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一99年间江苏灾荒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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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苏近代灾荒的成因

江苏省地处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北接山东，西邻安徽，南接浙江(今日的上海市地区在清代与民国初年原为江苏省辖区)，总面积约10万多平方公里。长江从省境南部穿过，淮河从省境北部穿过，将江苏全省天然地划分为苏南、淮南、淮北三个部分。苏南多丘陵与平原，苏北的淮南、淮北则是一望无际的冲积大平原，只是在最北部与山东省接壤的地带有低矮的山丘。江苏全省气候温和，光照充足，土壤肥沃，滨江临海，河湖棋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主要农产区与富庶的鱼米之乡，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自唐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呈衰颓趋势。江苏的传统自然经济也日益破败，如江河日下。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与破坏加剧。

江苏地区的地势与气候条件，虽有许多利于农业发展的因素；但亦有许多不利之处，即有许多极易形成各种自然灾害，特别是水灾的自然因素。

就气候而言，江淮地区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又是大陆与海洋气候的过渡带，每年降雨时间集中于6、7、8三个月份，从连绵多日的梅雨到夏季的暴雨，雨量大，来势猛，延续时间长，并时常伴有台风侵袭与海潮顶托，极易形成水灾；而且各年间降水量差异很大，形成洪水年与枯水年，造成水灾与旱灾交替发生。

就地形而言，江苏地处长江、淮河及沂、沭、泗等诸河下游，上游客水过境，形成著名的洪水走廊。而江苏全省地势低平，特别是苏北，为冲积大平原，北部与西部分布山脉与丘陵，东部为大梅，南部有长江，若遇洪水年，一旦上游客水汹涌而来，或本地暴雨成灾，各河流湖泊既不能容纳来水，又不能及时宣泄洪流，再遇上台风并发或海潮顶托，必然造成水涨堤溃、城乡淹没、屋毁人亡的灾害惨景；但在北宋黄河南下夺淮之前，淮河独流人海，水宽河深，泥沙较少，再加上淮河水系其他河流与湖泊蓄水排洪，自然灾害尚不严重。到十二世纪黄河南下夺淮渎下游人海后，于是，“淮受其病；淮病而人淮诸水泛滥四出，江(苏)，安(徽)两省无不病”（《清史稿·卷128·河渠志·淮河》）此后数百年间，苏北地区由于黄河夹带的泥沙壅塞了淮泗流域的大小湖泊与河流，破坏了原淮河流域良好的水网系统，黄河常常决口，淮水又无法人海，四处泛滥，在淮河入经安徽与江苏接壤处，形成了一片浩瀚的洪泽湖，全靠洪泽湖东岸人工修造的高家堰大堤栏蓄上游洪水，但一旦洪水量大，高家堰大堤往往拦蓄不住，或堤溃，或由官府开放堤坝，滔滔洪水转眼就会淹没以扬州与淮阴为中心的苏北里下河广大地区。苏北民谚说：“倒了高家堰，准扬不见面，”就是描述的这可怕情景。

苏南地区虽地理条件优于苏北，但亦有严重弊病：苏南地势西高东低，西部有宁镇山脉与茅山山脉，且与皖南、浙江山区相连，而东部则是低洼的太湖平原与沿江沿海冲积平原。据地质调查，苏南西部固城湖底最深处的海拔高度比苏南东部最高处的海拔高度还要高。夏秋间西部山丘地带极易山洪暴发，全凭高淳县境内在宋代修筑的东坝、下坝阻挡。若东坝、下坝冲坍，则上游洪水一泻千里，会淹没整个苏南地区。苏南民谚说：“东坝倒，北寺塔(苏州市内一座高塔)上飘稻草”，此之谓也。

另外，流经江苏的长江，为中国第一大河，自入清以后，由于上游地区开山毁林，水土流失严重，“泥沙随雨尽下，故汉之石水斗泥，几同浊河”；而下游地区又大量筑圩垦田，“泽国尽成桑麻”（《魏源集》上册第338页），江水不能畅流。于是，长江年年泛滥，给两岸地区造成极大危害。

到了清代中叶乾隆、嘉庆年间，由于中国封建社会走到了末世，专制黑暗，吏治腐败，民不聊生，水利不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江苏全省各地区的自然灾害日益加剧。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前八十年。这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历经灾难与屈辱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王朝走向崩溃、社会激烈动荡、重大的历史事件连续发生的时期。由于内忧外患的刺激，由于种种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的作用，江苏地区的自然灾害在这时期达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程度。

