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世纪前后清代农家生活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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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世纪前后，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0%左右。农家的生活消费与生计来源代表了全社会普通人家收支的主流。本文拟对清代农家生活消费的研究进行归纳和介绍，以期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清代生活与生产水平的一般状况。

[关键词]清代；农家；消费

在消费、生产、交换、分配，构成的社会生产全过程中，消费既是起点，又是终点，既是生产发展的原因和动力，又是生产发展的结果和体现。消费分时期、分层。处于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地位的人，消费观念、消费内容、消费质量、消费水平均不相同。18世纪前后，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0%左右。农民的生活消费代表了全社会普通生活消费的主流。而不同阶层的农民，生活消费方式与质量又均不同。为简明、集约考察总体上的情况，我们选择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小农”作为待“解剖”的“麻雀”。这是由于，清初自耕农经济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之一。清中后期，因移民垦荒、边疆开发以及由传统“诸子平分”继承法而引起大土地所有的不断细分，新的自耕农经济仍然不断生长。尽管自耕农经济十分脆弱，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中属于常变量，随着人口增多或遇天灾人祸，有被地主吞噬，沦为佃农或流民的趋势；尽管清代“农民”的构成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某一地区某一时期某一阶段自耕农经济为主或被地主——佃农经济、被大地主经济为主所取代，但较多地区较长时段自耕农经济发挥主要作用仍是不争的事实。特别如姜涛所说，地主与农民之间，尤其是那些处于边缘的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之间，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些力农起家的富裕农民有可能很快上升为地主，若干地主仅因分家析产便可降为普通农户。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进一步分离，还使得不少地方出现了地主与佃户分掌“田底”与“田面”的现象，地主对土地的任意支配权也受到了抑制。[1]方行提出佃农中农化的命题[2]；胡成提出由于农业雇工工价上涨导致地主经营式农场衰败的命题[3]；章有义列举佃仆大都拥有自己独立经济的示例[4]；张研征引中小地主艰难度日的佐证[5]等，均可见“农民”构成两端阶层的生活向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小农”靠拢的现象。

生活消费，包括延续家庭成员生命的“生存消费”，以及提高家庭成员德性、智力、满足家庭成员精神生活的“文化消费”两部分。其中，“生存消费”属于基础层次，消费需求弹性小，只有保证这一层次的消费，消费需求才会向上一层次的“文化消费”延伸和发展。

一、“生存消费”

清代农民“生存消费”的首位，是食物。而关于清代农民食物的第一个问题是“肉食，还是素食”？

中国传统社会2000多年前，便分为“肉食者”与“素食者”两个对立集团。明清以农民为主体的绝大多数人仍然以粮食为主要食物，很少吃肉或根本不吃肉。很多县志记载“贫家终年不见肉”，有人终生不知肉味。一般农家只喜丧、祭祀、饷宾、年节[6]、农事大忙之日方略动荤腥，“七八口之家割肉不过一二斤，和以杂菜面粉淆乱一炊；“度岁乃割片肉为水饺”，“平日则滚汤粗粝而已”。[7]方行估计明清江南农民全年大约有20个吃荤日，其余345日吃素。当然，方行又说，这345日也不是绝对食素，有的地区“间用鱼”。明代松江西乡农民即已“吃鱼干白米饭种田”[8]。

农家不食或少食肉，不妨碍他们从经营角度出发供给雇工肉食，因为他们谙熟“善使长工恶使牛”的道理。“以雇工而言，口惠无实即离心生……做工之人要三好：银色好、吃口好、相与好；做家之人要三早，起身早、煮饭早、洗脚早，三号以结其心，三早以出其力，无有不济”，因而他们自家“非祭祀不割牲，非客至不设肉”，以蔬食为主，却设法给雇工食肉，以免“灶边荒了田地”[9]。据张履祥《补农书》记载，明中期供应雇工饮食的旧规是夏秋1日荤2日素；春冬1日荤3日素。清前期雇工“非酒食不能劝，比百年以前，大不同矣”，为夏秋1日荤1日素，重活累活连日荤；春冬1日荤2日素，重活累活多加荤。也就是说，清前期夏秋农忙季节，雇工每月吃荤日从明中期的10天增为15天，体力劳动繁重时“连日荤”；春冬农闲季节，每月吃荤日从明中期的7、8天增为10天，体力劳动繁重时“多加荤”。据陶煦《租核》记载，到清末，农业雇工夏秋日总20日荤，春冬总10日荤。农忙的夏秋两季，每月吃荤日数又增加了5天。明末以前，荤日“鲞肉每斤食八人，猪肠每斤食五人，鱼亦五人”，数量与质量均无变动，只是从吃荤日数的增加上，体现供应数量的增加。清中期以后，荤菜鲞肉、猪肠之类改为猪肉，数量亦有增加——“荤不用猪肠而用肉”，忙工1人“食肉半斤”，雇工4人“食肉一斤”，“余曰亦不纯素，间用鱼”。[10]

