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赣南风水科举和乡村社会士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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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明中期起，赣南社会掀起一股造风水、兴科举的热潮。在这股热潮中，地方官的倡导、地方绅士的响应起了很大的作用。明代赣南社会出现这股热潮，表明了明代中期以来中国传统社会追求“士绅化”的心态。把风水和科举联系起来，虽然是中国人祈福求祥心态的自然反映，但并非单纯是风水术上的一个发展问题，更不是赣派风水发源地赣南独特的社会现象，而是宋以来南中国整体社会变迁的一个过程和结果。风水这类看似游离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民俗观念，其实蕴藏着非常复杂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应放置于整体社会变迁的背景中加以考察。
TheMovementofIntegratingGeomancywithImperialExaminationofSouthernJiangxiandGentrificationofRuralSocietyinMingDynasty
KeyWords：MingDynasty；SouthernJiangxi；geomancy；imperialexamination；gentrification
Abstraet：AfashionofgentrificationoflocalpeopleinitiatedbylocalofficialsandgentryemergedinSouthernJiangxiregioninthemid-MingdynastywhichindicatedthegentrificationofruralsocietyofSouthernJiangxi,asmoreandmorelocalpeoplechangedgeomancyinordertomakeprogresswithimperialexamination.ThoughitisthenaturalreflectionofChineseideologyofseekinghappinessandluckthatintegratedgeomancywithimperialexamination,itwasnotbecauseofthedevelopmentofgeomanticmagicartsratherthanasaresultofthespecialfolkcustomofSouthernJiangxi.ItistheprocessandresultofthewholesocialchangeofsouthernChinafromSongdynasty.Thereisacomplexrelationbetweenthestateandthepersonalinthefolkcustomslikegeomancy,whichseemedtohavenorelationwithofficialideology.Soweshouldresearchitonthebackgroundofwholesocialchange.
自郭璞提出“风水”概念以来，风水就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观念之一。除了从理论和技术上对风水进行阐述的大量著作以外，迄今为止，关于风水与社会生活的研究，大多从民俗层面论述风水与丧葬、居住环境、改变命运等方面的关系，尚未从区域社会变迁角度进行关注。①实际上，风水术的流行与传播，和具体区域社会变迁联系甚紧，并随时代变迁而注入新的内涵。赣南是赣派风水的发源地，民间讲求风水有较长的历史，风水之说有相当的影响。特别是明清时期，赣派风水术不仅和赣南人民生活密切相关，而且还流布天下，影响及至皇陵的构造。②就明代赣南社会而言，比较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风水之说和科举兴旺联系在一起，兴起一股造风水以兴科举的热潮。