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四川富荣盐区城市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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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清末民初的富荣盐区城市社会结构的核心一一社会阶层结构和作为社会阶层结构分析的决定性因素职业结构的变化规律做了粗略的勾画，并对引起这些变化的因素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富荣盐区城市是资源型城市的代表之一，其社会结构变化的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源型城市社会结构在清末民初的状况。

关键词：富荣盐区；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职业结构

清末民初四川富荣盐区城市(即今天的自贡，1939年设市以前为富荣盐区，分属富顺县和荣县辖制)作为传统工矿业城市的代表之一，以盐著称。其盐业生产历久不衰，留下的实物资料和文字资料也为众多资源型城市所不及。而且盐业生产经营的历史，一直是国内外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有兴趣探讨的问题，研究成果涉及了发展的渊源、生产技术、租赁关系、经营管理、运销等诸多方面。清末民初四川富荣盐区盐业生产迅速发展，城市社会处于剧烈变化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社会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下面，笔者将简要分析富荣盐区城市社会结构的核心一一社会阶层结构和作为分析社会阶层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职业结构的变化规律，并对引起城市社会结构变化的因素作初步探讨。

一、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规律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而人的社会性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由社会结构提供的社会经济制度确定。社会结构就是以人为核心所构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核心是社会阶层结构。城市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城市社会结构是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因此在研究城市社会结构时，必然要以城市社会阶层结构为核心。

清末民初富荣盐区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其变化呈现出如下规律。

(一)盐业资本集团的形成与发展

富荣盐区盐资源丰富，盐业生产的基础较好。清初由政府组织的大移民，带来了盐业生产

劳动力，也为盐业生产注入了资金，这些资金为盐业生产准备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清末，四川农村中一部分农民破产，还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为盐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天然气井的大量开采使盐业生产获得了优质的燃料，而“川盐济楚”扩大了销盐市场，因此盐业生产不断扩大，盐业资本也迅速积累。一些人出租土地，一些人凭借技术，一些人建立诚信，一些人开拓市场……在这个过程中，资本逐渐聚敛到少数人手中。到清末，形成“王、李、胡、颜”四大盐业集团。“王”是以王朗云为代表的王三畏堂，以土地出租和入股起家而“富甲全川”；“李”是以李维基等人为代表的李四友堂，以率先突破陕商包揽运销、创办边岸、开拓楚岸市场而致巨富；“胡”以胡元河为代表的“胡慎怡堂”，靠商界信誉发迹，后经营盐业而蓬勃发展；“颜”是以颜昌英为代表的“颜桂馨堂”，以对盐井地质的研究和深井技术的掌握见长，最先开发地层深处的卤气资源，在短短的数年间就富比千户侯①。

经济上的发展使少数盐业资本集团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地位，因此除经营盐业、土地外，少数集团还谋求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的最大权势。比如胡慎怡堂的胡汝修主持家政时，就花费巨资向清廷请得三代资政大夫诰封，仅孝先加捐一项就达白银七千两。官宦满门，俨然为封建世家。最能说明盐业资本集团谋求政治地位的是“自贡地方议事会”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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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自流井盐业世家》第14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版。

自贡地方议事会的设立是富荣盐区盐业资本集团为建立地方政权做的一次尝试。在领导机构组成中，王、李、颜等三大盐业集团占了议员席位的一半以上，他们在自贡地方议事会的各项活动中起了主要作用。从组织机构看，自贡地方议事会设正、副议长各1人，议员12人，下设审家长、文牍长、庶务长，以及盐政、财政、交通、学务等科，另外还有自贡地方裁判所、检事局、军事局等。可以说，议事会中立法、司法、行政齐备。就议事内容看，政治、经济决议案占了78％，其核心内容是整顿盐务，减免苛捐杂税和拟设合组自贡的行政实体①。自贡地方议事会的这次实践冲破了封建主义的障碍，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标志着富荣盐业集团正逐步发展为一个阶级，并启动了自贡盐区建立行政政权的努力。