方行以为，雇工食物供给一般以农民生活水平为准，"水涨船高"，明末至清末雇工食物供给的改善，应该反映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1]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农民有饮烧酒的习惯。如山西孝义县“民用俭约”，“所食粗粝，不堪下咽”，“独不能戒酒”[12]。方苞认为，10人之中至少有4人饮酒，“一人其量以中人为率，一日之饮必耗二日所食之谷”[13]。酒与肉往往相联。清中后期有不少如下记载：“村人趁墟食货交易，酒罂肉碗四顾狼籍”；“贫民无产，佣力耕作，索值日不百钱，酒食必责丰备，狂饮大嚼”；“值令节乃丰豆馔，下逮佣作酒肉恣饭啖无吝焉。惟独嗜酒，虽穷乡僻壤，皆家有藏酒，以备不时之需”；“民喜口腹甚之。家无担石之储，一聚饮间罗列珍膳，若素封之家，虽称贷不惜也”；“饮食无贫富，多好饮酒，款客肴馔，务丰一席，所费动至五六千三四千不等”，“不必岁时伏腊，即偶尔小聚，亦必尽醉，呼拳拇战，声达街衢，以兹三里之城，酒馆林立”[14]。这些或可作为方行结论的佐证。

尽管如此，在欧洲人眼中，中国属于“肉食者”的人，吃肉也很少。无论“多么有钱，地位有多高”，消费的肉食“为数甚微”，“好像只是为了增加食欲才夹几块猪肉、鸡肉或别的肉吃”。“肉切成能一口吞下的小块，有时甚至剁成馅，作为‘菜’的配料使用”。欧洲人看来，不管中国烹调事实上多么讲究，肉还是少得叫人吃惊。欧洲畜牧业不仅提供大量畜力，而且还提供相当数量的肉食和乳品。中世纪后期德国每人每年肉食达100公斤以上，柏林每人每天的肉食量为3磅；意大利佛罗伦萨城9000居民一年吃掉了4000头牛，60000头绵羊，20000头山羊，30000只猪。[15]

素食，固然与中国发达的农耕环境及传统饮食习惯有关，但布罗代尔以为，食物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志，也是他周围文明或文化的标志。每当人口增长超过一定水平，人们就势必更多地依赖植物。总体上吃粮食或吃肉，取决于人口的多少。道理十分简单：如果按单位面积计算，农业提供的热量远远胜过畜牧业。撇开事物质量的好坏不谈，农业养活的人数要比畜养牲畜多10至20倍。如孟德斯鸠所说：“别处用以养育牲畜的土地，在这里直接为人的生存服务……”一位18世纪在北京工作的传教士明确指出：人口过多，迫使中国人不养牛羊，因为供牛羊生活的土地必须用来养活人”，“法国与中国的养牛数量至少为十比一”，于是“田里缺少肥料，饭桌上缺少肉，打仗缺少马”，“为收获同等数量的粮食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使用更多的人”。[16]

第二个问题是，“素食，食什么”？

明清江南农民主要食用稻米。布罗代尔引用来华传教士的记述：“中国人每天吃的都是一盘不加盐的米饭，这就是一日三餐的面包”；四五碗饭，“左手端碗送到嘴边，右手拿双筷急匆匆送进肚里，简直就像朝口袋里装一样，吃一口还先朝碗上吹一口气”；“米饭在中国总是用白水煮，中国人吃饭就像欧洲人吃面包一样，从不生厌”。米价的变动在中国能影响一切，士兵的饷银也以米价为升降指数。[17]方行指出，明末清初江南虽有麦豆（统称“春花”）种植，但当时人口较少．口粮多为稻米。《补农书》中未见有以蚕豆、二麦为食，只见有以大麦饲猪喂鹅鸭的记载。清中期以后，江南地区多熟复种制度发展，农民食杂粮日多。如苏松地区“农民当春夏之交，藉此麦饭，以种大熟”，蚕豆“自湿至乾，皆可为粮”。夏初，农民“磨麦穗以为面，杂以蚕豆”而食，口粮中“麦当其三之一”。[18]华北农民主要食用谷类杂粮。尤以小米、高梁和春麦为主食，杂以豆类、薯类食物和蔬菜。小麦和稻米只有过节或遇有婚丧嫁娶、招待亲朋好友时才可能食用。据徐浩所举华北各地民食列表如下[19]：