下面，我们将江苏地区自1821年即道光元年到1919年“五四”前大约八十年间的自然灾害，分为五个阶段作一简述。

二、鸦片战争前后江苏多年发生大水灾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正是清王朝道光二十年。这位在1821年上台的道光皇帝是清王朝入关后的第六位皇帝，从1821年到1850年，在位恰好是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江苏的自然灾害以连续多年的大水灾为主要特征。它不仅严重破坏了江苏的农业经济与社会生活，而且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据史料记载，1823年（道光三年）苏南、苏北发生大水灾。甘熙《白下琐言》记载：“道光癸未，夏秋之间，江南大水，平地深数尺，滨江居民田庐悉被淹没，溺死者无算。棺柩乘流而下。救生局绅士在靖安厂捞埋一千有奇。”苏北也是一片水灾惨景，仪征人厉同勋作《前后六水行》，写道：“道光三年六月三日，邑中江水大涨，滨江禾苗尽损……君不见，大江边，惨乎天，弃儿为蛇食，卖儿不值钱，挈老携幼饿且死，十里五里无人烟。”当时林则徐任江苏按察使，面对汹涌洪水，先后撰写《都城隍庙祈晴疏》等，向神灵祈晴。这年底，松江饥民起事，江苏巡抚韩文绮准备调兵镇压，林则徐力陈不可，亲自乘舟前往调解，方平息事态。

自1823年大水灾后，江苏全省又连续发生水灾多年。1826年(道光六年)，苏北洪泽湖水涨，政府当局为保堤工，开启车逻、昭关等五坝，里下河各州县尽被淹没。1831年(道光十一年)，苏北的扬州、淮安与江南的江宁、镇江四府各州县又发生大水灾。时人写道：“斗维四郡水涌溃，百余年来无此愆。”新任江宁布政使的林则徐从清江，经桃源(今泗阳)、宝应、高邮、甘泉、江都进行视察，见“民田庐舍尚在巨浸之中，浅者淹及半扉，深者仅露檐脊。”1832年(道光十二年)，苏南大早，酷暑逼人，大地龟裂；苏北徐州、淮阴一带却大雨滂沱，黄河异涨。9月15日，桃源县(今泗阳县)监生陈端等土豪劣绅竟盗掘桃南厅十三堡黄河大堤，造成黄河决口，淹没淮扬大地。1833年(道光十三年)，江苏全省又发生大水灾；当时已担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江苏之病，更比吾闽为难治者，以局面太大，积重难返二语尽之。自道光三年至今，总未得一大好年岁。……江北连岁水灾，更不可问……高邮四坝，无岁不开，下河七州县，无岁而不鱼鳖。黠者告荒包赈，健者逃荒横索，皆虎狼也；惟老病之人则以沟壑为归日耳……。”面对江苏”处处如是，岁岁如是”的严重灾情，以“能吏”著称的林则徐也发出了“智勇俱困，为之奈何”的慨叹。（《致陈寿祺》）

