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无锡华三房村生产收入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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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农村和农业问题，并非改革开放之后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理论，在二三十年代有相当的影响。还有不少学者，一直默默无闻地做着实证工作。自1929年起，学者陈翰笙、钱俊瑞和孙冶方等人，在苏南无锡和华北保定开展农村经济调查，到1998年春共进行了4次。锡山市（原无锡县）的行政村----华三房村就是这项追踪调查的对象之一，也是1998年第四次调查我所负责的调查村之一。

1929、1957年的两次调查，对象限于今华三房村的两个自然村－－张塘巷（本文简称A村）和华新池（本文简称B村）的农户。两村实际上联为一体，两次调查视其为一个自然村。1987和1998年，在继续对A、B村进行挨家挨户的"农户经济调查"的同时，还将整个行政村的经济状况列为调查内容。但后两次调查以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为主，基本不涉及时期的村经济。这对全面了解苏南乡村近七十年的经济、社会变迁，似显不足。加上无锡又是所谓"苏南模式"的典型之一，要深入探讨苏南模式，也有必要研究时期的经济状况。

本文以华三房村和A、B两个自然村的调查资料为主，补充其他资料，对时期该村的经济变化问题，作一初步的个案研究。出于行文的方便，首先探讨该村的生产和分配问题，然后对该村农民的纯收入试作估算。一个行政村的个案，尤其是那些繁琐、枯燥的数据分析，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已不太容易获得的实证资料；若将它置于七十年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长河之中，并与其他十村已有的调查资料联系分析，或许有它的现实意义。当然，这更多地是下一步的工作。由于资料所限，本文主要分析七十年代的情形。为了便于比较，某些问题在时间上有所上溯或下延。相关的指数都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除耕地纯收益指数是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计算的外，其余均按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1950－1984年，此时尚无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5年迄今）计算。

华三房村位于长江三角州腹地、苏南锡东平原上，西距无锡市区约18公里，今属鸿声镇。全村总面积约1.92平方公里，下辖18个自然村（今为18个村民小组）。

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河流、公路纵横交织，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当地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是土地。以A、B村为例，1952年两村人均耕地1.736亩；1957年人均1.538亩。[1]华三房村（当时是农业合作社）的耕地面积无资料可查，据当地村民介绍，与公社时期差不多。到中期的1968年，全村（当时是大队）有耕地约1600多亩。其中集体有1400多亩，社员自留地有126亩多。耕地总面积直到1982年，都无变化。人均面积在1973年约0.98亩，1982年约0.95亩[2]，变化不大。

另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表1是本村若干年的常住人口数。但不清楚劳动力数量和受教育的程度等情况。

表1、华三房村的人口状况

年份|1948|1952|1957|1969|1970|1972|1973|1976|1977|1980|1982|1997

常住人口|不详|不详|不详|1565|1608|1608|1652|1704|1704|1707|1693|1694

其中A、B两村人口|186|189|205|271|273|273|279|303|301|302|303|1694

两村户数|46|46|49|59|57|不详|63|不详|82|80|89|290

两村户均人口|4．04|4．11|4．18|4．59|4．79||4．43||3．67|3．77|3．4|3．67

资料来源：村会计资料;历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

表中所列只是户口在农村的常住人口数,他们有权参加年终经济分配.需要注意的是,反映在各种报表上的人口数稍有差异.如分粮人口和经济分配人口有的年份会相差数人,但对我们的分析影响不大.

本村生产的手段和技术水平的变化，资料没有确切的记载。据了解，解放前的生产手段多以人力和畜力为主。灌溉长期靠水车。也有用机器抽水的。如1929年，A、B两村有抽水机1部，水车2部。抽水机安装在农船上，行动便捷，可灌溉90%的农田。这种情况直到1957年，也没有多少变化。生产力的发展几乎是停滞的。农民的收入也没有增加多少。例如，1957年A、B两村人均纯收入76.12元，按可比价格计算，甚至低于解放前的三个调查年点。[3]当然，解放前是不能与共同富裕的1957年相提并论的。这里的比较只是表明，生产力水平未得到明显提高。因此，还必须探索新的发展之路。

