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和城市形态演进城市形态理论发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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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形态研究的范畴及特点
城市是生产力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物质载体。以城市的物质形态特征及演变规律为核心的城市形态的研究是城市规划设计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一。
一般而言，狭义的形态是指物体呈现于人们视觉的全部表现形式，即形相与状态，广义的形态是指事物呈现于人们知觉的全部表现形式，包括抽象表现形式。城市形态是城市整体的物质形状和文化内涵双方面特征和过程的综合表现，具体而言，城市形态是城市内在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的表现，反映在城市和居民点分布的组织形式上，城市本身的平面形式和内部组织上，城市建筑和建筑群的布局特征上等。
从城市形态概念的界定上可以看出，城市形态是社会多要素多功能系统作用下城市本身的平面形式、布局结构、建筑风格等非常具体直观的有形表现，因此，城市形态的研究是包括多个侧面(物质要素)和多个层次(文化内涵)的研究，再加上城市形态本身是由历史积淀而成的，具有动态演化的特征，这就使城市形态的研究成为内容非常丰富的综合性的内容。
因此，城市形态的研究一方面具有具体分析的特点，只有对城市特定发展时期的城市物质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作深入细致的分析，才能把握各个时期的城市风貌和艺术成就，从而得出有益的经验和设计手法，为今天的城市规划设计提供借鉴；另一方面，城市形态的研究具有抽象概括的特点，只有对城市的各物质要素的内在机制及其外部关系的高度凝炼抽象和概括，才能把握城市总体的形态特征，揭示城市内外部诸要素相互间的关系，从而把握城市的演变规律，为城市的发展提供指导。
二理论发展综述
对城市形态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比如我国在奴隶制鼎盛的西周开国之初（公元前11世纪）就有了满足奴隶等级制度需要的城市形态的规划制度，春秋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匠人营国，方三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度．经涂九轨，左祖右杜，前朝后市，市朝一夫，”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墟市的平面形式是方形，道路垂直相交，城市中有“祖”、“社”、“朝”、“市”、“夫”等城市要素，按“旁”、“左”、“右”、“前”、“后”的关系布置。按这个规划制度所建成的城市，虽未为考古发掘所证实，但如旁三门、宫城居中、左祖右社等形态制度对我国后来的都城建设有很大的影响。又如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规划家管仲在他的《乘马》中对城市形态也相应提出了“因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见解，强调城市形态应充分结合地利条件．视城市的实际情况而定，不必强求形式上的规整，这种突出城市的个性，摒弃单一的城市格局，祟尚自然的思想对中国传统城市形态产生了深入广泛的影响。
又比如在西方，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出现了希波丹姆规划型式，这种械市型式遵循几何数的和谐，从秩序美的角度出发，采用几何形状，以棋盘路为城市的骨架，这种城市型式在后来的城市规划实践中被广泛的运用。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的军事工程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提出了有利于城市防御和避风的八角形城市提案，到公元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学者对城市形态的探讨，更进入了一个高涨时期，如阿尔伯蒂(Alberti)、帕拉第奥（Palladio)、斯卡莫齐(Scamozzi)等先后对城市形态及理想空间模式进行了探讨，其中弗朗切斯科．迪乔治(FrancescodiGiorgio)在维特鲁威的理想城市提案上，制定了一个道路按放射形布置，中央有园形的纪念建筑物的城市提案，到巴洛克时期及以后受这种城市提案的影响发展起来的城市渐渐多了起来，城市里有方或园的广场、广场上有纪念物、有向四面放射出去的笔直的干道和整齐的街区，这种利用街道连接广场、园林绿地和纪念物，形成统一完整的构图轴线，成为大城市中组织城市三度空间形态的重要手段，其城市美学构图上的作用和意义影响至今。