在此后，1835年(道光十五年)，江苏全省大旱，苏北还发生蝗灾。1840年(道光二十年)，正是鸦片战争爆发的一年，英国侵略军的舰队从广东、福建北上，在江苏沿海巡弋，战火日益逼近。正当江苏人民忙于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事项时，这年7、8月问，江苏连降大雨，山水骤发，江潮涌灌人省城江宁(今南京)，全省64厅、州、县被灾。苏州还发生地震。冬天，江苏又发生雹灾。第二年，即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8月2日(农历六月十六日)，黄河于河南省祥符县决口，泛滥千里，直注洪泽湖，苏北部分地区被灾。夏秋间，江苏淫雨连绵，加上黄河水泛滥影响，苏北成大水灾，“田庐皆在巨浸中”。这是黄河连续三年决口的第一年。到了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鸦片战争进入第三年。这年6月，英国侵略军改变战略进攻方向，向长江流域发动进攻，先相继攻占吴淞、上海，接着沿长江西上，于7月下旬血洗镇江、炮轰扬州老河影，然后于8月初陈兵南京城下。江苏人民进行着艰苦的反侵略战争。这年，江苏由夏人秋，亢旱甚久，且由于上年黄河在河南祥符决口，影响本省，故夏收“合计通省约收五分有余”；到了8月22日（农历七月十七日），即英国侵略军正威逼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期间，黄河突然于桃源县（今泗阳县）北崔镇汛决口190余丈，黄水漫溢；与此同时，上游徐州府之铜山、萧县境内黄河亦漫越决口，“以至田亩庐舍均破浸没，居民迁徙，栖食两无”。这年秋，苏南的苏州、松江两府因秋雨连绵，“秋禾被水歉收”这样，在1842年全年，形成了江苏全省性的灾害：江苏人民遭受到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而天灾又严重影响了反侵略战争。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蒙受了日益加重的灾难与耻辱，四十年代中叶，江苏连连小灾不断。到1848、1849、1850这道光朝的最后三年，终于形成了连续三年的大水灾：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发生了东南苏．皖．豫、浙、鄂、赣、湘、鲁八省水灾，其中以江苏灾情最重，遭受地区达65个厅、川、县及卫。夏间，连降暴雨，加之上游长江、黄河盛涨，下有海潮汹涌，高达丈余，海水内灌。地方官下令开放里运河五坝，河堤溃溢，苏北里下河广大地区全部被淹。当时正值秋熟在望，里下河人民成千；上万涌到堤坝上要求政府当局延期五天开坝，希望抢收一点粮食，竟遭清廷当局开枪镇压。南京城亦被水淹，街道上行船。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说：“接南中家信，金陵、仪征一带，居民皆架木栖止……哀鸿遍野，百姓其鱼。”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又发生了三江(江苏．浙江．江西；两湖(湖北、湖南)，安徽的大水灾，江苏灾情比上年更重：苏南各州县”一望，田河莫辩”；苏北扬州，淮安府各地圩堤冲毁，田庐漂没；南京城内水深三．四尺，连两江总督衙门亦有一．二尺积水，南京居民被迫避居钟山之上。魏源在《江南吟》中描述这年南京灾情时写道：

“……城南栘家走城北，月华照城如泽国。船撑桥顶鸡栖树，父老百年未传说。一岁潦尚可，岁岁淹杀我。南北六朝都江左，几见金陵之城水中坐，……”（《魏源集》）下册第671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由于这年江苏南北普遍水灾，各地农村不断发生“抢大产”、“借荒”的群众自发斗争。

1850年(道光三十年)，道光朝的最后一年，江苏仍有较大水灾，虽较上年为轻，但仍造成较大灾害，特别是苏北，自9月19日(八月十四日)起，烈风暴雨两昼夜，造成洪泽湖沿堤石工坍塌千余丈，湖水横决，巨浪如山，“见之令人心悸”。这年全省受灾区达61厅、州、县。由于多年严重的灾荒及其造成的灾民遍地、民变四起，为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在江苏的发展蔓延奠定了基础。

三、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苏交替发生的水、旱、蝗灾与疫灾

道光帝死后，其子爱新觉罗·奕行登基，是为咸丰帝，以1851年为咸丰元年。就在这一年，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在广西爆发，并迅速打向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于1853年（咸丰三年）3月19日攻占南京，建立了与北京满清王朝对立的农民政权达十余年之久，革命势力向全国发展。江苏地区成为太平天国的政治中心与主要战场。

在这十余年里，由于战争的败坏、河工的废弛以及其他原因，江苏地区的自然灾害呈现出水、旱、蝗灾与疫灾频繁发生并交替发生的重要特点，给江苏人民带来、大的危害。

首先，在1851年(咸丰元年)9月15日(八月二十日)，江苏丰县黄河北岸大决口，口宽很快发展到数百丈。在这之前约半个多月，运河在扬州甘泉县境溃溢。甚至连苏北平原东部盐城至南通间的18个盐场也被浸淹，“伤人奚止数万，灾民纷纷四散”，这样，苏北大地成一片。其中黄河决口所在的丰、沛两县受灾最重，“浸成泽国”，平地水深达三、四文，“沿河饥民，人皆相食。”直至1853年3月，丰工始行合龙。在这长达一年半的时间中，苏北灾区人民苦不堪言。1953年初有一个叫曹蓝田的人记下他目睹的情景是：“至清江浦，饥民夹道，愁苦之声，颠连之状，惨不忍言。越日渡河，行经邳州、桃源、宿迁等处，沿途饿莩，市井街巷多弃尸。询之土人，皆云前年河决丰北，去年塞而复决，死者过多，故收葬者少”。（曹蓝田《癸丑会试纪行》）

