命的不同阶段……很容易面对相似的生活情境，所以不管我们如何解释这些感觉，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会经历到相同的憧憬、紧•110•张、担忧与不满，并且尝试将它们表达出来。”①而这种表达最适合的莫非时尚了，“在充斥着景观和大众媒介的现代性世界中，时尚是不可或缺的。它是文化有机体的联结者，虽然有些人认为时尚是一种束缚和强迫性的体验，它在不断地模仿他人中磨灭了自己，然而最终他们也承认时尚往往能够成功地表达自我”②。时尚不仅是现代个体的生活方式，也是其生存体验中实现个体存在的独特方式。不断更新的时尚整合着个体与生活的紧张关系，一定程度上为个体提供认同的象征物，另一方面又通过自身的不断变迁印证和延续着个体的不确定性。现代性新奇：时尚的审美吊诡今天我们解读时尚，不仅仅是将时尚视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更将其视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追求。这样一来，时尚的意义建构绝非仅仅只是简单的社会功能意义建构，同时也是关于现代生活的审美意义建构。
时尚体现了现代性的审美特征，在于时尚展示了审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生活的“转瞬即逝性”或现代生活的“当下的现时感”。时尚的实质就是永恒重生的“新”，意味着对传统的否定和对继承的拒绝。时尚的整个运行过程是不断以一种时尚风格取代另一种时尚风格，以一种“美”取代另一种“美”的过程。这种不断的变异与其说是时尚取消了审美风格的稳定性，还不说是时尚并不承认有一种绝对的、超越其他所有审美风格的美学标准。而这恰恰是审美现代性之“新奇”的独特表征。时尚不仅是体现为现代个体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可以呈现为现代个体的一种特殊的心灵状态，即现代性体验：时尚意味着与传统的断裂，意味着对新奇事物的热爱以及对现代生活的短暂性与偶然性的敏锐感受。在现代性的问题史上，波德莱尔曾将审美现代性定义为过渡、短暂、偶然，他极力推崇画家居伊，认为他对现代生活充满激情，他到处寻找现时生活的短暂的、瞬间的美，寻找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东西。在波德莱尔那里，现代性的显著特征就是现实生活的当下性，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即“在对转瞬即逝、昙花一现、过眼烟云之物的抬升，对动态主义的欢庆中，同时表现出一种对纯洁而驻留的现在的渴望”③。波德莱尔在巴黎所感受到的现代生活的特征，在半个世纪之后的柏林，再一次被齐美尔所提及：“时尚在限制中显现独特魅力，它具有开始与结束同时发生的魅力、新奇的同时也是刹那的魅感。”④从齐美尔的论述中，我们能读到波德莱尔语境中的审美现代性意义建构，而时尚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瞬间性与现实感，正是审美现代性追逐新奇感的典型个案。本雅明在《波德莱尔》中也写道：“新奇是一种不依赖商品使用价值的品质。它是幻象的源泉，而幻象不可分割地属于集体无意识制作的各种想象。它是错误意识的典型，而时尚就是它不知疲倦的。”⑤这里的“新奇”，可以说就是时尚的另一种表达。时尚和商品的转瞬即逝背后所隐藏的是“永远同一的幻象”：即永恒不变的交换价值的再生产。在弗瑞斯比对本雅明的考察中，他认为本雅明发现了时尚背后的“新奇”源泉：为了进一步享受刺激，我们被迫去寻求新奇的东西。⑥在时尚中，人们对新奇的追求不仅仅是一种心理需求，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满足，或者更进一步地说，是一种心理欲望。拥有和展示新奇的事物，就意味着个体跟上了时代的潮流，并且使个体的身份通过新奇的包装而实现了意识形态化的符号表达，如费斯克所言：“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对新事物的欲求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进步的意识形态。将时间看成是线性的，发展前进就意味着变化。”⑦对新奇的追逐传达了进步的意识形态，这是时尚得以形成的社会心理条件，同时也是时尚能成为审美现代性表征的最主要因素。
