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城乡关系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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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城市与乡村及城乡经济是学术研究领域不同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与重点内容之一。如何科学处理城乡关系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城乡关系及其由此引起的矛盾和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本文对国内外城乡关系问题的理论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中国在新时期实践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和促进城乡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依据。

[关键词]城乡关系；二元结构；研究综述

一、城乡关系问题的提出

城市和乡村是构成社会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城乡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产物，自城市产生后，城乡关系便随之而产生。城乡关系是广泛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与互动关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等诸多因素在城市和乡村两者关系的集中反映[i].城乡关系包含相当广泛的内容，如城乡发展关系（产业发展关系、经济发展关系）、城乡经济关系、城乡文化关系、城乡社会关系、城乡生存关系、城乡运行关系等。查阅现有的城乡关系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重点从城乡线性经济关系来考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城乡发展与规划问题，并且形成了相当丰富的研究结论，如发展经济学中的二元结构理论、核心—边缘发展理论，城市经济学中的城市空间扩散理论和城乡边缘区理论。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把城乡关系作为它的重要研究对象。在完全市场竞争和信息充分的严格假定下，它只是专注于研究资源配置的价格理论，无需考虑城乡差别及其相互关系[ii].瑞典经济学家俄林从区域分工和贸易出发分析了生产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均等化趋势最终会导致区域差异的消失，可以隐约发现对于城乡关系的区域均衡分析思想。总体上看，中外学者对城乡关系及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是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城乡关系的理论基石，也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和谐社会的重要依据。

二、国外城乡关系研究进展与述评

产业革命以前，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性质并未彻底改变；机器大工业的产生，撕裂了“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iii]”，出现严重的城乡二元分化，城乡关系的相关研究初步彰显。从历史上看，各国在发展初期都经历了城乡关系失衡的非良性互动状态。不过，在发达国家，由于城市化过程在较长时间内消化了一部分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使得城乡对立的矛盾得到缓解，城乡关系的理论研究成为区域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的一部分。然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是现代化的大城市，另一边却是贫困、落后、分散的广大乡村；原有城市缺乏对农村人口的吸收能力，新城市缺乏发展壮大的动力，加之政府“城市偏向”与城市居民的“乡村歧视”，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十分突出，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及其区域二元社会经济文化结构问题的研究在较广泛的领域和视野展开。

1.发展经济学对城乡关系问题的研究

对于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城乡关系成为其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它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城乡关系、结构变迁、劳动力转移、资本积累、技术选择、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人口增长极变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形成了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理论用二元结构解释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乡工农关系以及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换。

（1）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从对经济思想史的考察看，最早将“二元结构”概念运用分析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是荷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伯克，他在对荷兰政府于1860年企图在其属地东印度推行经济自由政策而遭失败的反思中发现，当时的印尼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殖民主义输入的现代“飞地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传统社会并存。1954年，刘易斯在其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与城乡关系研究表明，传统部门劳动力无限供给构成了二元经济的内在特征，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取得资本的积累，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充分的转移，诱发产业结构的演变，使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最后经济由二元变成一元。

（2）费景汗——拉尼斯二元经济论20世纪60年代，费景汉和拉尼斯在运用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费景汗——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iv].此模型揭示了二元经济发展中劳动力配置的全过程，并证明了伴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仅可以获得经济发展，而且可以完全实现商品化。他们认为，工业化过程中必须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与刘易斯模型相比，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对避免经济增长趋于停滞是很重要的。