(二)盐业工人的变化

首先是盐业工人身份的变化。古时富荣盐区的盐工多为流放之人，或刑徒，或游民。到宋代，由于人口增加，促成盐业发展，并推动盐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从事盐业生产的人才有了正式的称号：“工匠”。元明两代明确规定，只有编属国家匠籍的灶户才能从事制盐生产，而整个生产过程主要由官府或豪强大户组织盐民进行。到清代，由于社会分工逐渐细密，盐业工人身份也在发生变化。清代盐工的来源有三类：一为世代相传的盐工；一为破产的农民或手工业者，主要是附近或者经亲友介绍辗转而来的寻求谋生之路的农民；一为囚犯充任。除了囚犯外，其他盐工都有人身自由。盐区设有“人市”，盐工和雇主之间可以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即可上工。自由雇佣的盐工，有充分的人身自由，工资发放也较为自由，要么按班、月、日领取计时工资，或按完成工件的多少领取计件工资。

其次是盐工人数的增加。从盐业资本集团的发展可以看到，盐区工人人数呈增加的趋势，因为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是以雇佣劳动的相应增长为条件。对于人数的增加，没有具体统计数据，

仅从有限的零散的材料中，可以窥见一二。严如熠在《三省边防备览》中载：“川中沃饶，为各省流徙之所聚……每年逗留川中者不下十余万人……井灶亦日岁盛一岁所用匠做转运人夫，实繁有徙，得食其力。”②李榕在《自流井记》中说，富荣盐场“合计得三四十万人”③。王仁远、陈然、曾凡英等认为：明景泰年间约为十几万人，到民初达到近三十万人④。无论盐区人口数是多少，以上记述给我们这样的结论：人口在聚集，在增长。富荣盐区城市是以盐业为主导性产业，因此增长的人口必以盐工为众。

(三)劳资关系及阶级关系变化

清末富荣盐区虽然出现了少数资本家，但盐业资本集团整体实力还是比较薄弱，表现在资金短缺、生产规模不大、技术改进还较缓慢。因此，生产条件较差，工人工时长，工资低，劳作十分辛苦。如李榕所记：“农人之苦有春秋，灶民之苦无旦昼”，“凿井之工，岁停出月无日，烧盐之工，岁不停日，盖天下之至劳苦者也”⑤。在王三畏堂，“每月所余的米、炭和钱，由职员分去，工人无份。井上招雇权属山匠，开除权属管事……工人病时无医药，老时无优待，因工负伤随意付给一点医药费后开除，因工致死付给烧埋钱八串，叫做‘厂规’”⑥。在李四友堂，工人的工资比掌柜、高级职员要低数倍至二十倍。这种状况使盐区劳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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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贡市档案馆藏：《自贡地方议事会第一月议事录》。

②严如：《三省边防备览》。

③李榕：《自流井记》．载自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自贡市志》下册第1705页，方志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④王仁远、陈然、曾凡英：《自贡城市史》第188—18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⑤李榕：《自流井记》，见《自贡市志》下册第1706页。

⑥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自流井盐业世家》第3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版。

为了改善工作条件，缩短工时，提高工资，工人们先后组织了自己的帮会，最早是烧盐工人组织炎帝会，继之是挑水工人组织华祝会，锉井工人组织四圣会等。炎帝会是盐业井灶烧盐工人的组织，成立于嘉庆年间。该会会首称香手，由选举产生，轮流任期三年，定期有年会。该组织斗争的目标主要围绕工作时数和工资福利两个核心进行，包括工作班次、每个工人管灶口数、工资待遇、伙食等方面；炎帝会提出的这些要求遭到了拒绝，盐业资本集团还勾结官府对其组织进行逼迫。井灶工人在炎帝会的组织下，进行了三年的斗争，工人的工资和工时得到了一定的保证。华圣会的组织纪律最严密。每年城隍庙会，挑水工人就用围帕扎成巨龙在街上游行，挑水工人人数众多，因此游行队伍声势浩大，给各资本家以极大的压力。在罢工时，他们总是行动一致，资本集团要使出浑身解数，才能使工人放弃或缩小要求①。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盐业工人已形成较强大的阶级力量。

