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移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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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出现在清代，20世纪后形成了移民高潮，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被当时人们认为“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注：《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38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闯关东”的由来及其规模

清代以前，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蒙古东部的东北地区，人烟稀少，大部分土地处于荒野未开、崇山未辟的状态。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了清王朝，关外的满族人大多随军入关，据估计明末清初满族人口约100万，迁入关内的达90万之多，编入汉军旗的汉人和大批奴婢也随之入关。（注：叁见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第2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即便在原来人口较多的辽东此时也是沃野千里，有土无人。为此，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要求各地官署劝农开垦，“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者令原主开垦”；“招徕流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无主荒田”，“永准为业。”（注：《清会典事例》，卷166。）顺治八年(1651)清廷谕令，“民人愿出关垦地者，”山海关造册报部，“分地居住”。（注：《清朝文献通考》，卷1，第4858页。）十年(1653)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例》，鼓励关内民众到东北，垦荒种地。对于招民的头目，“招民开垦至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百名以下者也授予相应官职；对招徕的移民月给口粮、籽种和牲畜。（注：《盛京通志》，卷23，第23页。）与此同时，设置了管理民人的地方政治机构。于是，迅速形成颇具规模的移民潮。如在海城，顺治年间“招民开垦，直鲁豫晋之人，来日日众”。（注：《海城县志》，卷7。）但事隔不久，清廷以东北为“龙兴之地”，担心关内汉人的大量迁入会损害旗人利益，破坏满族的习俗和秩序，康熙七年(1668)废止了招垦令，推行封禁政策，以后的措施越来越严厉，从局部封禁到全部封禁，从验关封海到驱逐流民。尽管禁令日见严厉，却不能完全禁阻关内民众进入东北。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荒，越来越多的山东和直隶省农民或泛海偷渡到辽东，或私越长城走辽西，涌向仍在沉睡的东北沃野。《荣城县志》载，“地瘠民贫，百倍勤苦，所获不及下农，拙于营生，岁歉则轻去其乡，奔走京师辽东塞北”。（注：《荣城县志》，道光年，卷3。）仅康熙末年，山东到关外垦地者已多至十数万人；据统计，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大约有180万关内移民（包括后裔）来到辽河及吉林、黑龙江一带谋生。（注：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第45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些移民都是在清廷实行封禁政策的条件下进行的，故称之为“闯关东”，以后一直被世人所沿用。

近代以后，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向东北移民的规模愈来愈大。不断扩张的沙俄轻易地攫取了东北大片领土，促使清廷改封禁为驰禁，移民实边放垦。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首先开放了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翌年又开成了吉林西北平原。最初政府开放的禁地范围有限，但是禁令一开，放垦一事如脱缰之马，关内成千上万的农民蜂拥而至，不论是开禁之地，还是封禁之区都涌入大批的移民，规模愈来愈大。20世纪初，清政府决定开放蒙地，还设立押荒局、垦务总局，督导开垦事务；各地也先后设立了垦务局、办务局和垦务公司等招徕华北农民。光绪三十四年(1908)，黑龙江巡抚奏准《沿边招垦章程》后，分别在汉口、上海、天津、烟台、长春等地设立边垦招待处，对应招者减免车船费，不增押租。对招垦有力人员进行奖励，即能够招徕十人以上者，到达开垦地后为百户长，能招徕百人的为屯长，能招徕三百人的以土地四方照半价卖给。其它各省也纷纷效尤，为移民推波助澜。宣统二年(1910)，政府正式废除了乾隆以来汉人出关垦植的禁令，第二年又制定了东三省移民实边章程，并相应地在招民垦荒的地区设置了一些新的府县，使移民逐年增加。山东半岛每年乘船到东北者“合计共达三十五、六万人之谱”。（注：《盛京时报》，宣统二年三月初五日。）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华北等地的政治经济状况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破产农民和灾民、难民不得不到东北去逃荒、避难。据统计，1921年关内向东北移民仅为20.9万人，1926年增为56.7万人，以后移民数量猛增，1927年达到105万人、1928年为108.9万人、1929年为104.6万人、1930年为67.3万人。即从1921年至1930年的10年间共有近618万余人到东北谋生。（注：陈翰生：《难民的东北流亡》，附统计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1册。）另据南开大学在东三省调查千余户农业移民表明，有10%是清末前来的，民国时期的20年间来的占90%，其中1925至1930年间来东北的占其50%以上。（注：《中国农村人口增减趋势以农民离村部分考察》，《中行月刊》，9卷3期，1934年9月；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期，第880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可见，这时是关内向东北移民的最高峰。