时尚对新奇的追逐和对传统的摒弃，使时尚成为审美现代性的一个突出表征。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时尚的追新逐异也恰恰说明了审美现代性的吊诡之处，因为时尚对新奇的追逐也引发了时尚的自身矛盾：时尚在自我的建构中又走向了自我解构。史文德森认为：“时尚自我不仅是没有真正过去的自我，因为由于对现在的青睐而忽视了过去，它也是没有未来的自我，因为这个未来是完全随机任意的。时尚没有任何终极目标———除了向前它别无去处。”①时尚之所以能张扬和显示个性，在于时尚的流行元素有个性和独特性，然而一旦时尚的这种流行元素扩展开来，所谓的前卫服饰就变得不再前卫，并被无情地驱逐出时尚领域。正如少数人穿吊带衫是时尚，而一旦所有人都敢穿它，穿吊带衫就不再前卫，不再具备独特性，它也就不再是时尚。在时尚的领域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永在，时尚永远只存在于即将展开而未普遍展开中，时尚之为时尚，在于它永远处于生成之中。时尚中“创新”和“模仿”在永不停息地互动：时尚不是一个人的行为，更是一群人的行为，这是时尚的矛盾之处。少数人的同一行为不能称为时尚，因为时尚是一种从众行为，它要通过大量的复制而使自己得以存活；而一旦时尚流行开来，也不能再称其为时尚，它缺乏了新颖性，只能视为一种流行。先锋是尚未来到的时尚，流行则是已经死去的时尚，在某种意义上，时尚就是变化。如戴维斯所言，如果说时尚就是流行的模式，那我们也必须把重心放在我们在使用这个术语时经常联想到的“变化”的意义上。②时尚的变化给现代个体带来了一系列的外在刺激，时尚的冲击波不断地冲撞着现代个体，个体在时尚的大潮中无法停步，只有紧紧地跟在时尚的后面，时时不断地刷新自己，才能不断地抗拒陈旧，走在时尚的最前沿。
在时尚的运作中，“创新”和“模仿”处于相互博弈状态，而这种博弈，也揭示了时尚的另一吊诡之处：建构“新奇”的同时也建构了“传统”。时尚既模仿新的、最近的事物，它又利用过去的形式和模型来建构自身。在时尚中，转瞬即逝性似乎让时尚充满着无穷的创新性，然而，这种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在改头换面地利用传统，让传统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或者说，将传统进行重新包装而显示出新奇。如我们今天的服装时尚，表面上，服装的不断翻新体现了时尚的创新性，但这种创新只不过是周而复始的重复，即红蓝白黄黑等各种颜色的间隔使用，各种式样在间隔几年后的重新组合和重新上演。可以说，服装时尚就如同玩一个拼图游戏，总是借助于身体，不断地轮回着“模式更新”或“组合更新”。对此，格罗瑙尖锐地指出：“时尚常常只是对旧风格和模式的重复和演变。时尚中没有任何进步可言。”③时尚通过周期性的模式操作玩“旧瓶装新酒”的游戏，这是今天时尚消费的隐秘之处，也是消费社会的商业逻辑。时尚通过消费的“创新”掩盖其本身“传统”的模式化循环，反映了个体在时尚创新中的惰性和想象力的匮乏，同时也构成时尚体现审美现代性新奇表征的吊诡：新奇与传统的组合。来自康德的悖论：时尚的审美救赎建构对时尚二重性矛盾的源生，我们可以追溯到康德关于趣味二律悖反的审美阐释中；而如果将时尚的矛盾性放大，并以此来观照整体的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我们会发现，这个矛盾一方面是现代社会中个体日常生活体验的鲜活展现，另一方面也是现代个体的审美救赎策略。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提出了著名的趣味（美感）二律悖反思想：趣味既是私人性的，又是普遍性的；既是个人性的，又是社会性的；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趣味要求得到人们共享，但是完全基于个人主观判断的美感，又怎么能适合于其他所有人呢？康德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提出一个“共通感”概念，认为趣味的个体有效性在共通感的前提下可以实现普遍有效性。然而，“共通感”概念只是一个预设的前提，它所提供的仅仅只是一个“应当在内”的判断，“它不是说，每个人将会与我们的判断协和一致，而是说，每个人应当与此协调一致”。④而且就康德本人而言，他也承认这种普遍同意只是一个理念上的存在，并不具备必然性。可以说，审美的共通感只是一种观念，并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也许，康德过于局限于趣味的纯粹精神演绎，而忽略了趣味的日常生活基础，事实上，康德所纠结的趣味悖论问题，后来理论家们在时尚中找到了事实依据与解决方案。在时尚的运作中，趣味合理地展现了一个以个体性和社会性并存的存在。时尚强调了趣味的社会共同性，但同时时尚也可以容纳个人趣味的独特性和主观性，齐美尔指出：“时尚的问题不是存在的问题，而在于它同时是存在与非存在；它总是处于过去与将来的分水岭上，结果，至少在它是最高潮的时候，相比于其他的现象，它带给我们更强烈的现在感。”①时尚的历史就是企图将两种对立的倾向完美地调节在一起的历史。在时尚中，个体可以表达他对于现代社会共同趣味标准的拥护，同时不用否定内心的个体趣味标准或个性自由。这正如格罗瑙所认为的那样，时尚是把相对的两种力量结合起来的一种社会构造：一方面，时尚带来新奇，新奇的魅力就是一种纯粹的个体审美感受上的愉悦；另一方面，时尚也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娱乐形式。