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史下敦煌环保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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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古以来，环境卫生问题与社会发展都是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地处河西走廊的敦煌自汉代以来成为中央经营西域的重要据点，是周边文化荟萃之地。古代敦煌特色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文化。敦煌清洁观依托于古代敦煌的地理环境而存在，是其特色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敦煌人的清洁文化观；同时，敦煌清洁观又对古代敦煌的文化空间加以塑造，是古代敦煌人追求美好自然的体现。

【关键词】敦煌；清洁文化；环保意识

环境卫生问题与社会发展一直是当今的热门话题，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现下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自千年前开始，人们就密切关注环境卫生问题，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了丰富的生态观念和实践经验。然而，至今为止，却少有关于古代环境史和卫生史的研究。古代人到底拥有怎么样的清洁文化呢？其实敦煌文书和壁画资料中就有诸多相关记载。早先，胡同庆以敦煌壁画为研究对象，在《初探敦煌壁画中的环境保护意识》中，多角度探讨了古代敦煌人的环境保护意识；李并成也对敦煌资料中所见讲究卫生爱护环境的习俗做了分析研究；许文芳在《古代敦煌民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考论》着重分析了民众生态保护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综上所述，此类相关研究目前较少，研究者分析的多是清洁现象本身，意在体现古代敦煌人的环保意识，多看重其史鉴意义。本文将环境保护意识与个人卫生意识统称为“清洁观”，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之上，以敦煌文书和壁画为资料，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出发，试探寻敦煌清洁观与敦煌文化之关系。

一、敦煌清洁观依托于敦煌特定的地理文化背景

地处河西走廊的敦煌，自西汉于河西“列四郡，据两关”①成为历代王朝统治西域的据点之一。丝绸之路的开拓，也使敦煌成了中国历史上率先对外开放的地区之一，此后，敦煌成了中原向西交流的要冲。《耆旧记》曰敦煌“华戎所交，一都会也。”②这里往来的民族众多，信仰纷杂，是文化交汇的大熔炉。敦煌属于我国西北地区，地处内陆，为典型的大陆性气候。这里气候较干，水资源稀少，生态环境脆弱，分布着大片的沙漠和戈壁，期间点缀着零星的绿洲。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曾记载敦煌的甘泉水“其水溉田即尽，更无流派”③，表明敦煌的地表径流只能勉强满足当地的灌溉需求。P.3290和S.4172缀合之《宋至道元年（995年）正月沙州曹妙令等户状》④中，还记载了敦煌多次出现“卤坑”“渐（碱）坑”，这是水源干涸后因土地盐碱化而产生的现象。另外，敦煌也曾发生过地震灾害，“五凤二年（即公元前56年）十一月己卯朔丁亥，侍谒者光持瑁（节）使下敦煌太守承书从事、今敦煌太守书言，今年地动……”（Ⅱ0115③：77）⑤又载东晋元熙元年（即419年）“三月癸卯，敦煌谦德堂陷。”⑥脆弱的生态环境导致敦煌自然灾害频发，风沙、霜冻又极大影响了当地的生产和社会生活。在S.1137《天兵文》中，敦煌人由此发愿：“洪水慑服，莫伤害人，似蝗飞兵，永散他国。霜雹莫降，随四季而及时；外寇狼烟，自参差而星散。”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频发的自然灾害不仅危害了敦煌的农业生产，对敦煌的商业活动、社会交往、文化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同时也塑造了敦煌人独特的地理性格。天地为人类提供安身立命之所，自然万物是人类的持续生存之源。人类对自然心怀感激与崇拜，是出于天然的情感。类似于人际间天然的血缘情感，人类之于自然，也心怀感念与敬畏。⑦正是因此，敦煌人对于和谐美好的自然环境有着天生的向往之情。

二、清洁观与敦煌文化空间的塑造

地理环境不是文化的消极陪衬物，自从人的因素渗入地理环境以后，地理环境已经成为各民族、各国制度文化机体的构造成分，成为锻冶文化合金的重要元素。⑧再者，生发于特定自然环境的人类对生命、对物质的认识也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特殊的敦煌清洁观念，敦煌清洁观对于社会公共空间又起到了一定的塑造作用。