二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这个新的发展之路就是农村。

1958年，政社完全合一的成立，华三房村由农业合作社改称曙光大队，隶属鸿声（今改镇）。此时的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一大二公"登峰造极。1962年以后，的体制不得不加以调整，形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1966年开始后，华三房村的经济体制并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当时"政治挂帅"的泛政治化对经济活动有着影响；"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自力更生"等口号反映了当时农村经济的主导思想。

华三房村（大队）的18个自然村，先后分作21、13、14和18个生产小队，如现在的A村曾分为三个小队。后期还设有农科队。大队有"革命生产领导小组"。一年之中，生产是主要的经济活动之一。如何对生产加以计划、组织和管理，是大、小队干部的头等大事。

首先是制定各种规划。这项工作主要由小队来落实，一般是以上年的实绩为基础，稍加修正。计划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农业（粮食和经济作物等种植业）和副业（蚕茧、牧、渔、副业及其他等业）的产量、收入、成本和积累与分配等项，相当详细。重要指标都要与上年的实绩作对比，通常是产量、收入、积累等高于上年，支出、成本低于上年，税金基本维持不变。其中，"产量指标"最为重要。它涉及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亩产、总产、养猪头数、外出劳务等，包括了传统农业生产活动的方方面面。

不仅有全年度的计划。每年夏收之后，还要作出秋季和次年春季的生产规划。

小队要负责规划的落实。春节后要向大队上报各项指标的落实情况。夏收后要上报本年秋季和次年春季生产规划的落实情况。

实绩通常与规划稍有出入。例如，1973年水稻亩产计划1230斤，实为1203.9斤，基本相同；水稻产量计划1814134斤，实产1688777斤，比计划少125357斤。1973年的收入指标应为326200元，实为323949元，比计划少2251元；社员分配计划占54.85%，实为49.8%；人均收入计划109.3元，实为97.55元，稍高于上一年的95.31元。[4]但若加上"家积肥"收入，就是120.06元，高于计划。

规划都是纸面上的东西。要落实规划，关键是要安排好生产。为此，生产队经常实施成本分析；检查生产进度。成本分析逐月实施，有3个步骤。首先，各小队要提供一份详尽的成本分析对照表（当年与上年），包括每项支出的实物数量、金额、当年与上年对比的增减金额数。然后，再将该表加以分类、加总；最后是各生产队农、副业支出的汇总、排名。

有的年份还要逐月提供支出指标与实际支出的对照分析。表2提供了1973年截止6月底华三房村（曙光大队）的农业、副业支出分析汇总表。

表2、华三房村1973年6月底农业、副业支出分析表单位：面积：亩；金额：元

项目|总计|其中：张塘巷|华新池

水稻面积|1402.8|95.3|77.4

种子金额|19089.67|1447.17|1255.11

每亩金额|13.30|15.185|16.21

名次||？|14

化肥金额|13973.17|746.04|556.31

每亩金额|9.74|7.83|7.18

名次||2|1

农药金额|2464.02|196.96|120.60

每亩金额|1．717|2．07|1．56

名次||？|？

积肥柴金额|7955.24|790|477

每亩金额|5.545|8.29|6.16

名次||14|11

农具添置费|637.22|144.09|26.58

每亩金额|0.444|1.51|0.36

电器添置费|384.93|70.78|15.57

每亩金额|0.268|0.74|0.20

农具修理费|766.37|15.32|11.56

每亩金额|0.53|0.16|0.12

杂支|2357.83|583.66|95.76

每亩金额|1.643|6.12|1.23

支出合计|47949.30|3994.02|2558.40

每亩金额|33.42|41.68|33.05

名次||14|9

副业支出：|||

养蚕金额|2203.90|500|62.40

每亩金额|1.536|5.24|0.862

养猪金额|4108.48|413.01|34.42

每头金额|51.35|103.25|17.21

每亩金额|2.863|4.33|0.445

资料来源：村会计资料。由表中的金额和每亩金额推算，水稻面积应为1435亩，但原资料均为1402.8亩。本表仍采用原资料数据。

各生产队还要上报"当前生产进度情况"，要求将本年度与上年度截止12月27日的生产进度进行对比，以便了解农用田的平整、施农家肥、浇氨水、水稻积肥等情况；了解桑田的整枝、翻土、积肥情况；以及油菜的加工和施肥情况等等。例如，全大队1972年平整田地9.3亩，1973年为29亩；水稻积肥1972年为33490斤，1973年达55930斤。