到了1853年，即太平军攻占南京，接着又攻占镇江、扬州，将农民起义烈火燃向江苏大地的那一年。由于在南京等地连续发生激烈的战斗，死尸过多、不及掩埋，恰又遇上“天太早，赤地千里”，造成“疫气流行”，军民大量死亡，清军与太平军双方都因疫病死了很多人。

1855年(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遂改道北上经山东人诲，给苏北流下一段淤塞的黄淮故道，满目风沙，淮河水迫经洪泽湖，由三河人长江，仍常常造成灾害：1856年，发生了包括苏、浙、皖、鄂、湘、豫、鲁、陕八省的大面积旱灾，灾情严重，“为数十年所未有”。江苏自陔年6月以后，一直亢晴无雨，湖荡干涸，田地龟裂，禾稼枯萎。延至Q月，“大早百余日”，全年无收，饥民发生“人相食”的惨景。当时，清军与太平军．捻军发生激战，太平军又发生内讧，“兵乱兼大早，几至饿莩盈野”由于天早等原因，从1856年到1857年，江苏连续两年发生蝗灾，为害甚烈。在1856年(咸丰六年)，从8月到9月，从苏北到苏南，经常是“飞蝗蔽天”，“每过境时，日月为之蔽光”，“食禾如疾风扫叶，顷刻而尽”：第二年，即1857年（咸丰七年），蝗灾仍十分严重。太平军在其占领地区号召群众灭蝗，“出示捕收，每斤七、八文……然愈捕愈多，愈捕愈大”，有的地方竟“蝗虫积地有尺许厚”。1860年（咸丰十年）秋，苏南因发生太平军东进占领苏常的大战，使该地区再次发生瘟疫流行，据统计，当地人民因战死、淹死、饿死与染瘟疫而死，“几去其半”。1863年至1864年江苏许多地方又一次发生大面积疾疫，人民死亡很多。

四、洋务运动时期的江苏灾荒

1864年(同治三年)7月19日，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被清军攻陷。再过几年，到1868年(同治七年)1月，太平军余部在扬州也全军覆没。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归于失败。清王朝在人民的血泊中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清王朝中的一部分有识见的官僚鉴于内忧外患的教训，开展了一场以兴办近代机器工矿大企业与近代陆海军为主要内容的“自强运动”，亦称“洋务运动”。这场运动从同治朝延续到光绪朝中叶，因而被清廷吹嘘为“同光中兴”。但是在这表面的“中兴”背后，隐藏着清王朝更大的危机。不仅外患频仍，边疆处处风烟，而且自然灾害的加剧使传统农业与新兴的工矿企业都发生根本的动摇，社会也随之动荡不安。江苏是其中的典型地区之一。

1875年为光绪元年，北方京师及直隶等地区发生旱灾。到了1876年，旱情向华北、华东广大地区发展，灾情也日益加重。江苏北部的海州(今连云港)、沭阳等地发生严重干旱，农作物多半干枯。两江总督沈葆桢、江苏巡抚吴元炳向朝廷奏报中说：“光绪二年，江北各属被旱，海州、沭阳歉收甚广。”苏北及山东、安徽的大批灾民被迫到江南觅食，造成江南社会动荡。史料中说：“淮、徐、海、沭大饥，官赈勿给，而民气刚劲，饥则掠人食，旅者往往失踪，相戒裹足。”据江苏巡抚吴元柄奏报，从这年11月中开始，苏北大批饥民过江，流亡江南，“十百成群，殆无虚日”，苏南地方官绅在各地设厂留养，计苏州共留养16500余口，苏、松、太各属分养8000余口，常州收养3100余口，江阴收养4600余口，镇江收养3000余口，扬州收养41900余口。此外，尚有“随时分起遣回就地给赈者”9400余口。总计各处共收养遭灾流民约9万。清政府对如此众多的流民涌向江南及其可能引起的社会动荡十分不安，于1877年1月11日(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谕说：“本年江北旱灾较重，饥民四出，兼以山东、安徽灾黎纷纷渡江，前赴苏、常就食，业经沈葆帧等筹款抚恤，惟饥民为数较多，江南岁仅中稔，户鲜库存，诚恐赈费不敷，亟应豫为筹画”。（《清德宗实录》卷43）

