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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不再是传统马克思意义上的实物商品堆积,而是一个表象存在,表象掩盖了实物,景观遮掩了本质。因此,德波把景观定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和权力,是资产阶级实施统治的一种机构。但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的外在强制手段,而是通过景观性演出,潜移默化把自己的价值观输送到观看者意识中,让观看者在无意识中被动地接受景观性演出的价值观和批判性,这实际上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奴役与控制。按照马尔库塞的观点,人是具有“否定向度”的,即人具有独立的选择性和批判性,但处在景观控制中的人“简直被期望一无所知,一文不值,那种总是注视着观察下一步将要发生什么的人从来不行动,这肯定是观众的情形”[3](P87)。个体被消解了反抗和批判否定性,而只能单向度地默从,变成波德里亚意义上社会生活中“沉默的大多数”。例如,当下电视以及很多户外汽车广告中,最常见的景观是:灿烂阳光下,银色BMW无声驶入,停在一幢罗马式古典风格的豪华别墅院落前,一身西装革履的年轻帅哥打开车门。随后白色飘逸风衣的高挑长发美女带着一双天使般的儿女下车,幸福地迈进大门,里面是灯红酒绿,觥筹交错的上流聚会。广告中的男女通常是为大众所熟悉的明星,他们的生活也成了资本主义时代成功人士的样板。通过广告,景观社会把自己的价值观成功地灌输给大众,明星的光鲜生活成了很多普通大众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对未来成功的美好生活的一种幻象。在这种虚假的幻象中,人们被其背后的资本消费深深地控制和催眠,陷入无法挣脱的深渊。可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景观性演出,实际上是一种被资本制造和控制的幻象。而人们却意识不到背后隐藏着的意识形态及经济利益,反而在无意识中接受了景观的价值观念,失去了政治批判能力,变成了资本主义默从的奴隶。因此,德波认为,相较于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外在的强力专制,景观社会不干预的隐形控制才是最深刻的奴役,景观所起的重要作用就是把这奴役与控制去政治化,它把资本对个体的殖民内化为个体在景观面前的自我殖民,我们应该反对的,恰恰是这种看不见的奴役。
反抗途径: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
正是因为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对景观这种看不见的奴役不但不觉察,反而内化为个体的自我殖民,从内心艳羡景观所建构起来的生活方式,并逐渐接收甚至主动去追求景观所塑造的生活幻象,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传统马克思认为决定经济结构的决定性因素是物质生产,在景观资本主义社会中决定性因素则变成了以影像为主导。在景观资本主义中,原先马克思《资本论》断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被物化的关系已经转化为景观社会中的“表象似的名望”。个体要想获得财富与声望,就必须要隐去个体的真实存在,把自己变成表象性的名人,成为一个虚假存在,即“只有在个人现实不存在的时候,个体才允许在景观中显现自身”,“放眼今天我们周遭的世界,各种事物如果不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似乎就是不存在的。”[3](P89)例如,现在社会上服装的流行款式,几乎都是某些偶像剧的复制与翻版,当某部日韩偶像剧在各大电视台轮番轰炸的时候,整个中国城市里年轻男女的穿着打扮以及发型,能够一眼就断定是模仿哪一部电视剧男女主角。波德里亚则把这种现象描述为“拟真———模拟的真实———比真实更真实,而真实的东西却表现为惨淡无光的东西。”[4](P34)德波认为,景观社会的个体生活是被景观建构和支配的现实生活。虽然没有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强制,但个体却丧失了主体批判性和自主性,失去对真正需要和消费的警醒。本应是主体决定自己的消费与生活,生产决定消费,现在却是消费决定了生产,景观控制着人们的消费,人们不再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去消费,而是根据商家的广告去消费,成了一种“景观拜物教”。既然景观消费决定着生产,生产结构变化必然导致阶级结构变化,“社会生产力已经成为工业的,但这是各种政治制度的共同情况;社会生产关系已成为官僚主义的,所有权在其中的地位缩小了。”[5](P96)马尔库塞就认为工人阶级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忠实拥护者,因为工人阶级的生活已经完全被景观社会控制与奴役了,每一个个体认为自己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制度,个体所要努力的就是做一个好工人、好厨师、好作家、好营业员,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会得到拯救,“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去奋斗、去欲求、去爱了。”[6](P86)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反抗已经不可能存在了,每一个个体都生活在景观所营造的幻象中,人们只安于大量的新闻、宣传、广告、娱乐等景观所营造的日常生活,失去了自己的批判性,而完全觉察不到这种“日常生活的殖民”。
为了把个体从这种景观的殖民中解救出来,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德波认为,景观社会的个体丧失了自己的想象力及批判性,一切日常生活都被景观控制着,要中断被景观控制的日常生活,把个体从奴役状态中解救出来,把日常生活本身的意义重新呈现出来,就必须“让想象力夺权”,“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德波所延续的也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日常生活的批判路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当代日常生活是一种意识形态诡计,个体总是生活在意识形态中的。阿尔都塞宣称:“人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动物”,人通过意识形态将自身构成或限定为“人”,“主体范畴构成一切意识形态,……只有在一切意识形态具有把个体的人‘构成’主体的这一作用(作用规定了意识形态)这个范围内,主体范畴才构成一切意识形态。”