以上只是华三房村农业生产的计划、组织和管理情况。至于队办工业，限于资料，只知道在七十年代初，本村有了第一家企业----榨油厂，手工和机器并用。后来，又设立了锻件厂（机械厂），修理、制作小农具和减速机件等。在1973年底，设家用电器厂，主要生产胶木电器件，如插头、插座和灯头等。其经营、管理情形，今已无从详细了解。据会计资料，1973年本村有"队办工业收入"44323.11元，约占当年全村总收入的13.68%。各生产队还通过工资提留和"靠工分"（按上交工资数评定工分）等方式来管理务工和务副的社员。

如果仅从生产方面来看，体制下的生产大队就像是一个企业，各小队仿佛生产车间。其政企合一、无市场机制、没有或极少有自主权、"企业办社会"等种种特征，与国营企业如出一辙。然而，农业生产不像工业那样整齐划一，无法实施标准化生产；生产手段以手工为主，同时要指望老天帮忙，现代化程度极低；劳动记工分，而不支付现金；各项保障也远不如工人；如此等等，公社体制下的统一经营，难以形成对社员积极性的有效激励。尤其是，直接生产者农民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多少自主权，处于相当被动的境地。此外，以农为主、相当单一的生产结构也制约着生产和经济。

三

体制下，生产队的生产绩效、收益分配等问题，值得关注。

根据村会计资料和历年A、B两村的调查资料，表3列出了若干年主要农作物的收获情况；农、副业的收支；种植业每亩纯收益和劳动日的单价，并按可比价格分别算出了指数。为了便于比较，补充其他若干年的数据。

表3、华三房村的生产绩效

[1]主要农作物的收获单位：面积：亩；产量：公斤(蚕桑另计)