随着清中后期人口压力的增加、玉米蕃薯等作物的普及，南北方种植结构越来越趋向于向少数高产、粗粮作物集中。农民的主食结构也转向粗粮化、搭配式。“常日两顿，工作三顿，干饭只一顿，早晚两顿则汤粥间加饼馍，虽有力之家亦然”。其中干饭吃大米，其他两顿都是杂粮，山民则多吃包谷，“穷民连包煮食，或摘子炒食”，佐以苦荞、燕麦、洋芋等杂粮[20]。史志宏认为，这种一天吃两顿、干稀搭配、多吃粗粮杂粮的情况，是当时各地的普遍情形。能做到一天三顿细粮的，只是少数富人之家。[21]

主食之外还有副食。副食即油盐、酱醋、菜蔬一类佐餐之食。农民种植油菜、花生等榨油食用。油菜“亩收子二石，可榨油八十斤”；“花生

菜蔬基本自种自给。南方“园中菜果瓜蒲，惟其所植。每地一亩，十口之家，四时之蔬，不出户而皆给”。北方“春冬以菜蔬红薯白菜，夏秋以罗卜北瓜等物为菜羹，用以佐餐”；“佐味为豆腐小豆腐咸菜番椒。豆腐以黄豆为之，小豆腐以豆汁与各种蔬菜为之”。不少地方“春夏多食野菜，以葱韭豆腐鸡卵为甘旨，菘薯为珍味”。[22]

最后是，“食多少？支出多少？”

前文讨论亩产量时，已涉及到清代每人每天吃多少的问题：一般概念是平均每人每日食米1升，月食3斗，“人一岁食米三石六斗”[23]。《补农书》中所记农民口粮标准是，“凡人计腹而食，日米一升，能者倍之”。雇工口粮是每人每年“吃米五石五斗”，每日吃米1.52升。方行以江南农户多为核心家庭，由夫妇及子女组成，至少有1～2个成年劳动力属于所谓“能者倍之”之列，5口之家大小口牵算，平均仍可每人日食1升，全年食粮为3.6石，符合江南“大口小口，一月三斗”的民谚。

方行按此算了一笔账：

农户全年全家口粮约为米18石。常年米价银1两1石。农户每年口粮支出是为银18两。副食约每年每人为银1.4两[24]。全家5口全年支出为银7两。主副食共计25两，合钱25000文。

清后期，江南地区多熟复种制度发展，农家全年食米18石，因1/3改食大麦，余食米12石。时价米石银2.13两，银1两约钱1600文。12石米，共约银25.5两，合钱40896文。《安吴四种》载：“大麦较米不及半价，以充口食，一石可抵七斗．和稻米煮粥饭，计麦百斤，可得米七十斤”。按大麦7斗，充口食可抵米5斗计，农民口粮大米6石，折成大麦应为8.4石。《租核》说，春熟种豆，“亩可得钱七八百，麦亦如之”。假定此800文为大麦亩产7斗之价，则大麦8.4石，应约为钱9600文。加上上述米值，全部口粮约共为钱50496文，合银31.56两。副食中肉类全年按吃荤日20天计，人日用钱30文，全家全年共约用钱3000文。吃素345日，较雇工日用钱20文折半计算，全家全年用钱共约17250文。油盐柴酱之类副食，消费弹性较小，按人岁约用钱3000计，全家全年共约用钱15000文。因稻柴费用另计，须在此扣除8640文，共约为钱6350文，饮酒费用纳入吃荤日饮食支出费用之内，不另计。以上副食各项，共约为钱26600文，合银16.63两。主副食共计70096文，合银43.81两。[25]