在社会的各种关系中，社会阶层关系规定着其他社会关系。社会学者认为，“社会结构的核心是社会阶层结构”，“在很多情况下，其他社会关系的实质和形式只有通过阶级阶层关系才能得到解释”②。从富荣盐区阶层结构的变化规律中可以看到，盐业资本集团和工人已成为当时城市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力量，它决定着城市的社会结构，从而成为解释城市社会各种变迁的基础。如马克思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③

二、城市职业结构的变化规律

职业结构是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清代，富荣盐区井盐历经恢复、发展至鼎盛，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由此促进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不断发展，井盐业的辅助性产业和其他相关的服务性行业也随之兴起，职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清末传统工矿业生产的社会化，带来了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从而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生产的分工与专业化改变了原来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出现了多种独立的职业。清末民初富荣盐区城市职业结构的深刻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盐业生产内部分工细密是城市职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内容

富荣盐区城市是因盐而兴的传统工矿业城市，盐业生产对城市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盐业生产内部分工的细密是城市职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内容。

井盐业是富荣盐区城市的主导性产业，内部分工较之其他部门分工细密程度更加明显。清代一般盐井的正常分工有井口管事、勾水匠、车房管事、拭篾匠、使牛匠、铁匠、木匠、石匠和杂工、学徒等。就一个灶房而言，一般分工就有坐灶、烧盐匠、桶子匠、打锅匠及伙房等工种，另外还有掌柜、记帐、现金、材料、跑街等工种。钻凿卤井的有管事、山匠、碓工、拭篾匠、牛牌子、辊子匠、白水客、炊事员等。为维护卤井正常生产的有天车工、锅炉检修工、逗丝工等工种④。

不同的工种有不同的收入。比如在李四友堂，以光绪年间为例，其职工的月薪如下：掌柜视灶房大下，每月二十吊到三十吊；管帐十几吊，帮帐五六吊；总灶二十吊，坐灶六七吊，水外场十几吊；总签十二吊到十六吊，散签三四吊到七八吊；师爷七八吊，学徒一吊；烧盐工人四吊，挑卤水工人记件工资，看守盐仓的一吊到一吊一百二十文，打杂工几百文带一吊，桶子匠、白水客、伙房等为一吊到一吊多不等；上等厨师三吊，大班八百文到一吊二百文等⑤。从这里的叙述可以看到，工种的不同联系着收入的不同，占据较好工种的获得较高报酬，生活之外的剩余报酬就可能用来成为资本原始积累而获得更多的收入，从而获得更大的财产支配权，以此为基础又可以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从而改变着城市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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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流井烧盐工人的行会组织一一炎帝宫》，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第36、39页。

②郑杭生、李路路等：《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一一现状与趋势》第2—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3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

④《自贡市志》上册第437页。

⑤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自流井盐业世家》第8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版。

(二)与井盐业相关的辅助性产业兴起是城市职业结构变化的主要部分

与盐业相关的辅助性行业的兴起，尤其是辅助性行业从盐业中的分离，是盐区城市职业结构变化的重要部分。

在井盐生产过程中，除了选址、凿井、汲卤、制盐等与盐业生产直接相关外，还有辅助性产业，即木材业、竹子业、牲畜业、煤炭业等。木材主要用于盐井之建设。竹子在从凿井、采卤、输卤(包括输气)到制盐等整个过程中都为工具设备的基本原料。在广泛采用机器汲卤之前，盐场汲卤的主要动力是牛，短途运输煤、米、蔬菜等也要用牛，因此牛是盐业生产的主要动力。煤炭是盐业生产的基本燃料，即使在天然气使用后，也要大量使用煤做燃料。在清以前，这些辅助性产业与盐业生产连为一体，没有分化出来，经过清初生产的恢复与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原来附属于井盐生产的木材业、竹子业、牲畜业、煤炭业、篾索业、牛骨制品业、皮革业、修理业、铁铺业等纷纷独立出来。