到东北的移民多是华北地区的农民，山东胶东地区的登州、莱州、青州和河北省保定、滦州等冀东地区、京津地区，有便利的途径，有“闯关东”的习俗，是移民的主要输送地区；后来，重灾区河南省依靠发展起来的铁路，也有相当数量的农民逃亡到东北。

在早期，山东的移民大都“泛海”在辽东的营口等地登陆，然后再向周围地区发展；直隶的移民则大都“闯关”从陆路到辽西。到了20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发展，便利了渤海沿岸之间的运输，烟台和龙口等沿海港口几乎成为山东移民的输送地，每年有大量的移民出入。光绪初年，华北大旱，“山东避荒之人，至此地者纷至沓来，日难数计。前有一日，山东海舶进辽河者竟有37号之多，每船皆有难民二百余人，是一日之至牛庄者已有八千余名，其余之至他处马头者尚属日日源源不绝”。（注：《申报》，光绪二年八月二十四日。）1928年和1929年烟台、青岛、龙口三港对东北地区的客运量分别为61万人次和64万人次。（注：丁抒明：《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第128页，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同时，近代铁路为华北农民赴东北提供了更为便利的交通工具，移民的规模逐年扩大。民国《胶澳志》记载，“每逢冬令，胶济铁路必为移民加开一二次列车。而烟潍一路，徒步负戴，结队成群，其熙熙攘攘之状，亦复不相上下。综计一往一来，恒在百万以上”。（注：袁荣叟等：《胱澳志》，第3卷，第130页。）据胶济铁路调查，二三十年代“每日乘胶济车由青岛转赴东三省求生者，达三千余人”。（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38页。）在京奉线，天津铁路局出售可移民一家的移民票，1922年仅售出8340张，到1928年增至13224张，1930年达98201张。据海关统计，20至30年代初由天津经铁路去东北的总计在40万人以上。有的专家认为，20世纪三十年代前，每年从冀鲁豫去东北的约有40至50万人，最多的年份超过百万，其中循京汉、津浦、京奉等铁路前往的约占1/3。（注：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4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到东北的移民大约分两种，其特点从季节性迁移逐渐变为永久性移民。季节性移民如同候鸟，初春从家乡出发，深冬即回乡过年或探亲，第二年过了正月十五再去。经过单身或乡亲结伙数次候鸟式往复后，有的在东北境遇改善了，有的在家乡实在无法维持生计，即携妻带子，到东北安家落户，变为长居的永久性移民。早期以季节性移民为多，到了20年代以后，随着东北自然经济环境的改善和华北环境的恶化，越来越多的华北农民定居东北。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等地，因“数年以政令之烦，军匪之扰，移出之数倍于往昔，且多货其田庐，携其带子，为久居不归之计。”（注：袁荣叟等：《胶澳志》，第3卷，第130页。）根据1921至1930年历年移民东三省的统计，10年内共移入618万余人，移出326万余人，留居者为291万余人，（注：转引自赵中孚《一九二○——一九三○年代的东三省移民》，（台）《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留成者近50%，且多全家定居东北。

向东北移民的规模举世闻名。有的学者估计，从近代明令移民实边到清代末年，移入移民（含后裔）的人口达到1400万以上，年均近30万人；（注：参见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下册，第326、342、35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孔经纬：《东北经济史》，第135、21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中国人口》各省分册。）有的估定，1920年后的十年中，每年至少有32万人留居东北。（注：《钱业月报》，第13卷2号，1933年2月。）另外，从东北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反映移民的规模。据统计，19世纪初东三省总人口不足200万人，1840年增至304.8万人，到50年后的1911年增加了1500万人，为1811.7万人；又过了20年的1930年，人口增长近一倍，达到3008.7万人。（注：《东方杂志》，第32卷19号，第71页；193年月日。）其中一部分是人口自然增长，绝大多数是人口的机械增长，即大批的移民所致。

