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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社会学理论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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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社会学理论重构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与西方现代性社会转型有着本质上的勾联,是一种与现代性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对现代性进行智性反思的现代知识形态。正如特纳(J.H.Turner)所说:“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自觉的学科得以创立,是用以解释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特别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封建土地体制的衰退以及最终遍及世界各地的这一进程。”因此,由现代性社会转型而奠基的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典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问题意识及理论解释框架。“现代社会学的形成��独特研究领域的界定、研究主题的形成和适用方法论的发展��是以对社会现象的客观分析、给予秩序、为社会生活管理提供有关社会技术和对社会发展进行理性控制为目的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作为一种现代知识形态的“社会学在现代事物的秩序中以及在‘现代性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经典社会学与现代性的这种内在勾联,吉登斯(AnthonyGiddens)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曾作过深入的分析。他强调,“社会学的概念和发现,与‘现代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在《社会学》一书中,他甚至把社会学界定为“对现代性的研究”。在吉登斯看来,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社会制度的分析和把握,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以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所作的制度性诊断,都倾向于以单一的变化动力来解释现代性的特征。例如马克思认为,塑造现代世界的动力是资本主义,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所呈现的社会秩序,在其经济体系和其他制度方面都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现代性的永不静止的、流动的特征被解释成投资��利润��投资这样循环的结果。而涂尔干则主要从工业主义的影响来探索现代制度的特征,认为工业社会中最关键的因素并不是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竞争这一边缘的、暂时的特征,而是来自于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强有力的刺激,现代社会的特征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工业化的秩序。而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不仅包括了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机制和雇佣劳动的商品化,更主要的内容是指在技术和人类活动中以官僚制的形式出现的“合理化”。其次,在经典社会学话语中,“社会”这一概念占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经典社会学将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社会”这一概念。社会学家尤其是受涂尔干思想影响的社会学家,都试图把社会概念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将与现代性相勾联的“社会”概念视为社会学的内涵,从而把社会学被视为一门与现代社会有内在勾联,以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概念化“社会”的过程中,社会被界定为具有自身内部统一性的体系,而对这一体系展开的某些理论解释,正是以对社会的这种理解为基础的。例如按照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的观点,社会学最重要的目标是解决“秩序问题”,因为秩序问题是解释现代社会系统界限的关键。第三,吉登斯强调,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社会学在知识形态上与现代性特征也密切相关。经典社会学家将社会学看成是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通性知识,并且如同自然科学提供了关于自然界的信息一样,社会学提供了关于社会生活的信息,人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来预测、控制和干预社会生活。

