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证还是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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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缘起

这地方，悖情背理、令人莫名惊诧的荒唐事频繁上演，国人的神经早已久经考验，练就了见怪不惊的本事。然而，当位于哈尔滨的“731遗址”将由国家耗上亿元巨资清理出来，以“永久保存二战中这一极为特殊的标志性遗址，并将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①的消息见诸报端后，人们还是惊愕了。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发生的那场由纳粹德国及其亚洲搭档军国主义日本制造的人类空前劫难中，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遭受了最深重的苦难。如果说要对二战期间犹太民族的苦难负全部罪责的是纳粹德国，那么，使中华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是日军的入侵。“731遗址”作为那场战争的遗留物，是当年日军在我们国土上的一个驻军地，而且是一个拿我们的同胞作人体活体解剖和鼠疫病毒实验的秘密基地。这样一个实施野蛮罪行之所在怎么会跟文化攀上了亲，成了要拿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宝贝，而且提出申报动议的竟是我们这个曾深受其害的国家？

二．“文化”范围无边？

要够得上“文化遗产”，至少得在文化范畴之内。犯罪现场在这范畴内吗？诚然，“文化”概念一向有些似是而非。即使权威性的界说，定性解释也多种多样，充满歧义，范围则有大有小、有广有狭。尽管如此，歧见中仍然有着基本的共识。共识至少存在于文化的内核、性质和功能几方面。一般说来，文化指人类创造的具有可传播性的、并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区域内人们共享的成果。可归入文化的成果无论范围是大是小、是广是狭，精神财富是得到公认的文化的主要内容。其中，核心的要素是对一定时期和区域的人们有内聚力和约束力的价值理念和相应准则。作为文化内核的价值理念及其准则可以包含在语言、文字等符号化成果中；也可以作为一种精神凝结在物化的成果中，比如各种实用性或纪念性建筑、城市布局、民居风格等；还可以体现在风俗、习惯、仪式、生活方式等无形的但却强有力地发生着影响的事物上。正因为文化内含着价值和准则，所以性质上与野蛮相对。这一点，从人们公认的下述文化功能可以得到有说服力的印证。

首先，文化是使人类脱离祖先的动物状态，并有助于人类不断完善的事物。其次，对于个人，文化借助于教育活动来实现它与个人之间的生动循环：一方面，文化是塑造个人心智的重要力量，个人经过文化的熏染而完成社会化过程，并获得开启自身潜能和拓宽生活选择空间的可能；另一方面，通过分享文化而心智得到开启的个人同时也是文化传播、文化积累甚至文化更新的积极力量。其三，对于社会，文化既是把千差万别的个人行为规范在社会可接受范围内的因素，又是把社会生活各个环节连接、整合起来使之免于混沌无序的力量。对此，法国大百科全书“文化”辞条如是说，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文化领域就是正常秩序的领域”。由于文化对人类群体和个体的提升作用、对社会的整合功能，最早将文化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人物、十七世纪德国著名学者普芬道夫把文化与人的尊严联系在了一起。这个得到后来的文化研究学者赞同的观点为文化所具有的正面评价意义定下了基调。诚然，文化处于变易之中，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的变动，文化的某些内容失去了原有意义，有的内容甚至可能成为人类精神发展的桎梏和社会前进的阻力。但其正面评价意义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区域中曾经是毋庸置疑的。

就此，从历史角度可以说，文化是历史的可理解的方面。反过来说也就是，历史中发生过的一切，并非都具有文化的意蕴。当人类走出原始昏暗的蛮荒状态后，人类历史上因权力欲、征服欲和破坏欲而导致的无论是影响力有限的个人行恶，还是祸及无数人的战争、屠杀，不管发生于何时何地，都属于脱轨的反常状态，这种状态对文化是背离的，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具有值得共享和传播的价值。相反，对于人类来说，重要的倒是如何避免和遏制这类罪恶——尤其是侵略战争这种大规模罪恶的发生。“731遗址”所负载的不仅是军国主义日本的侵略罪行，而且是即使战争状态下也不能容许的特殊罪行。任随当年侵华日军再怎么狂妄，也不敢存这样的野心：有朝一日这个人体活体解剖和细菌实验基地可以成为“文化”，而且进入“世界文化遗产”殿堂。所以基地从建立到销毁，始终在鬼祟状态下进行，日军哪怕在最不可一世之际，对基地上进行的一切也严加保密，而战败之时又为了避免罪行泄露，急急忙忙炸毁了基地大部分设施，试图抹掉作恶痕迹。

