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城市文化现代化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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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现代化的象征。高楼大厦、商贸中心、巨幅广告、摩登女郎、股票交易等城市符号，表达了人类社会对现代化的理解。或者也可以说，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城市化、商业化的过程。但是喧嚣热闹的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它的各种符号--包括城市地图、街区分布、各种标牌明示的场所：商店、饭馆、剧场、咖啡店、酒店以及处理公共事物的政府部门，这些不同的城市符号仿佛都在向你发出邀请和暗示；一方面，城市的这些符号又是一种冷漠的拒绝，它以"陌生化"的环境--建筑环境、语言环境、交往环境等拒绝了所有的"城市的他者"。因此，城市以自己的"规则"将其塑造成了一个暧昧的、所指不明的场所。

对于有着强烈的农民文化记忆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对城市的看法一开始就是十分复杂的。城市既是商业文化中心、是行政管理中心、是现代化的表意符号，同时又是引诱享乐、声色犬马、腐败堕落、香风毒雾的所在。对城市的占领是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象征，但对城市的警觉排斥和耿耿于怀又是挥之不去的。因此，对于城市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就成为革命后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进入城市之前的1949年3月，就宣布："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同时他又告戒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及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要预防这种情况。"1对的这种警觉和告戒，莫里斯.梅斯纳曾作过如下分析："虽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起初是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但是，在那些经历过长期革命的严峻考验而幸存的领导人中，大多数是在农村的穷乡僻壤生活和战斗了20多年；而且，对于那些农民干部来说，城市是完全不熟悉的陌生地方。……此外，伴随着不熟悉的是不信任。以集合农村革命力量去包围并且压倒不革命的城市这种做法为基础的革命战略，自然滋生并且增强了排斥城市的强烈感情。在1949年以前，那些革命家把城市看作是保守主义的堡垒，是国民党的要塞，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中心，是滋生社会不平等、思想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地方。1949年，他们既是作为解放人员，又是作为占领人员进入了城市，而对于那些对革命胜利贡献很少的城市居民来说，同情和很大的疑虑是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把革命的农村和保守的城市一分为二的想法，是全部革命经历产生出来的，这个想法在主义者思想中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革命遗留下来的这种思想残余，后来在新执政者处理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重大问题（城市和农村的关系问题）时，在方式方法上发挥了作用。"2

对于执政者来说，一方面要实现现代化，并用"五年计划"的方式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列出了时间表。另一方面，出于革命历史经验，他们认为只有保持"非城市化"的生活方式--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才能保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本色，才能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保持必要的距离。这是一种典型的前现代社会的思想方式，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描绘前景并奋力实践，展现勃勃雄心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就象普通的农民，一个"发家致富"的口号，就可以调动全家乃至一个阶级的激情和奋斗的信念。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反城市的倾向，是中国农民文化在社会主义初期的一种紧张的反映。这种"保守主义"的城市态度，作为主流思想和统治思想的一部分，一方面缓解了官僚主义、权力腐败的进程，提高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效率；一方面，也延缓、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商业化是现代城市的主要特征之一，它具有组织消费、引领时尚、促进流通、加快生产周期的功能，但同时它也具有社会主义思想所要抵制的、曾告戒过的、须引起注意的"软化"功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和实践，有着鲜明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内容。对这一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社会主义传媒不仅维护了它，而且它们的形象性还无意中放大、夸大了这一道德理想的激情和伦理意义。

一、城市与资产阶级的想象关系

在反城市化的倾向中，传媒所拥有的话语权，起到了组织文艺生产、引导文艺潮流、推出新人新作的重要作用。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发表刊载文艺作品的重要传媒，几乎全部控制在中国作家协会和各省级作家协会。文艺杂志的主编，都是具有一定革命资历的革命文艺家来担当。这些人的文艺实践和接受的艺术趣味，与反城市的倾向有着天然的联系。即便是来自城市的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经过革命文化的熏陶再回到城市后，也不是回到了他们曾经熟悉的趣味和生活，他们是以文化管理者、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在城市的。因此，在他们掌握的文艺传媒上，刊载的作品仍然延续了革命时期的传统，他们对新时代文学艺术功能的理解，仍然没有超出战争时期。