毫无疑问,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针对现代性问题所构建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分析架构与研究方法,能够比较恰当地说明现代社会的理性(工具理性)特征。然而,由于社会本身的变迁,在今天,经典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现实生活世界相脱离。因此,建构一种贴切当今社会生活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已经成为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键议题。例如,近年来德国社会学界在对“社会学在今日何为(WozuheutenochSoziologie)”问题的讨论与反思中,对经典社会学理解当今社会生活及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出了颇多质疑。在《失去根基的学科:我们还需要社会学吗?》一文中,德特林(DarnfriedDettling)指出,今日西方社会由于个人化��即个人从社会条件如阶级与阶层、性别角色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及全球化��即全球金融体系的运作、跨国家组织的扩张、全球传播网络的形成等因素对传统社会生存界限的颠覆,已导致社会逐渐丧失了影响个人生活方法与形式的决定力量。德特林强调,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任何传统上所定义的社会,只剩下单独的个人,而他们早已不再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活动。”既然社会学已失去其研究的对象��社会,那么,我们真的还需要社会学吗?有许多德国社会学家认为,今天先进的西欧工业化社会在社会结构及日常生活方式方面所发生的上述重大改变,意味着长期以来作为经典社会学研究中通往对社会结构分析的阶级、阶层与社会流动三项内容,在面对当今社会生活时,其解释力已十分有限,仅仅通过对这三项内容的研究,已无法清楚地描绘当今社会的结构,掌握其文化特征,说明其权力斗争。正如贝克(UlrichBeck)所说,如同19世纪的现代化进程瓦解了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建立了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在20世纪,现代化使人类再一次从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中挣脱出来,建立起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结构,即更多的非工作(休闲)时间、更富裕的收入、更高的教育、更频繁的社会流动。对当今社会而言,已经不是阶级冲突,而是上述生活选项逐渐成为社会冲突的第一导火线。换言之,由于生活形式的多元化与个人化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经典社会学已面临一种强烈的挑战。经典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阶级、阶层已无法完全解释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新社会形态、现象与问题,其社会分析架构对现代社会多变与异质的特征已失去充分掌握与解释的能力。例如,经典社会学中涂尔干对社会分工及韦伯对科层组织等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探讨当时社会结构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人的存在状态。在今日社会生活形式逐步多元化与个人化的趋势下,经典社会学的这一理论分析架构是否仍有掌握现代社会生活脉络的解释力,已经变成一个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在对经典社会学范式构成基本挑战的社会事实中,由于互联网的崛起而形成的新社会经验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互联网的勃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经济技术影响与科学文化意义的社会事件。互联网不仅为当今人们提供了交往与传播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媒介,而且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开放式交往与活动的平台,并有可能由此导致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整体性转型与重构。互联网在目前已经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构成了强烈的冲击,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冲击还将继续存在与扩展。具体地说,互联网对社会的冲击集中体现了上述德特林所说的当今社会的个人化与全球化趋向。一方面,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巨大影响,表现在个人在社会中的日常生活方式由相对被动变得更为主动。在以前,人们的社会生活历程基本上是由社会及家庭给定的,而在网络世界中,“人类以往的社会结构提供给人们的安全感和生活的连续性都将不复存在,变化和不确定性是这一时代人类生活的主题”。个人有可能从既定的社会条件如阶级、阶层、性别角色等中解放出来,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所有行为将更多地取决于自己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全球平台,不仅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今社会的全球化趋势,而且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变数,从而使不同区域的人们有可能摆脱可口可乐式的全球化进程。所有这些,对于经典社会学研究范式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经验。换言之,互联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在工业时代积累起来的社会经验,因此,相对于经典社会学的解释框架,互联网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概念。对于互联网的这种革命性意义,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被不少西方学者所关注,并开展了学理上的探索。例如贝尔(DanielBell)的“后工业社会”、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等理论概念,都试图揭示当今社会转型的实质与意义。进入80年代之后,西方学者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入到了对互联网的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这些理论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总之,由于当代社会在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形式各方面所发生的巨大改变,例如价值态度的变迁、日常生活的美学化、全球化与互联网的扩展等,经典社会学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正面临重大的挑战。面对这一新的情况,有不少社会学家尝试用新的概念和思考方向,取代或融合传统的社会学概念和思考方向,并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目前,这一社会学范式转变的努力与尝试正方兴未艾。二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关键技术的突破与普及,都会导致社会结构的转型与重构,而互联网正是这种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新技术。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影响,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远为深刻,终我们的一生,互联网都将是崭新的东西。

互联网在社会层面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与其独特的技术特性密切相关。因此,把握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对于在社会学层面上理解互联网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是极为重要的。对于互联网的技术定义,“联合网络委员会”(FNC)在其1995年通过的一项关于“互联网定义”的决议中说:

联合委员会认为,下述语言反映了我们对“互联网”这个词的定义。“互联网”指的是全球性的信息系统��(1)通过全球性的唯一的地址逻辑地链接在一起,这个地址是建立在“网络间协议”(IP)或今后其他协议的基础之上的。(2)可以通过“传输控制协议”和“网络间协议”(TCP/IP),或者今后其他接替的协议或与“网络间协议”(IP)兼容的协议来进行通信。(3)可以让公共用户或者私人用户使用高水平的服务。这种服务是建立在上述通信及相关的基础设施之上的。

