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皇权不下县乡村谁管从士绅看朝野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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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说皇权不下县，而乡村面积又大，人口又众，乡村谁管？那就是不支朝庭奉禄，不受朝庭官位，也不占阔绰公堂，而是守居乡村的士绅。

尝读中国历史，帝王将相、忠孝节义、儒林文苑、隐士方技、流贼宫人、都有传记，独地方士绅，竟付阙如。但在大量地方志和族谱中，却占了重要地位。族长是一族之长，士绅乃一方之英。也称英耆、乡贤。士绅既是一方诸侯，又是其本姓的族长。据《明史》记载：“里设老人，选年高为众所服者，导民善，平乡里争讼。”这里所指老人，有些像士绅，但士绅不是选的，所指老人的任务，却有士绅活动的内容，但士绅的活动又远不止此。《辞源》释士绅说：“绅指有官职或中科第而退居在乡的人。”这就有些和今天的地方离退休干部的身份相似。但是士绅不是出世态度的隐士，而是入世态度的“编外侯”。士绅在地方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大的权力。身不在朝却先声夺人。上面派来的地方官，必先造府拜访，地方重大事情，当局必先与磋商。正如《红楼梦》中所说：“他们是地方官的‘护身符’，得罪不得。”老百姓却视他们为地方上的“太上皇”。这些人中，既有为恶一方之霸，沽名钓誉之徒，但也不乏儒家济世之士。中国的政权、绅权和族权同是维护和巩固旧社会秩序的三驾马车。绅权和族权历来是政权的辅助力量。士绅一不占政府编制，二不支用国库薪饷，三不占阔绰公堂，却能替政府做大量工作，甚至起到政府官员起不到的作用。在野的绅权和在朝的政权，纵横结合，相互配合，相互制约，而且士绅又是政府人材的储蓄库，进可以入朝当官，退可以在野为绅。历史上所谓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乡村主要就是他们在治了。当然县以下还有一套乡、保、甲的机构直接行使政府的职能。但是策划指挥之大权却都掌握在士绅手中。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乡村治理的主要杠杆。

士绅的功能

士绅干了些什么呢？为便于说明，这里例举，都以湖南省和作者所籍常宁之事。

一、参政议政是士绅主要功能：清代咸丰间，太平军兴，政府穷于应付，便号召地方势力办团练。曾国藩创湘军时，“择官绅中之诚朴者率乡农为兵。”常宁士绅举人唐训方自带500壮丁，号称训字营，因镇压太平军，官至安徽巡抚。士绅举人李孝经，见地方土太平军攻城破县，知县逃亡，把总被杀，政府岌岌危矣！挺身而出，倡办团练，招勇筹饷，县绅纷纷响应，把常宁打着太平军旗号的几股土太平军镇压下去了。还为唐训方部筹饷银两万昏（幺昏）钱，深得朝庭享识。政府为了利用这批富有从政经验，而又廉价的士绅力量。民国政府也多次明文聘用，引下数例：

民国4年，湖南省令各知县公署设置地方财政保管处，由县知事邻选地方殷实正绅委任管理。

民国20年，《湖南省各县财政局规定》说：“各县设财政委员会，除县长及财政局长为当然委员外，就委任地方士绅选举廉正并明了县财政实况三、五人组织之，任期一年，但可连选连任。”又规定他们的权力：“县政府每年编造县地方概算，连同各机关分概算，应送县财委会审核。财委会如认为有变更时，得另注理由提请复议。如财委们再持前议，县长应即检同理由书并原议案转呈省政府核示”。关规定“县长填发支付命令，须会同财委会常务会常务委员盖章，常务委员至于未经法定程序的支付命令及支付款项数额与预算或法案不符的应拒绝会签。”这样一种“临时工”士绅，却能掌握全县的财政大权。

民国30年，湖南省明文规定，各县市财政整理委员会由士绅中选聘。常宁县选13名委员组成。这些人都无供给，只发夫马费。

民国32年，财政部房产评价委员会组织章程规定：“县政府规定聘请当地公正士绅2人。”

民国35年大饥，县府从地方公正士绅中临时聘请组成县积谷清理委员会。省府又令各县商讨地方绅耆先行发放积谷，组织民食委员会，将各该县积谷提取一部分办理平粜，救济贫民。