（3）乔根森二元结构模型乔根森模型对刘——费——拉尼斯模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提出置疑，并试图在一个纯粹新古典主义框架内探讨工业部门的增长是如何依赖于农业部门的发展的[v].乔根森认为，为了使经济持续发展和避免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工业部门积累资本是必要的。但是，其先决条件是正的农业剩余。由于农业剩余的出现，现代部门的发展成为了可能，即农业产出达到了人口最快增长时所需要的农产品数量，农业部门就会出现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剩余劳动力是需要转移的，而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长速度。同时，还取决于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状况。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越快，其储蓄率就越高，劳动力增长越快，经济也就增长越快，最终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4）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哈里斯——托达罗为了解释普遍存在于很多欠发达国家面临广泛的城市失业的情况下由乡村向城市移民的持久性现象，而首先在1970年提出了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哈里斯—托达罗假说，即在被分割的、但是同质的劳动市场上用预期工资的均等取代工资的均等。他同时指出，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城市病”及“农村病”的根本途径[vi].正如吉利斯在说明城乡关系时所指出的：“如果工业化不是万灵药，那么农村发展也不是。它们相互需要，缺一不可，如果不平衡增长过头，就会受到损害[vii].”农村和城市必须协调发展，工业化才能顺利推进。

（5）缪尔达尔的地理二元结构理论1957年，缪尔达尔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的“地理二元结构”，利用“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概念，把二元结构理论引入了经济发展理论，指出城乡的诸多差异会产生进而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导致城市区域发展更快，乡村区域发展更慢（乡村发展陷入纳克斯描述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使城乡差异在逐步增大中出现“马太效应”，最终在空间组织结构上呈现为埃及发展经济学家阿明在《世界范围的积累》中所谓的“中心—外围”结构。要改变这种地理上的二元经济，政府应该在某些发达地区累积起发展优势时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促进其扩散效应的形成。在此基础上，赫希曼进一步提出了“极化效应”与“涓流效应”。20世纪70年代，米尔顿·桑尔顿对计划理论作了归纳性总结：城市与农村处于两个不同的经济循环层次，城市高级循环与农村低级循环二者是相互补充、相互竞争的关系。

2.社会学和城市经济学对城乡关系问题的研究

自近代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城市学者和社会学者面对社会发展普遍出现的城市居住拥挤、交通不便、环境污染等问题，就城乡关系研究领域均提出了城乡协调发展的观点。早期的理论研究主要以重农主义学者鲍泰罗为代表，他在《城市论——论城市伟大之原因》中特别研究了农业生产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认为农产品剩余是城市存在的基础。随后，杜能于1826年在《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树立了城乡联系研究的一个典范。他设定的“杜能圈”成为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基础。18世纪以后，城市普遍受到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要先增加农村产品的剩余，才谈的上增设城市。其后，马克思将古典经济学的城市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20世纪以来，城市经济学和社会学者从经济、社会、地理、环境、人口、生态等不同的角度，在探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研究成果。拉塞尔·史密斯1925年发表的《北美：人口、资源、发展及其作为工业、商业地区大陆的发展前景》是研究城市与乡村相互关系最为优秀的著作之一。[viii]

（1）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思想——以摩尔、傅立叶、欧文为代表16世纪，乌托邦思想的倡导者们提出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希望通过他们心中所造的理想社会组织结构来改变当时面临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如摩尔以期通过构建“乌托邦”社会设想避免城市与乡村的脱离。随着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发展的进一步认识，傅立叶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他把个人幸福与人类幸福结合起来，给人类描绘了一种统一的和谐欲望。欧文为了解决社会生产和家庭消费的矛盾，提出“劳动交换银行”及“农业合作社”，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协和村”，组织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化大生产。总体看，这些理想社会在实践中必然以失败告终，但他们都将城市发展作为与农村协调的一个经济系统单元，使工业生产与农业发展相协调。这是后来田园城市和卫星城市思想理论的重要来源。