按照这一定义,互联网的技术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互联网是全球性的,而且这种全球性是有技术保证的。作为分布式网络,互联网在技术层面上不存在中央控制问题。其次,互联网的每一台主机都需要有一个唯一的地址,以确定主机在全球性网络中的联结点。再次,这些主机必须按照共同的规则(协议)联结在一起。正是互联网的这些技术特征,使互联网成为一次崭新的技术革命。

首先,互联网技术革命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互联网最大的优势是能超越时空的限制,从而有效地打破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各种有形和无形壁垒。无论人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一根电话线,就可以在互联网上通过文字、声音、图像把自己与他人相联结,从而形成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空间。而互联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完全依赖于其数字化与网络化技术。所谓数字化,简单地说,就是将各种复杂多变的信息,如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字、数据,再为这些数据建立起适当的模型,最后转变为一系列计算机可以识别的二进制代码。与现实世界不同,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一切都是以有规律的数字0和1来代表的,互联网上的所有信息,归根到底都是“数字信息”。数字化对于互联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凭借数字化技术,互联网拓展了信息贮存和传播的空间,从而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于一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媒体。而网络化就是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远程通信技术,集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各种信息资源为一体,供网上用户进行资源共享、信息交换。网络化所形成的信息高速公路,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将距离和时间缩小到零。

其次,互联网技术革命亦推进了个人化进程。互联网上的信息是无限的,作为互联网的使用者,其选择也将是无限的、主动的和个性化的,而这正是互联网的魅力所在。有人甚至认为,互联网发展的基本趋向,将是不断走向以用户为中心,以个人主页为中心。“通过个人主页构成网络,在连成一体的网络世界中,每个拥有个人主页的个体将成为自己所拥有文化的解读者,都向全球输出他所认可的价值观念、他对制度体系的认识、他所自以为是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达到这个层面时,……个体间的交互式对话将真正取而代之。……人与人沟通、文化与文化的交流共容将成为可能。”在互联网上,人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分享他人的知识和资源,而且可以成为其中有鲜明个性和独特价值的一部分,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思想和才华,从而使自己有更多的被别人了解的机会,也有更多的帮助别人的机会,更多的施展自己特长的机会,更多的与别人合作的机会,更多的自我发展的机会。

互联网的上述技术特征,表明互联网是另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因此它也会像以往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如电的发明,印刷、电话的普及一样,改变和重塑人类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在社会层面上的结构变革与转型。因此从本质上说,互联网作为一场技术革命,同时也必然表现为一场社会革命,“是一场复杂的社会与技术的互动过程。技术革命吸引了人们的大部分注意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在经历一场知识革命。这场革命深刻地改变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知识革命引发的范式转移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娱乐和从事许多其他活动的方式。要准确地解读信息革命对社会生活的所有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无疑它已构成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即时的或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波及到政府的治理方式,我们的价值系统,甚至是我们的家庭体系,我们的所有物,我们的工作。”互联网的这种社会后果,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将会不断地增强。可以预见,随着人类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互联网将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在21世纪,人类的生活方式、沟通方式,以及信息传播模式,都会因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而改变,从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现存结构发生重大改变与重塑。这种改变与重塑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网络虚拟空间的凸现对人类生存方式所造成的冲击与影响。