县中还常年邀请公正士绅督导催收田赋。

以上数例政府明文聘请的项目，有事即召之而来，来之能干，或临时支付月薪，或只收旅差费，事毕而去，无所留恋。政府政简、人少、支省。至于那非常时期士绅倡办团练，差不多是有力出力有钱掏钱了。1927年的镇压农民运动，1945年抗日胜利后的秩序恢复，都是当局利用士绅组成清乡委员会干的。1949年常宁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和政府拼命拉士绅组建“保农会”，企图清室空野。共产党的地下成员和亲共爱国势力便积极发动士绅迎接解放，下了决定的一棋。致使共军尚未进城，不费一兵一卒，百姓安宁，鸡犬不惊，常宁就已宣布和平起义了。民国时期的县参议会，从参议长到参议员要数清一色的士绅班底了。因为当时的参议员不准在朝官员参加的。士绅不仅在协助政府施政上发挥了应有的功能，在弹劾贪官污吏上也是一支强有力的主力。清光绪年间，知县龙启涛贪赃枉法，把一桩谋杀罪的“一字伤”改为“八字伤”，被大士绅张拔贡告倒了。龙知县罢官之日，又值连丧二子，张拔贡在龙离任前夕，书上一联：“丧二子天有眼，再留三日地无皮”的尖锐讽刺对联，帖在县衙上，龙知县明知是张拔贡的恶作剧，也没敢奈何。那知这一道摧命符，气得这个龙胡子回到家里，便一命呜呼！民国3年，县知事刘锡珍因贪赃枉法，被县参议员检举控告而被撤职查办。民国12年，县参议会弹劾县知事谢肃烈违法渎职而下了台。民国35年，县参议尹涤寰在本届就做了三件很有影响的事：一、检举县长李萼辉盗卖联合国救济总署支援常宁战后受灾救济物资219吨，县长终被撤职查办；二、湖南省银行常宁分行主任向群，用公款私人放高利贷，向被撤职查办外，分行职员全部改组；三、抗日战争期间，中央向人民发行“粮食征一借一粮食库券”，抗战胜利后发还，被湖南省截留“集中使用”，尹涤寰提案索还，被推举清追代表团长，集合全省70余员于省城开清追大会，尹被推选为湘南驻省常务代表坐追。终于追回常宁稻谷23000余担。民国34年光复时，常宁新任县长周仲衡大举清乡，清了匪乱，本是好事，那知他的清乡委员会竟然与法无据，而没收匪逆产，执法又无一定程序。加以罚款过滥，杀戮太过，终被士绅告发而下了台。

士绅还能推选官吏。1949年常宁解放前夕，藉县长匆忙辞去，省里正传已放新县长来，士绅们联合举荐了一位当地的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欧阳耆当了县长，另推荐了一位士绅补上了这个副职。促进常宁在动乱之际，得以不费一枪一弹和平解放。

县以下的施政，纵的有一条线的乡保甲在奉命执行，但乡保甲长们每实施一顷政令，都必须先向当地士绅请示，然后仰仗士绅的力量才得顺利实施。这里就不再枚举了。

当然有的士绅在一块地方也有他作恶的一面，但也确实帮了政府很大的忙。如果说士绅是统治阶级的在野派，那末这个在野派还是可以与在朝派一争民主，达到相互依靠，相互制约的效果。

二、举办教育文化事业，要算士绅又一顷主要工作：清代常宁唯一一所官办的双蹲书院，清末始建合江学堂。但从山长、校长到教师，都是县中名绅。清同治间，致仕安徽巡抚唐训方捐资扩修书院并兼任山长。至于义塾、小学，绝大多数是宗族和地方士绅倡办，原知县李泽芳捐田60亩在本乡曲潭桥设义塾4处。地方上跨族际的学公；既有县西经纬公、县东启明公、县南振南公、县北紫辰公，各有田一至四百余亩，都是士绅倡立，并由其代表经管。在自己家里读书的士子，由学公定期布置作业，评卷发奖。乡试拨旅差费，中功名有贺仪。民国后，四乡公各自转为学校，公产转为四乡教育基金。仍由各乡士绅代表经理。全县有地方教产田1639亩，（还不包括各族学田的产业。）年收租3400余担。这就是集体办学吧。政府仅仅给予一点补助而已。（新中国一来，把所有教产一概算为剥削产业，没收分给农民了，致使办学经费都由政府包干了。）

一县的文化活动，由政府主办者，清代只有一年一度的在大成殿祭孔典礼。民国时期才建了座图书馆，名中山图书馆。其它文化事业，都是士绅或族间办起来的。他们自结文社，例如常宁清末民初，士绅詹明之与县中名宿19人联建文社，推明之主盟执牛耳，没要官方掏钱、加封。士绅吴东皋等5人，自凑钱百贯立文会，不望官库。名曰续文斌武，订定每年春秋两祭先师孔子及文昌帝君，届期集县城，聚首谈心，吟诗论文。这类文会不知凡几。各族修族谱，算是地方一大文化活动。其组织和纂修主要是士绅和族长。历届修县志，知县只是揽个头，出钱摇笔杆，都是士绅所包。常宁历届县志主纂：《康熙县志》是举人殷铭，《雍正县志》是卸篆归来的进士知县段献生，《嘉庆县志》是主人吴山高，《同志县志》和《常宁诗文存》是致士巡抚唐训方。这些人都有是一县名绅。以上文化教育事业，不论思想倾向如何，但也确为社会保存了大量文化遗产。而政府政也简了，权也放了，民间积极性又调动了，官方省力，国库也省钱。

三、恤孤怜贫，素称美德。中国历史上由于经济不发达，溺女风炽。常宁素无育婴机构，直到清光绪四年，巨绅李泽芳兄弟捐田200亩，合银3000余两，众县绅闻风兴起，共捐田千亩，建成县育婴堂，专门收养遗异女婴与孤儿，以后不断扩大成县救济院，增设施医、施药和救灾。诸士绅也在各族置义田、办义仓，设义冢，救济社会孤儿寡老。荒时借积谷以救饥，掩埋无主或无力掩埋的尸骨。