清代中期，生产技术有较大改进，盐业分工和专业化逐步发展，而且大量天然气的开采，使卤井和熬盐的燃料在空间上有了分离，促成了“西卤东运”的局面，由此产生出井、灶、枧、运销等独立的产业。其中井与灶为盐业生产主业，枧与运销为辅助性行业。所谓“枧”指的是输卤业，光绪(1875—1908年)初年，富荣盐区有十大枧业：大川、大昌、大通、元通、裕和、元昌、大生、济通、源远、同富①，可见枧业之发达。清末民初，盐区内部交通工具逐渐改善，重庆开埠与“川盐济楚”等因素又使运销业得到较大的发展，并形成专门经营盐运销的盐号。枧业和运销业从盐业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重要的辅助性行业，在清末民初有极大的发展，而且枧业的兴起和发展使挑卤工人大量失业，运销业的发展使庞大的运输业人口急剧减少，从而影响和改变着城市的职业结构。

(三)各种服务性行业的相继出现使城市职业结构异质性增强

在盐业发展和相关辅助性产业兴起后，各种

服务性行业也相继出现，如商业、金融、饮食、运输等。下面以邮政业、银行业、电报业、商会、西医业作为代表进行说明。1902年，西医、西药传人，货源主要来自重庆，成都次之，并从上海、广州一些药房函购部分药品。药械多数从成都、重庆两地购进，偶尔从当地补进短缺品种。教会医院的药械由上级教会调拨。1903年8月7日，自流井邮政局、贡井邮政局、筱溪邮政局成立，始办邮政业务，主要干线有两条：一条是自流井一隆昌，邮路分三日班，全长64公里，另一条是自流井一资州(今资中)。自流井还是资州到叙州(今宜宾)邮路上的交接点。1905年，浚川银行在自流井设立分行，这是自流井最早开业的银行，主要为清政府服务，除承汇公私款项外，也办理存、放业务。1908年，大清银行自流井分处在陕西庙侧(今西秦会馆)设立，其主要业务是国库代收盐务款项，发行银元和银两两种兑换券。1909年，自流井电报局成立，开通自流井至内江电报线路。1911年3月(阴历)，四川通商会联合会自贡商务分会成立，实行总理会董制。次年，各帮代表公举总理、协理，分会设立商事公断处②。这些服务性行业逐渐发展成第三产业，推动着职业结构发生变化。更为重要的是，金融、邮政等行业的兴起推动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促使城市实现社会的转型，其核心即为城市社会结构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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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贡市贡井盐厂厂志编纂委员会：《贡井盐厂志》，自贡市科益彩印厂，2000年1月印。

②《自贡市志》上册《大事记》。

清末富荣盐区城市职业结构变化过程让我们看到，一方面，清末小手工业开始向使用机器过渡，于是各种工业逐步分化开来，形成专门的体系。与此相适应的是各行业工人和经营者的出现。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商业、金融业、邮政业、电报业等行业兴起并迅速发展，于是各类职员、大商人、金融家等相继出现。这样在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二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城市职业结构逐渐复杂化。另一方面，职业结构决定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收入，但职业结构对社会分层结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不同职业之间的不同收入，更为重要的是不同职业者所享受的不同权利，权利决定社会阶层的分类，因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①。

三、城市社会结构变化的原因

城市社会阶层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是城市社会结构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城市社会结构变化的原因可归结为如下。

(一)社会分工是城市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前提

社会分工源于社会生产中交换关系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技术的发展，人们生产的东西有剩余，于是交换出现。由于交换的出现，人们不必自给性生产所必须的所有东西，因此就出现了社会分工。比如富荣盐区自宋元以后既有分工，到道光(1821—1850年)年间，温瑞柏在《盐井记》中记载：“其人有司井、司牛、司梆、司篾、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又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②到20世纪初，采用机车汲卤后，又增设开车师(司机)、机车拭篾(副司机，专门操作刹车)、机车打杂、生火师(司炉)、白水客和机车修理工等③。这样细密分工的结果就是人们注意自己从事某个专门领域的生产，不同行业和不同工种就逐渐分化出来。由此产生新的行业，形成新的职业，出现新的社会阶层。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分工是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成和变化的基本前提。