30年代初，日本侵入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日本制定了向东北大量移入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大陆殖民主义政策，公布了针对华北移民的《取缔外国劳动者规则》，并严加限制移民入关；民众们也不愿去东北做亡国奴致使大批的移民回乡。如山东“自前年九一八事迹发生后，因受日阀之蹂躏摧残，多裹足不敢前往。即原在东省之商民，亦因不得宁处，相率扶老携幼转回故乡，是以日来由东北过青回籍之农民，异常众多。凡由大连进口之轮船，无一艘不告人满”。（注：叶民：《东北劳动大众的亡国奴生活》，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592页。）从此，“闯关东”的移民潮停滞。1937年七·七事迹后，出于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殖民当局从山东等地诱骗和捕捉当地农民到东北的矿山等充当劳工，到1940年达到130余万人；1942年至1944年每年也有百万以上的华北劳工到东北。据统计，从1930年至1942年进入东北共有504万余人，离开的327万余人，留在东北的176万余人。但是，这是日本侵略者有组织有计划的强掠的劳工，带有强烈的掠夺性、惩罚性，这些劳工或是当地的青壮年，或是战俘，在东北作劳工没有人身自由，有着浓厚的殖民色彩，被当时称为，“与以前的流动农民的性质完全不同”，“简直与南洋的贩卖猪仔无疑”；（注：参见朱玉湘等：《论“九·一八”事变后山东地区的关内移民》，《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他们简直不是工资劳动者，而是纯粹的奴隶”。（注：赵文林等：《中国人口史》，第475、513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所以已经不是抗战前原来意义的移民。

“闯关东”的原因

向东北移民的原因，固然有上述中央和地方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积极招垦，以及东北自然经济所带来的引力。但是，更大的驱动力是华北自然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和社会动荡不安，把破产的农民、难民推到东北谋生。

首先，华北地区地少人多是向东北移民的前提。清代以后，山东、河南和直隶省人口猛增，人口密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数，甚至一度成为密度最高的省份。1840、1898和1936年全国每平方公里平均有43.63、41.29和48.88人，而山东省该三年分别为207.1人、246.24人、256.40人，其密度从在全国居第四位，上升到第一、二位；河南省该三年分别为147.80人、157.07人、192.52人，由居全国第七位上升到第四位；河北省该三年分别为97.39人、111.33人、139.35人，由居全国第十位上升到第八位。（注：据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计算，《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随之而至的是，人均占有土地的数量逐年减少。据统计，华北冀鲁豫咸丰元年(1851)人均耕地4.46亩，1912年前后下降至3.66亩，1928年以后又下降到2.93亩。（注：转引自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第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耕地与人口的失调对华北农村压力极大，促使人们移民到人烟稀少，土壤肥沃的东北地区。

其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是华北难民离乡背井去东北的直接原因。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殃及鲁、豫、直省，山东省灾情在六分以上的村庄即达7161个，灾民逾700万人。（注：袁长极等：《清代山东水旱自然灾难》，《山东史志资料》，1982年第2辑。）从该年到1912年清朝覆灭的56年中，山东省仅因黄河决口成灾的竟有52年之多，共决口263次，成灾966县次。（注：《申报》，光绪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咸丰四年(1854)直隶省连续5年遭受蝗灾，京津、直隶东北部和南部最甚，飞蝗蔽野，田地到达了春无麦，食五谷茎俱尽的程度。光绪元年(1876)后连续四年的华北特大旱灾，遍及东北五省，受灾难民达2000万人以上，饿殍就达1000万人以上。山东难民农村皆“扶老携幼，结队成群，相率逃荒于奉锦各属，以觅宗族亲友而就食”。（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1，第25页：畿辅旱灾请速筹荒政折，光绪五年八月。）光绪三年(1979)直隶旱灾，灾区甚广，“大率一村十家其经年不见谷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转徙者，十室而三”。（注：《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山东省》，《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13页。）1920年华北五省出现长时间大面积的严重旱荒，灾区面积约271.27万方里，受灾共340个县，灾民达3000万人左右，死亡50万人。1928年至1930年华北、西北又遭受了旱、水、雹、虫、疫并发的巨灾，遍及甘、晋、绥、冀、鲁、察、热、豫等9省，饿殍遍野，万里赤地。面对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不甘困守待毙的灾民不得不远离家乡，四处逃亡，沿着前辈的脚步走西口和“闯关东”，一时间成为向东北移民的主流。