（2）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提出在工业化条件下实现城乡结合的发展道路[ix].经过调查，他著书《明天—一条真正引向改革的和平道路》认为，城市本身具有的吸引人的磁力导致城市人口聚集，应该从城市和农村相结合的角度来管理土地，以便解决城市发展问题。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始终坚持城市外围要有相当面积的永久性绿地，相对空想社会主义者而言，他不仅提出自己的设想，用图解的形式描述了田园城市结构，而且把城市的发展从城乡协调的角度重新阐释，把城市与外围乡村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并对资金来源、土地分配、城市财政收支和田园城市的经营管理、人口密度、城市绿化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后人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沙里宁为缓解由于城市过度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他的著作《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中提出了有机疏散理论以解决城市布局和发展问题[x].沙里宁全面考察了中世纪欧洲城市和工业革命后城市发展的历史，分析了有机城市形成的条件，揭示了现代城市衰败的根源，提出了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的对策。该理论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主张将原来密集的城区分成一个一个的集镇，集镇之间用保护性的绿化地带联系起来。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讨论了城市发展思想、城市经济状况、土地、立法、城市居民教育、城市设计等方面的内容，将城市看作一个有机联系同时存在相对分离的区域，从区域角度讲，这是一种城乡差距较小的城乡区域均质体。1918年，他的理论在实践方面形成了芬兰大赫尔辛基方案。

（4）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城乡融合理论是用历史的、发展的唯物主义辩证思想认识城乡关系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乡村变为城市，生产者也改变着，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新的观念、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列宁在对城市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所有的现代国家，城市是人民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的中心，是进步的主要动力。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认为，城市的发展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对立，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在城乡关系的发展趋向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城乡的分离对立也就是社会的不协调，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未来的社会不是固化城乡的分离，而是实现城乡融合，达到城乡融合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及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城市化来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最高境界。

（5）赖特的广亩城理论1932年，赖特提出广亩城设想，将城市分散理论发展到了极致。赖特认为，现代城市不能代表和象征人类的愿望，也不能适应现代生活需要，是一种反民主机制，需要将其取消（尤其是取消大城市）。在《消失中的城市》中他指出，未来城市应该是无所不在而又以无所在的，这将是一种与古代城市或任何现代城市差异如此之大的城市，以致我们根本不会把它当作城市来看待。在随后出版的《宽阔的田地》中他正式提出广亩城设想。这是一个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散在一个地区性农业的网格之上的方案。可以发现，赖特的广亩城设想是在美国小汽车大量普及的条件下出现的，美国1960年代的“市郊商业中心”“组合城市”和可以认为是这种思想的实际体现。

（6）芒福德的城乡发展观关于城乡关系，美国著名城市地理学家芒福德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该有机的结合起来[xi].如果要问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重要的话，应当说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芒福德非常同意赖特的主张，即通过分散权力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通过以现有的城市为主体，就能把这种区域统一体引向许多平衡的社区内，就有可能促进区域整体发展，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在任何一个地方享受到同样的生活质量，避免特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扰，最终达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发展模式。

（7）麦基的亚洲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基通过30多年对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证研究发现，亚洲国家的城乡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城乡之间的传统差别和城乡之间的地域界限日渐模糊，城乡之间在地域组织结构上出现了一种以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并存、趋向城乡融合的地域组织结构[xii].他用desakota来概括这种特殊区域产生过程的空间模式。Desakota意为城乡一体化，描述的是在同一地域上同时发生的城市性和农村性的双重性的产物，使得城市与乡村的概念在这种区域变得模糊。我国普遍用“城乡边缘区”概念指代Desakota.

（8）城乡边缘区理论对城乡边缘区的真正理论研究虽然是从1970年代才开始的，但若从其早期的理论萌芽看，甚至可以追溯到杜能的“孤立国”农业区位论。从早期的萌芽阶段到二战后现实经济发展对研究的启动阶段以至目前研究的现状，都反映出了城乡边缘区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早期的狄更生的三地带论，以及50年代托马斯和库恩的城市地域结构中都包含有对城乡边缘区的研究萌芽[xiii].城乡边缘区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地域空间结构上的动态、过渡性；人口在社会学特征上的多元化；经济发展的复合型；激烈竞争的多样化土地利用等特征。就当前来看，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正在逐渐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如果考察城乡边缘区的发展前景就可以发现，城乡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处于二者之间的城乡边缘区，促使城乡边缘区经过最初相对独立发展的阶段后，完全与城市和乡村的发展相融合，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除此之外，空间理论在农村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主要分析了城市与农村的相互关系及转变趋势。如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提出“城乡融合设计”概念，试图通过超越城市、农村界限的“人类经营空间”的建立，产生一个与自然交融的社会，即城乡空间融合的社会，他强调发展“农工一体复合社会系统”、“自然—空间—人类系统”，组成三维的立体规划实现城乡融合[xiv].