城市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的分工，如马克思所说：“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城市从农村中分离出来，成为聚集中心。列宁论述：“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④社会分工使城市作为聚集中心，结果使生产资料社会化，生产过程社会化，生产产品社会化。城市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使城市成为人口的聚居中心，社会流动加强，城市中社会阶层结构就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着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

(二)工业化和社会化生产是城市社会结构变化的根本动力

工业化的核心是技术的变革。富荣盐区盐业生产技术变革有三次，即西汉凿井技术的使用，北宋中期机械钻井的使用，到清末是盐业生产的第三次技术变革，即是20世纪初机器汲卤的运用。虽然机器使用刚开始，但这也是生产技术的大变革，工业化进程虽然艰难缓慢，毕竟因此而启动了。机器生产必然促使生产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即是工厂组织的出现。在这种组织中，盐业资本集团与工人阶级形成两大对立的力量，影响着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组成。

伴随着工业化的启动，城市经济突破自然经济的束缚，创造了崭新的生产形式，打破了“自给自足”狭隘的市场意识，代之以开放的市场系统，社会化大生产逐步形成。机器生产促使城市工业迅速崛起，并带动贸易业、金融业等产业的发展，从而要求人口、资金等各种要素在城市相对集中，因为集中可以带来显著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仅清末二三十年间，有盐井1707眼，煎锅5590口，年产盐20余万吨，较道光年间，产量增长了三倍以上⑤。就销量而言，盐区销盐产量占全省的4／10，盐税的7／10，为全国销盐的1／5，被誉为“富庶甲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⑥，因此获得“盐都”的称号。盐业技术的根本性变革使城市经济成倍增长，经济的增长使城市社会处于急剧而经常的变动之中。

(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变化刺激着城市社会结构变化

生产资料的占有涉及所有制和所有权的问题。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所有权是指生产资料由谁占有的问题。清末，封建皇族和地主仍然把握着中央政权，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为他们所占有，封建所有制为他们占有生产资料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和新的经济因素(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出现，并掀起了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变革，和辛亥革命即为代表。这种社会变革使清政府在20世纪初被动推行“新政”，但“新政”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后，政权为袁世凯篡夺，历史进入北洋军阀纷争的阶段。政治变革的滞后和相继失败，使新的所有制结构未能形成，新出现的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就没有得到相应的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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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81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②《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

③《自贡市志》上册第437页。

④《列宁全集》第19集第264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⑤《自贡盐场井区发展变化》。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⑥林振翰：《川盐纪要》，民国8年3月。

清末富荣盐区大部分财富已被少数盐业资本家所聚敛，但旧的封建政治制度却阻碍着新的所有制形成，影响着城市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销盐市场的限制。咸同时期，淮盐不能人楚，故川盐突破引岸制度的限制，进入两湖广大地区，盐销数百县，富荣盐业由此获得空前发展。“川盐济楚”后，清政府实施川盐进入楚岸“重抽厘金”、“以征为禁”政策。曾国藩先后提出楚岸“分界行销疏”和“收回淮南引盐地施疏”①。至光绪二年，沈葆桢举“收回淮南引地应遵部议迅速举行疏”②，楚岸最后全部复归两淮。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川盐的继续发展，川盐的产量略有下降。其次表现在行政管理的分散。清末“盐都”的称号已表明富荣盐区城市已成为盐业发展的经济中心，但自流井和贡井两个井盐中心却分

属于富顺县和荣县。行政管理的分散使盐区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与城市发展极不适应，新的阶级要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寻求相应的制度保障，其努力表现之一就是在1911年底成立的自贡地方议事会。

从分析中看到，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和缺乏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制度保障在清末民初之际存在矛盾冲突，严重影响着富荣盐区城市社会结构的发展，从而制约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仅从职业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的角度对清末民初富荣盐区城市社会结构变化的规律做了简要的描述。富荣盐区城市是工矿业城市的代表之一，其社会结构变化的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矿业城市社会结构在清末民初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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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楚岸盐引淮川分界行销疏”和“请收回淮南引盐地施疏”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四第1176页、1180页。

②沈葆桢“收回淮南引地应遵部议迅速举行疏”《光绪二年》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四第1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