其三，军阀混战等战争频仍，严重地摧残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加深了农村自然经济破产的程度，迫使农民辗转流徙，移民东北。近代中国对外对内战争和兵灾匪祸频繁，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太平天国北伐军、捻军、黑旗军，以及义和团等都曾横扫华北诸省，直接间接予当地农民以莫大损失。尤其1915年以后，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国民革命军北伐等新旧军阀的混战年年不断，战祸波及华北各省。如山东“军队号称二十万，连年战争”，致使“作战区域（津浦线）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而赴东三省求生”。1930年同冯、阎、李之间的新军阀大战，双方投入兵力100万以上，所耗战费2亿元，战区“闾里为墟，居民流散”，赤地千里。在兵祸践踏的同时，华北农村还时常受到土匪的骚扰。鲁西、冀南、豫东受害最烈。来自各军阀队伍中的散兵游勇，不仅人数动辄数千成万，还配备各式轻重武器，到处杀人放火，强取豪夺，勒索财物，所过之处，如同水洗，人财皆空。“全豫百零八县，欲寻一村未被匪祸者即不可得”。（注：《晨报》，1921年1月20日。）在山东，“为土匪者，不计其数”；其它地区的土匪也是多者近万，少者数千。在河北，“该省充当土匪者，有五百万之众”，“大小股之土匪，几可在河北的每一县中见到，甚至连天津、北平附近之村庄也有被土匪占去者”。（注：《崩溃过程中之河北农村》，《中国经济》，第1卷第4、5期，1933年8月：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902-903页。）“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兵匪交加，更使农民生路皆无，不得不远走他乡。

其四，沉重的赋税兵差逼迫贫困至极的农民另谋生路。政府的日益腐败和军阀混战，使华北农村的赋税逐年加重。有人统计，以1902年全国最好的稻田每亩不过4角为准，河南1928年的田赋增长了6.5倍，山东莱阳1927年增长了近5倍。（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2页。）各种附加税之多则更是骇人听闻。田赋税加税是历代统治者特别是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在清代有耗羡、平余、漕耗公费等；到光绪中叶各省纷纷正式设立田赋附加税，随粮征收，或按亩摊派，来应付日益扩大的地方支出。不过，此时从种类和数量上看，为数尚微。民国以后，华北诸省将原来的杂款、附加及地方的各种陋规全并入正赋征收，实际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久政府又规定地方政府有征收田赋附加税之权，但不能超过正税的30%。于是，各地政府为了支付庞大的财政支出和筹集军阀的军费，从种类和数量上都加重了附加税的征收，加之从省、县，甚至当地驻军及区镇乡公所都层层加码，变本加厉，附加税逐年增多。各省附加税目增至数十种或上百种，有的县附加税率超过正税数倍乃至数十倍。1926年和1927年的附加税最重，河北和河南全省的附加税竟超过正税2倍有余，山东省1926年的附加税竟超过正税4倍之多。（注：转引自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第4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宗昌统治山东时，还在田赋上附加了军事特别捐、军鞋捐、军械捐、建筑军营捐4种苛杂，合计加收5.3元；（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71页。）从1928年3月又凭空增加了8种附加税，每正税1两要付14.56元苛捐杂税，大大超过了正税。（注：（日）松崎雄二郎：《山东省の再认识》，第213-233页，1940年版。）据1934年7月调查，河北省有附加税种48种，河南省有42种，山西省有30种，山东省有11种。（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6页。）常年应征的差徭和额外摊派的兵差，尤其是用军事名义临时派征的以力役、实物、货币为主的兵差，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清朝统治者围剿太平军和捻军时，在华北沿村勒派民夫车马，急如星火，兵差繁重，各省的差徭每年多者数百万两少者百万两。民国后兵差沉重，令民众难以承受。军队过境时，广招粮饷车马，稍一迟疑，便鞭挞交加，甚至抓人杀人。1928年后兵差最为严重。山东107个县中有77个县有兵差，河南112个县中有92个县有兵差，河北、山西则县县有兵差。据统计，山东临沂等县1928年兵差额?占地丁正税的274.41%；冀中8县1929年的兵差额数占正税的534.28%；河南商丘等县竟达正税的2339.83%。（注：王寅生等：《中国北部的兵差与农民》，第11页、附录2，表22，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年版。）20世纪以后移民大增，最直接的原因应是华北地区战祸、赋税和兵差这些人为的因素。正如当时研究者所言，“冀鲁豫人民之赴关外者，其动机由于东省情形之利诱而去者少，由于原籍环境之压迫而去者多”。（注：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第2期；1932年6月。）

