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范文精选

一、中介说和内化说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中介是最重要的概念，因为社会文化理论是以这一假说为基础的:人类活动(包括认知活动)通过语言、识字等所谓的符号化人工产品(更高层次的文化工具)和物质化人工产品搭起中介性的桥梁。在社会文化理论里，人类把符号作为工具使用来调节心理活动以及控制心理过称。这种控制是不自觉的，这使人们能够关注某些事情、做出规划以及理性思考。人类拥有的主要工具是语言，这一工具是人们能够与环境发生联系。调节是中介的一种形式，随着儿童学习语言，他们也学会了用语言调节自己的活动，通往自我控制一般经历三个阶段:物体调节、他人调节和自我调节。社会文化理论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内化，内化指人们把交际活动中的符号产品转化为心理产品来调试(中介)自己的心理活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使人们能够把个体与环境。“内化概念是指从社会关系或更为具体说是社会相互作用逐渐向个人内心品质转化的过程，并使个人掌控自己的思维生物器官—大脑”。儿童在教师系统指导下获得的科学概念，通过内化在问题解决及问题预测中发挥其中介作用。而对知识的内化并不是一个被动吸收的过程，社会情境是学习者认知与发展的重要资源，学习者带着不同的先前经验，进入所处的文化和社会情境进行互动，通过学习者之间的合作、交流、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增进对知识的理解。认知理论把任务看作是促进交际的工具，促使学习者在互动性任务中进行意义的协商，并调整L2语言输出，不同的任务影响学习者L2语言输出的不同方面，如:流利性、准确性和复杂性，而社会文化理论认为:L2学习者们根据自身的社会经历和目标共同构建所进行的社会活动(任务)的意义，即是学习者们共同塑造任务，而非任务塑造学习者，因此应该对语言学习者完成任务的整体过程加以关注。L2语言的发展不只是摄入信息与掌握知识(内部)，还有社会活动的参与(外部)，学习者参与的外部的、社会的互动活动是内部认知机制发展的主要来源。

二、最近发展区和支架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Vygotsky(1978)将“最近发展区”定义为“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在成人指导下或在与能力更强的同伴合作中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最近发展区”展望个体未来的发展，即个体在帮助下解决问题的能力预示着他将来独立做事的能力。“支架”这个概念是Bruner(1985)等在新Vygotsky学派提出的，被广泛应用到他人调节中的协作式交谈和Vygotsky“最近发展区”中新手与专家的互动活动中。“支架”指任何成人与儿童或专家与儿童的协作行为。儿童和新手还不能独立运用某知识或技能，但可以通过谈话借助对方给予的“脚手架”的帮助获得期望的结果。根据最近发展区概念，教师在语言教学中，不仅要关注语言输入，同时还要关注语言学习者，因为他们不仅要向学习者提供合适的语言材料，还要为他们创造有利于主动建构与发展的语言环境。意义是通过共同的活动建构的，而不是由教师传授的。教师不是把知识传递给学生，而是帮助他们把在课堂环境下通过不同方式所获得的内容，通过意义建构来转化成为真正的知识。教师提供的这种帮助既包括知识层面的又包括学习策略与方法等方面的，换言之，就是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学习者的语言发展过程中也存在最近发展区，支架在帮助学习者避免石化、促进其语言最近发展区的变化方面极为有效，是促进认知发展的一种高级训练形式。支架理论对语言教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证实语言学习者在复杂的任务完成过程中，需要通过与教师或同伴进行互动来获得支持，这一概念与传统的由教师向学生提供单向的指导不同。支架的搭建是一个建立在以学生需求为基础上的共同的合作过程。