50年代初期，虽然解放区的作家已经进入了城市，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不熟悉和怀有的天然警觉，使他们自然疏离于对城市的书写，国统区的作家熟悉城市生活，但对新时代的惶惑和迷茫，又决定了他们笔下的慎重。因此，50年代初期的城市文学几乎是空白的。即便有些作品写了城市，也仅仅是农村生活场景的置换，趣味和目的诉求仍然没有变化，也就谈不上城市文学。第一篇具有城市生活意味的小说是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这是一篇具有温和生活气息和个人趣味的小说，出身于知识分子的男主人公李克表现了与战争时期非常不同的精神向往，他希望生活能有一些个人趣味，并努力培育劳动人民出身的妻子张英也能象自己一样去体验城市生活的情调。他们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既是家庭的也是社会性的。男女主人公经过各自的调适又重归于好。叙述者慎重的以丈夫的口吻叙述情节，注意检讨"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并写出了妻子新的变化。应该说，这不是一篇多么优秀的短篇小说，它的简单和琐碎在今天看来甚至有些幼稚。但值得注意的是，萧也牧是第一个试图表现新时代城市生活感受的作家，也是第一个尝试新题材写作的作家。他敏锐地感觉到了生活环境的变化与人的精神生活要求的关系。对于长期生活于战争状态的作家来说，城市生活无疑是面临的新的挑战。但是，对于充满了内在紧张的意识形态来说，城市的可疑几乎无处不在，它处处布满了资产阶级的陷阱。因此，萧也牧要求的城市生活"情调"本身，就使他处在了一个众目睽睽危机四伏的境地中。

对萧也牧的批判，是文艺界自发的一次批判运动，陈涌、冯雪峰、丁玲、康濯等文艺界的重要人物都写了措辞严厉的批判文章。他们把《我们夫妇之间》指认为是一篇"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小说；3是一篇"对于我们的人民是没有丝毫真诚的爱和热情的"作品，对于作者来说，"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的阶级了"。4而丁玲则提到了另一种高度：把《我们夫妇之间》"作为一种倾向来看"。5最后，萧也牧不得不写了《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的检讨公开发表。6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我们夫妇之间》的同时，《人民日报》推荐了马烽的短篇小说《结婚》，并发表了"编者按语"。认为"马烽同志的这篇小说，通过两对农村青年男女的婚事的生动简洁的描写，表现了新中国的农村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怎样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怎样正确地处理个人与集体，和生活与政治的关系。小说充满新的、乐观主义的气息。小说的语言也是中国人民的健康的语言。这是文艺工作者忠实地执行文艺路线所产生的、具有教育意义的优秀短篇创作之一。"7这不是简单的对两篇小说的批判或举荐，而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另一种阐释。或者说，对于城市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占领，就是农民文化对于城市文化的占领。在批判萧也牧时推荐了马烽的农村题材小说，1962年，萧也牧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他复出文坛重新有了创作资格后，写的小说也多为农村题材的小说，如《小兰和她的伙伴》、《大爹》等所谓"新人物志"。这一转变事实上也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必须无条件认同的结果。对萧也牧的批判，潜在的作用是，作家对于城市生活的理解形成了一个不变的模式，即城市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角斗场，城市生活中无处不充满了阶级斗争的暗示。因此，经过猜想和审慎探索的城市文艺，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成了唯一可行的写作模式。

城市与资产阶级的想象关系，不仅在小说创作中被夸大，在戏剧创作中就更为直观。1964年3月31日文化部在北京举行了1963年以来优秀话剧创作及演出授奖大会。受奖的16部多幕剧中，《霓虹灯下的哨兵》、《年轻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三部戏在戏剧冲突和创作心态上多有相似之处：每出戏都有一对性格对立的人物（《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春妮与陈喜；《年轻的一代》中的萧继业和林育生；《千万不要忘记》中的季友良与丁少纯），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立场和道德倾向。对他们的肯定或否定，事实上也就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立场和判断。