另外，社会意识和习俗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山东等地“闯关东”由来已久，移民中向家乡寄钱者有之，带财物回乡过年者有之，也不乏发财致富成家立业者，这些刺激了更多的民众要到关外谋生赚钱。胶东有些村庄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逐渐形成了“闯关东”的习俗。所以在华北特别是山东的胶东和河北的冀东，劳动力稍一充裕，或一遇天灾人祸，首先想到的是携家带子，或集结亲戚好友，蜂拥到关东去谋生。

简析“闯关东”的正负效应

如此规模的移民，对移出地和移入地的社会经济必然有相应的正负效应。

对于东北移入地来说，正效应主要表现在开发土地、发展农业、创建近代工商业和城市近代化等方面。

东北的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大部分土地尚未开垦，来到东北的移民“大多是一贫如洗的贫民和灾民”，“甚至初到时连独立租地的能力都没有。他们既不能得到当地政府之经济上的帮助，又不能获得地主底相当的宽待，因此初到时大多只能当雇农”。（注：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下册，第997页：台湾华世出版社1978年版。）据20世纪20年代调查，在辽宁省的移民，有6/10被人雇用垦地，3/10自领官地垦荒，1/10为工人。（注：《满州移民的历史和现在》，《东方杂志》，25卷12号，1928年6月；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47页。）通过他们勤奋耕耘和先进的种植技术，开垦了大片荒地，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也有大幅度的提高。据珀金斯估计，东三省1873年有耕作面积仅仅24百万亩，到1913年达到123百万亩，40年增加了4倍。（注：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31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另据专家统计，1914年东北（包括热河省）共有耕地14019.2万亩，到1932年达到30618.6万亩。（注：许到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东北1912年粮食总产量8002305吨，1930年增为18865000吨，18年间共增加10862695吨，每年净增603483吨。这些移民还带来了先进的种植、养殖技术，如玉米的种植和推广、大豆的增产和大幅度出口、柞蚕的生产等等，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移民来到东北创建近代工业，经营商业，繁荣了当地的商品经济，也在东北建立了相当的势力。他们创建的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榨油、缫丝、烧酒等业。东北盛产大豆，山东移民在营口、大连、奉天、哈尔滨等市创建了大量的油坊，加工出的豆油和豆饼远销国外和江南，也为经营者带来丰厚的利润。在安东，原来将柞蚕丝运到烟台等地缫丝，20世纪以后该地“山丝出产丰富，烟台商人多来此开设厂栈，就近缫丝出口”。（注：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东三省经济调查录》，第86页；该管理处1919年印。）直隶的王玉珍在黑龙江创办平山煤矿、山东的韩宪宗在吉林的夹皮沟建金矿等等。东北有人参、貂皮、药材等特产和大量的粮食，却缺乏布匹、铁器、日用品等洋广货，且商品经济尚不发达，故吸引了一批移民在此经商。关内经商者主要从事的有粮食、杂货、银钱业等。东北粮食和大豆往海外和关内的运销，最初多为关内的商人；购运销售洋广货的杂货行也多是关内的商人；至于经营银钱和汇兑业的则更是山西和山东人。这些商人的活动，不仅有助于推进东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集市的增加和繁荣，而且其本身的势力也日益增大，在许多地区成为举足轻重的商帮。在奉天，商人有河南、山西、山东和关里帮，“其在商场上占有势力者，则为山东帮及关里帮，金融界多系关里帮，实业界多系山东帮”；在营口，“各帮势力仍以山东帮及直隶帮为最”；在大连，“各商之势力最占优胜者为关里帮及山东帮，经营店事业者大半系关里帮，其它油坊钱庄杂货多属山东帮”；在长春，“商人以直隶永平府之昌黎、乐亭、抚宁、临榆（统名曰关里人）及山东之东三府占大多数，而山东人多营杂货行，关里人多营银钱业”；在哈尔滨，“各帮商人之势力以山东帮及直隶之关里帮为最占优胜，关里帮多系银钱业，山东帮多系实业，而根基稳固握有实力者仍为山东帮”。（注：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东三省经济调查录》，第39、57、148、210、232页。）