四、民众教化与纠纷调解也是地方一大事情，第一层是族里，第二层到地方。而具体实施则都是大大小小的士绅。清道光间，白莲教一首领郭子绿潜入常宁一村，烧香拜会，村民导入其术，地也无人种了。士绅陈训恭一面闻之于县，一面亲自带人焚其香堂，逐散拜会男女，县府随后追缉，教匪乃靖。清咸丰间，饥馑增多，里中盗贼蜂起，曲潭士绅李岳亭倡捐弭盗公，所以扬言重惩，实则对饥寒者生活上给予关照，或设法支助其就业资本，解决出路，这块地方，盗未起而风已熄，传为美谈。民国三十年天旱，瑶塘村民欲求神祷雨，请士绅萧文阶出任会首，萧见民情难通，对村民说：“我们约法三章，大家吃斋一七，请巫师做道场，有人保证七天能下雨，我当会首由我出钱。如果未下雨，钱由请我当会首的人负担。”再也没人敢承担了。至于地方争山争水，打架斗殴，没有不通过士绅这一调解关的。

五、治山管水、修路架桥、渡口茶亭等等便民利民的公益事业，都非士绅莫属。常宁几处大水堰像鸭婆堰等，牵涉20余里的水利，有跨乡的组织，有常年维修的公产，都是跨地区的士绅合建合管。龙王庙桥公，士绅倡捐建成后，并置恒产以作常年维修之资。桥头有专设施茶水，立凉亭以歇行人。

六、常宁名胜古迹，也是士绅所建。湖南省名寺大义山，地为梁姓所捐，施主是梁姓士绅。东乡清溪书院，政府未曾染指，全是东乡土绅建成。南乡名洞金龙岩，过往官员题诗而已。士绅们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旅游资源。

七、民间藏书，都是士绅们所为。官方就一难藏，二难保。

八、最后还要介绍一事，常宁西南徭山，山丛岭峻，又与五县毗邻，常为盗匪出没之地。历代官兵都是鞭长莫及，即使出兵大剿一阵，事后百姓还是吃大亏。自明洪武起，历经六百余年，战乱频仍。几乎都是地方士绅平息。清末民初，阳山有萧化道、萧学优叔侄，化道曾经几度自办枪枝，自办团练，民国八年，学优大剿诸匪，斩匪首，一次突遭匪袭，学优中弹身亡，叔化道再度领兵，几经周折，配合官兵，才予平息。

九、至于经济事业，旧中国因属私有制社会，常宁县除水口山铅锌矿属省实业厅局经管外，县政府只有一两人的建设科统管，在政府中无足轻重。工商业则有总商会统管，各行业也有同业公会管理。工商业巨子罗达钦，就是民间社团的商会会长，也是有名士绅。士绅刘法阶，就是常宁第一个使用机械电器设备的著名煤矿老板。

绅权何来

综前所述，在乡参政议政、教育、军事、文化、教化世人、恤孤怜贫、排难解纷、桥路渡亭、文物培护、经济领域等等方面，士绅为社会、为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士绅既不在朝，也不支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绅权又从何而来呢？首先，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的优良儒家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丈夫“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些就是他们的理想。其次，在野的士绅和在朝的官吏，他们的个人利益也是相同的，也需要互相维护。再次，士绅要实现个人价值，维护个人利益，势必需要通过以上诸社会活动才能显现出来。所以他们去干也是自愿的、乐意的。

至于绅权何来，再看看他们政府的结构吧。据民国三十七年（1948）10月常宁这个38万人口位居湖南省二等县的政府机构人事状况：县政府只有民、财、教、建、军等五科及秘书、合作指导、会计3室，总共56人。外税捐处17人。下面14个乡镇计187人，平均每乡13人（含乡自卫队8人）。241保，平均每保1600人左右。每保2员一丁，都是不脱产的，由政府给予一点津帖。当然政府各级所管的政也就少了。因为社会上许多事都落到士绅肩上了，士绅的权力也就大了起来。但是国家行政经费也就大大减少了。这也算是两条腿走路吧。特别在一个落后的农耕社会里，财政来源本就缺乏，这在当时的条件下，也算是因时因地制宜吧！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集政、绅、族及许多民间组织于一体，在巩固初建的人民政权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事业发展的繁杂，继续事无巨细，悉仰之于一县之长，工作不甚其繁，支出不堪其重，造成微观管不着，而宏观无暇理。这种包治天下，吃“皇粮”的队伍，自然大大地膨胀起来。而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也随之增进。机构的膨胀，在国家还没有摆脱落后的农耕社会里，财政来源当然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财政资源，而要它再去担负无限的干部吃饭问题，国不堪负，民不堪负，还能拿多少钱去搞建设呢？改革，改革，一句话，还政于民。

从旧社会的历史反思，给我们今天或许还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