其他生存资料包括衣被、住房、燃料等。

衣被：南方农民衣被的年消费量，据方行考查，明末所谓“人生所需”，“岁不过布二匹”；清乾隆年间，“一人之身，岁得布五丈，即可无寒”。江南棉布1匹一般长2丈，5丈即为布2匹半。农家按男女大小口平均，包括衣服、被帐在内，每人每年用布2匹，全家5口，每年约用布10匹。明末清初，江南嘉湖一带，棉布可能还未完全普及，农民还要穿用一部分麻布衣，所谓“夏则衣苎，冬则木棉”，“湖州家家种苎为线，多者为布”，西乡女工“绩苎麻黄草以成布疋”。冬衣用布多，夏衣用布少。前述10匹，可按棉6麻4估算。布价取中，按每匹为银0.33两计，农户全年用布六匹，约为银2两。麻布每匹约为银0.26两，4匹约合银1两左右。农家全年衣用支出共约银3两，合钱3000文。

北方农民衣被的年消费量，据徐浩考查，支出不大。如直隶望都“居民率衣土布，自织自用，只取其蔽体御寒，不求华美。寻常衣服，棉改袷，袷改单，敝而后已，虽褴褛之衣，方作鞋履之用，不肯轻于一掷”；山西孝义“乡民则布絮缕缕，终岁不制衣者十室而九”；五台“农人夏一袷，冬一袄一裤，商贾隆冬走山谷，布袄之外，袭老羊皮马褂，士类一棉布袍，一棉马褂，无衣裘衣帛者”。[26]农家平均岁用土布5匹左右，或自织，或买于集市。[27]

清后期，棉布日益普遍，衣着质量应较粗麻布为优。其时土布“每匹约市钱五百文”，全家全年用棉布10匹，是共约钱5000文，合银3.13两。[28]

住房：江南普通民居盛行砖瓦平房，或带木板的阁楼。苏州一套普通民居一般为3间6架（檩），一明两暗，中间正房堂屋为明，两侧次间卧室为暗，面积共12.16方丈，合91.96平方米[29]。苏式住房可能因地方潮湿，比其他地区住房大（其他地区一般一步架为5～6尺，苏式一步架为8尺）。但有能力之家仍嫌狭窄，有5间甚至9间开间的。11间以上属富户另论。[30]一般农民则居屋简陋，“凿坯为门，编茅盖屋，所在皆是”。

江淮、北方农民多居住覆草的土坯房。阜阳、凤台一些农民土坯墙外镶一层单砖，名曰“里生外熟”。宅居习惯向阳，因庙门向南开，不取正南向，取东南或西南向。主房一般三间，一明两暗，明为客厅，暗为卧室，侧跨偏房用作牛屋或厨房。富人家有砖木结构的瓦房，并有深宅大院，高墙门楼，乌漆大门，少数还盖有楼房。屋架多用5架檩（3间），也有用7架（5间）、9架（7间）的。多层次住房讲究前层低，中、后层依次拔高，避免遮阳。[31]

其他各地区各民族都有不同风格的宅居。如藏式宅居为石墙平顶碉楼；蒙式宅居为轻骨架毡包，维吾尔式宅居为平顶木架土坯房；朝鲜式宅居为席地而坐的地炕式宅居；西南少数民族宅居为干栏式竹楼木楼。另有黄土高原的窑洞；闽南的土楼；云南的“一颗印”以及东北的满族老屋等。东北民居南北西三面围炕，西炕供神供祖，南炕睡长辈、北炕睡晚辈。穷人有两家合住一屋，分住南北大炕的。

置房支出，顺治十五年（1658），江南昆山为守墓人出“钱十二缗”赎“瓦居三楹”，即按当时银价，购一套3间瓦房民居的支出约合银l0.8两；乾隆十八年（1753）苏州“圩田上瓦屋两间”（屋在“圩田上”，显系农民住房）卖价为银6两。[32]乾隆年间芜湖庄房3间卖绝价银4两[33]。北方农民住房支出，徐浩未将其列入家庭经常性开支，他以为，置房属一次性投资，虽花去农家多年储蓄，但可以使用多年[34]。

租房支出，乾隆十六年（1751），苏州租“在田瓦屋一所”7间，“每年租金四两七钱”，“内扣除修理一两一钱，实还租银三两六钱”；乾隆十八年（1753）苏州租“瓦房三间半，该每年屋租银一两六钱”，“内免屋租银四钱，作每年修理之费”，两项房租，均“随租米一并交清”[35]。乾隆四十八年（1783）徽州租楼房1进计2间，“每年交租钱一千文”，合银1两[36]。取中按租3.5间算，每年农家租房支出约为银1.6两。当然，另有不少佃农居住地主提供的“随田庄屋”，房租不单计算；还有租地基造屋，每年还房地基租银的，如乾隆十一年（1760）徽州“史佑孙租三间屋地基竖造住屋一堂，每年交租九五银三钱五分”；还有租厕所的，如乾隆三十八年何（1773）徽州万富租厕所1个，每年交租钱140文等。[37]