年份|1948|1957|1968|1970|1973|1977|1980|1982|1977

粮食播种总面积|不详|不详|不详|不详|2260.4|2277.8|2217.6|2374.7|约2100

总产|不详|不详|不详|不详|966267.5|1048275|942758|997901|838480

平均亩产|(55.6)|(102.6)|不详|不详|688.8|747.26|672.05|711.36|698.73

其中:|||||||||

夏粮面积|不详|不详|876.2|900.83|857.6|875|814.8|827.7|1000

总产|||145882.8|124832|121879|96852|301647|331845|200000

亩产|32|49.5|166.49|138.57|142.12|110.65|370|400.92|200

秋粮面积|不详|不详|不详|不详|1402.8|1402.8|1402.8|1402.8|1100

总产|不详|不详|不详|不详|844385.5|951405.5|641111|666056|634480

亩产|211.5|225.5|||601.93|678.22|470.7|474.8|576.8

油菜面积|不详|不详|109.7|89.9|120.12|93.1|142.5|167.9|不详

总产|||13925.75|11426|13886|4797|10061.5|20987.5|

蚕桑面积|不详|不详|不详|不详|172.9|166.5|116.5|不详|62

人均|0.2|0.163|||0.105|0.098|0.068||0.037

养茧·张|不详|不详|不详|不详|394|403|520|不详|不详

鲜茧·担|不详|不详|不详|不详|23880.4|29971|39423.4|不详|不详

说明：夏粮主要是指三麦，秋粮主要是指水稻；1948、1957两年的数据是A、B两村的；1968年夏粮产量包括豆产902公斤。平均亩产是以实有耕地面积计算的亩产。

[2]农、副业的收支情况单位：元

年份|农业收入|支出|副业及其他收入|支出|管理费|净收入|净收入占总收入%

1972|226237|101737|86644|11792|1782|197562|65.15

1973|235493|106488|88456|14044|1739|201678|62.26

1976|293739|132124|126782|18827|1903|267667|63.65

1977|238837|133516|143995|15643|1872|231791|60.55

1980|204804|162546|273476|50362|2120|263252|55.04

1982|245156|146139|358933|92371|2512|363064|60.10

[3]每亩纯收益和劳动日单价及其指数（1980年＝100）

年份|纯收益·元|指数|纯收益与成本之比|总工|劳动日单价·元|指数

1948|31．26|202|1．5523||0．85|121

1957|不详|||||

1972|88．76|416．9|1．2239|217061|0．73|96．47

1973|92．1|429．1|1．2141|221205|0．73|95．29

1976|115．34|520|1．2237|310985|0．65|84．71

1977|76．43|347．3|0．8030|260288|0．736|94．12

1980|30．1|100|0．2596|243103|0．85|100

1982|49．28|151．1|0．4730|397369|0．78|88．24

1997|335．21|264．8|0．6870||20～30|631．8～947

说明：纯收益指数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计算。1948、1997两年的纯收益是A、B两村的，且1948年的纯收益和雇工价格均以1957年现价表示；1997年的纯收益是税后数,但包括蚕桑收入。1997年的劳动日单价是当地的市场价格；1948年的劳动日单价是当地农业雇工的平均价格。

在列举的年份中（不含1997年），纯收益以1976年最高，1980年最低；劳动日单价正好相反，以1980年最高，1976年最低。这表明农业的收益在下降，工副业在农村收益中的份量趋重。而且，公社时期的劳动没有市场价格，表中所列仅作参考。当时国营农场一般工人的日工资，约在0.8～1元左右，依此价格，其指数就应高于表中所列。粮食亩产量，时期较以前有大幅度的增加，但改革后的粮食亩产量并无多大的增加。纯收益也不及公社时期。为了减小物价总指数不够符合当地情况所造成的误差，表中还计算了各年现价纯收益与成本之比。从结果来看，与纯收益指数所反映的趋势十分接近。只有1948、1972两年稍有差异，尤以1948年为甚。这有可能是1948-1957年的价格指数不准确。如果是这样,1948年的纯收益会比表中数据高很多。其原因究竟何在,有待研究。

经济结构方面，七十年代农业收入超过62%，若加上蚕桑、饲养的收入，传统农业收入的比例当更高。

当然，生产队也不是绝对地以粮为纲。各村都有社员外出做工。表4是1973年华三房村14个生产队社员外出做工的情况。

表4、社员外出做工的工资及其分配

村名外出人数总工资·元实际上交·元个人净得·元评靠工分

张塘巷255321.864422.414422.41

华新池154911.393112.473690.62

三介村184709.022900.153851.78

周更上154890.652775.514079.55

梁介里6842.55636.55808.1

跨东102587.61585.72715

跨西51672.05775.851543.2

大小洚61365.31027.41159.89

翁更上72240.281773.921863.03

木介坝61885.611661.31412.31

华三房193452.921049.512796.1

沈更上111857.91084.61748.94

陈介里154336.283580.093688.52

旺介里164327.954005.4393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计17444401.3630410.6613990.737737.45

资料来源：村会计资料。

表4显示，外出做工人数占常住人口的10.53%;上交工资占全村当年总收入的9.93%;做工者每人净得80.41元。当年集体年终分配也不过120.06元。此外，每位做工者所获工分,年终还可分配到15.83元。进入八十年代，工副业的收入更高。个别生产队的比重相当高。如在A村，1980年副业收入（包括社队工业的工资）占总收入的52.77%。由表3得知，各年农业收入的比例分别如下：

1972年72.30%；1973年72.69%；1976年69.85%；1977年62.39%；1980年42.82%；1982年40.58%。

传统农业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就业结构也可看出经济结构的变化。

1980年，全村953个劳力中，农业劳力有610人，占劳力总数的64%；社办企事业单位劳力有317人，其中在社办工业中的有223人；此外，到社以外全民和集体单位的劳力有12人；外出半年的劳力有14人。也即36%的劳力或64.26%的人口从事过非农业。

1982年，全村979个劳力，务农劳力481人，占49.13%，务副118人，务工306人（其中社队企业有291人），也即工副业劳力占了43.31%，或71.59%的人口从事过工副业。需要注意的是，做工者大都是亦工亦农。这也是所谓乡土工业的一大特色。但在1978年以前，做工者临时"打工"的特点更鲜明些，是十足的"副业"性质，这似乎可以视为传统农家农业和家庭副业相结合的扩大；1978年以后，外出打工相当多地升格为"正业"，这既是农村走向工业化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当然，"正业"者仍兼顾承包地的经营。