这三部戏都对生活细节表现出了紧张和焦虑，表现出了对城市的"物"与"欲"和人的享乐倾向的认定、恐惧和排斥。《霓虹灯下的哨兵》通过陈喜仍掉袜子的细节，反映了人物在城市"香风"面前品质退化的可能和腐化变质的危险；《年轻的一代》通过林育生对大城市的留恋表现了年轻人贪图享乐、背离艰苦创业传统的倾向；《千万不要忘记》则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份"账单"，如香烟、皮夹克、毛料服、三鲜锅贴、罐头和酒等，表现了丁少纯对"物"的追求和享乐思想。在焦虑和紧张的心理驱使下，作者明确地表示了对"物"本身及其追求欲望的否定。而每出戏又都有一个道德楷模和精神导师。道德楷模在情感层面"动之以情"，精神导师则在理性层面"晓之以理"，他们共同构成了时代的精神品格和道德目标。《霓》剧中的春妮、路华、鲁大成；《年》剧中的萧继业和未出场的先烈母亲；《千》剧中的季友良、丁海宽、丁爷爷，就是上述三剧中的道德楷模和精神导师。在这些肯定性的力量面前，被"争夺"的对象最终被感化和得到拯救。其中最典型的是丛深编剧的《千万不要忘记》。

剧本最初发表时是一个象征性的、富于生活化的题目--《祝你健康》7经过1963年北京汇演之后，改为《千万不要忘记》。剧本表现的主题是资产阶级对青年一代的争夺，其焦点集中在电机厂青年工人丁少纯身上。丁少纯婚后同妻子姚玉娟和姚母生活在一起。姚母曾做过鲜货店的老板娘，她的生活方式被认定为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倾向，讲究吃穿，并直接影响了丁少纯。姚母在剧中实际上就是一个资产阶级/城市欲望的符号，她对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构成了威胁。丁少纯在姚母的影响下逐渐堕落，对"物"的追求欲望逐渐膨胀，从热衷于吃穿发展为下班时间打野鸭子赚钱。这一堕落导致了严重后果，以致于上班时间魂不守舍险些造成重大事故。

与丁少纯形成对比的是先进青年季友良。作者通过这一形象"回答了青年普遍遇到的一些问题，这就是如何对待工作，如何对待爱情，如何对待友谊"8因此这一形象被认为是具有"思想深度"的。9与丁少纯相比，季几乎没有个人生活欲望和私人空间，他对社会的流行思想坚信不疑。当他得知丁少纯在打野鸭子后与姚母有这样一段对话：

季友良：姚大娘，少纯要是少打几只野鸭子，就能换来很多很多的钱！

姚母：少打野鸭子怎么能换钱？

季友良：你听我说呀：我们研究的这种并头挂锡的方法要是成功了，能大大提高发电机的质量，减少停电修理的次数，一台七万二千瓦的发电机，少停一天电，就等于多发出十多万块钱的电，两天就是二十万！

姚母：能劈给你几万？

季友良：（笑）不用劈。都是我的。也都是你的。

季友良的思想也是当年鼓励千百万人衷心拥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思想，"都是我的，也都是你的"，没有具体的所指，它与每个具体人的消费使用或支配并不发生具体的联系。但在这里非常明确的是，"共有"的思想是道德的，"私有"的是可耻的。

对待爱情，季也是当年流行的"愚汉"形象。他爱丁少真，也追求她。少真邀请他去看球赛，他极认真地"特意记在本子上"，但他对工作的迷恋忘记了情人的相约。以此来凸现人物内心的高尚，也隐含了淡化私人欲望的道德化意图。剧本还肯定了季向丁海宽汇报丁少纯缺点的"原则性"，并被看作是季维护、珍惜友谊之举。

通过对剧中人物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青年一代的争夺，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庞大阵线（丁爷爷、丁海宽、季友良等）对城市弱小资产阶级（姚母）的斗争，它预示了斗争必然取得胜利的结果。但这一预设的"路线斗争"的合理性是需要讨论的：第一，作者急于回应意识形态的要求，夸大了生活的道德化性质。丛深在谈到剧本主题形成的文章中曾自述说：他原先拟定的"批判习惯势力"的主题，在学习中找到了新的途径，主题得到了深化。10这一深化使戏剧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升级，人物关系愈趋紧张复杂。"11但这种人为的、刻意营造的复杂关系却几乎完全改变了人物评价的取向。丁少纯打野鸭子用的是工余时间，一个人有权支配属于个人的非公共时间；季友良是技术革新爱好者，他不分昼夜在车间忙碌，愿意牺牲个人生活，自有他选择的自由。但作者在这里显然是倡导一种人与社会、公共时间与私人时间"建立起意义的连续性"，12或者要求个人生活的透明性。他旨在告诉观众，一切私人性的欲望，即便体现在日常生活上，也是可耻甚至是可怕的、不道德的。人对"物"的欲望必然导致道德的堕落进而危害社会。丁少纯思想的逐渐演化，最后险些酿成大事故，喻示的正是这样一个道理。