其三，移民是东北产业工人的主要来源，也推动了东北城市近代化进程。最初，移民多到辽宁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周围，有相当部分的移民被招募为工人。如1898年沙俄修筑中东铁路，“所有土夫，多系由直隶，山东陆续招致，三省不下一二十万人，以吉林一省言之，奚啻五六万人”。（注：吉林将军长顺折片，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252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修筑京奉等铁路时亦然。东北各地矿山的矿工大部分也是从华北招募的。1921年抚顺煤矿采煤苦工中，原籍为山东的占53.4%，原籍是河北、京津和热河的占39%。（注：王清彬：《中国劳动年鉴》，第一次，第365页，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20世纪后移民扩展到吉林和黑龙江省，其中稍有经济实力或经商经验者，也多留在大小城市从事工商业，成为东北各城市中的新生力量。这些移民自身身份转变了，也相对地提高东北地区的城市化。以大连地区为例，1903年城区人口仅4万余人，到1935年增至37.7万余人，增加8倍；同期该地区人口增加了近5倍。1936、1937年该地区中山东人平均占移入人口的89.1%，河北人占10%；（注：刘世琪：《旅大地理》，第49页，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即移民留居所带来的人口机械增长是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另外，对东北地区社会文化方面的也有一定的效应。如语言的趋同、习俗的沟通等等。其负效应从经济方面有农村的地价上涨、城市中工资低下等；从社会方面看，有短期雇工多、青壮年多所带来的职业结构和性比例的失调等。因篇幅所限，惟有另文而论。

对移民移出地来看，正效应主要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当地的人口密度，提高人均耕地面积，从而暂时减轻土地与人口的压力，使人口的分布趋向合理。其二，在灾荒和人为的破坏农村生产力时，为难以维持生计的民众提供了一条活路，有助于减轻各级政府赈灾救灾的压力。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南遭灾，政府提供交通工具组织难民到东北去做工；慈善机构和同乡会也慕捐设救济处，将难民移送东北。其三，移民尤其是季节怀移民，多是单身“闯关东”的，通过做工做开垦，有了一定的积蓄，即带回或寄回家乡，增加了老家的收入，补贴农村经济的出超。如山东烟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年从东北移民寄来的汇款就达4000万元；在龙口1940年左右有银钱业25家，资本附本共计109万元，其主要的业务就是汇兑，九一八事变前每年的汇兑达500万元，以后减至250万元。（注：参见（日）《芝罘、威海卫、龙口の经济贸易港湾事情》，第30、65-67页；作者不详，油印，约1940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

对移出地的也有负效应。如消减了的农村生产力，导致耕地的大量荒芜。到东北移民的主流是各地农村的精壮年劳动力，而精壮年是农村主要劳动力，农业生产的中坚，精壮年的流失，使华北农村人口渐减，劳力薄弱，耕地因天灾人祸等而弃，又因精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而荒，逐渐成为荒地，故民国以后即使在华北平原荒地数量却在增加，到1934年山东的49个县里有荒地10238万公亩，河南的69个县里有荒地5987万公亩。（注：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第48页；重庆正中书局1941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称民潮有利于打破地域之间的局限，促进两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传播、交流、融合和互补，有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推动东北与关内社会经济和文化更加协调和统一，如双方商品的交流，资源的互补，文化习俗的融合等等。

总之，近代“闯关东”为特色的移民潮，是当时社会经济环境造成的社会现象，其产生的原因和所起到的正负效应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深入总结和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将有助于正确研究和引导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而出现的民工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