时期的分配，是农村经济生活的又一件大事。

在"队为基础"的体制中，收入分配主要是生产队的工作。有这样一些特点值得注意。首先，生产队的分配是有计划的分配；其次，分配方案的确定和监督有一定程度的公开性；第三，社员分配"按劳"与"按需"结合。

分配的计划性，其依据是人口、总工、产量等实况，并不是凭空臆造的。

一年中的分配有两次，即夏季预分和秋季预、决分；分配类型有两种，即粮柴（实物）分配和经济（现金）分配。

当时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隔绝，农民只能向土地讨生活；队为基础，参加分配关系到每个人的基本生存。只有那些户口在本村的常住人口，才有权参加分配。

粮柴分配方面，一年之中，生产队要分别进行夏季粮食分配和秋季粮食分配，以及全年的粮柴分配决算。夏季粮食的"预分"一般在夏收之后进行，主要分配麦子和双季稻；秋季粮食的预分、决分和全年的粮柴分配决算，当然是在秋收之后进行，并在当年的12月底全部完成分配（包括现金分配）。当然，在"秋粮分配总方案"上，体现的是全年（包括夏粮）粮食分配情况。

收获的粮食首先要满足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然后才是"三留"（种子、饲料和口粮）。关乎农民生存的口粮分配，按规定需经自报、公议和厘定的程序。实际情况是，"吃平均粮"（按需分配）、吃"按劳粮"（按劳分配）以及"按人粮分等"（按年龄大小分粮，实际是按需分配）相结合。

例如，1973年A村计划产粮（所谓"三定总产"）101904斤（麦、稻、豆），实产134324斤；国家征购6568斤，超购8660斤，实际完成"国家任务"25228斤，占总产的18.78%；尚有119114斤粮食供集体和社员分配。其中，除掉留种、饲料、人口迁出、死亡等其他用粮、储备粮等，还有94507斤用作口粮。按161人分配，人均587斤。其中，17人按587斤"吃平均粮"9979斤，占10.6%；余下的80137斤，以17%即14370斤为"按劳粮"（占口粮总数的15.2%。17%这个比例是大队统一规定的），按26132个总工分配，平均每个工0.55斤。剩余的70158斤再按年龄分配，当时称作"按人粮分等"。具体标准为：1--3岁的250斤，4--7岁的400斤，8岁以上的513斤。其中，1--3岁和4--7岁的口粮标准是大队统一规定的，未满1岁和8岁以上的口粮标准由生产队自定。

社员分得的粮食中，若将口粮加上猪饲料等生产性用粮9885斤，则社员共分得104392斤，其中由于生产（养猪）、劳动（劳动粮）共得24255斤，占社员所得粮食的23.23%。以上是张塘巷生产队自己制定的秋季粮食分配总方案。它与该队的粮柴决算明细方案的数据有微小的差异。

从1973年全大队的粮食分配来看，"按劳粮"占社员所得粮的13.6%；加上饲料粮约占社员所得粮的23.54%。[5]

1977年，全大队社员分配粮食1002125斤，人均588斤，其中按人口分配844751斤，占84.3%；余下按工分分配。[6]1980年，全大队社员分配粮食1100946斤，人均637.86斤，其中按人口分配818305斤，占74.33%；按工分分配282641斤，占26.67%。[7]无论那种计算方法都表明，农村粮食分配仍以按需分配为主。实行承包制后，口粮田也是按人口均分的。当然，粮食是消费品，耕地是生产资料，两者对劳动者的激励不可同日而语。

粮食的分配情况列为表5。补充之前和之后的数据，是为了便于比较。显然，人均口粮呈上升趋势。

表5、华三房村的粮食分配单位：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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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总产上交国家比例饲料社员口粮比例饲料和口粮参加分配人均

%%共占%人口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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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319.06