3.国外城乡关系问题研究述评

纵观以上理论，它们多是在发达国家城乡关系问题并不明显的条件下创立的，且一般把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研究，这对发展中国家协调城乡关系的针对性明显不足。同时，西方城市发展观和增长正统论（即主张优先发展制造业实现都市化）一直占据研究主流，导致城市学者和社会学者的诸多研究，都是站在城市的角度研究城乡规划、发展、布局问题和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进步问题，没有将城乡关系纳入明确的分析框架，没有跳出城市并站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下研究城乡关系。在处理城乡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践方面，1970年代，日本“第四全综”和韩国的“第三次国土规划”，突出强调点（城镇）、线（基础设施）和面（农村地域）的网络化发展，分别较好的处理了本国的城乡发展问题[xv].但是，国际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实际国情千差万别，即使是与那些具有重大参考价值的墨西哥、泰国、印度、巴西等国相比，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在形成机理、演变过程、城乡关系应该采取的对策措施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特殊性的，当我们面对这一特殊问题时，可能无法也不能够将现成的结论从国外照搬。显然，国际的理论进展和实践发展虽然对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有很多参考价值，但不能直接应用到中国城乡关系的良性协调互动实践中来。

三、国内城乡关系研究进展与述评

没有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与对立，就没有必要谈论城乡关系问题。在中国，城乡关系问题研究与其社会经济发展实践紧密相连。建国初期，由于城乡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和迁徙，国家提倡工农联盟、城乡互助，因而城乡关系还没有出现问题，国内学者对城乡关系的研究总体上是以政策性应用研究为主的。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同程度地受到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那场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协调发展派”和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代表的“超工业化派”之间的著名的工业化论战的影响[xvi].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城乡发展差距急剧扩大，城乡关系日益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研究领域，并在理论研究中先后形成了城乡协调配套改革主张、城乡良性互动主张、统筹城乡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等政策主张。

1.国内城乡关系研究脉络

（1）建国后的城乡关系论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指出，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协调农轻重的关系，并提出只有重视农业、轻工业，才能最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从中可以隐约看出当时中国政府对城乡关系的态度[xvii].自从1958年中国实行“户籍登记条例”后，城乡关系的矛盾就逐步积累，但计划经济的宏观体制背景使得城乡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最终导致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与对立日益严重并不断强化，形成一个难以逾越的城乡关系鸿沟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脱臼，理论与实践方面讨论城乡关系问题日益增多。这一时期，国内研究者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占主流的观点是“抑农重工”的政策主张。这一主张的要义在于通过广泛讨论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进而从城乡关系的角度为国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进行理论研究服务，提供政策研究支持。这些观点显然是为通过剥削农民积累工业化的资金进行论证的，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2）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城乡关系研究自1980年代中期农村乡镇企业异军崛起后，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开始日益突出，理论界和决策层逐步认识到城乡隔离问题的严重性。实践层面，1984年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拉开后，城乡经济迅猛发展，中国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这一时期，国内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城市地理、城市规划等专业领域的学者对城乡协调发展展开了广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其主要研究内容多集中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体内容、发展目标、本质特征、动力机制、建设模式、规划实施等方面[xviii]，[xix].社会学者认为城乡一体是打破相互分割的城乡壁垒、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生产力在城乡之间合理分布、推动城乡经济社会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的必经途径；经济学者的研究分析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从城乡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出发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是现代经济农业和工业联系日益紧密、协调城乡发展以获取最佳经济效益的客观要求；生态学者根据区域生态群落的合理分布规律，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城乡区域生态经济良性平衡系统的最高境界；城市地理学者认为城乡一体化是城乡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城乡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自然——社会—经济符合系统发展变化的顶级状态，它是通过城乡关系自身否定之否定而实现的。经济学领域值得提及的两部著作是，1980年代末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编纂的《城乡改革实践的思考》，重点讨论了中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从如何完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企业机制入手，分析了温州的改革实践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问题；骆子程《城乡经济结合战略》一书分“城乡关系工农结合”、“城市企业企业家”、“农业农村改革”、“地区经济战略”、“农业机械化”等部分，以河南省为案例，提出了城乡经济结合发展的基本内容和若干建议。在这之后，1994年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的第3号国情报告《城市与乡村——中国城乡矛盾与协调发展研究》，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基本线索，分析了城乡矛盾的特殊性、演变过程、体制原因及影响后果，并提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思路。除此之外，还有关于城乡协调的动力机制和城乡市场建设的研究，自下而上式的乡村城市化与自上而下式的城市广域化共同作用下新型城乡关系个案研究，等等。