（一）“春风不度玉门关”下的祈愿与追求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下，古人们总是难以解释和改造自然，便将自身命运交付上天，祈求恩赐和保佑。出于对和谐自然的追求和改变自然的实用愿望，敦煌人常常向上天祈愿。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有记：“雨师神，右在州东二里，立舍画神主，境内亢旱，因即祈焉。”S.3507记载：“（正月六日）立春，十二日辛丑，祭风伯。”此外，敦煌文献中还有S.1725V《祭雨师文》、S.1725《祭风伯祝文》、S.5747《祭风伯文》等都记录了有关敦煌雨师和风伯信仰的风俗。除了文献中对于雨师和风伯信仰的记载之外，敦煌清洁观还体现于莫高窟壁画之中。经变的山水画是敦煌壁画中重要的一部分，“莫高窟的早、中期壁画，几乎都有配合经变的山水画……约计八十多窟。”⑨莫高窟壁画中如此大量的山水风景描绘，并不仅仅为了装饰和点缀洞窟，同时也是一种对于青山绿水美好环境的追求。结合当地的气候环境来看，身处干燥、脆弱的沙漠生态之中的敦煌居民，更对美好的山水环境有极大的向往之情。据赵声良分析，盛唐时所建壁画中的青绿山水大多是从中原传来的粉本，都不是西北的自然风景。出于向往之情和内地山水审美意识的影响，敦煌的画师们将西北风光融入了青绿山水画中。⑩除壁画之外，洞窟功德记也反映了当时敦煌人希望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熊罴启行，鹓鸾陪乘。隐隐轸轸，荡谷摇川而至于斯窟也。”⑪这是古代敦煌人对野生动物与人友好相处的希望。自然环境不仅影响人类生命，而且能够塑造人类的整体意识程度，进而影响社会文明的面貌。⑫敦煌特殊的地理环境之下，诞生了独特的自然文化，造就了敦煌人对自然的特殊情怀，也让敦煌人不断祈求上天，期望能有平和美好的生活环境。

（二）清洁习俗内含“乾坤”

敦煌人天生向往美好的自然环境，他们对于自身的“清洁”也有所要求。民以食为天，敦煌清洁观的首先体现在对食物卫生的关注上。P.2447《老子说法食禁诫经》⑬对如何清洁饮食有着非常具体而详尽的规定，如：“凡食皆先出诸食别器中”“凡食皆祝漱食”“凡食皆别蓄中器”“凡食不得与人同盘器”“凡食不得人犯触”“酒窖污秽食勿食”“非清净器具勿食”，由此可看出，分餐、食前漱口、脏污的食物不吃、定时吃饭等是敦煌道教对于清洁饮食的要求，这也正是当时民间饮食观念的缩影。除了食物卫生，沐浴洗漱也是个人清洁观的重要体现。长时间生活在干燥、风沙大的地区时，常沐浴对于健康来说是有好处的。莫高窟302窟《福田经变》中绘制有简单的浴池，池中二人正在洗浴；浴池中的水引自清洁河水，浴室还建有通往室外的排水沟，浴池四周还有果树栽种。P.3047《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乾元寺料香贴》后有小字记载：“明觉，镜一面；昙胜，铜瓶一；法海，铜盆一；法郎，铜盆子一，杓一。”据郑炳林研究，这些用具多与盥洗有关，应是在寺院法会前供盛洗、香汤沐浴所用，这些僧人正是管理器皿的。⑭此条记载也显示了佛教对沐浴清洁的重视。此外，P.2661《吉凶避忌条项》中就有关于洗浴的专门条例：“凡洗头沐浴，子丑未酉亥，吉。”“常以八月一日取东流水，洗浴，去耳中垢，令人不患，少不老，冬不寒，夏不热，大验。”P.3247《大唐同光四年（公元926年）具历》也记有：“三月十六日壬申金定，沐浴吉。”“四月二十三日戊申土满，下弦，洗头吉。”“五月二十八日癸未木建，沐浴吉。”……从这些关于择吉的记载中可以发现，敦煌人对于沐浴一事的重视程度非常高。这些观念是民间俗文化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示洗浴日程的作用。在风沙、尘土较多的敦煌地区，洒扫更是必不可少的清洁活动。《弥勒经变》中就有龙王洒雨、夜叉扫地。道光《敦煌县志》记载敦煌当地有“打醋弹”风俗：“十二月二十三日……先用木勺盛酒醋，取石块烧红，放在酒醋内，各房打洒，扫除邪秽，谓之打醋弹。”这其实是一种熏蒸法，醋加热后蒸发为水汽，醋分子又有杀死病菌的功效，有预防流感等常见病的功效。对敦煌人来说，“打醋弹”不仅能起到“除一年灾病”的心理暗示作用，实际上也能够预防患病。除了上面提到了饮食、沐浴、洒扫之外，敦煌人也很重视香料和药材的使用。据郑炳林考证，唐宋时期，敦煌寺院使用的香料数量不菲，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民众针对性的施舍而来，且在满足本地香药需求之外，敦煌还向周围地区贩运香料。⑮S.4329《香药方》记载了以香料药材洁面、治口气、熏衣等多种方法，这些都是敦煌人重视清洁理念的体现。