清后期银钱比价有所变化，1两银约合钱1600文。仍以租3.5间、租银1.6两算，是为钱2560文。

燃料：方行指出，清代江南平原地区无煤炭林木，燃料艰难，“日用所急，薪米二事为重”。农民一般用稻草烧茶煮饭。据陈恒力调查，旧中国苏嘉湖杭地区，农家每天平均烧稻草15斤，一个月烧450斤，一年应需5400斤[38]。据《沈氏农书》记载，“稻草一千八百斤，约价一两”,5400斤为银3两，农家每年燃料支出共约为银3两。

清后期，据《租核》记载，稻柴每担约110～200文，按每担160文，农家全年用稻柴54担，共约为钱8640文。

方行将清初与清末江南农民的生活消费加以比较，结果是：粮食消费数量没有减少，质量则有所降低——从全部食用稻米，到稻米与杂粮兼食；衣被数量没有变动，质量却有所提高——从棉麻兼用，到棉布普及，再到“以布为耻，绫缎绸纱争新色新样”[39]。住房水平没有降低，也没有提高。从支出角度看，粮食支出由银18两增为31.5两，燃料支出由3两增为5.4两，消费数量没有增加，支出增加主要是物价上涨的原因。住房支出均为银1.6两，没有变动。衣服支出由银3两增为银3.1两，布的质量虽有所提高，但支出基本没有变动。副食支出由7两增为16.6两，增加了9.6两，则主要是由于副食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提高。可见清末由于生活水平提高所导致生活消费支出的增加数，约为清初生活消费总支出的30％左右。方行算了一笔账：

清前期农家“生存资料”，即每年用于生活消费的支出＝粮食（主食18两＋副食7两）＋衣物3两＋住房1.6两＋燃料3两＝32.6两。

清后期农家“生存资料”，即每年用于生活消费的支出＝粮食（主食50496文＋副食26600文）＋衣物5000文＋住房2560文＋燃料8640文＝93296文（合银58.31两）。其中，食物支出约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83％，其中，粮食支出约占54％，副食支出约占29％。

可知江南农民消费结构的变动，主要表现为食物消费支出在生活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上升——由76％上升为83％。其中粮食支出由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55％下降为54％，而副食支出却从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21％上升为29％。这种变动是农民从蔬食到饮酒吃肉增多的结果，反映其生活水平的提高。

[1]姜涛：《人口与历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83页。

[2]方行：《清代佃农的中农化》，载于《中国学术》2000年2辑。

[3]胡成：《近代江南农村的工价及其影响——兼论小农与经营式农场衰败的关系》，载于《历史研究》2000年6期。

[4]章有义编著：《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附录·各仆纪事》，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版。

[5]《新安月坛朱氏族谱》卷二二，《诗》：“治家如治国，出入计升斗。全家食若衣，负郭五十亩。岁岁水潦灾，仅免饥寒受。九族润监河，一瓜分某某。敢曰屯其膏，命出姑与舅。此缩因彼赢，捉襟乃见肘”。参见张研、毛立平：《19世纪中期中国家庭的社会经济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最重要的节日：端午“人家各有宴会赏庆”；中秋“是夕人家各有宴会”；冬至夜“人家更迭燕饮”，民谣谓“冬至大如年”；元旦“除夜，家庭举宴，名日年夜饭”，“元旦后，戚若友递相邀饮，至十五日而止，俗称年节酒”。“端午、冬至、年夜为人节”，“清明、七月半、十月朔为鬼节”，届时“人无贫富，皆祭其先”。参见《吴中岁时杂记》等。

[7]同治《五台新志》卷二，《风俗志》；乾隆《孝义县志》，《物产民俗志》。

[8]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3期。

[9]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农书》。

[10]姜皋：《浦泖农咨》；陶煦：《租核》。

[11]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3期。

[12]乾隆《孝义县志》，《物产民俗志》。

[13]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一，《请定经制札子》。

[14]光绪《临朐县志》卷八，《风土志》；光绪《滦州志》卷八，《封域志》中；乾隆《罗山县志》卷一，《风俗志》；光绪《永城县志》卷一三，《物产志》。

[15]参见曾雄生：《中西农业结构及其发展问题之比较》，载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3期。