至于我国，不管近些年怎么闹腾“文化”热，不论“文化”热中怎么无限扩大文化外延和无节制地滥用文化概念，以至在人们普遍心性浮躁、很少文化味的当下突然冒出了许多“文化”新品种，把吃喝拉撒都“文化”上了，就差没听说把作奸犯科也扩展进“文化”。但即便如此，要把侵略战争遗留物纳入“文化”，并且拿去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也实在太离谱了。何况，这侵略战争遗留物还是侵略者无论胜败都要加以掩饰的罪证！一位惊悉“申报”消息的愤怒作者说：“这么一个由日本人建造在中国土地上的魔窟，却要由受害方主动代劳向联合国要一个‘文化遗产’的标签”。②这句话极为准确地揭示了此举的荒诞和不可理喻。

如果考虑到下述事实，“申报”就更荒诞更不可理喻。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纵使几千余年专制制度和支撑它的意识形态极大地钳制了我们民族的创造力，也轮不到要拿侵略者留下的罪证去讨个“世界文化遗产”。而且事实上我们的祖先在当时体制下也创造了辉煌的文明，留下了无数令世界各国羡慕的宝贵文化遗产。然而，我们对自己拥有的文化遗产态度轻慢无礼之极。在晚近这半个世纪中，以各种理由对文化遗产轮番进行了大规模破坏。先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理由下的数次大破坏，近十来年又因经济利益的驱动和长官意志的一意孤行而在更大规模上持续破坏。推土机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到处捣毁文化遗迹。在“刀下留馆”的呼吁声中，作为见证的粤东新馆被迅速拆除；随着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被大片大片地夷为平地，积淀其间那浩大深厚而且真实生动的文化也随之消失。首都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破坏就更触目惊心：定海古城消失了，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忻州旧城老街将在顷刻间化为废墟......。这些古建筑和古城历史积淀最为深厚，文化意蕴最为丰富。它们因代表着一种不可再生的文明或因仍然活跃着生动的民族精神而弥足珍贵。保留住它们也就保留住我们民族的历史和魂魄。然而这一切意义在短期经济利益面前连招架之力也没有。无论国内外专家的呼吁还是普通民众的抗拒，都无法阻止已然失控的破坏进程。拿侵略者留下的“731遗址”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就发生在我们毫不心痛地大量拆毁古城古建筑，人为切断自己的历史文脉而把许多城市变得魂不附体之时。有意思的是，在“申报”消息爆出的同时，有“专家”提出要保卫国家文化安全。但很奇怪，他们提出“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并非担心我们的文化被“731遗址”之类罪恶所亵渎，而是针对着别国的“民主制度、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③是对国与国之间正常文化交流的恐惧。由于这种种情况，“申报”就不仅仅是个对“文化”或“文化遗产”的理解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行动或念头背后的心态。

三．通过比较认识自己

要剖析申报“731遗址”为“世界文化遗产”背后的心态，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把“731基地”与同它在任何方面都极为相似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战后不同际遇作个比照，把战后这两个魔窟的受害者对民族苦难和对制造苦难的国家的不同态度作个比照。

“731基地”和“奥斯威辛集中营”是发动反人类战争的两个祸首分别建在受害国国土上的秘密犯罪场所。一个用战俘和中国平民做活体解剖和鼠疫病毒实验，一个以大规模的综合灭绝设施屠杀反法西斯人士和对犹太民族实施种族灭绝计划。这是两个在犯罪等级上难分高下的场所，但战后截然不同的命运耐人寻味。战争刚结束，波兰就于次年在奥斯威辛建立奥斯威辛博物馆，以纪念二战死难者和揭露纳粹罪行。另一方面，随着纽伦堡审判的进行和纳粹秘密档案的公布，尤其是幸存的犹太人不屈不挠的努力，集中营大规模秘密杀人的黑幕被一步步揭开，奥斯威辛集中营作为人类有史以来经历过的最骇人听闻的野蛮罪行的代名词而臭名远扬。

作为大屠杀主要受害者的犹太民族，不论是在以色列国还是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战后五十年间从未放弃过对纳粹罪行的追究。他们在世界范围内到处搜寻纳粹分子，哪怕罪犯逃到天涯海角，也要追捕归案；在对待德国那段历史罪行的问题上，犹太民族也决不含糊，要求进行彻底清算，即使德国已经公开道歉并进行赔偿，以色列仍然长期拒绝与德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个民族更借助于文学、博物馆等各种方式，让大屠杀的惨痛经历保持在自己的民族记忆之中。而战后的德国则不仅因为当初公开的战争罪行，更因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秘密犯罪而背负沉重的历史罪责，处于受害民族的谴责和本国战后出生的一代要求清算历史罪行的双重催逼之中。为了求得受害国家和民族的谅解，为了能够翻过充满罪孽的一页，取得与各国在共同道义基础上平等交往的资格，德国至今也还在为那段历史赎罪。战后联邦德国历届政府都对当年希特勒的罪行表示忏悔。前总理勃兰特冒着零下17