（三）敦煌人“虔诚”的资源文化观

位于干旱内陆地区的敦煌居民，对山水树木有着天然的珍惜和热爱之情。P.3560V《沙州敦煌县行用水细则》，专门记载了敦煌当时的农业用水办法，对每年的行水时间和次数有着详细的规定，禁止不按规定进行的灌溉和用水活动。吴礽骧还根据悬泉汉简推断出“敦煌设有主水史……又设穿水督邮，专职督察水利。”⑯前凉敦煌太守阴澹于“都乡斗门上，开渠溉田”，他修建的阴安渠让“百姓蒙利而安，因以为号”⑰。P.2507《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水部式残卷》记：“诸渠长及斗门长主浇田之时，专知节水多少，其州县每年可差一官检校，长官及都水官司时加巡察。若用水得所，田畴丰殖，及用水不平，并虚弃水利者，年终录为功过附考。”规定了地方水利事务由州县官检校，并将此作为官员们年终考核的标准，同时，在各水渠、斗门皆专门设立渠长、斗门长，主管行水浇田。由此可见，敦煌官员着意修建水利，更设有督察一职，以确保水利水务的正常运作。在官府对于水资源的重视之外，敦煌民俗材料中也有不少关于“水”的记载。S.0620《占梦书残卷•水篇第廿四》记有“梦见临泉，忧除，大吉”“梦见入水中戏者，大吉”“梦见清水，吉；浊，凶”。S.2222《周公解梦书残卷》也有“梦见居水上及水中坐，并吉”“梦见水门者，得官”“梦见作井者，富贵”等记载。由此可见，敦煌人对水的情感深厚，他们将梦见水视为吉兆。敦煌愿文P.3702《儿郎伟》记“大家至须努力，营农休取柴怪。”就是敦煌人民的愿望。据郑炳林在《唐五代敦煌种植林业研究》中的分析可知，敦煌三窟十七寺和若干家寺蓝若的木材用量巨大，敦煌无自然林区可伐且远距离大量木材运输对一般居民来说难以实现。因此，这些修造用材应产于人工种植林业。⑱由此可知，此时敦煌应有大面积的人工林。这一点在其他材料中也有体现：S.5448《敦煌录》表明“郡城西北一里有寺，古林荫森。”P.3703背面《释迩牟尼如来涅盘会功德赞》中就记载索公“青田数顷，世嗣丰年，绿树千株，负衣为业。”敦煌不仅造林工作较好，敦煌人对树木也有着喜爱。P.3865《阴阳宅经》就有记“宅以形势为骨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房舍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如斯，是俨雅，乃为上吉。”的记载。

三、小结

综上所述，敦煌清洁观依托于敦煌的地理环境而存在，是敦煌特色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敦煌人的清洁文化观；同时，敦煌清洁观又对敦煌的文化空间加以塑造，这里包含了敦煌人天生地对美好自然的追求、对于个人清洁卫生的要求，以及对于自然资源的珍视和有效利用。同时，需要明确的是，古代的清洁观念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清洁观念有所区别，古代人并不是以生态环境为主体的，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时代，在经济发展与清洁环保之间，他们必将更倾向前者。实践证明，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切实提高发展质量，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一名历史人，在关注和研究历史之时，也应当对当代的环保观和清洁观报以现实关怀，借古鉴今，为当今的发展提供借鉴。

注释：

①（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3页。

②（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21页。

③据朱悦梅、李并成《〈沙州都督府图经〉纂修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第61-65页可知，《沙州都督府图经》成书时间为七世纪后期到八世纪初期。

④唐耕耦、陆宏基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书目文献出版中心1986年版，第483页。P.3290记载995年东河鹘渠出现西至渐（碱）坑、东河灌进渠出现南至卤（坑）和东至卤坑；S.4172记载995年东河灌进渠三次出现卤坑。

⑤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⑥（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附子士业传》，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269页。

作者：黄青青 单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