[16]〔法〕布罗代尔（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年版，231页。

[17]〔法〕布罗代尔（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年版，174～175页。

[18]道光《蒲溪小志》物产；姜皋：《浦泖农咨》；乾隆《吴江县志》卷五；《求益斋文集》卷四。

[19]徐浩：《清代华北农民生活消费的考察》，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1期。

[20]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八《民食》。

[21]史志宏：《清代前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1期。

[22]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六，《齐民四术》卷二；民国《望都县志》卷一，《风土志》；民国《临沂县志》卷四，《舆地志》；同治《五台新志》卷二，《风俗志》等。

[23]《群经补义五·赋役》。另，夏忻：《学礼管释》：“人一岁约食米三石六斗”；任启运：《经筵讲义》云：“今以人口日升计之，一人终岁食米三石六斗”[23]等。

[24]《补农书》记有“妇人二名”，“酌其常规”，每年“口食十两”，即每人每年“口食五两”。方行以之为口粮加副食的伙食费，扣除口粮3.6两银子，即为副食支出1.4两。《补农书》又记有雇佣长工，除粮食支出外，另有“柴酒一两二钱”的支出。这里所说的“柴酒”，当即油盐菜蔬之类的简称，而非仅指柴酒。此二数当可相互参酌。见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3期。

[25]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3期。

[26]民国《望都县志》卷十，《风土志》；乾隆《孝义县志》，《物产民俗志》；同治《五台新志》卷二，《风俗志》。）

[27]徐浩：《清代华北农民生活消费的考察》，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1期。

[28]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3期。

[29]正间1丈4尺，两次间1丈2尺，共开间3丈8尺。内四界1丈6尺，前后双步共1丈6尺，共进深3丈2尺。一套稍微像样的普通民居用房面积共合12方丈1尺6寸。此尺是鲁班尺。鲁班尺长度各地不同，苏州鲁班尺每尺合27.5公分，则每方丈合7.5625平方米。参见姚承祖：《营造法原》，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59年版，2页。

[30]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明清江南消费经济探测之一》，《华东师范大学报》，1988年2期。

[31]同治《霍邱县志》卷之三，《食货志》。

[32]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3期。

[33]刘永成等编：《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中华书局1982年版。

[34]徐浩：《清代华北农民生活消费的考察》，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1期。

[35]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646～648页。

[36]章有义编著：《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版。

[37]章有义编著：《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版。

[38]陈恒力校释:《(清)张履祥辑补<补农书>校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

[39]黄印《锡金识小录》卷一。

二、“文化消费”

“文化消费”包括文化教育、祭祀祈赛、婚丧嫁娶等，其重要性虽远不及维持家庭成员生存、繁衍的“生存消费”，但仍是生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必要性消费项目。

文化教育：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传统价值观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农家稍有条件，节衣缩食也要让子弟读书。同时，宗族耕读助学之风，官学之外书院、社学、义学、族塾、家塾的广泛存在，科举制度下下层士人在家乡教馆为生的普遍现象，均为农家子弟就近读书提供了可能。徐浩估计，多数农家子弟大约都接受过或长或短的蒙学教育，所谓“民间子弟七八岁时延塾师教习，先孝经四书，渐习本经学作文艺，虽冠礼未行，而束发受书者遵循规矩，并无浮嚣之习，诵读之声四境不绝”[1]。

读书费用低廉，如河南鹿邑“士无恒产”，率以教授为业，一年“馈缗钱数十千便为极丰”。数十学童均摊，大约每人每年学费1000文。如嘉道年间徽人包世臣之父借僧舍集蒙童作塾师，所得仅能供两人口食，“无可寄赡家者”。“两人口食”是7.6石，合银7.6两，一塾学童一般10来人，均摊，大约每人每年学费不到1两，其时银贵，仍约合1000文左右。[2]尽管如此，由于生活贫困，农家子弟仍往往辍学。所谓“力田者仅菜粥自给，虽有聪颖子弟，亦多不免失学。村塾之师聚童稚数十人于老屋中，仪节不立，咿唔莫辨，每至登麦、刈禾时辄罢业散去。九月复集则十仅三四矣。往往修补（脯）不给……如是者数岁，父兄病其无成，俾改习耕作，或操工贾之业”。[3]