季友良从废品堆中找绝缘云母带，也是对"物"的迷恋，但他是为车间、为公共社会聚敛财富，因此是高尚的；而他拒绝车间工会给他的困难补助，表明的恰恰是对个人"物欲"的拒绝。季的生活完全同公共社会联系在一起，他的生活是可以自豪地向公共社会诉说的，因为他是"道德"的。

与丁少纯的私人生活发生对比的还有一组画面，即布景的设置。在丁少纯的新房里，挂着姚玉娟"比真人脑袋还大"的着色头像，有新式双人床、穿衣镜、五屉柜等。这是一个温馨的新婚之家。但这一切并不是为人们前来祝福预置的，它的"现代化"生活隐喻着它的主人对物资世界的向往和沉醉。这里"温馨地"散发着的是对城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追求，因此，这新婚的居室是作为丑陋的场所公诸于世的。作者通过对"物"的道德批判否定了对"物"的现代化追求。因此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难以解释的悖论：国家制定的"五年计划"，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但在《千》剧中，国家的现代化与个人生活是不容许发生关系的。个人生活必须以作为农民的丁爷爷的立场来判断。

同丁少纯的居室不同的是他父亲丁海宽的居室，楼上楼下形同两个世界。作为车间主任，丁海宽的家"陈设和丁少纯的屋子大不相同，显得简单、适用、朴素"。在道德层面，丁海宽的私人生活空间是被肯定的，这里对"物"的欲望在最大程度上淡化了。观众在这里"窥视"的是一个不具私秘性的"私人"空间，它没有"现代’奇观，没有欲望的对象物，它同我们以往司空见惯的农家小院或贫困的工人家庭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因此，它也"是一个充分取消了私人空间的集体性场所，是权威的所在地的同时，也是意义的起源点"。13丁少纯在这里"宣布要’重新生活’，一个不再具有私人属性的室内空间便取代了他自己的家，使他在象征意义上（或者说重返）属于父亲的公共空间的同时，也使得这个取消了内在性的家庭空间成为范式和准则。"14

第二，微言大义，从生活细节洞悉思想问题。《千》剧并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或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无论是姚母还是丁少纯，他们的"问题"都是体现在生活细节或趣味上。但这些细节在《千》剧中上升为思想线索。姚母的生活趣味和生活方式，与她作为城市居民的经历和习惯密切相关，但由于她曾作过小业主，她的这一命名使她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她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居民，她具有了鲜明的阶级属性，她是一个"准资产阶级"。在这样的逻辑推延下，她对女婿丁少纯在生活上的诱导或关怀，就具有了不同的性质，她成了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势力或倾向的代表，她同丁海宽的亲家关系骤然变成了"阶级"关系。这种纯粹的由叙事造就的关系在人为设置的冲突中变的紧张而势不两立。作家在《千万不要忘记》出版单行本时，借人物之口指出："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啊！这种阶级斗争，没有枪声，没有炮声，常常在说说笑笑之间就进行着。"15结尾处丁海宽又意味深长地说："是啊，这是一种容易被人忘记的阶级斗争，我们千万不要忘记！"16从而点出了全剧的主题。

长期以来，评论界也是以这一立场来解读的。剧本发表不久，就有署名文章指出："在阶级斗争激烈存在的今天，资产阶级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腐蚀我们的青年一代，即使是血统工人的后代或者革命烈士的子女，也免不了会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17甚至""之后流行的文学史著作也基本没有超出这一立场，仍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青年一代的争夺成为引人注意的问题"，而《千万不要忘记》则"让青年通过舞台看到自己，从而受到启示和教育。"18