1957409

1973192166759786031.118831697476950.7355.321652590.05

1977209678081533138.8897501100036747.7152.361701588.11

1980195825345591023.28167123107565454.9363.461722624.65

1982199580258021529.07152981107565453.8961.561701632.36

1997169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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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村会计资料。其中，1948、1957和1997三年的人均口粮数是对A、B两村调查所得的数据；且1997年的口粮数实际是当年人均占有的粮食数量，因为此时粮食完全由家庭生产，不存在统一"分配"的问题。1980年采用"农村收益分配"表，其他各年采用"粮食产、购、留结算表"。不同的统计报表的数据稍有差异。例如，分粮人口数与经济分配人口数不完全相同；粮食总产量也不尽一致。但差异极小，不影响分析。

现金的分配，根据全家的人口、工分数，也经过自报、公议这种象征性的民主程序进行，实际分配是按全家的工分数来分配的，换言之，即"按劳分配"。每个生产队的分配方案，需经队长、贫协主任和会计（制表人）签名。

也不是户户有余。例如，1973年A村每个工值0.69元，有13户收不抵支，占40户的32.5%，社员人均结余11.28元；B村每个工值0.75元，有4户亏损，占25户的16%，社员人均结余25.39元。当然，这里不包括家庭副业等方面的纯收入。

表6是秋季分配经济方案的汇总。这也是全年的经济分配方案。

表6、华三房村秋季分配经济方案汇总表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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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197219731976197719801982

户数?397?446？479

人口16581652170417041707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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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312881323949.5420521382832478280604089

其中：农业226237235493.9293739238837204804245156

副业及其他8664488455.63126782143995273476358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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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支出115312122271.57152854151014215028241025

其中：农业101737106487.9132124133516162546146139

每亩平均75.8694.1796.89104.18

副业及其他1179214044.3918827156435036292371

管理费1782.31739.28190318722120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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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收入197569201677.95267667231791263252363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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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14879.315026.66151451414717182.618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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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积累24712253864890234790386383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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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员分配158027.8161265203617191608207432308726

人均95.3197.55119.46106.95121.6182.35

加"家积肥"120.06123.54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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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村会计资料。这里的"农业"，仅指粮食种植；"副业及其他"包括林、牧、副、渔等业。

后期经济的活跃已影响到收入分配。如在1977年A村的总收入中，副业占了57.26%；而在副业收入22831.2元中，除了传统的养蚕业仍占较多份额（约20.8%），工资已占到62.9%。1980年，种植业收入占总收入的42.82%，在社员分配中，务农社员分配额占64.26%，务工社员分配额占33.78%,奖金占1.96%。1982年，种植业收入占总收入的40.58%，在社员分配中，务农分配占62.8%，务工分配占34.5%，务副分配占1.13%，奖金分配占1.54%。

从收入构成看，种植业在1980、1982年已降到42%以下。不过，仅从社员收益分配的角度看，当地农民的主业仍是种植业。

尽管公社体制下的收益分配有严格的计划，按劳、按需兼顾，有一定程度的公开性。但因总的生产力水平不高，生产、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以及当时城乡隔绝、无市场机制等大环境，社员分配的水平还不高。

五

最后，对公社时期社农民的纯收入试作估算。

表6有社员从生产队经济分配中所得的收入，但不包括：社员从事工副业的净收入（即扣除上交生产队提留后的收入）；得自自留地的纯收入；家庭饲养得到的纯收入。加上这些，就能估算出社员纯收入的最低数。因为家庭副业较繁杂，转移性收入也无法得到，所以，农民的全部收入太难估算。

1973年，全大队人均分配120.06元。七十年代，华三房村有自留地126.26亩，按当年每亩纯收益92元计，共11615.92元,人均7.03元。另外，社员外出做工所得净收入8.47元（由表4推算）。家庭养猪共出售肉猪808头，约重56560斤（每斤约0.58元）；加上饲养家禽所得，人均纯收入估计有25元。因此，人均纯收入共有160.56元。集体分配的超过70%。

1977年，人均分配123.54元。自留地纯收益以每亩73.46元计，共9275.06元，人均5.44元。做工净得约8.5元，家庭养殖增加25元（由1973年推算），人均纯收入就是162.48元。