（3）20世纪末期的城乡关系研究1996年，周叔莲、郭克莎、金碚等学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八五”重点项目《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暨“中华基金”赞助项目《中国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研究》，是他们继《国外城乡经济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和《中国地区城乡经济关系研究》之后的重要成果，主要分析了如何把握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态势与特点，减少它们之间的摩擦和对立，提出了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对策措施。同年，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积业、王建等学者的研究报告《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二元结构矛盾与90年代经济发展的出路选择》，提出主要运用政府力量创造出城乡经济双层目标发展的态势，通过“城乡分离”工业化战略的设想解决二元结构问题的结论也颇具意义；陈吉元、韩俊等在其出版的《人口大国的农业增长》中分析了中国城乡分割体制形成的原因及该体制的现实困境，他们认为乡镇企业是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农民工进城也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办法，必须保持工农业和城乡协调发展。同一时期的相关研究还包括张福信《城乡一体化发展决策理论与实践》所分析的城乡实现一体化的决策实施问题；费孝通《城乡和边区发展思考》以论文集的形式所提出的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应该因地制宜、以多种模式缩小差距、减少贫困的观点；陈锡康则在《中国城乡经济投入占用产出分析》中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讨论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科研等内容，并编制了完整的中国城乡经济投入占用产出表。1998年，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调研报告《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关系：工业化、城市化》，认为我国二元社会结构包括户籍、住宅、粮食供给、副食品供给、燃料供应、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动保护、婚姻、征兵等10余种制度，这些制度是判断农民和市民阶层的依据，两个阶层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存在比较尖锐的矛盾，呼吁走出二元进而走向现代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随后，课题组成员郭书田、刘纯彬出版了《失衡的中国》一书，该书指出我国基本国情为二元社会结构，并研究了二元结构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

（4）21世纪初期的城乡统筹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研究2000年以来，围绕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解决思路与途径等问题，特别是针对中国如何加快新型工业化和推进城镇化问题，理论界就城乡关系问题也附带展开了探讨，尤其是近期围绕统筹城乡发展的讨论与研究使城乡关系问题在新形势下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又一热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是要求各级政府在制定计划、解决问题、分配收入等方面，不要就农村说农村，就城市说城市，而是要改变“城乡两策，重城抑乡”的思路，优先考虑农村，从城乡各自的小循环、小系统走向城乡统一的大循环、大系统，树立城乡一盘棋的总体思想，发挥城市辐射带动优势和城乡之间关联优势，打通城乡，资源共享，双赢共荣。其中，从社会学角度颇具代表性的成果是曾菊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现代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2004年10月，张平军的专著《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内涵、机制创新及其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任务、对策进行了系统性综合研究。2004年3月，在杭州召开的“和谐社会模式与‘三农问题’解决途径”学术研讨会上，国内专家学者围绕着“和谐社会模式”、“快乐原则”、“城市化”、“农民利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若干问题进行了研讨；2005年初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召开了“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坛，专题讨论如何通过协调城乡发展关系，形成社会妥协、达成社会共识、实现共同富裕，最终形成社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