对城市形态的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是随着西方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巨大变革，在城市规划实践的推动下逐步产生的。由于近代工业的发展，工厂取代手工作坊，人口向城市大规模的聚集，大片工业区、仓库码头区和工人住宅区的出现，使传统的城市空间格局和建筑尺度被打破．城市形态急剧变化，城市越来越大，城市功能越来越复杂，各种城市问题也应运而生，如人口密集、房屋拥挤、环境恶劣、交通阻塞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开始了对城市形态理论的系统的探索研究，这种探索，一方面，沿续传统的改善城市物质形体环境的作法，从城市本身的物质形体规划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城市物质形体的设计和美化，来改善城市面貌，并逐步发展成为注重城市三度空间形态的现代城市设计；另一方面，人们也认识到就城市论城市的传统做法并不能解决大工业带给城市的根本问题，所以这种探索扩大到从区域、经济、地理、社会等宏观领域入手，综合探讨城市总体的形态特征和发展走向，并逐步演化为偏重城市二度用地形态的现代城市规划。
(一)形体规划设计方面
在近代资本主义城市工商业迅速发展的推动下，从19世纪初开始在欧美城市中出现了一系列着眼于城市形体面貌、倡导城市宏敞壮美的新古典主义式的城市改建计划，在欧洲城市中最有影响的是1853—1870年的由奥斯曼(Hgussmann)主持的巴黎改建计划，该计划主要着眼于城市道路系统的开辟、广场的组织、房地产的经营和市政设施的建设等，为封建城市的改建和扩建、促进城市的近代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并对继之而来的维也纳、柏林、科隆等城市的规划影响较大。而在美洲城市，从1893年芝加哥博览会起，由本汉姆(H．Bunham)先后主持了旧金山、克里大兰和芝加哥等城市的空间发展和治理规划，也形成了影响广泛的倡导宏大的城市美化运动。
这些宏大的城市形体规划运动，虽然从一定区域美化了城市，但由于规划本身很少从居民的实际利益出发，因此并没有解决近代工业城市发展的实际问题，19世纪末起，随着对城市总体形态特征及发展规律的研究和在实践中的运用，传统的城市形体规划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城市的美化转为强调城市形体规划适应新的城市功能需要的原则。其代表性的理论是美国建筑师佩里(C·Perry)1929年提出的邻里单位理论和斯泰因(C．Stein)1933年提出的雷德伯恩体系。佩里的邻里单位是有一定的大小规模，四界为主要交通道路，内有商业服务设施和充分绿地的居住区的“细胞”，其思想在以后的规划中被接受和发展。斯泰因是最早正视大量私有汽车时代对城市建设影响的规划师之一，他在雷德伯恩规划中，绿地住宅与人行道有机地配置在一起，道路布置成曲线，人车分流，建筑密度低，住宅形成口袋状成组配置。
由于受新建筑运动的影响，出现了城市形态强调“功能合理至上”、以现代形体技术手法适应时代要求的现代城市形体结构的潮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勒·柯布西埃(L．Cirbusier)，柯氏明确地从建筑师的眼光来看待现代城市建设，1922年他发表了《明日的城市》一书，1925年提出了著名的“伏埃森规划”，1933年又推出“光辉城市”，这是一个有高层建筑的“绿色城市”，房屋底层“透空”，城市全部地面均可由人们步行支配，屋顶高花园，这个设想一反霍华德以来的城市分散主义思想，强调用现代技术手段来引导城市人口的集中，形成以高层为主，拥有大片绿地的现代城市空间形态。在二次大战后所规划的城市中，柯氏具有不可估量的普遍影响。
随着发达国家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逐步转化，高技术也导致了高情感的需要，现代建筑千篇一律、毫无人情味的弱点就显露出来，与此相应的现代城市空间形态在人类行为、情感、环境等方面的缺陷也日益明显，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对城市形体环境中深层次的社会文化价值、人类体验的发掘，城市形体规划进入了一个强调形体环境设计应适应人类情感的人文化、历史连续化发展阶段。
在这方面，早在1889年西特就发表了一本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专著，即《城市建设艺术》，他系统调查分析了欧洲古代城市建设的历史遗产及其艺术价值，并首创现代建设的“视觉艺术”准则，“这种视觉意象的优势在一些保存过去遗产的作品中得到体现，同样也以机械主义为意象的，率领我们奔向未来的城市中体现出来。”西特的思想深深影响着其后的许多规划设计家，新的思想方法呈出不穷，1959年美国林奇(K·Lynch)提出可以通过道路、边沿、标志、结点和区域五种形象要素来识别一个城市，这五种要素给城市带来了自己的形态特征：美国(c·Rowe)则强调堀市的拼贴性，认为城市是一个历史的博物馆，每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自己的文化积淀，这些积淀汇合而成为一幅拼帖画似的城市形态；卢森堡的(R·Krier)认为城市形态具有理性的基础，只要人们还是用两腿走路两臂取物．人体尺度就会对建筑实体约定某种必然的量度，它不仅决定于踏步和建筑物的层高还决定了开放空间的形态；意大利的(A．Rossi)认为城市中的建筑分为两种，一种是量大面广的普通建筑，被人们设计、建造和使用，然后被拆除，随时间而变化，另一种是纪念物，由于它们所具有的特殊品质，能够经历时间的磨蚀而成为人们据以回忆某一城市的依据。这些思想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城市形态的认识，为城市设计开拓了思路，丰富了创作手法。