三、结语

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是社会现象，与文化无法分割，语言学习者运用语言参与社会交际活动，获得语言和文化知识，转而成为个人脑力活动的材料。这一理论消除了语言学习和语言使用的界限，把对语言学习者的关注从乔姆斯基理想的听说这世界和实验室转移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包括真实的课堂环境)，这无疑为外语教学和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社会文化理论对语言教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它从社会互动理论的角度强调语言发展在个体间的社会互动中产生，认为语言习得只有在学习者和对话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才可以获得。与其他互动观点不同的是，社会文化理论的观点不仅强调语言学习中互动的重要性，同时还赋予语言习得互动作用更加深刻的含义。社会文化理论对语言教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它强调在学习新语言时，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作为思考与认知发展的中介工具。语言的获得可促进学习者认知的发展，语言作为中介物帮助学习者建构自己有关世界的知识，并随后对这一知识进行检验和反思。语言可用于进行社会性的互动与活动，这种社会性的互动正是文化共享与传递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学习者进行认知和掌握语言的基础。单纯的语言教学并不是真正的教育，教育应该使学习者学会怎样学习，教育要能丰富学习者的经验。

为了推动社会文化向前发展，近几年来，各地、各行各业都在进行不断的探索。许多冠以文化衔头的大型活动纷纷举行；诸如企业文化节、边境文化节、旅游文化节。这些大型文化节活动，确实掀起了一定的文化浪潮，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也为文化工作拓宽了路子。但是，如此大型的文化活动，文化含量有多大？参与群众有多少？经济效益又如何？能不能真正推动社会文化？如此思虑，值得文化工作部门和文化工作者进行认真反思。

反思之一，警惕泡沫文化。

前几年，在我国曾经出现过泡沫经济。许多项目，靠国家银行贷款，靠高息借款预支纷纷上马，经济被炒得热火朝天，沸沸扬扬，一时间洛阳纸贵。其结果：违背了经济运行规律，超越了群众承受能力，“繁荣”只是昙花一现，“好景”终究不长。大型文化活动虽不能与经济项目建设相提并论，但活动的掀起与维持，一靠财政支撑，二靠向企业摊派赞助，三靠文化名人出场。一旦财政只能保吃饭、顾此失彼，一旦改制后的企业投入得不到如数的回报，一旦没有文化名人出场，大型文化活动难免成为泡沫文化。

反思之二，难咽嗟来之食。

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也不例外地必须围绕经济运转。“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文化反作用于经济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人们对文化的投入与支付在生活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为了子女成凤成龙，许多家庭不惜重金，花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上百万送子女求学，其目的很明确，就是文化子女。有此可见，文化在社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而可悲的是，文化却被束缚在“企业搭台，文化唱戏”、“能人出资、文化歌德”的怪圈里。文化仍然靠咽嗟来之食。一旦企业不愿搭台、能人不愿出资，文化也就束手无策、炊而无烟了。