1980年，人均分配121.6元。至于社员得自工副业的净收入，限于资料，只能根据当地承包前的实际情况，将农民得自工副业的净收入与分配收入的比例定为1:1。由此，人均纯收入可调整为243.2元。自留地的纯收益（每亩30.1元）共7224元，人均4.23元。社员出售和自宰肉猪约1200头（每斤0.6269元），加上家禽等收入，人均约34.57元。这样，人均纯收入共280.05元。

在280.05元中，农、林、牧、渔等业收入占41.76%，工副业收入占58.24%。集体分配的收入占43.39%。

1982年，自留地扩大到240亩。当年经济分配人均196.9元。至于得自工副业的净收入，不妨看看A、B两村的情形。

在A村，全队196人，劳力122人，有47人在队、社和县办企业工作过，也即23.98%的人或38.52%的劳力曾经务工，有工资收入29778.58元，人均633.58元；集体从中提留了2221.36元，占7.46%。人均自得586.32元。此外，有24人曾外出打工或经营，共收入16940.95元，人均705.86元；集体提留2274.9元，占13.43%。人均自得611元。工副业加起来，计算总人口，则人均总收入238.36元，人均自得215.42元。（参见该生产队1982年务工、务副等"经济收入分成、交积累分配结算"表）。这年，该生产队社员分配32432元，人均分配165.45元。但农民得自工副业的净收入已超过分配所得。由此推算，人均纯收入可能有380.87元。

B村的情况与此相近。全队107人，有劳力54人，15人在社队企业，1人在县办企业，另有7人曾外出打工或经营。（其中1人既在队办企业工作，又曾外出，因而实有22人务工务副。村报表作23人，不确。）也即有20.56%的人口或40.74%的劳力务工或务副。他们有工资收入6963.12元，人均316.5元；集体提留1781.76元，占25.59%。人均自得235.52元。计算总人口，则得自工副业的人均总收入为65.08元，人均自得48.42元。这年，该队社员分配14330元，人均133.93元，加上工副业净收入，可以推算人均纯收入约182.35元。

综合两村情形，人均纯收入就是310.77元；集体分配收入154.32元，是纯收入的49.657%。由此推算，全大队1693人，人均纯收入应从196.9元调整为396.52元。当年自留地纯收益（每亩49.28元）约11827.2元，人均7元。加上饲养业的收入42.71元（售猪约115343斤），人均纯收入就是446.23元。集体分配收入占38.07%，这远低于全国水平。（当年全国为52.88%。）

根据有关的价格指数，华三房村人均纯收入列为表7。为了比较，表7还列出了其他若干年的纯收入数。当然，它们只是A、B两个自然村的情形。但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权作华三房村的估计数。

表7、华三房村人均纯收入及其指数（1980年＝100）

年份|纯收入（当年价，元）|指数|全国平均农民纯收入（当年价，元）

1948|89．5|51．5|不详

1957|76．12|32．9|72．95

1973|152．09|60．9|不详

1977|153．98|59．8|不详

1978|不详||133．6

1980|280．05|100|191．3

1982|446．23|152．8|270．11

1997|4001．96|383．5|2090

由表7，1957--1977年的20年间，人均纯收入年递增速度约为3.3%，与同期全国水平相同。1980--1997年的17年间，人均纯收入年递增速度约为8.23%，可能高于全国水平（1981--199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7.1%）。

人均纯收入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看到，地处苏南的华三房村，在时期，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相当缓慢。改革开放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这主要得益于非农产业，尤其是乡镇工业的发展。例如，在1997年A、B两个自然村的人均纯收入中，种植业纯收入仅占5.62%。在总收入中也只占9.2%。因此，种植业已不是农民的主业了。[8]