罗兹曼估计，农民中“粗通文墨”的人约占30～20％[4]。农家的“生存消费支出”，以“制约”的形式，在“教育消费支出”上打下了相应的烙印。

祭祀祈赛：包括祭祀、祈报、迎神、赛会等内容，按岁时节庆[5]有序进行，或随时随地酬神许愿。此类活动是农民的节日，是常年千辛万苦却又前程未卜之际一种不可多得的精神寄托、心灵慰藉，是千愁万绪的排解和宣泄，所以无不踊跃参加。

祭祀分祭祖、祭神两种。

祭祖，南方通常家设祠堂或牌位，族有始祖祠、分支祖祠、大宗祠、小宗祠等。有的宗族祠堂数量达数十数百座之多，如湖南醴陵3000人以上的93个宗族共建祠堂603个，其中丁氏一族即建有祠堂77座。茶陵“一姓分建宗祉有至数百所者”[6]。北方大族、士夫故家“多立宗祠，设祭田，春秋拜扫惟谨，祭毕聚族宴祠中”或“庙祀先祖”，“隆于祀先，虽费而不惜”，一般百姓则“颇忽于祀先”，而“恪事外神”。[7]祭祖务求供品丰厚，福祚均沾，开销很大。正式的祠祭一般每年3次：除夕（元旦）、清明、中元（或冬至）。休宁程氏，每年除夕元旦前二日为其祖忠壮公生辰，全体族人要制花灯娱神5日，参加者不下6000人[8]。其他小祭又有花朝、春社、端午、荐新、秋社、重阳、送寒衣以及各祖生辰祭日，也少不得金银纸锭、三牲果品、酒肉羹饭等花费。祠祭外还有墓祭，乾隆时巨族“祭每从丰而莫重于清明之墓祭”，墓祭时“画船络绎，鼓吹喧闹，妇女亦乘之以嬉游”。有5年、10年或20年一次的合祭，时“会集族众，按门分派，猪羊每至百余只，旗伞执事，鲜妍拥道，锣鼓小乐随行”，“香案古玩、器皿俱备，有功名者皆冠带舆马，族大繁者动以千数”[9]。

祭祖费用一般情况下或者出于族田祀产所入，或者出于族中按户摊派之费。另有一种是醵金入股，成立各种祀先会、祭祖会等，祭祀受胙的范围和权利也由醵金多少、“占股”多少划定。如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徽州祁门立有祭祀程氏始迁祖的3会，包括“世忠会”（此会分11牌，前10牌每牌会友10人，11牌会友2人，共102人），正月十三日祭祀；“銮光会”，（共10会，每会1～2人不等），每年八月十八日祭祀始迁祖生辰；“凉伞会”（此会共5会，每会2人），每年八月十九日集会为始迁祖“送神”。“会”下的“牌”、“会”，是按会众认股而形成的组织机构，有的一股一会，每会（股1～2人至10人不等），有的数股一会。各会轮流主办对始迁祖的祭祀。[10]

祭神，囊括了祈报、迎神、赛会等内容。

祖先神灵并不主宰一切。在这里，“共同社会性”与“利益社会性”互为表里，揉杂儒、道、佛、帝王将相、鬼怪神仙、文人侠客等各种素材，构筑了极为庞杂的民间信仰体系。其表现一为神祇崇拜；一为春秋祈报；一为迎神赛会。

神祇崇拜有体现上层统治权力的神祇崇拜，如自明朝洪武年间敕令各府州县建立的城隍系统；如历代贤良忠臣祠庙系统；如孔孟文庙系统等。更有体现着地方特定区域社会共同渴望与追求的神祇崇拜。如安徽歙县有张许二将军祠，所祀唐朝张巡许远二将军成为当地保护神。每年三月二十八日民人群聚祠下，割牲沥酒，荐献娱神，以酬谢其对地方的保佑。[11]泾县东乡崇拜牛王大帝。牛王大帝即汉渤海太守龚遂，乡人以卖刀买牛故事讹传之，称为牛王大帝，以为地方保护神。凡二三十里以内人家，必备香火往酬，甚至有百里外而来者。[12]上述祁门六都村，有新、老张王会分别为11会、13会，会首25人，每年七月二十四日祭祀唐朝忠烈王汪公大帝、东平王张公大帝，“以祈福生人”，即以汪公、张公作为地方保护神。[13]小农家庭的神祇崇拜体现更多的实用功利性，他们热衷于拜财神、拜观音、拜关公……以求财求子求利求福。所谓“佞佛之风，村民最盛。每岁二三月之间，荒弃所业，奔走寺观，燃香诵佛，杂沓成群”[14]。