反思之三，社会文化冷落。

一、消费逻辑对媒介的使用

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认为，在现代社会，货币不再具有交换价值，商品也不再具有使用价值，只具有象征价值———换言之，人们消费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所具有的符号意义。而激发这种消费的最大推动力便是大众媒介。按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说法，大众传媒所传达的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想象”，在一种形象思维的具体感受中，人们自觉地通过产生对自身主体性的一种“想象”，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被询唤为主体，自觉地臣服于意识形态。在这种“误识”式的身份认同中，受众往往会将拟态环境里的种种社会形象当做真实环境中的客观存在，全然相信媒介所制造出来的虚幻图景。诚然，媒介与消费的双向联系能够生产出新的消费领域、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物质上的成就不应掩盖其可能产生的社会文化问题———首要的便是媒介文化的多元性、碎片性、不连续性的特点与消费社会中的虚假需求会使得个人在一个充满“拟像”的社会中，难以进行有效的身份认同，而这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社会文化威胁。格博纳提出过著名的“涵化”理论，认为受众被经过了电视等大众媒介筛选的社会观念所主宰，因而整个社会人群的价值观与信念趋同于大众媒介。这使得大众媒介“影响了人们存在的意识，打破了亘古以来人们已建构的典型的社会空间概念，并且从根本上改造了人的生活经验”。传统的私人空间不断地被大众媒介的商业化消费逻辑侵蚀，在这种被塑造出的当代神话中，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弥漫着商品的光晕，吸引受众通过消费商品的形式向无数的虚拟形象靠拢。消费逻辑影响媒介所造成的最直接后果会导致人们也许只能在房屋、汽车、西装、皮鞋等各种消费品中认出自己的归属和成就，而更深层次的影响可能在于潜滋暗长出一种文化和社会结构上的分裂或对峙。《南风窗》杂志曾以“杀马特”为例撰文指出了这一问题。不少网络媒体将农村入城的一些发型夸张、奇装异服的青年定义为“杀马特”，以此作为“小清新”“小资”等群体的“他者”对立面而存在，并且营造出了一种“杀马特”属于劣等人种、充满土气的居高临下感，似乎反衬出顺应“小清新”“小资”消费潮流的群体更为优雅高贵，可是实际上却忽略了其背后的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差异。媒介和消费之间的亲密关系极有可能引发新的社会文化矛盾，而这正是多元信息时代，大众媒介在引导社会思维、社会行为与塑造社会文化的责任和义务时要重视的问题。

二、权力目的对媒介的利用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对于进行文化产品生产的文化工业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他们认为在市场化的社会体系中，由于大机器工业化的生产制度，文化产品作为商品存在，只是资本赚取利润的工具，而且还通过潜移默化的机制操纵着大众的精神和文化需要，通过欺骗和麻痹，将大众规训成为毫无自由只能被动接受的被奴役者。所以，“与真正的文化需要(出自人的本性的自主的需要)相反，大众文化是虚假的文化，是通过娱乐来麻痹和欺骗大众，达到巩固现存制度的目的，是独裁统治的帮凶。”随着全球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一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后殖民主义浪潮正席卷而来，媒介已经不仅仅发挥着其一般的传播信息、提供娱乐、塑造社会文化功能，还在潜移默化地宣传着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出现了“媒介帝国主义”的现象。这种“媒介帝国主义”或者“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尤其体现在一些覆盖全球的电视节目之中。汤林森认为，迪斯尼卡通片《米老鼠和唐老鸭》和肥皂剧《达拉斯》就是典型的“媒介帝国主义”的文本，输出这些文本的国家同时也在输出跨国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些媒介不仅仅赚取大量利润，而且产生了意识形态规训的作用，使得观众相信“存在即合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合理性、正义性，进而使得此类媒介“在第三世界国家所造就的效果等于是一种发展道路的制度化”。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传媒在文化上中越来越成为了西方“时尚”的忠诚信徒，一方面，西方奢侈品牌的广告或者时装秀完全占据了“时尚”特权地位，亚洲高居奢侈品进口额榜首，中国更是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另一方面，《中国好声音》等电视娱乐节目完全引进国外电视节目模板，所有的视觉元素都与《荷兰好声音》无异，并不符合时代现状更不存在多少艺术价值;此外，国外电视剧不分良莠大量出现在互联网和电视上，尤其以韩剧为甚，充斥着金钱物质、青春美貌的感官式诱惑。从日常生活话语到审美标准进而蔓延到整个文化精神领域的文化殖民，正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体现，直接影响着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并对这些国家的民族价值观产生消解替代的作用。在通过娱乐节目渗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凭借其权威性更能体现媒介传播中的话语霸权。以具有全球关注性的热点问题来抢夺话语权，借机植入西方意识形态，是目前被后殖民权力规训的我国大众媒介亟需意识到的问题。