在这些观点看来，青年的教育并不是自我实现的，他们是通过精神导师的教诲实现的。在《千万不要忘记》中，丁海宽、丁爷爷就是这样的导师。当丁少纯穿上了"一百四十八"元的毛料子制服并日见堕落后，丁海宽对丁少纯--也是对所有的青年说："毛料子，这是好东西，它比我这身斜纹布强，比人造哔叽也强，这是从前的劳动人民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现在你们不但敢想它，还有不少的人能够穿上它，这是很好的事情，这是革命和建设带来的成果！我们总有一天，能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都穿上最好的衣裳！可是现在，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连最坏的衣裳都穿不上！……要是你们光想着自己的毛料子，光惦着多打几只野鸭子，那你们就会忘了关电门，忘了上班，忘了我们的国家正在奋发图强，忘了世界革命！"丁海宽对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公众做了承诺，这一承诺具有宏伟的公共意义，他否定了个人的欲望，因此他赞成"抽象"的毛料子而否定了"具体"的毛料子。他在这一逻辑关系中将丁少纯的"个人主义"之舟挽救到了"公共性的彼岸。但丁爷爷-这位更具权威性的先知式的人物，早就预言了丁少纯的成长，并为其设置了成长道路："当初我说把柱子先送屯下去放二年猪再上学，你们不乐意，怕误了他念书，念完了高小念初中，念完了初中又念技工学校，你看这念成了什么玩意了。"丁爷爷这番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作为一个淳朴的农民形象对知识或知识分子的对立情绪，这或者可以说是作家已经敏锐地感应到了时代的气息或潮流。丁少纯遭到了辱骂，但他毕竟还是幸运的，他在"父"们的教诲下免去了"送屯下去放二年猪"之苦，但丁爷爷的呼吁却并非枉然，后来的历史证明，在丁爷爷预言的路上走过了无数年轻人的脚步。

我们还发现，在抗拒城市欲望腐蚀的观念选择上，"父"的形象具有绝对的权威"父"的意志是不可抗拒的，"父为子纲"是家族宗法制度的核心，也是传统男权社会至高无上的法则，"三纲五常"的"纲"都是以男性来标示的。"父"的意志具有无须证明的合法性，违背了这一意志就可视为大逆不道。因此，那些颠覆"父"的权威性的形象才被命名"反叛"者的形象。在《千万不要忘记》里，"父"们有权监督"子"的成长并规定其生活方式，比如丁海宽偷看儿子的情书，本来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但由于"父"有权监控"子"的成长，这种行为不仅不受到指责，反而被视为"行使父权"而给予肯定。

丁少纯是现代之子，也是城市之子。他试图超越和逃避"父"的文化范畴，重新建立"个人性"的现代生存方式，他偏离了"父"的意志，他与丁海宽的冲突，在剧本中是"被腐蚀"与"反腐蚀"的冲突，但它的文化语义则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这场冲突的结局一开始就不难预料，丁少纯生存方式的"现代性"初建是极其脆弱的，他不仅面对着丁海宽、丁爷爷、及其继承者们组成的难以逾越的屏障，更重要的是丁少纯的偏离传统不具有"合法性"。在强大的传统话语符号笼罩中，丁少纯不仅有无可言说的困惑，而且一开始就处于四面围困之中，他被"挽救"的命运只是时间的问题。丁少纯个人的"现代性"追求终于流产，他重新归依了"父"的怀抱，由此实现了作家了的"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的真理意志。

城市与乡村的矛盾，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的变体。不同的是，城市与乡村的矛盾是在道德层面展开的。乡村的朴素、简单、本色是美德的表意形式；而城市的情调、舒适、个人化等等，则被看作是人的无边欲望的反映。在剧中，原始的乡村道德一经渲染，便具有了阶级的和伦理的意义，它对欲望抑制、对贫困的忍受等由于经济条件制约而不得不如此的无可奈何，在这里却被夸大、想象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抵制"现代"生活腐蚀的天然"防腐剂"。丁爷爷对没让丁少纯先去放二年猪再上学懊悔不已，这也恰恰正实了乡村与城市被想象的"等级"关系。这也正如唐小兵所分析的那样，历史业已证明："《千万不要忘记》以及一大批类似作品形成了一种被阉割的现代主义，因为尽管在这些作品中现代性及其触发的深刻焦虑被处处涉及，但都又被迅速地遮掩置换掉，都成了进一步肯定张扬传统价值的藉口。’现代’在这个论述传统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而往往只是一个初具轮廓的背景，一个没有被体验但已被架空限定的历史理念。"19