本文拟以明代赣南为中心，结合区域社会变迁历史，对这一热潮进行阐述，以期揭示风水与区域社会变迁之关系，并藉此洞察明代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与时人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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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风水的研究文章很多，就笔者所及，从民俗角度研究风水的主要成果有：张邦炜《两宋时期的丧葬陋俗》，《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万陆《杨益的风水文化观及其实践》，《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廖鸿《风水大著于世的六朝丧葬习俗》，《中国社会工作》1998年第6期；雷玉华《唐宋丧期考——兼论风水术对唐宋时期丧葬习俗的影响》，《四川文物》1994年第3期；关传友《中国古代风水林探析》，《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曾建平《潮汕民居的美学意义——以陈慈夤桥宅个案研究为例》，《汕头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黄艳燕《风水与古代小说中的改运主题》，《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李黛岚、柳云《客家风水民俗刍议》，《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1期。
②韩振飞、姚莲红《浅谈杨筠松及赣派风水术》，见《赣文化研究(总第4期)》，南昌大学《赣文化研究》编辑委员会1997年编；林忠礼、罗勇《客家与风水术》，《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一引言：王阳明倡学赣州与赣南科举的相对落后
正德十二年(1517)，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就任南赣巡抚。王阳明在南赣巡抚任上，不仅在军事上镇压地方盗贼，安抚民众，确立官方社会秩序，而且还在南赣巡抚治所——赣州大力宣扬其“心学”，一时之间，赣州云集了大量的往来学者和王门信徒。由于学者众多，王阳明专门建濂溪书院以住学者，史称：“(正德十三年)九月，修濂溪书院。四方学者辐辏，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濂溪书院居之。”[1](卷三三《王阳明年谱》)
赣州城中学者云集的盛况促进了赣南的求学之风，“在赣虽军旅扰扰，四方从游日众，而讲学不废。……而赣俗丕变，赣人多为善良，而问学君子亦多矣”[1](卷三八《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的赣南籍弟子中，何廷仁、黄弘纲名满天下。罗洪先记载说：“嘉靖戊子余计偕北上求友，四方咸日：君不闻，阳明之门所评乎，‘江有何黄，浙有钱王’。盖指雩都有何善山秦、黄洛村弘纲与绍兴钱渚山宽、王龙溪畿也。”[2](卷八《明故承德郎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善山何君墓志铭》)之后，又有一批学者以其为师，传其学术。例如雩都在何、黄二人去世后，建有濂溪、阳明、善山三先生祠并有祠田，“皆乡大夫袁君沂、周君文、胡君夷简，予先族祖乔、崇等营度之。诸君子复为之期，率诸后进诣新建、善山两祠，以其讲之何、黄诸公者，讨论而服习之”[3](卷上《濂溪、阳明、善山三先生祠田记》)。虽然后来吉安等地的江右王学远比赣南发达，但王阳明在赣南宣扬“心学”的历史以及赣南江右王门这一群体的出现，使赣南成了士大夫笔下的王文成公“息马论道过化最久之地”[4](卷一一《祠庙》)。
然而，与“姚江之学，学在江右”的说法形成对比的是，明代赣南科举并不兴旺，人才寥寥。①正如嘉靖《南安府志》所言，“南、赣二府每大比于乡，类不及吉、饶、临、信得士之众，以为下邑荒陋，则未免寡昧”[5](卷一六《学校》)。万历年间时人杨守勤对赣州的科举现状表示疑惑：“自王文成昭揭圣修，倡学兹土，至今士品为他邑冠。乃举制科者，往往逊他邑，青衿诧语：祀弗专与?文弗耀与?抑赭垩不满于景纯之目也?”[4](卷二四《学校》)
事实上，如何采取措施，振兴赣州、南安二府的科举，一直是明代赣南地方官和绅士在努力解决的问题。早在王阳明就任南赣巡抚之前，赣南就已有试图通过改造风水以兴科举的活动，影响所及，几乎所有的府州县学都进行过改迁与重建，大量风水塔也由官方和民间合力兴建。