三、媒介文化的功能缺失

西方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曾经提出过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他认为完善的现代社会应该以系统合理化、生活世界合理化为基础，其中生活世界是社会的文化再生产领域，系统是社会的物质再生产领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系统合理化的增长，系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功能性体系)与生活世界脱节，系统整合的能力所操纵的权力、金钱逐渐凌驾于生活世界的语言媒介之上，以致于生活世界受到了行政－经济等社会理性系统的殖民。所谓生活世界殖民化，指的是作为现代社会功能系统主要组成要素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官僚政治体系，借助于金钱和权力这两个媒介侵蚀属于生活世界领域内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空间，将本来非市场化、非商品化、非行政化的生活世界纳入金钱和权力的逻辑之下，导致了生活世界丧失了意义和价值。为了克服这一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了以平等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协调的语言交流为主的交往合理性，来平衡被市场和权力影响而充斥着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以一种新型的对话交往来实现社会的合理化。当前媒介文化功能的缺失显然与消费文化(市场经济体系)和权力控制(官僚行政体系)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性。我国大众媒介的社会文化功能缺失一方面体现在消费主义对媒介的使用，大众传媒如今的媚俗趋向与商业化运作的联系极为密切，市场本位的思维方式在大众传媒中广泛存在，许多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的消费需求，不加鉴别地大量良莠不齐的信息以迎合人们的猎奇心理，反过来，人们又借助大众传媒的描述去自发地接受消费社会的逻辑;或者以娱乐为宗旨，将文化不断俗化，大量消耗了社会公共文化资源。虽然媒介文化的大众性看似使得文化趋于平等，但却牺牲了精英主义艺术和审美崇高、严肃的特性，如果不加扬弃，终将会使深邃的思维越来越浅俗，社会文化将成为毫无深度的平面化荒漠，这种文化的畸形发展必定会造就如马尔库塞预言的“单向度的人”。另一方面由于消费主义的商业原则和背后的权力体系是紧密相连的统一体，某些权力阶层处心积虑地利用媒介来进行收编和侵略。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曾经说明了媒介的话语背后充满了权力的操纵，而当电子媒介在全球化的范围内高速运作的时候，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渗透又加剧了处于世界体系中较弱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文化危机，难免会造成强势国家民族的文化规制弱势国家民族的文化，形成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或“媒介帝国主义”的现象。

一、翻译标准的演变

总体说来,东西方最初的翻译明显地倾向于直译,然后意译占主导,接下来形成新的翻译原则。到二十世纪中期,翻译标准经过了“等值理论”的科学描述和解构主义的冲击。翻译标准的演变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

(一)直译西方的翻译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5圣经.旧约6翻译严格地采用直译,认为5圣经6中的词序是一种玄义,5圣经6翻译仿佛存在着“上帝的感召力”,5圣经6原文的句法结构不能有丝毫改动,否则就会损害其深刻含义。我国最早的大规模翻译活动开始于东汉末的5佛经6翻译,也强调直译,如安清“贵本不饰”、支谶“弃文存质”。除了对神世界的向往、敬畏和盲目崇拜以外,译者语言知识缺乏,翻译经验不够也是原因之一。不完全懂得语言间的差异,以为一种语言可以机械地复制到另一种语言。因此,词语常常译错,译文语言句法混乱,语言不规范,严重有损于整个意思和译入语。