二、农村文化趣味的普及

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它的初始阶段，其趣味性是不断地向农民文化倾斜的。这一文化趣味，一方面与中国的农业社会性质有关，与民间的文化传统和接受要求有关；一方面，也与文化意识形态长期的引导、动员有关。1942年以来，"为工农兵服务"和首先是"普及"的问题，是长期以来不变的文艺方针。但就中国的具体状况而言，农民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真正的产业工人由于历史的短暂，还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欣赏趣味，中国士兵多为农民出身，他们的趣味事实上就是农民的趣味。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在它形成的的最初阶段，就是以农民文化作为基础的。1942年以后创作出的"红色经典"，不仅题材是农村的，而且人物、故事情节、结构和结局，都是以农民的欣赏方式设置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刘顺清》等，就是这一趣味的代表性作品。而这一基础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

电影和戏剧是50年代最具大众化的传播媒介。一个有趣的现象是，50年代的计划经济却培育了电影和戏剧的市场化，传统剧目和新形式、新内容的电影戏剧被大众普遍接受。《小二黑结婚》、《刘巧二儿》以及表现农民革命的《白毛女》、《洪湖赤卫队》、《刘胡兰》、《红珊瑚》等，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些作品不仅在农村持续上演，在田野、场院等开放性的演出场所吸引教育了成千上万的乡村农民；而且在城市的各大影院剧场都创下了至今难以超越的演出场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剧目同30年代上海"十里洋场"商业性的演出是十分不同的，这些演出虽然也创下了大量的票房价值，但它的最后诉求并不在于商业性，而是在大众乐于接受的前提下，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和新社会的优越，它在取代了城市商业文化的消费功能的同时，也用农民的欣赏趣味改造了城市民众。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的成名作，它发表于1943年5月，1946年8月26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文中盛赞《小二黑结婚》"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力），讴歌农民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民开明、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关重要，讴歌农民对恶霸势力的胜利。"20周扬肯定《小二黑结婚》时还说，"作者在任何叙述描写时，都是用群众的语言，而这些语言是充满了何等的魅力啊！这种魅力是只有从生活中，从群众中才能取到的。"21周扬在这里使用的"群众"其实就是农民。在细致地阅读这类作品后我们发现，在艺术表现上，它们都沿袭了中国古典戏剧的"才子佳人"的结构模式，不同的是豪门贵族或书香门第的情节背景代之以普通的农家小院，小姐相公代之以活泼郎健的乡村青年。《小二黑结婚》原著对主人公有这样一段描写："小二黑，是二诸葛的二小子，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说到他的漂亮，那不只是在刘家峤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到哪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22而小芹则是这样的形象："小芹今年十八了，村里的轻薄人说，比她娘年轻的时候好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山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23这是新时代的"才子佳人"，小芹和小二黑都是各自性别对象的追逐者和羡慕者。小二黑虽然不是满腹诗书的旧式才子，他的才能是从被命名为"特等射手"来体现的；小芹作为"佳人"的形象赵树理的描写已跃然纸上。50年代由田川等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这一"才子佳人"模式体现得更为明确，一曲"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将"佳人"对"才子"的渴望表达得淋漓尽致。一对恋人终成眷属，实现了传统的大团圆结局。