度凛冽寒风拜竭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在碑前双手合十下跪。历届政府都坚决禁止新纳粹活动，并针对一些反犹主义者为纳粹暴行开脱，专门修改刑法，宣布否认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屠杀事实是犯罪，将处以徒刑。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德国对自己历史罪行的正视。赎罪也表现在战后德国为促进欧洲的统一与和平而努力，但在作这种努力时决不突出自己，而是尽量的默默无闻以避免刺激别国。在赔偿方面，不仅是政府对受害国的巨额赔款，还有教会和许多民间组织对大屠杀幸存者及亲属的赔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联邦德国政府还每年在圣诞节前给世界各地仍然活着的集中营幸存者寄慰问信和供圣诞节用的圣诞礼物。至于普通德国人对那段历史的态度，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一位德国人表达的感受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说，他们至今为那段历史感到羞愧，走出国门，“尽量站在不显眼的地方”。

反观日本，日军早在二战爆发前就入侵我国，到二战结束，在我们国土上横行作恶达八年之久。但战后五十余年，日本从未有过象样的反省和悔罪表现。他们始终拒绝对受害者个人进行赔偿，且不断篡改历史，就在几年前由自民党议员组成的“历史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书中甚至说，“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出兵亚洲”、“满洲不是中国领土”、“南京事件是虚构”。在日本，篡改历史既是政府行为，又有民间舆论的支持。不仅如此，日本政界要人年年参拜供奉有14个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在199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五十周年这一天，同时也是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身着当年军装的日本宪兵队和数十名海军队员在靖国神社吹着军号招摇过市，向中国和全世界示威；在纪念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的第二年，执政的自民党外交调查会和外交部作出了要求外国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荒谬决议。除这些之外还有一点尤其应该看到。这就是，在德国否认奥斯威辛集中营大屠杀事实的人要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在日本受到追究的不是否认日军作恶的人，而是说出作恶真相的人。以公开发表日记来揭露南京大屠杀的东史郎受到起诉并且一再败诉就是最好的说明。1998年12月，东京高等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不存在日记中所描述的那种残虐行为”。在德国，新纳粹分子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在日本提出“新亚洲攘夷论”，继续做着“大东亚共荣圈”美梦的石原慎太郎却可以在选举中胜出，于去年当选了东京都知事。

也许，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可以从他们缺乏反省的传统和民族性来寻求解释。但更接近事实的答案恐怕要从我们自身来寻找。我们的民族情绪很容易亢奋，奇怪得很，对曾经为害我国达八年之久，事后又不断以上述言行刺激我们的日本却异乎寻常地沉得住气，异乎寻常地“豁达大度”。我们在日本没有任何悔罪表示的情况下主动放弃了战争赔款；在七、八十年代，又没来由的作出“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姿态，调动起报刊广电、小说、影视等各种手段，制造出中日之间的“蜜月”气氛，在国民中形成一股影响不小的“日本热”；我们也出于某种政治考虑而委屈道义，比如，把在任首相前刚刚以公职身份参拜过靖国神社的桥本龙太郎说成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这位桥本还参加了编辑出版为日本历史罪责开脱辩护的书的那个“历史研究委员会”。在我国，受害者向日本索赔和抗议的民间行动也阻力巨大......。这种种做法淡化了民族苦难，模糊了道义界限和历史真相，加深了原本就普遍存在于国民身上的历史健忘症和道德冷漠症。所以，在我们这个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地方怪事连连，令有良知有血性的中国人无地自容。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据某大报作的“中国青年看世界”大型调查，有相当高比例的青年把日本评为“中国最友好的国家”。这一结果就够可悲了，更可悲的是该报事后妙笔生花的评论把高比例的青年选日本为“对中国最友好国家”说成中国青年能够“现实、冷静地对待今天的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接下来，96年元旦，郑州又发生把二战时期日军得力杀人武器“大和”号、“武藏”号战舰模型摆上百货大楼玩具柜台的事件。最令我们难堪的是，这价格不菲、销售热火的侵略者战舰玩具是由我国厂家生产的，而且厂家还就战舰历史附有如下深情款款的文字介绍：“舰上官兵全部遇难”，“尽管战舰不存在了，但它的雄姿和风采将永远不会消失”。紧接着，又是一本充满媚日情结、叫做《中国可以说不》的书的出现。这本书憋足劲吹捧那个继续做着“大东亚共荣圈”美梦的石原慎太郎，憋足劲为日本的所谓“涤清战败意识”喝彩、叫好，公开取悦于日本那些拒不悔罪的军国主义分子。十几亿人的国家，有个把人如此，不足为怪。奇怪的是，这样一本书竟被权威媒体说成是代表了广泛的民意、尤其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当代若干重大问题的见解、立场、情感和价值取向，不仅炒得大红大紫，而且一时间还享有了不受批判的豁免权。当年曾活跃着无数抗日英雄的冀中平原，如今，“七七”“九一八”这两个国耻日对当地青年农民来说，一个只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另一个干脆只剩下“就要发”的财迷图腾意义。除了这种令人心寒的历史失忆，还有把鬼子兵作为仿效对象，并以鬼子形象自居、自炫的下作表演：在白洋淀这一当年鬼子无恶不作之地和中国军民打击日寇之处，出租日寇军装和战刀供游人扮作鬼子兵摄影“留念”的生意曾十分兴隆；在兰州，有舞厅让服务生扮作鬼子兵模样招徕顾客；厦门一度流行日寇帽；在首都，某公寓专投日本人所好，精心营造出一个不讲国语只讲日语，令日本人宾至如归，令中国人如流落异乡的国中之国.......。历史健忘症和道德冷漠症即使在具有高知识水平的大学生中也相当普遍。