二府州县学的改建与风水塔的大量出现
以赣州府学和县学为例(赣州府城所在地为赣县)，就先后在成化四年(1468)、嘉靖四十一年(1562)、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行过三次搬迁，而且每次搬迁的理由都是学校的风水不利于科举。
关于成化四年赣县府学(包括县学)的搬迁，明人彭时有如下记述：
赣于江西为巨府。其城据章贡二水合流之处，山川雄秀，风气固密，形势概可知矣；然郡、县二学，自宋以来俱在城内之东南，面壁城垣，未足以当其胜。入国朝百年之久，教养具备，而科目乏人。或者以为地有不利，而有司惮难，莫之能改。成化丙戌，山东曹侯凯来知府事，厌其卑陋，既以改迁为己任，乃相其宜，得学之西北偏景德寺，其地隆高亢爽，后接郁孤台，前对崆峒山，山势耸拔如卓笔状。喜曰：建学育才，莫宜于此。即召寺僧以府学易之，并县学迁焉。……
二学成，规模宏壮观丽，有以出尘嚣而挹清旷，加于其旧远甚。始迁之岁，诸生名乡荐者二人，明年进士及第者一人，邦人父老咸喜。……乃寓书翰林编修董越俾征予文，越即及第者也。[4](卷二三《学校》)
按彭时的说法，赣州“科目乏人”的原因是“或者以为地有不利”，而知府曹凯把学校迁到一所佛寺，在当时并非轻易之事。上文中提及的进士及第的郡人董越就说：“学本景德寺基，谈者皆以其当崆峒之胜，顾或惑于利害，无敢易之。曹侯为赣之三年，有言及者，遂慨然日，作养人材，维持风化，于学当先。浮屠但有地以容足矣，彼岂得专是胜邪?”[6](志一一《艺文》)曹凯之所以坚持把学校搬迁到景德寺的重要理由乃是景德寺地理上的“当崆峒之胜”，“山势耸拔如卓笔状”。就在赣州府县学搬到景德寺的当年，赣州“名乡荐者二人”，明年，董越进士及第，后官至兵部尚书，迁学的效果似乎非常明显。
有意思的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南赣巡抚陆稳又把赣州府县学从景德寺迁出，陆稳把赣州府县学从景德寺搬迁走的理由也是“堪舆家弗之善，思复其旧”[7](卷二○《纪言志二》)。万历三十二年(1604)，南赣巡抚李汝华等地方官，因为赣州“乃举制科者，往往逊他邑”，而“相与质之形家，佥谓景德旧址，丰隆宏敞，延袤正方，北亘郁孤，南瞰崆峒，凤池匪遥，翠玉可枕，如彭学士所称洵吉壤”。[4](卷二四《学校》)结果，嘉靖年间“堪舆家弗之善”的景德寺地址又成了“吉壤”，李汝华等又把赣县县学迁到景德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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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学者认为，江右王学的发达没有推动江西的科举，甚至可能对科举还有一种反作用。参考吴宣德《江右王学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的发展》第360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但笔者目前还没有发现有确实的材料证明此种说法。
在明代赣南，类似赣州府县学这样多次搬迁儒学的例子并不少见。笔者根据地方志有关修建儒学的记载，制成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赣南大部分县都改建了儒学，各县改建的理由，基本上都解释为风水不利，导致科目乏人，而雩都县儒学也和赣县一样，经历了三次搬迁。
明代赣南还出现了兴建文峰塔的风潮，目的也是为了振兴当地科举。以瑞金县为例，该县在明末就建了二座文峰塔，动员了全县许多绅士耆老。康熙《瑞金县志》记其事曰：
龙珠塔，县西南五里。本县峰峦耸秀，江水环带，亦称佳丽。惟是西南少秀拔峰。故议以西南赤硃岭为县水口，位属辛，宜建天乙贵人峰。以南面方巾岭，位属巽，宜建云霄状元笔。久议未就。万历壬寅冬月，知县堵奎临酌合邑议，申详道府。首先倡俸，更募邑人，会同邑绅钟譔、赖聘、朱善卿、钟彦、许宗谟、杨永皋，举人杨以杰，监生刘希善、刘选、杨正学，庠生谢元璇、李汶、许继廉、杨以任等总督其事，慎选耆老谢仲诲、杨可俪……(下列23人名字，引者注)分理其事……扁曰：龙珠塔。庶几风气秀发，人文振起。[8](卷三《建设·台塔》)
兴建龙珠塔完全是由于风水上的理由，建塔的过程惊动了从知县到举人、监生、秀才、耆老等地方上的各色人等。随后，瑞金又兴建了“与龙珠寺塔相对”的“巽塔”，名为“文兴塔”。瑞邑人士对二塔寄予厚望：“巽、辛二塔对峙，屹然凌霄，后日必有人文振起，秀甲寰区者矣。”[8](卷三《建设·台塔》)