仅从一个村（大队）的个案研究中，我们还不能得出什么一般性的结论来。不过，我们仍能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中，生产队的生产是有计划的，但结构比较单一，没有市场支撑，也缺乏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自主权，还要靠老天帮忙；生产过程有较严格的管理（包括经常性的成本分析），但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缺乏对社员劳动积极性的有效激励，也不适应农业生产无法标准化的特点；生产队获得的外部投入也微乎其微。只是到了的末期，改革进程开始，非农产业和个人、家庭的经营才由配角逐渐上升为经济活动的主角。收益分配有周密的计划，有监督机制，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但总的生产力水平严重制约了社员收入的增加。直接生产者农民（社员），只是承担生产任务、接受集体分配的被动角色。他们是集体经济兼顾的对象，其劳动能力和劳动成果，没有市场为之定价，只能在全村的评议中通过"评工分"确认其劳动能力，在夏秋通过实物和经济分配来确定其劳动成果。他们是集体经济的依附者。然而，集体经济绩效的好坏，又恰恰取决于他们的积极主动性。社员既要付出劳动以创造劳动果实，但又只能被动地受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兼顾"，处境尴尬。

与今天相比，公社体制的致命缺陷是，经济的计划和命令性质，集体、统一性的劳动方式，加上泛政治化的氛围，使广大农民在经济、社会活动中，严重缺乏自由。农民的创造性受到压抑，农村经济的活力受到极大的制约。改革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解除了加在农民身上的种种束缚，从而使生产力中最积极的要素－－人得到了解放。

提要

1929－1998年对无锡、保定22村的经济调查，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农村的经济变迁，提供了难得的实证资料。本文以历次调查的对象之一――无锡县（今锡山市）华三房行政村为个案，着重分析了七十年代该村的生产、收入和分配等问题，并估算了该村农民的纯收入。为了比较，时间不限于七十年代。文章提出，体制下的生产大队和小队的生产有一定的计划和成本核算，但脱离市场、没有或极少有自主权。经济结构虽非绝对地以粮为纲，但还是比较单一。分配方面有计划，也有监督，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结合，但分配水平不高；农民的收益也没有市场为之定价。在全部经济活动中，直接生产者农民很少有自主权，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家和集体的生产安排和利益"兼顾"，处于相当被动的境地。改革使农村生产力中最积极的要素――农民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

THEPRODUCTION,INCOME,ANDDISTRIBUTIONINHUASANFANGVILLAGEOFWUXI:1970-80

Huasanfangisoneofthe22investigatedvillagesinWuxi-Baodingruraleconomicsurveysduring1929-98whichaffordusvaluableandpositivematerialsforstudyingChina''''sruraleconomicchangesinmoderntimes.Basedonthedataofthesurveys,thispaperfocusedondiscussingtheproduction,income,anddistributioninthevillagein1970sandtriedtogiveanestimationontheaveragelevelofpureincomeofthepeasantsthere.TheauthorpointedoutinthispaperthatunderthePeople''''sCommunesystem,bothproductionanddistributionledbythecollectivewerecarriedoutunderplansinwhicheventheproductionbrigadesandteamshadlittlerightsinkeepingtheinitiativeintheirownhands.Althoughbeingmadewithcertainconsiderationsoncostaccountings,theproductionplansweredivorcedfrommarket,andunderwhich,thestructureofproductionwasrathersimplethoughitwasnotabsolutelytakengrainsasthekeylink.Intheaspectofdistribution,whichwascarriedoutaccordingtoworkandneedandsupervisedbythecollective,theincomeofpeasantswasratherlowandalsodivorcedfrommarket.Itwasonlythroughtheruralreformsince1978,peasantsasdirectproducersbegantotaketheirdestinyintotheirownhandsandacquiredmoreandmorefreedominbothproductionanddistribution,andtherefore,increasedtheirincomegreatly.

注释

[1]据1929--1957年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计算。

[2]据村会计资料计算。

[3]笔者估计，A、B两村1929、1936和1948等三年的纯收入分别是90.26、84.29和118.26元（1957年价）。关于1929--1957年本村的经济，将专文讨论。

[4]参见村会计资料"1973年各项指标落实表"。

[5]参见"1973年农村收益分配"表。该表数据与"粮食产、购、留结算表"稍有出入，但对本文的分析影响不大。本文之所以采用不同的报表，原因在于各表的细目不一，只能视可以利用的数据而定。

[6]参见"1973年农村收益分配"表。

[7]参见"1980年农村收益分配"表。

[8]关于这个问题，参见《锡山市鸿声镇华三房村概况》，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保"调查课题组：《中国村庄经济――无锡保定二十二村概况（1987－1998）》，中国财经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