祈报又囊括了迎神、赛会等内容。传统农业靠天吃饭，农家春天祈褥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秋后酬报诸神、老天的恩赐，由此形成农家春秋祈报习俗。除此之外，天旱求雨，得雨还愿等也十分普遍。祈报时杀猪宰羊、聚餐演戏，或赛龙舟，或跑旱船，或游火龙，或抬神舆出巡，或扮百戏娱神，或拥神游街演剧，鸣金击鼓，昼夜不绝。

祭神费用自然要纳入农家的支出，所谓“醵钱演戏”；“春秋祈报，长者敛资，少者趋事”；“每秋后竟作贺作会，醵钱相助，喧阗来往，无虚日”；“秋趋各村乡醵钱祀里社五谷之神，行报赛礼，亦有行有三四月者，谓之春祈，纳稼后雨”等。[15]

至于祭神费用的数量，有记载说，“农家一岁之入，或不足一岁交际之用，有展转负累以至于贫者”[16]。地区性的祈报活动一般按村落、宗族轮年值首，通常一二十年轮一次。既轮，全族全村均“视为重大问题，筹募款费，推举司事，以办此平安神戏”。有“值年之村户，往往因贫而售典产业以当此门户”，以为若破此例，“当犯神谴而触众怒也”。[17]农家参加祈报活动或自行祈神、进香、还愿，也不吝解囊，所谓“衣食唯布蔬”，“唯迎神赛会最为靡耗”，“演戏献神，温饱之家随时侈糜，贫户亦典质裳衣，诣庙祈福”[18]。

婚丧嫁娶，徐浩指出，由于习俗使然，农家在这些项目上的消费往往是尽其所有，不少人家甚至于超过自己所能够承受的极限，从而使本来很有限的家庭收入超负荷支出，严重影响了农家正常的生产生活安排。

北方农家生产生活水平相对江南农家要低，可推知江南农家婚丧嫁娶方面的消费支

[1]乾隆《汤阴县志》卷一，《地理志》。参见徐浩：《清代华北农民生活消费的考察》，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1期。

[2]《包世臣全集·齐民四术》卷六，《先妣行状》；《管情三义》卷四。又，前文所举王命岳作塾师的收入是月米3斗合银0.3两，蔬菜银3钱合银0.3两，2项共计年收入亦为银7.6两。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六十，王命岳：《家训》。

[3]光绪《鹿邑县志》卷九，《风俗志》。

[4]〔美〕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Rozman)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46～248页。

[5]中国自古以来，随节气变化、农事忙闲，在生产生活活动时段上，形成了标示性的节日典，清期岁时节日因袭前代，主要有元旦、立春、上元、花朝、清明、浴佛、端午、乞巧、中元、中秋、重阳、冬至、腊八、祭灶等。

[6]民国《醴陵县志》，《氏族志》；同治《茶陵州志》卷六，《风俗》。参见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7]同治《西宁新志》卷九，《风土志》；乾隆《嵩县志》卷九，《风俗志》；乾隆《介休县志》卷二，《山川志》。

[8]道光《徽州府志》卷二之五，《舆地志》，《风俗》。

[9]《万氏宗谱》卷一三，《祀规》；同治《通城县志》卷六，《风俗》。

[10]张研、毛立平：《19世纪中期中国家庭的社会经济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道光《徽州府志》卷二之五，《舆地志》，《风俗》；民国《歙县志》卷一，《风土》。

[12]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泾县东乡佞神记》。

[13]程成贵：《徽州文化古村—六都》，《徽学研究内部资料丛刊》，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印2000年，102～104页。

[14]光绪《鹿邑县志》卷九，《风俗志》。

[15]道光《许州志》卷一，《方舆志》；光绪《怀安县志》卷三，《食货志》；同治《畿辅通志》卷七一，《舆地略》。

[16]同治《畿辅通志》卷七一，《舆地略》

[17]道光《徽州府志》卷二之五，《舆地志》，《风俗》。

[18]光绪《正定县志》卷一八，《风俗志》；乾隆《直隶易州志》卷十，《风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