兴建文峰塔的并非瑞金一地，现略引几段相关史料如下：
(大庾)东山望旭，西华倚空，万古巨瞻，一方雄镇，顾以巽峰少锐，堪舆家致有异言，必须文笔增巍，经学士取为吉兆……建石塔于龙华院之东。[9](卷三二《重建文峰塔疏》)
(上犹县)卢公塔，在县东五里，本府同知卢洪夏……见犹邑科目寥寥，由水口文峰低小，乃建七层浮屠于巽山之巅，自是人文顿盛，邑人呼日：卢公塔。[10](卷三《寺观》)
据文博专家介绍，赣南明清时有古塔40余座，没有一例属于佛教意义上的塔，全部为文峰塔，[11]从中亦可见赣南当时改造风水以兴科举的热潮。
三绅士的参与和民众的响应
在明代赣南出现的改造风水以兴科举的活动中，地方官的倡导固然十分重要，但我们可以看到，地方绅士也积极地参与其中，他们或亲自倡导，或捐款捐物，或董事监工，成为保证活动进行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兴建学校和风水塔都需要不菲的经费，仅靠官府的“公帑”是远远不够的，地方绅士和民众在经费上的捐助亦十分关键。
从上文的《明代赣南府县学修建表》可以看出，大部分府县学修建的经费，除了官府开支外，还有来自地方士大夫、父老等民众捐助的部分。当然，在美其名曰“义助”的背后，应该也有摊派的可能。不过，科举的兴盛直接关系到本地民众的升迁和地方的政治格局，地方士大夫的倾力支持也在情理之中。如果说，许多府学与县学的建立经费尚可来自于“公帑”的话，众多文峰塔的建立经费则基本来自绅士和耆老等地方士人的捐助。
在一些宗族聚集之地，则可能会以宗族为单位建设文峰塔，其建设经费自然来自于宗族。请看如下事例：
(雩都县蜚英塔)塔当先师庙巽址，是为文明之统，命曰：蜚英。……予问费从所出入，父老谢文魁等曰：吾侪世居兹土，倘赖天灵，自今以迨千百世，诸宗子姓，蔚为国华，则当各以其宗助。[3](卷上《蜚英塔记》)吾乡名营前，里日：村头，陈、蔡二姓卜居斯地，自宋末由元明以迄清，数百载矣。前明天启间邑侯龙以公事来登临览胜，窃叹东方文峰低陷爰斜，两姓建造宝塔，嗣是游泮登科者相继而起。[12](《胨蔡嗣孙仝撰序》)
很明显，以上二地文峰塔的兴建和地方宗族自身的兴旺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揭示了地方绅士为何热衷于改造科举的原因。
地方民众对风水的信心和对科举的热心是和地方绅士的积极倡导密不可分的，许多民众则是随着绅士的倡导而被卷入。明末清初宁都地方名流魏禧在与友人书中回忆了自己于明末主持的建修风水的活动，他说：
适闻邑中有议拆大东、小东新城，而兄将主其事，弟笑叹惊怖，甚以为不可也。……居民尚赖此为屏障。一旦以莫须有之风水劳民伤财，以坏生民万世之利，吾不知其何心也。……又闻将起塔于巽峰。吾意说者必谓移城砌塔，一举两得。不知工费出办何所?……犹记壬午场后，吾邑以连科不得第，有建修风水之说。弟少年不经，妄听轻作，遂同令弟毅然任之。结怨费财，日营无益。[13](卷七《与友人》)
宁都清初建城砌塔之举，可谓明代赣南地区造风水、兴科举活动的继续，新城要拆毁的原因是“谓衙背受新城直冲，东门一带送水，于形势为不利”[14](卷四《城池》)。亲自主持过崇祯十五年(1642)壬午场后造风水、兴科举活动的魏禧，仍清楚地记得当年的冲动与热情，而力劝友人不可重蹈上一次的覆辙，不应“主其事”。可见，地方绅士往往是这类活动的主持者，但像宁都拆城建塔这种涉及面很广的活动，没有大量民众的支持要完成同样也是不可想像的，而地方民众的支持则来自于对风水的信心和对科举的热情。
正是基于对民众热心科举的认识，地方官才有意识地加以引导，倡导民众改造风水，振兴科举。明人杨守勤解释赣南地方官热心于以风水之说来搬迁学校的举动时说：
予为诸君子之心，岂惑堪舆，总为赣士。盖人情无与萃涣则不专，无与激昂则不奋。工之肆，齐之庄岳，专故也；下流而邑醪，决胜终食，奋故也。今士专且奋矣，而缵成大道，步趋文成者，又方为尔赣士鹄，宜何省惕，以仰副上人立学意耶?倡率而鼓舞之，是诚在子。[4](卷二四《学校》)
按照杨守勤的解释，地方官就是利用堪舆学说来“倡率而鼓舞之”。
这种地方官首肯或提议、绅士积极倡导、普通民众积极响应的运作模式是当时大多数风水建筑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上引的许多事例都显示出了这种运作模式的存在，现再举一例。康熙《瑞金县志》卷三《建设·台塔》记曰：