1876年旱灾为害严重。然而，到了1877年（光绪三年，丁丑年）、1878年（光绪四年，戊寅年），则发生了更为严重可怕、骇人听闻的“丁戊奇荒”：这两年，以山西、河南为中心，旁及直隶、陕西、甘肃全省及山东、江苏、安徽、四川之部分地区，干旱无雨，赤地千里，延续两年，颗粒无收，再加上这些地区前两年多已久旱成灾，现在则是灾上加灾，灾情怵目惊心。江苏北部1877年在发生旱灾的同时，又发生蝗灾，飞蝗麋集之处，“竟至堆积盈尺”。1878年，江苏许多地方则是水、旱、风，雹，虫并存，在无锡还多次发生地震。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自然灾害部集中在黄河，几乎连年漫决。由于黄河已北上经山东人海，故江苏遭受灾害较轻。但到了1889年(光绪十五年)，中国腹地的主要省份发生了严重的大面积水灾，江苏地区，特别是苏南，也遭到一场浩劫。这年春夏间，江苏省区本风调雨顺，丰收有望，不料在9月中旬以后连续暴雨，很快成灾。两江总督曾国荃在这年11月19日(十月二十七日)的奏折中说：“江苏、浙江两省，本年人夏后田禾畅茂，正期秋后丰登，讵八月下旬连朝淫雨，九月三旬几乎五日不雨，以致转丰为欠，被灾均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档》，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曾国荃片)江苏这年灾情以苏州府最重，松江府与太仓州次之，常州府、镇江府又次之。苏州府属之中，又以震泽、吴江、昆山、新阳为最严重。因为此四县地处太湖下游，“为众流所归”，加之地势低洼，因而悉被水淹，遍地积潦，直至这年年底还有近一半左右的“未经涸出之田”。苏州城附近的长洲、元和、吴县至腊月间还有20—30％的田地来曾涸复，“田畴宛在水中”。被淹之地，不仅本年绝收，来年耕种亦有极大困难。据统计，这年江苏全省被灾地区达70厅、州．县。

洋务运动开展前后约三十年时间中，江苏与全国各地连年的灾荒，不仅制约、延缓、破坏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与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进程，而且加剧了人民的穷困与社会的动荡，也严重削弱了中国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康有为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就指出：“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束竭，将有他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140页)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事实。