（5）国内城市经济学者的城乡关系研究国内城市学者围绕城乡关系发展中出现的城乡一体化趋势对郊区化及城乡边缘区的研究也非常丰富，如周一星[xx]、石忆邵[xxi]和张翔[xxii]、柴彦威[xxiii]等学者的研究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他们认为，城乡边缘区的出现使原有传统的城市和乡村两分法的地域体系不再适用。由于多种问题、矛盾的集中所在，城乡边缘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有机体，同城市和乡村共同构成了一种新型的三元结构的地域体系，即城市、城乡边缘区与乡村。同时，城乡边缘区作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过渡地带，还是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的桥梁以及城乡矛盾的缓冲地带。总体上看，中国学者对郊区化及城乡边缘区的研究最早是从介绍西方郊区化的现象、总结其研究方法开始的，他们相继总结了西方发达国家城市郊区化的历程，进一步给出了国外各种郊区化浪潮的研究方法。但是，把“郊区化”作为一种城市发展现象与我国城市挂钩并开展相应研究则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来说，研究城乡边缘区，将城乡边缘区纳入城乡一体化的研究中，无疑对协调城乡关系，促进城市和乡村的共同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除此之外，2002-2005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战金艳[xxiv]、曾磊[xxv]、鲁奇[xxvi]等学者，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城乡互动与关联发展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是对城乡关系发展量化评价方面的新尝试，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不同区域城乡关系协调发展决策的探讨和实践层面可操作性政策的出台。

2.国内研究的简短述评

纵观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内就城乡关系问题所涉及到的诸多子问题，如：如何评析产生城乡分离与对立的根源？城乡不协调对三农问题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危害何在？如何以消除城乡分离与对立解决三农问题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哪些方面的制度保障和政策供给？统筹城乡发展、重构和谐的城乡关系的微观基础何在？当前中国农村在尚未完成城市化、市场化的背景下应该如何推进新型工业化？如何跨学科从文化视角分析和审视城乡关系等等，国内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宏观层面，围绕社会热点就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展开应对性和政策式讨论，紧紧围绕城乡关系问题展开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一般散见于对于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而针对城乡关系的特殊性进行重点研究的更不多见。从城乡发展关系实践层面看，中国城乡呈现三种发展阶段：一是城乡经济发展水平都很高，即较高水平的城乡均衡发展阶段；二是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即城乡非均衡极化发展阶段；三是城乡经济发展水平都很低，即城乡低水平均衡发展阶段。显然，与中国中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城乡社会总体发育程度低，城乡居民市场意识较为淡薄，自我经济发展能力差；加之西部城乡发展所面临的自然条件更加恶劣，城乡协调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技术、政策供给更加匮乏，构建和谐的城乡社会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难度更大，困难更多，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我们将城市与乡村紧密结合，通过自然、社会、经济、政治、人口等方面的联系寻求城乡之间的一体化融合，为中国城乡关系协调提供理论支撑。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启示

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关系，如何协调和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涉及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战略选择。中国提出建立和谐社会是以和谐的生活为基础的，是以不断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和形成和谐生活方式为逻辑点和实际起点的；城乡社会的和谐要求在一定和谐生活基础上的和谐，形成同和谐生活相适应的城乡社会发展文明形态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同时，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量耕地被征用，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土地产权不清，失地农民增多，农民利益受损，农村和城市、农民与市民越来越不和谐，建立起农村与城市的和谐、农民与市民的和谐刻不容缓。总体上看，中国现阶段的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阶段，城市正处于传统工业社会向现代市场文明转型的快速发展阶段。协调城乡关系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致富农民、发展农村和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发展与社会进步、优化城乡人民生活条件的必然选择。中国城乡关系的逐步协调及城乡走向融合是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客观发展过程，但这一过程不会自动实现，城乡不会自动走向融合，城市不会自动带动农村，农村不会自动实现城市化。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把“统筹城乡关系”作为“五个统筹”的第一位加以提出，并且强调“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这是我国从根本上协调城乡关系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政策保障，是确保城乡社会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战略性思路。毫无疑问，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的缓慢有着城乡分割体制的深刻根源。因此，城乡关系演进的客观规律要求我们在推进城乡发展过程中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体制、制度、政策和机制上实现不同层次的创新，重点解决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障碍，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治的各种制度，校正严重失衡的城乡差别发展战略。从实质看，就是要真正做到统筹城乡关系，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统一筹划，构建全新的城乡社会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基本战略框架。作者认为，城乡和谐社会的建立，首要是以消除城乡发展过程中对于乡村“社会排斥[xxvii]”为目标的城乡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发展的和谐，其次是以消除城乡发展过程中对于乡村“社会剥夺[xxviii]”为目标的城乡社会各阶层和居民之间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同时还包括以实现城乡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城乡人民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之间的和谐，从而消除城乡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断裂[xxix]”。城乡经济发展是不以人为割裂的意志为转移的，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只有相互联系、依赖、补充和促进，统筹城乡发展才会具有实践意义，中国城乡关系才会真正趋向协调。