②由此，趣味判断的二律悖反在时尚结构模式中实现了解决：时尚既满足了对普遍性的追求，又满足了个体的独特需求，如坎贝尔所言：“理论家们在18世纪所无法解决的趣味问题，在时尚中却获得了事实上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如何寻找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审美标准，既可以满足人们的真实喜好，同时又可以继续成为个体理想的基础？”③现代时尚显然符合这样的审美标准：时尚以个人趣味的主观偏好为基础，同时又形成了具有社会约束作用的行为标准。当然，时尚也绝对不是对康德理论困境的完美解决方案，虽然现代时尚模式为趣味的二律悖反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的实际解决方案，但事实上却复杂得多。首先，在时尚中所展现的个性，是否就是一种真正的个性？这正如史文德森所质疑的那样：“我们坚忍不拔、不断努力地表达我们自己的个性，但是吊诡的是，越这样做，似乎就越仅仅只表达了抽象的非人个性。”④在史文德森看来，虽然时尚在建构自我的同时确保了个体性的张扬，但这种个性的张扬同时也是个性的消解。根据史文德森的观点，时尚中的个性往往不再是真正的个性，而可以说是一种被同化了的伪个性，时尚虽然强调个体性，但却总是在诉求从众性。个人不论是无意地追逐时尚来展示个性，还是有意地与大众时尚相敌对来展示个性，但终归还是模仿，只不是方式不同罢了。就如同穿前卫服饰可以是对时尚潮流的认同，而刻意地反对前卫服饰也同样可以是对时尚潮流的认同，两者的本质都是希望实现对时尚潮流的认同，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其次，时尚作为一种审美化的社会行为模式，似乎也只是在审美精神的层面上实现了个性与社会性的暂时调和。毕竟，对现代人来说，个性与超个体的社会性之间的关系永远是紧张的，它们之间的永恒和解是不可能的，所谓的和解都只是暂时性的。这正如齐美尔所言：“任何情况下，企图在美学领域达成和解的最初和最后的双方就是人的独特性和他们同样不可避免的超个人集体性。”⑤而这也正是时尚为何不断寻求创新，不断寻求变化，追求自我更新的原因。
然而，正是在这种动态的创新中，时尚建构着另一重审美现代性意义：通过与现实生活保持一种动态的距离关系来实现个体的审美救赎。在这种审美救赎建构中，时尚作为个体的一种现代生活审美体验，它也是对现代性矛盾的一种解决。一方面，时尚的从众性表征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趋向；另一方面，时尚的区分性使个体与生活拉开距离，进而实现对平庸生活的成功颠覆。现代性有其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它为个体的个性化提供了在前现代社会不可能有的新机会，但与此同时，它又扼杀了社会协调的可能性。现代生活一方面展示了一种从众化的意愿，这是一种生活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化的了无生气的彼此相似；但与此同时，现代性也展示了区分化的意愿，这是一种使彼此分离的力量，它产生出极端的个人主义以及个体生活的不停息的变化节奏。现代性矛盾的解决客观上需要一种平衡的力量，而时尚恰恰具有对社会进行平衡的功能，同时也是对现代性矛盾的一种温和的协调。
由此看来，时尚所建构的审美现代性意义即在于通过与生活拉开距离来实现个体对平庸生活的颠覆，进而实现现代个体的审美救赎。我们可以把这一观念追溯到波德莱尔，而齐美尔以及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显然延续了波德莱尔的观点。现代个体追逐时尚，实际上是在强调与现代物质文明保持距离从而实现个体的审美救赎，“时尚的抽象性也是在历史现象中发展成熟的，它根植于其最深的本质，而且‘和现实的疏离’将现代性自身的某种美学标记赋予那些非美学的领域”。①齐美尔曾忧虑地谈到，在碎片化的现代性体验中，异化的日常生活唤不起个体的任何激情，因此，“对于带有个人主义碎片的当代生活来说，时尚具备的同质性因素尤其重要”。②而与齐美尔相类似，利波维茨基更是明确宣称：“作为一贯产生张扬个性的社会机制，时尚已将人类的虚荣美化和个人化了；它已成功地将肤浅的东西转变为拯救的工作和存在目标。”③对时尚的追逐意味着现代个体对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中断与打破，时尚导致了一种对生活态度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就是强调通过一种与众不同的行为模式来达到对日常生活刻板模式的中断和颠覆。毕竟，为了拒绝日常生活的平淡与庸俗，现代人不得不用怪异的方式和极端夸张的举止来表现自我的与众不同，而通过对社会现实进行另类的反拨，可以使现代个体在这种反拨和背离中得以抗拒并超越平淡的日常生活，实现对现代平庸生活的审美超越和审美救赎。
作者：杨向荣单位：湘潭大学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