(二)意译西方古典时期最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是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和马丁.路德。他们基本上主张意译,认为忠实原作的译者不适合逐字死译。否认5圣经6翻译存在“上帝的感号力”,认为对5圣经6的理解应该依靠广博的知识和语言能力,显然意识到了语言的差异,原文单位经常需要寻找形式不同的表达手段。西塞罗的演说家式的翻译,就是指的意译和活译。谭载喜认为,罗马人随意地对待希腊文明,目的在于显示“知识方面的成就”。谢天振则认为,最初人们对文学翻译远未形成比较全面、严谨的认识,将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搅在一起,导致了翻译中有创作,创作中有翻译。中世纪末期,欧洲民族国家先后出现。一个民族一旦形成了自己的语言,民族自我意识空前高涨。为了巩固国家和民族语言的地位,各国人民要求阅读本民族语作品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要求译者采用地道的民族语进行翻译,使译本易懂,便于推广。17)18世纪意译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翻译经常有改作现象,古典主义时代特有的这种翻译方法在许多欧洲国家得到了推广,直至l8世纪末l9世纪初。这种翻译法磨灭了原文的地方性、民族历史性和个性特点,但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社会情境下发挥过重要作用。l9世纪末我国开始大规模的文学翻译,引进思想,开启“民智”。清末林纾的文学翻译享誉一时,他的翻译不符合“信”的标准,他本人不懂任何外语,却成为了与严复并列的大译家。这与当时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接受基础有关,适应当时社会改革、振兴危国、富国强民的需要,加之中国旧知识分子喜欢古文风格。林纾的翻译伴随着引进新思想,促进了社会进步,他的成功也依赖于深厚的古文功底和译文的艺术成就。意译之风的盛行源于与译人语大众的接受心理有关的民族优越感,社会的接受基础和精神需求,译者的灵感和自由。

(三)对翻译任务的新理解直译、意译法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这两种倾向都是极端,都有缺陷。l9世纪对翻译艺术有了新的认识,开始要求译者更加“忠实”,少取悦于读者,希望看到本来面目的、穿着自己民族服的但丁、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对翻译任务的新见解萌芽于18世纪,形成于l9世纪初。这种倾向与当时欧洲整个政治形势有关,与许多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有关,激发了作家对本国民族的过去、民间文学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学创作和民族特性的兴趣。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鲁迅从汉语改革的角度力主“直译”和“硬译”,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有异国情调,二是为了输入新的表现法,以改进中文的文法。”他的主张体现了对翻译的新理解。他力主直译,甚至硬译,为了更准确地再现原文的面貌及民族特色,以改进和丰富汉语。翻译必须兼顾两面,力求易解,并保存原作的丰姿。正因为如此,与“宁顺勿信”的说法针锋相对,他偏激地坚持“宁信不顺”。