在这样一种相当多的人健忘、冷漠，相当多的人服膺于强力甚至崇拜强力，相当多的人为几个小钱不惜自践尊严的不良心态下，有人要拿“731遗址”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细想想，其实国人不该惊讶。真正会大吃一惊的是全世界，会大吃一惊的恐怕还有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这可是他们连作梦也不敢想的好事。令全世界大吃一惊的则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子孙对文化的无知，是我们模糊文化遗产和罪证之间界限的愚蠢，是对自己几千年文化遗产的败家子作风和以“申报”的荒诞之举拿自己的民族苦难开涮的态度。说“拿民族苦难开涮”，话不好听，但并不过分。这里又有一个比较。德国曾经有过辉煌的文化成就。但二战后回顾纳粹统治下那段专制、野蛮，人性法则遭到极度践踏的时期，人们普遍认为，那个时候，在德国人民的生活中没有发现文化，德国文化已经和“被迫逃离祖国的艺术家以及托马斯.曼等作家一起流亡到国外”了。德国文化因纳粹的倒行逆施而流亡了，我们却把侵略者遗留在我们国土上的作恶现场当“文化遗产”，无异于是说侵略者的铁蹄——其实，“731遗址”所负载的罪孽还远不是“侵略者铁蹄”的称谓所能表达的——给我们送来了文化！

四．“731遗址”该去何处？

文化遗产，特别是其中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来善加保护的，都是人类已有创造力的体现和激发人们进行新的创造的知识和灵感源泉，是供人们了解过往文明形态的线索以及人类继往开来的历史活动中一个不应消逝的环节。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是为了使已有的具代表性的成就免于被遗忘，是为了使全人类得以普遍分享。而罪证提供给人类的是犯罪真相，是警示，是人类要力避重演的。“731遗址”作为侵华日军反人类罪行的证据，它的合适去处是“罪证陈列馆”。“罪证陈列馆”与“世界文化遗产”可以共存，但它是作为后者的对立面而存在。通过诸如“731遗址”和“奥斯威辛博物馆”的罪证陈列，可以看到由于这些罪恶的发生，人被侮辱被践踏到了何等地步，文化被嘲弄被扼杀到了何等地步！

写到这里，想起智利新总统谈到将创造条件审判皮诺切特时说的一番话。他说：“全世界都以某种怀疑的眼光注视着我们，怀疑我们是一个民主和严肃的国家”。我不清楚，“731遗址”的申报目前是念头还是在付诸实施。但我希望它“胎死腹中”。要不然，“全世界会以某种怀疑的眼光注视着我们，怀疑我们究竟还有没有自尊”。果真如此的话，这将是不论提高了多少经济增长百分点，在世界的各种赛事中拿了多少奖牌也抵消不了的奇耻大辱。

注：①参见南方周末2000年9月28日和10月12日有关文章。

②南方周末9月28日林德建文。

③参见发展导报2000年10月20日《思想理论热点50题》第16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