五、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期间江苏的灾害

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签订，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兴起，这近二十年的时间，是满清王朝覆没前的最后一段时期，也是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中，一方面，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与耻辱；另一方面，、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中国人民要求变革与革命的浪潮汹涌潮湃。社会的动荡加剧了自然灾害的频发，而自然灾害的频发又加速了社会的动荡与革命的兴起。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是《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在这兵败国破、丧权辱国的困难时期，自然灾害又一次在中国大地上肆虐。这年江苏自夏至秋，雨水过多，苏南一带田禾受伤，收成歉薄；苏北部分地区水灾严重，低处积水深达七、八尺，高处亦四、五尺不等，收成更少。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江苏遭受更大的水灾。6月间，全省连续十余天倾盆大雨，使夏麦基本失收。人秋后，又“秋霖连绵，山河合溜，稻梁菽麦，旁及菜蔬，霉烂漂流，一时俱尽，城县村落，十室九空”。尤其是苏北地区，被灾极重。邳州、宿迁、睢宁、沭阳、安东（今涟水）等地，不但田地积水，而且道路被淹，交通断绝。这些地方的灾民纷纷南下就食。据有关资料记载，海州、沭阳、安东（今连水）、清河（今淮阴）四州县有灾民20余万；清河、桃源（今泗阳）所辖之鱼沟、王家集等处有灾民16万有奇；清江南来灾民前后共有12万多；其中仅涌入通州（今南通）一地的难民就有13000余人。（《刘坤一致松椿书》）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这一年苏北被水时间较上年为早，灾情也“较上年殆过有之”。6月中旬（四月下旬），徐州、淮安、海州等府连遭大雨，加之山东山水骤发，沂河，运河的客水涌入苏境，上述地区的堤埝多处被冲坏，低田一片。6月30日（五月十二日）后，；又连降暴雨，通宵达旦，“沟浍盈溢，洼区弥漫”。8月以后，仍是雨多晴少，被水之田难以涸复。据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奎俊报称：“次贫之户亦复转为极贫，数百万灾黎嗷嗷待哺。”但赈款仅筹得20万两，“以灾民数百余万当之，每口仅得银二钱，安能济事?”灾民只得纷纷南下逃荒，至年末“先后已不下二、三十万”，其中“槁项黄馘而毙者，日不下数十人”。（《刘坤一集》）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初，全国各地自然灾害照旧肆虐。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全国普遍发生水灾，以长江流域最重。这年夏天，“长江自鄂以下决堤，不可胜计。”（《翁同禾日记》第5册2326页），使得“东南滨江数省，皆被水患”。（《上渝》）江苏处于长江最下游，6、7月间，先受暴雨侵袭，后又风潮顶托，沿江沿海一带，尽成泽国，全省圩埂被冲决共千余处。南京城内“积潦深至数尺”。这年9月24日清廷《上谕》，称“此次苏省水灾，实为数十年所未有”。（《清德宗实录》卷486）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江苏沿海地区发生了特大风潮之灾，淹死上万人。两江总督周馥、江苏巡抚陆元鼎在9月中旬上奏说：“本月（指农历八月）初三、四两日，风潮猛涌，川沙、宝山、南汇、崇明等属沙洲居多，被灾淹毙人口至数千之多，情形甚惨”。（《清德宗实录》卷548）当时《东方杂志》曾对江苏此次风潮之灾作了报道：“江苏沿海大风潮，川沙、宝山、南汇、崇明等处，淹毙人命以万计，上海商埠被水，货物损失值干余万”。（《东方杂志》第9卷第7号）对此次灾悄的估计更为严重。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水灾。江苏灾情最重。一方面由于上游湘、汉之“建瓴下注”，再加上7，8月问江苏全省“淫雨为灾”，使得全省“八府一州”共61州县遭灾，“低处田庐悉遭淹没”。这年11月接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到任后看到江苏各地“灾民纷纷外出”，“人心惶惶，谣言四起”。他估计“各处灾民不下二三百万”。为防止灾民闹事，他指示各地广搭棚厂，安集饥民。据他报告：清江留养饥民最多，达49万余口，扬州6万余口，江宁（今南京）5万3千余口，镇江2万2千余口。他后来综合各州县册报，称江苏全省共赈济灾民730多万人。但实际上仍有大量饥民冻饿而死。据御史吴钫奏报，仅清江（今淮阴）灾民“每日饿毙二、三百人。沭阳一县灾户约三十余万，每日饥毙亦三数百人，草苗树皮剥食俱尽，弃男鬻女，所在皆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档》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吴钫折））而地方官吏却对“救荒要政，漠不关心”，有的在察看灾情时“索贿受规”，有的竟将赈灾粮款“折扣散放”，以“罔利营私”，寻欢作乐。淮安籍的南社革命诗人周实当时写有《睹江北流民有感》，今录其中二首如下：

“江南塞北路茫茫，一听嗷嗷一断肠。

无限哀鸿飞不尽，月明如水满天霜”。

“寂寞蓬门四壁立，凄凉芦絮褐衣单。

那知华屋雕梁客，坐拥红炉竟说寒”。

（《南社诗选》）

此后数年，江苏各地，尤其是苏北，水旱灾害连续不断。1910年，宣统二年，即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这年年初江苏全省雨雪交加，夏收则淫雨连绵，夏麦秋禾大半霉烂。尤其是苏北的邳州，睢宁、安东，沭阳等地，“庐余多荡为墟，流亡者十逾五、六，每行数里．十数里，罕见人烟，或围蔽席于野中，或牵破舟于水次，稚男弱女蜷伏其间，所餐则荞花、芋叶，杂以野菜和煮为糜，日不再食。甚则夫弃其妇，母弃其子，贩鬻及于非类，孑遗无以自存，惨劫情形，目不忍睹”，（《录副档》，《宣统三年正月十四日，江、皖查赈大臣冯煦折》）这年3月，清江、宿州（今宿迁）、海州（今连云港）等地的大量灾民，在无可奈何中，群起哄抢各面粉厂。海州的海丰面粉公司的厂警竟开枪弹压，造成震惊全国的“海丰惨案”。江苏各地的群众自发斗争与当时全国各地的“抢米风潮，及革命党人的斗争互相呼应，互相支援，汇成一股强大的反清革命洪流。到了1911年（宣统三年），江苏与长江流域的湖北、湖南、浙江等省再次发生严重水灾，灾情与前一年相近。成千上万啼饥号寒的灾民再也不能容忍满清专制王朝的腐败统治。当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后，他们也跟着奋勇投入了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在猛烈的群众革命风暴打击下，反动腐败的满清王朝终于被推翻了。