壬田塔，招召乡一里。壬田为瑞金沃壤，山水环抱，一望平衍，实为秀区。而双流合汇之际，殊觉低陷，以故文士层出，科目少兴。知县潘舜，历过其地，诸生攀辕而请。以形家言，于坤方宜建一塔。乡绅朱善卿、许宗谟，生员朱国卿、朱文绍等呈词，愿捐赀倡义，不动官费，乡人喜助如云，朱统与等董其事，其塔遂成，扁曰龙见。
壬田龙见塔的修建经过仍是绅士倡导——知县首肯——民众响应，经费则“不动官费，乡人喜助如云”，从中亦可窥见明代赣南社会整体对造风水、兴科举活动的热心。
四造风水、兴科举现象与社会变迁及社会心态
我们注意到，六朝以来，风水之说渐渐流行，风水多和丧葬礼仪、住宅选址等活动联系起来，在求“利”观念的驱动下，人们企图通过对风水的追求来获得命运的改变，祈福求祥。①在科举日渐重要的明代，把风水和科举联系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并非赣派风水起源地赣南独有的现象。但是，宋元时期特别是宋代，也是科举相当发达的时代，为什么赣南没有出现明代那样官方与民间共同推动的造风水、兴科举的社会热潮呢?笔者认为，明代赣南普遍出现的造风水、兴科举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和南宋以来赣南的社会变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②
赣南由于处于闽、粤、湘、赣四省边界，加上地形以山地为主，历来是令统治者头痛的盗贼多发区。北宋治平年间，王安石在论及虔州(赣州)风气时说：“虔州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交广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椎埋盗夺鼓铸之奸，视天下为多。”[15](卷八《虔州学记》)南宋初年，江西制置大使李纲亦言：“然虔之诸县，多是烟瘴之地，盗贼出没不常。朝廷初无赏格，士大夫之有材者，多不肯就，又难强之使行。”[16](卷一○一)在宋代士大夫眼中，赣南由于山区尚未开发，盗贼问题严重，是一个士大夫不愿履任的偏僻地区。
文人们固然以传统舆地学的“山水孕育人文”的观点解释赣南的盗贼问题，但宋代赣南山区开发尚未展开，社会风气未被士大夫“教化”也是事实。直至明初，赣南部分地区仍被描述为“地旷人稀”的“烟瘴之地”，明初曾任石城训导的杨士奇言：“赣为郡，居江右上游，所治十邑皆僻远，民少而散处山溪间，或数十里不见民居。里胥持公牒征召，或行数日不底其舍，而岩壑深邃，瘴烟毒雾，不习而冒之，辄病而死者常什七八。”[4](卷六六《艺文·明文》)
不过，宋代以后(尤其是南宋)，赣南的开发也在不断地进行，据曹树基估计，南宋时期，特别是淳熙年间，官府所控制的人口有明显的增加，比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增加了三倍多。[17]同时，赣南社会也正在发生变化，人文景观亦有所改变。由于著名理学家程颐、程灏曾在赣南向周敦颐学习，赣南作为“先贤过化之地”、“理学发源地”得到强调，南宋时期兴建了许多书院，著名的有南安军的道源书院、兴国的安湖书院等。元代除了继续宋代兴建书院的趋势外，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某些大族祖先的“贤良祠”修建于州县学附近，著名的有宁都的孙氏和黎氏等。
自明代中期起，大量流民进入赣南，一方面带来山区的开发，另一方面则引发了非常严重的盗贼问题。根据曹树基的研究，明中期以后，赣中、广东、福建流民逐渐进入赣南开发山区，至清初达到高峰。流民大量进入，使赣南山区得到开发，形成了今天赣南的农林生产格局。③但明代赣南仍是盗贼频繁、风气劲悍之地。嘉靖《虔台续志》载：“宦途言：江西诸郡，率赣难治也。”[18](卷一《赣州府十县略述》)明人有记曰：“(兴国)民气近悍尚斗”；会昌“山竣水驶，民质刚劲”；安远“山峻水激，人多好胜”。④弘治八年(1495)朝廷专门在赣州设立南赣巡抚，负责弹压闽、粤、湘、赣四省边界的盗贼活动。与此同时，赣南的地方社会也开始转变，特别是正德年间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就任南赣巡抚后，一方面实行乡约和保甲等措施进行基层控制和教化，另一方面则大力提倡社学、宣扬“心学”，试图以儒家的理念来改造基层社会。王阳明的做法基本被后来的南赣巡抚所沿袭。经过地方官和本地士大夫的努力，儒家理念在赣南地方社会影响渐大，具体表现为地方社会中宗族组织勃兴、地方社会追求科举成功的心情日渐急切、神明信仰“正统化”等等。因此，在县学普遍被改建、大量风水塔出现的现象背后，反映的是儒家理念在地方社会影响的增大。