近年来在城市形体规划探索方面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总体上来看，仍以提高和改善城市物质空间环境质量为目标，但是现代的城市形态设计一方面转为更加务实的态度，不再将整个城市作为自己的对象，而是缩小了范围，对城市不同地段形成了不同认识和不同的处理方法，如对城市的商务中心区、科技工业园区、步行商业区的设计、城市历史地段的保护、城市边缘区的开发等等。另一方面，也扩展到进一步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对未来城市形体的构想和探索，如有的从土地资源有限的角度考虑，建设海上(底)城市、高空城市、吊城、地下城等等；有的从不破坏自然生态的角度考虑，建设空间城市、插入式城市；有的从模拟自然生态出发，建设集中仿生城市等等，这些构想在技术上仍处在探索之中，并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总而言之，注重人类情感的需求、依靠高科技手段、关注生态环境的思想是未来城市物质形态发展的基本走向。
(二)综合形态规划方面
18、19世纪城市形态的巨大变化及产生的一系列的城市问题首先引起了一批社会学家的关注，最著名的有19世纪初的欧文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城市形态的设想和实践，他们把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实体，把城市建设与社会的改良联系起来，由于他们的设想忽视了大工业对城市发展的根本影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虽然在当时未产生实际的影响，但却成为后来“田园城市”、“卫星城市”等城市形态理论的源薮。
“田园城市”是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E．Howard)在1898提出的，其主旨在于通过新建一系列独立自主的城市，以达到高效能高活力的城市生活和清静优美的乡村生活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工业社会的城市，这种针对现代工业社会出现的城市问题，把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作为一个体系研究，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意义。“卫星城市”是霍华德的追随者雷蒙恩温(R．Unwin)在1922年提出的，主张在大城市周围分散布置一些独立的城市，这些城市在生产、经济、文化生活方面受中心城市的吸引与此同时，其它对后来产生影响的城市形态理论还有法国建筑师戛涅(Cony6arnier)的工业城市，主张在既有城市的内部对工业、居住之间进行严格的功能分区，通过便捷的交通组织来满足城市大工业发展的需要，运用钢筋混凝土建设市政交通设施和各种房屋，工业城市形态理论奠定了现代城市空间功能规划布局的理论基础，西班牙工程师索里亚·伊·马塔(ArturoSoriaMata)的带形城市主张城市形态沿一条高速度高动量的轴线向前发展，城市宽度有限长度无限，这种理论对以后城市分散主义有一定的影响。
从这一时期的研究来看，城市形态的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19世纪初相比，强调城市形态结构要适应城市功能的发展要求，城市的功能性规划思想逐渐成熟，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和发展，如1918年沙里宁(E’Saarlnen)的大赫尔辛基方案、1930年米留廷(A·MiIntin)的斯大林格勒方案、1911年格里芬(Griffin)的堪培拉田园城市方案、1945年帕莱(Perret)的重建勒哈佛的工业城方案等等。
与此同时，城市总体形态的发展模式的研究由于社会生态学和城市地理学的加入，向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如1921年芝加哥的一群城市社会学家提出了“人类生态学”的概念，借助生态学过程的类比，来解释人类的种种居住模式及其演进；1935年坦斯莱又提出较重要的生态系统概念，它要求对一个社区和其环境的结构与功能作出明确的阐述，并予以定量化。1958年以多加底斯为首成立了“雅典技术组织”，并在1963年建立了雅典人类环境生态学中心，它着重研究城市居民与其生态环境的十分复杂的关系，研究城市建设对自然条件，环境质量的作用与反作用，力图创造一个适合人类居住和工作的城市环境，以求全面合理的解决现代城市面临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问题，城市地理学的崛起为城市和区域规划开拓了新的视野和途径，有代表性的如1925年黑格(H·Hale)的城市土地利用形态的地租决定理论、1933年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的“中心地学说”、1937年的巴罗(BarlowReport)报告、1949年拉特克利夫(V·Ratcliff)的逐层分化的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模式等等。