六、民国初年江苏的严重水灾

1912年1月1日，革命党人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但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中国人民并没有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完全解放出来。在民国建立后的最初几年里，政局动荡，军阀豪绅把持各级政权，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很快被排挤出国。中国人民的民主理想难以实现。而自然灾害仍像凶恶的野兽，年年都向中国人民猖狂肆虐。

从1912年(民国元年)到1919年(民国八年)发生这一年，在这民国初期约八、九年间，全国与江苏地区的自然灾害以严重的水灾为主。

还在1912年(民国元年)年初，即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刚成立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与临时政府官员首先就遇上了江苏，安徽地区无数灾民的生活与生产这一传统难题，孙中山为稳定政局，也为了救护广大的频临死亡的灾民，连连发文，指示政府有关部门迅速全力解决这与首都南京近在咫尺的苏、皖灾民间题。1912年3月27日，他《令财政部拨款实业部赈济清淮灾民文》。此文中引用了驻地在苏北清江浦(今淮阴)的江北都督蒋雁行的一封电文，从中可以看到当时苏北灾荒的严重与广大灾民的疾苦：“前奉大总统来电，以江北灾情甚重，已筹款发交张总长(按：指实业总长张謇)分别办理。现在清、淮一带，饥民糜集，饿尸栽道，秽气敞于城郊，且恐郁为鼠疫。当此野无青草之寸，定有朝不保夕之势。睹死亡之枕籍，诚疾首而痛心。现虽设有粥厂，略济燃眉，无如来者愈多，无从阻止，粥厂款项不继，势将停止：苟半月内无大宗赈款来浦接济，则饥民死者将过半矣”。（《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2页）

鉴于苏北与皖北的灾情多是由于淮河淤塞，上游洪水人海渠道不畅，造成年年洪水泛滥四溢，上海的“华洋义赈会”曾提出“治淮”请求。但因很快孙中山辞职，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国内政争激烈，治淮之事又被束之高阁了。

1914年(民国三年)，江苏“人夏以来，先旱后蝗，继以大水”，受灾地区遍及全省。这年6月26日《申报》报道：“东海蝗飞遍野，伤禾甚伤”；赣榆当“蝗灾正盛”之时，又遭大雨袭击，“尸骨漂流暂难数计，老弱垂毙者露宿嗷嗷”；邳县、宿迁、沭阳等县，也都是“旱蝗之后继以大水者。”1915年1月17日的《申报》载文说：“去岁江苏巨灾，旱蝗遍省，以江北为尤甚”；“此次灾区之广几遍全省，旱蝗之后，江北地方益以水灾，赤地千里，居民流离”。

1915年（民国四年）7月27日（农历六月十六日），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及其附近的苏州，青浦、松江与长江北岸的南通、扬州等地，突然遭受大旋风的袭击，狂风骤起，大雨倾盆，持续20多个小时，造成房倒屋塌、人畜伤亡的惨剧。1916年（民国五年）全国发生水灾，而江苏受灾最重，几乎全省范围内普遍被水。这年7、8月间，江苏全省淫雨连绵，河湖并涨，苏南的常州，苏州、吴县，吴江、昆山，奉贤、无锡、镇江等地，苏北的六合、扬州、高邮、宝应、兴化、盐城、东台、阜宁、赣榆、安东、灌云，桃源（今泗阳）等地，“田庐尽被淹没，居民溺毙不少”。1919年（民国八年），江苏南部又发生洪水泛滥，淹及大部分地区，造成农作物失收。

本文概括叙述了自1821年（清道光元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在中国近代史的前百年左右时间中，江苏地区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情况及其形成的复杂的自然原因与社会历史原因；而日益加剧的自然灾害又严重地影响了江苏乃至全国的经济、政治与人民的生命，财产、社会生活，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反抗外国列强侵略的斗争。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篇章之一，而它所提供的沉痛教训更是我们要时时温习的历史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