(四)等值翻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翻译理论研究有了质的飞跃,更加系统化。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语言学对翻译研究有很大影响。受现代语言学的影响,发展起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承认翻译中存在技巧和艺术因素,认为翻译首先是科学,可以进行客观、理性的描述,从而发现其中的规律。内容“等值”成为评判译文质量的主要标准,A.费奥多罗夫的修辞一功能等值观,奈达的“动态等值”等在译界颇有影响。他们坚持认为,因语言和文化差异,必要和有效的解决方案是传达原文的交际目的(语用意图)。“保留交际目的是翻译等值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一、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日益增长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的发展变更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是文化艺术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制约和决定着特定时代文化艺术的基本面貌。任何时代的文化艺术都是那个特定社会阶段的产物，都不能脱离该时代的物质资料和生产方式。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人劳动，共同享受劳动成果，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合作的关系。因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原始艺术的内容比较单一，主要表现原始人的劳动生活及有关的自然现象，着重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奴隶社会出现后，构成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突出地表现为阶级对立的关系，从而决定奴隶社会的艺术具有阶级性，主要内容是描写奴隶主的征战、掠夺、享受生活，以及奴隶繁重的劳动和对奴隶主的反抗情绪。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文化艺术的基本面貌，从总体上说，都是与该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相联系的。普列汉诺夫依据唯物史观，明确提出社会经济是艺术发展的决定力量和终极原因。他说：“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所以说，生产力是社会进步最重要的推动力，也是制约文化艺术发展繁荣的决定性力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繁荣，在这一基础上，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也日益增长。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的日益增长，恰好证明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论”也适用于社会层面。马斯洛把人类复杂多样的需要，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和强度，划分为五个基本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这些需要互相联系，排列成一个优势层次，其中最高层次的需要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也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在马斯洛看来，自我实现就是充分利用和开发自己的潜能，实现自我的价值、理想和抱负。这正如中国古人所云：“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中国社会逐步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人民群众关注得更多的不再是属于低层次需要的温饱问题，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是对民主权利和精神价值的诉求。小康生活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精神文化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重逐步增大，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如今，上网，体验新媒体艺术，收听广播、收看电视，欣赏音乐，观赏电影、戏剧，参观绘画、摄影展览，阅读报刊杂志，参加各种娱乐健身活动，已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文化消费活动。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火爆，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2012年，中国的电影银幕新增3832块，总量一跃升至13118块，成为除北美以外唯一银幕过万的电影市场，全年总票房高达170.73亿元人民币。10年内，中国很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明确的，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指标，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目标，是一个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毫无疑问，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社会的健康发展，应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得到均衡的发展。经济基础对文化的发展具有根本的制约作用，但文化又对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给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巨大的影响。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高扬先进文化的旗帜，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消费市场的日益繁荣,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了基本满足,文化消费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文化消费在国民消费结构的比重不断增长，即将形成具有广阔拓展空间和巨大潜在市场的消费潮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20世纪90年代末为400元左右，比80年代初增长了近10倍。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591.1元，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305.13元。2012年，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进行的《国民文化消费状况调查》研究显示，近年来，我国的文化消费取得了长足发展。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分别达到1102元和165元，比2002年分别增长170.7%和253.8%，年均增速分别快于人均消费支出0.9和2.7个百分点。当前文化消费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并呈现出一系列新趋势、新动向。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对文化的影响愈来愈明显，我们在强调经济制约文化的同时，也应当重视文化对社会经济的反作用，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无可否认，经济发展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中心任务，但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小摆设，也不是单纯提供消费娱乐的“大众情人”，更不是惟利是图的文化商人赚钱的工具。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推动文化发展的根本力量；但文化在受生产力的制约和决定的同时，又能够以巨大的反作用推动或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文化能够为经济、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推动力，为民族的复兴和壮大发展提供丰富的精神源泉。文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是通过改变人的精神世界的方式实现的，即通过塑造人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满足人们多种多样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改革社会现实的“软实力”。文化工作者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神圣的社会使命，使文化作品担负起反映社会的变革和人们的生存状态，坚定人们建设小康社会的理想和信念的社会责任，为人民贡献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我们相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当代中国，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一定会迎来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辉煌时期。