这应该是宋以来赣南社会变迁的一个结果，其背后蕴藏着赣南社会整体变迁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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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邦炜《两宋时期的丧葬陋俗》，《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雷玉华《唐宋丧期考——兼论风水术对唐宋时期丧葬习俗的影响》，《四川文物》1994年第3期；黄艳燕《风水与古代小说中的改运主题》，《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②笔者曾以《12—18世纪赣南的地方动乱与社会变迁》为题完成博士论文(中山大学，2001)，以下关于赣南宋至明代社会变迁的论述未注明出处者均来自于本人的博士论文。
③曹树基《明清时期流民与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第3期；万芳珍、刘纶鑫《客家入赣考》，《南昌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万芳珍、刘纶鑫《江西客家入迁原由与分布》，《南昌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饶伟新《明代赣南的移民运动及其分布特征》，《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④转引自《赣州府志》卷二○《风俗》，同治十二年(1873)本。
正因为如此，便不难理解，与造风水、兴科举的举措同时进行的是毁淫祠、拆道观的活动。雩都蜚英塔的地基，就是知县用“所辟淫祠易之”而得到的。[3](卷上《蜚英塔记》)更有意味的是，在雩都，原本是佛塔的重光塔，在这场活动中转化成了文峰塔。明末赣南另一位著名学者李涞记其经过曰：
塔虽因缘释氏，然当邑治右，缠逆江流而屹然砥柱，固足善也。……岁壬辰，静齐黄侯来宰是邑……乃告于众日：塔之就圮也，风气漓矣!邑之有龙舟会也，以尚鬼，然而侈且狂矣!吾亦乌能坐视夫厚储黩鬼之资以益狂?孰与移之葺塔。……邑之人文昌乎，物力阜乎，生齿繁乎
雩都县令以龙舟会的费用来修葺重光塔，并赋予佛塔以文峰塔的功能，正是具有“正统性”的儒家观念影响扩大的表现。
五余论
上文论述了明代赣南社会出现的兴风水、造科举的热潮，并指出，赣南社会出现这种官、绅、民集体参与的社会现象，和宋以来赣南地方社会不断接受儒家“正统”理念有关，是明代赣南社会整体变迁与转型的表现。笔者认为，从赣南如此热烈和普遍地造风水、兴科举的潮流中，不仅可以看出宋以来的赣南社会的自身变迁，也可管窥明代社会的一个非常普遍而值得重视的变化——乡村社会的“士绅化”。郑振满通过研究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指出宋到明代“宗法伦理庶民化”的趋势。[19]而科大卫和刘志伟则进一步指出，“宗法伦理庶民化”过程也是庶民利用礼教来把自己“士绅化”的过程，明初至清中叶，科举功名的附会更为普遍化，助长了乡村社会的“士绅化”，其背后是国家意识形态在地方社会的认同和推广。[20]因此，明代赣南出现的造风水、兴科举的热潮，是明代社会“士绅化”的表现，也是宋以来国家意识形态在赣南地方社会推广的过程和结果。
因此，笔者相信，虽然在求“利”观念的指导下，改变风水来追求科举的发达，乃是非常自然的现象，但是把风水和科举联系起来，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从官方到民间共同推动的造风水、兴科举的热潮，并非单纯是风水术上的一个发展问题，更不是赣派风水发源地赣南独特的社会现象，而是宋以来南方中国整体社会变迁的一个过程和结果。风水这类看似游离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民俗观念，其实蕴藏着非常复杂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应放置于整体社会变迁的背景中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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