[7](P189)意识形态在建构景观日常生活时,成功地掩盖了、扭曲、压抑了个体与现实的真实关系,詹姆逊把这种意识形态的诡计称为“遏制策略”———一种“政治无意识”。[8](P3)德波“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继承的是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列斐伏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已经被消费异化并主宰了,为了把日常生活从宜化状态中解救出来,列斐伏尔提出“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让每一种技术方式都被用来改变日常生活!”[9](P203)目的是“使人从理论和实践的理性主义的压力和日常生活的规范化中解脱出来,提供了消费社会的工具理性认识所缺乏的关于生命的意义和体验,并把主体引入一个超然的非功利的想象和情感的空间,使人们的体验摆脱了刻板化的认知和日常行为的种种强制。”[10](P159)因此,德波认为,个体在景观社会中所热衷的东西,都不是生命存在真正需要的,是非本真需要,这种日常生活是资本家背后通过使我们迷入的景观控制的。“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就能够解放个体的想象力,恢复日常生活的诗性艺术品质,“改造社会和日常生活,去征服由景观所导致的冷漠、假象和支离破碎。战胜被动,才有可能恢复现有的存在,并通过积极的‘情境’创造和利用技术来提高人类的生活。”[11](P117)
后现代社会“残余的乡愁”:景观社会理论的局限性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过度的另类思想大师,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影响到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哲学、政治理论等诸多领域,在西方现代文化理论及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德波本人更在法国1968年的红色五月风暴革命中被尊为革命的精神导师。德波《景观社会》一书中的“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让想象力夺权”、“求不可能之事”成为学生运动中的响亮口号,1968年的学生运动使《景观社会》一书名扬天下。[3](P1)和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作为著名左翼知识分子,德波批判景观社会最终目的是为了革命性实践,“红色五月风暴”从现实意义上证明了他理论的正确性,虽然革命失败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革命实践方式远未成熟,但他“拒绝放弃解释和改变社会现实的努力”,认为即使在景观的强力控制下,“无产阶级远没有被抹除,相反,在现代资本主义不断强化的异化之下,它以工人大众的形式保持了其不可缩减的现存。工人已失去了控制自己生命的权力,一旦他们认识到这点,他们将重新将自己定义为无产阶级,一种在这一社会内部运行的否定力量。”[3](P51)但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很多理论家一样,德波景观社会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压迫没有实质性的反抗,没有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斗争做后盾,而是逐渐远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政治,走向了对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艺术、文学、美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反抗,越来越失去与现实对抗并改造现实社会的能量。再加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行了普遍的社会福利政策,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变得更加隐秘,很多左翼知识分子因此丧失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批判指向,导致他们的理论思考只能无奈地转到对精神世界、社会关系、美学等领域的批判,丧失了对现实社会行动的引领意义。德波在其理论思考中批评马克思的“决定论”“将自己的历史分析过分简单化为一种生产方式发展的线性模式”,同时明确反对俄国的社会主义,认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标志着居于现代景观统治核心的事物秩序的决定性的开幕:工人阶级的代表变成了工人阶级的敌人”。[3](P40~42)左翼学者曾据此发起对德波的批判运动,批判德波背离了马克思。但正如德里达曾说的,“那些把自己的学说固定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躯干上,固定在它假定的系统、形而上学的和本体论的总体性中(尤其是固定在它的‘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固定在它的有关劳动、生产方式、社会阶级等基本概念中,并因此固定在它的国家机器(谋划的或实际的:工人运动国际、无产阶级专政、一党制以及最终的极权主义的残酷性)的整个历史中”[12](P88)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马克思精神的真正继承人。因此,对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我们一方面要批判其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从其理论中吸取有益启示,对自己的研究进行反思,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引入有益的参照体系。
在当代中国,以德波景观社会理论为代表的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很难被广为接受并进行深入探讨,他们理论的偏颇性是一方面的原因,很多理论往往抓住资本主义社会某一个集中现象夸大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他们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深刻的荒谬”。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理论过于前沿化,他们的理论思考对当代中国来说是一种未来性的,当代中国尚未出现能够接受他们理论的社会语境,但这些理论思考能够启发我们对社会新的奴役的思考,并进而探求新的解放之路。
作者:王士荣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