二、支持健康有益的大众文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小康社会的文化建设，应当把握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在大力发展先进文化的同时，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着眼点出发，支持健康有益的大众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当代中国的文化领域，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大众文化是直接表达普通民众的文化理念，在大众中广泛流行并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20世纪90年代初，当中国社会大规模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在商业浪潮的冲击下，文化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明显标志，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大众文化潮流。这种由文化产业运作后投入文化市场供人们消费的大众文化，借助现代传播媒介，迅速地把具有平民化、世俗化、时尚性、娱乐性的文化信息和文化成果推向社会。应当看到，大众文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它反映了小康社会在经济发展、政治文明、社会进步、教育普及后人民大众丰富多彩的文化需求，并迎合大众的文化消费欲望，体现一种休闲、娱乐、世俗化的文化消费倾向。大众文化的世俗化，充分考虑到大众的文化层次、文化需求及文化接受能力，以诉诸感性和消遣性的文化形式来适应大众的消费需求。以通俗文学、流行音乐、影视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满足了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开拓了文化消费的广阔市场，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大众文化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消费的主要形式，它的服务对象以生活在都市的市民阶层为主，是为大众提供休闲娱乐，以娱情消遣为主要功能的世俗化艺术。因此，它具有明显的娱乐功能、消遣功能、游戏功能和感官刺激功能。在当前社会生活中，消费大众对文化艺术的需求，是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消费性需求。我们应当承认大众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不能用贵族式的态度对待群众正当的文化消费需求和艺术欣赏趣味。作家、艺术家应当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消费大众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消费品。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大众文化作为一种较低品位的文化艺术，主要的是一种供大众娱乐和消遣的消费品，有许多并不进入精神和审美的层次。这是因为，与商品经济融为一体并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的大众文化，它所提供的只是一种快乐化原则，强化和突出的是艺术的娱乐功能、游戏功能和感官刺激功能，消解、弱化和抑制的则是艺术的社会功能、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当文化生产者遵循快乐化原则进行创作时，为了激起大众的消费欲望，往往会放弃对终极价值和审美创造的追求，而热衷于为社会生产各式各样的文化快餐。某些文化生产者在金钱的驱动下，放弃艺术的理想和尊严，屈身俯就消费者低级庸俗的审美趣味，迎合社会上不健康的阅读情趣，使许多凶杀色情、封建迷信、血腥暴力、低级趣味的文化糟粕涌入通俗文艺之中，造成了低俗文化消费的泛滥。当消费者沉浸在大众文化编造的虚幻世界的狂欢之中，尽情地游戏人生、享受生活时，他们所获得的艺术的娱乐功能和感官刺激，显然是以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精神价值的丧失为代价来换取的。要知道，艺术是娱乐的、消遣的，但更是审美的，是追求人生终极意义和审美价值的。社会主义文化一方面要满足人民大众对文化消费的基本需求，把丰富多彩的、健康优秀的文化作品奉献给人民，满足人们对高尚的精神追求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引导人民大众对文化的健康消费，坚决抵制某些庸俗无聊的消费趣味，清除恶趣媚俗的文化垃圾，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我们支持健康有益的大众文化，提倡大众的、通俗的文化艺术，但通俗文艺并不等于低俗文艺，大众文化的世俗化也不等于庸俗化、鄙俗化、恶俗化。对作家、艺术家来说，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应当成为他们遵循的创作原则和社会责任。当年，鲁迅先生在倡导文艺大众化的同时，也对大众文化的媚俗倾向做过尖锐的批评。他说：“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这就启示我们，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出发，支持健康有益的大众文化，应当积极引导大众文化的创作和消费，不断提升人们的文化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文化生产者既不能迁就部分消费者的低层次审美情趣，把内容不健康、庸俗无聊的文化作品推向市场，也不能盲目迎合低级趣味的消费需求，容忍那些格调低下的不良作品毒害社会。因此，正确引导大众文化消费，引导文化市场，不断提高消费者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素质，一个重要途径是让高品位的、健康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占据文化消费的主导地位，为人民大众贡献更好更多的精神文化食粮。

三、正视小康社会文化消费的新变化

文化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文化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在文化活动中是紧密相连、相互依存的关系。文化活动不仅表现为文化生产者的文化创造，而且表现为文化作品在社会生活中的传播与消费的过程。文化消费是文化传播的目的，是直接完成文化产品价值现实化的必然行为。著名艺术社会学家豪泽尔认为：“假若一幅绘画，不能到达有欣赏能力的人手中，那么就等于一本书搁置在图书馆的一个错误角落。为了形成一个消费‘公众’，艺术作品不仅不能跟它们的作者相分离，而且必须在社会上流通起来。”文化作品只有通过流通到达消费者手中，被消费者接受并完成创造性的精神消费后，才能在文化消费活动中将其潜价值转变为审美价值，完成审美价值的生产与实现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产品如果不与消费者发生鉴赏关系，就不能称其为审美的文化产品，因为它并没有从文化生产者的个人创造转变为消费公众的审美对象。所以说，文化消费公众的参与和创造，对于不断充实和丰富文化作品的审美意义，揭示和延续文化作品的社会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和文化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使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发生了许多新变化，而休闲活动与闲暇的出现也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化消费取向的发展趋势。当然，小康社会文化消费取向的新变化是渐进发生的。由于我国刚进入总体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文化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正处在发生过程中，许多特征体现得还不够充分，但以下新的消费趋势和走向应当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