总之，到了本世纪60年后，由于多学科的交又和横向的发展，使人们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内在机制的认识前进了一步，城市规划只有通过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人口学等学科的分工合作，城市物质形态的建设与经济发展计划、社会发展规划、科技文化发展规划以及生态环境发展规划互相结合，才能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这样传统的以物质形态为核心的城市规划发展成为一门多学科的综合规划，综合规划的重点已经从物质环境建设转向了公共政策和社会经济等根本性问题，更多地与国家政策和政府各级机构结合，取决于他们的意志和社会目标取向，城市规划学科也因此逐渐趋向于社会学科，成为一项社会工程。
三我国城市形态研究状况
在我国，有关城市形态理论的研究，由于受整个城市近代化进程较晚的影响，其发展一直落后于欧美等国，长期处于滞后的状态，直到本世纪上半叶，西方城市分区规划思想和规划手法传入我国沿海的殖民城市，其后逐步影响到沿海沿江城市和广大内陆地区，但对其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解放后，我国城市的建设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发展时期，但有关城市空间形态的理论研究在80年代以前仍末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发展也十分缓慢，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对城市形态的理论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城市形态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方面，一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大量的城市规划建设实践的推动下而形成的对城市物质形体设计方法的研究，其代表性成果有东南大学齐康先生主编的《城市环境设计与方法》、王建国先生的《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等：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城市形态历史遗产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对中国城市规划建设通史和综合性城市形态特征的研究，成果有董鉴泓先生的《中国城市建设史》、贺业矩先生的《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和《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胡俊先生的《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武进先生的《中国城市形态》等等：第二是都城和各级地方城市形态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有杨宽先生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叶骁军先生的《中国都城发展史》，郭湖生先生的《古代都城小史》的系列研究：地方城市史的研究有潘谷西先生的系列研究以及各地关于地方城市形态的研究，比如华南理工大学从八十年代末以来就有四篇博士论文分别对潮州、福州、肇庆、广州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国外有学者对汉口、上海、济南等城市进行了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多视点多角度的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有对中国古代城市的防灾研究，如吴庆洲先生的《中国古代城市的防洪研究》，肖大威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防火研究》。另外还有断代性或专题性的研究，宋代东京街市研究，(田银生同济大学博士论文)，《民国时期南京市政》(Colman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的内部结构》(章英华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论文)等等。
从总的情况来看，虽然近二十年来出现了如上所说的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城市建设发展的众多研究成果，但由于我国城市重大面广而且历史久远，我国城市发展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各地方城市的形态演变发展的特征，直到目前为止仍然研究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