[i]蔡云辉：《城乡关系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117-122页。

[ii]赵勇：《城乡良性互动战略》[M]，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第1版，第16页。

[iii]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页。

[iv]李晓澜、宋继清：《二元经济理论模型评述》[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14-20页。

[v]毕世杰：《发展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145-147页。

[vi][美]马尔科姆。吉利斯：《发展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224页。

[vii]张国：《中国城乡结构调整研究——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乡协调发展》[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12页。

[viii]赵勇：《城乡良性互动战略》[M]，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第1版，第16页。

[ix]孙久文：《区域经济规划》[M]，商务印书馆，2004年11月第1版，第26-27页。

[x]陈友华、赵民：《城市规划概论》[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74-75页。

[xi]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404-405页。

[xii]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395-399页。

[xiii]范磊：《城乡边缘区概念和理论的探讨》[J]，《天津商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第28-34页。

[xiv]张伟：《试论城乡协调发展及其规划》[J]，《城市规划》，2005年第1期，第79-83页。

[xv]张国：《中国城乡结构调整研究——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乡协调发展》[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55页。

[xvi]赵勇：《城乡良性互动战略》[M]，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第1版，第24页。

[xvii]：《论十大关系》（节选），《马克思主义著作选读与简介》[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386页。

[xviii]张伟：《试论城乡协调发展及其规划》[J]，《城市规划》，2005年第1期，第79-83页。

[xix]王景新：《明日中国：走向城乡一体化》[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6-19页。

[xx]周一星、孟延春：《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趋势》[J]，《城市规划汇刊》，1998年第3期，第22-27页。

[xxi]石忆邵、张翔：《城市郊区化研究述要》[J]，《城市规划汇刊》，1997年第3期，第56-58页。

[xxii]柴彦威：《郊区化及其研究》[J]，《经济地理》，1995年第12期，第48-53页。

[xxiii]蔡人群：《广州城市郊区化的进程及动力机制》[J]，《热带地理》，1996年第16期，第122-128页。

[xxiv]战金艳：《城乡关联发展评价模型系统构建》[J]，《地理研究》，2003年第4期，第495-501页。

[xxv]曾磊：《我国城乡关联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区域比较分析》[J]，《地理研究》，2002年第6期，第763-770页。

[xxvi]段娟、鲁奇：《我国区域城乡互动与关联发展综合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1期，第76-81页。

[xxvii]社会排斥意指城乡社会发展中为把整个社会建设的更有效率，国家相关制度的设计和供给在保障与维护部分居民利益的同时，会有意或无意排斥另一部分居民的正当利益并使其逐渐呈现边缘化发展趋势。

[xxviii]社会剥夺意指在当代城乡社会发展中的城市拆迁和失地农民问题，尤其是对生活在城市边缘失地农民的社会剥夺问题。

[xxix]社会断裂意指城乡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障碍因素阻碍了城乡社会阶层间的自由流动，尤其是下层向上层的流动，是他们通过自身努力所不能实现的，如农民很难有向上流动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