与《小二黑结婚》相比，《刘巧儿》如出一辙。这两出分别以男女主人公命名的戏剧，不仅都是发生于解放区的婚姻恋爱故事，而且故事的结构、结局、人物设置、矛盾冲突等都极其相似。巧儿那段表露心迹的唱段基本就是小芹的"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的重复。赵振华也是模范，因此《刘巧儿》也是"英雄美女"的传统模式。这两出戏，展现的都是一幅明丽清纯的乡村前现代的田园风光：单纯的女性、富于民歌风的抒情曲调，简单的矛盾线索和类似于部落"酋长"式的裁决，大团圆的结局等，都适于农民的接受趣味。但值得注意的还有下面两点：第一，对妇女命运的改写与承诺。无论是小芹还是巧儿，她们都不再是悲悲切切、命运任人宰割的传统妇女形象，她们不再听命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即使是与异性青年一见钟情也摆脱了约会偷情不思茶饭的闺怨，而是积极主动，努力争取，充分表达了解放了的女性的开放与觉醒。这一承诺调动了观众的想象力和青年对个人未来婚姻命运的憧憬，在现实的婚姻关系中获得了另外一种允诺。而这一允诺实现了观众的心理期待。特别是青年妇女，在小芹、巧儿具有传奇色彩的民间爱情中实现了个人的内心向往和愿望。这是这两出戏受到民众欢迎的深层观赏心理。至于这一承诺是否能够实现，作家的这些想象具有多大程度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并没有人发出质疑，它甚至在观众热情投入的观赏和想象中完全被忽略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改写与承诺不仅投合了大众的审美趣味，同时也控制诱导了大众的审美取向，实现了"寓教于乐"的艺术策略。

第二，无论是小芹还是巧儿，她们命运的改变和愿望的实现，最重要的并非取决于她们个人的愿望，事实上她们个人的意愿都遭到了强大的对抗性力量，如果仅凭她们势单力薄的个人意愿显然是无从实现的。重要的是，她们的个人意愿有了政治保障，她们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人民政权。《小儿黑结婚》中的区长、《刘巧儿》中的马专员，作为权力的象征不仅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同时也是正义和公理的化身。传统的"清官"意识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宣扬。刘巧儿再想嫁给赵柱儿，她仍然无能为力，但政权的介入使她实现了这一愿望，从而也实现了"人民政府为人民做主"的主题需要。

这些作品进入城市，不仅让城市市民目睹了乡村的新风尚，目睹了中国农村新的"奇观"，事实上它们也带来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依靠人民政府是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唯一的保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现代都市文化熏陶的城市市民，对小芹和巧儿的婚姻故事，虽然不免感到简单，但那里蕴涵的新的生活和生动健康的生活情调，毕竟是新鲜感人的，它对所有的人都可以构成想象和憧憬，是不难理解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不动声色地占领了城市十分有限的文化市场。

这样一种文化形态，使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追求，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难解的悖论：无论是"五年计划"、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超英赶美"等等，事实上要求的都是迅速地积累起社会主义的物资大厦，改变落后贫困的国家状况，不仅能够与帝国主义的威胁相对抗，而且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传媒所表达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恰恰是反对作为现代化表征的城市文化的，它不仅把城市与资产阶级想象为一种天然关系，而且致力于农村文化对城市的移植，努力培育城市市民乡村的文化趣味。这一矛盾、悖反的现象，不仅限制了城市文化的发展，而且也无意中造就了国民虚假的乡村崇拜的思想趋向和文化趣味。这一状况事实上至今仍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延续着，中央电视台历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大量的、久盛不衰的小品，就是典型的农民文化代表，它表现出的调侃、热闹、风趣、小机智乃至滑稽，蕴涵的恰恰是农民文化中最不值得张扬的东西。另一方面，当城市文化久被压抑之后，一旦有了时机，它便以无规则的方式诉诸以疯狂的报复。90年代之后，大量的文化垃圾在"文化多元论"的遮护下，在市场上大行其道，就是城市文化久被压抑后"疯狂报复"的一种。

注释：

1、：《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666--667页。

2、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96--97页。

3、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载《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

4、李定中（冯雪峰）：《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载《文艺报》1951年四卷五期。

5、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的一封信》，载《文艺报》1951年四卷八期。

6、《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载《文艺报》1951年五卷一期。

7、《祝你健康》最初发表于《剧本》1963年11--12月合刊号。

8、9、《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207页。

10、丛深在《〈千万不要忘记〉主题的形成》一文中说，他当时通过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和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心头"豁然开朗"，发现了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显微镜来分析工厂日常生活"的新途径。

11、12、13、14、唐小兵：《〈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见《再解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85页、189页、188页。

15、16、丛深：《千万不要忘记》，中国戏剧出版社1964年版128页、129页。

17、贾霁：《新人新事新主题--谈1963年话剧创作几点收获》，载《戏剧报》1964年2期。

18、《当代文学概观》207--210页。

19、唐小兵：《〈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同注11，195页。

20、21、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载《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

22、23、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见《李有才板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49年版8页、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