互联网作为计算机信息和通讯资源的综合体,并不仅仅是一个计算机程序或者一个特定的计算机资源,而是一种将计算机连接在一起的方式。因此,互联网并不是一个物质的或有形的实体,而是一个无形的虚拟空间,一个无中心的全球信息媒介,它能将全世界的人、组织、机构、政府、企业等联结在一起,使用户通过远程登陆,查询和共享数字化信息,并进行网上讨论,电子出版,信息,发送电子邮件等。这意味着互联网最基本的意义在于链接。在互联网这一借助链接而建构的虚拟社区(VirtualCommunities)或虚拟社会(VirtualSociety)中,人们确立各种虚拟身份,建立各种与现实社区中的关系不同的虚拟关系,从而形成一种类似于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互动的自由空间。这些网络虚拟空间,包括像BBS或Newsgroup这样允许人们随时访问并给予反馈的虚拟空间,以及像IRC或Netmeeting这样的允许人们像在现实中面对面交流那样进行虚拟空间中同步交流的虚拟空间,甚至像真实社区那样的虚拟社区��人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个免费的电子空间建立自己的个人主页,结果像在真实社区中那样,有着相同兴趣的人因其相互之间强烈的认同感而住在一起,进行相互交流与互动。因此,网络空间的虚拟特性,并不意味着虚幻和容易破灭。网络虚拟空间虽然是由纯粹的数字、数据、图表或各种表征现实世界的信息组成的,不存在有形的物质实体和有生命的个人,但由于它同样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因此网络空间中的所有构成要素又都是真实的,是一种虚拟的真实。

在互联网上,每一个网络使用者,通常都以ID账号或匿名出现,个人可以隐匿部分甚至全部在真实世界中的身份。多媒体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面具,网民可以从中任意选择一个甚至几个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个人因此丝毫不用担心其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和生活会对其在真实世界中的生活和行为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不同,在网络空间中,个体的角色扮演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那些在现实中人们无法改变的天赋角色,如家庭出身、性别、外貌等,在互联网世界中却可以被轻易改变。互联网的这种匿名特征,使人们在网上有一种摆脱压抑、无拘无束的感觉。网民可以一方面始终处在隐密的私人空间之中,而另一方面,却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塑造出一个有别于其在真实世界中的人格认同,扮演各种角色与身份,在虚拟社区这一公共领域中与他人进行互动,以展示一个在真实世界中无法展示的自我。这时,网民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与真实世界不同的虚拟世界之中,

自由和开放是互联网的精髓所在,“互联网的关键概念在于,它不是为某一种需求设计的,而是一种可以接受任何新的需求的总的基础结构。”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从在BBS、IRC或Newsgroup上发帖子,到申请自己的讨论区,再到建设自己的网页、网站,这一过程很少受权威意识形态的钳制,在这里,除了技术层面的规范之外,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同时,网络的管理模式是一种松散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的模式,任何信息可能来自任何节点,只有网站管理者对其网站的内容进行管理,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来规范与控制网络,亦使互联网成为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三

我们认为,网络社会学作为一种回应互联网技术革命所导致的上述社会结构整体转型与重构的新知识形态,应该有其有别于经典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范式。在目前,网络社会学研究的关键,应该在如何理解与解释网络虚拟空间的独特本性及其社会学意义。因为迄今为止,社会学家对于网络虚拟空间所做的社会学思考,基本上没有摆脱破碎片断的局限,尚未形成系统整体的研究,因此,将网络社会学研究的重心,放在针对网络虚拟空间的独特本性,建构一套有深厚理论思考作支撑的概念命题系统上,以克服网络社会学研究的支离破碎的方式,是目前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是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需要突破的重心所在。这一突破的社会学后果,可能是一种全新社会学研究范式的确立。

具体地说,这种基于网络社会学研究的新理论范式,其研究范围和问题大致应该包括以下一些主题:(1)对网络虚拟空间的社会特性及其社会学意义的研究。例如网络空间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领域?生活在这一空间中的网民与生活在传统社区中的人们有什么区别?网络空间的组织方式有什么特点?等等。(2)对网络空间所特有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例如网络空间中的信用与风险问题、网络中的青少年保护问题、网络安全与控制问题、网络综合症问题、网恋问题、网络病毒问题、网络色情问题、网络黑客问题、网络中的知识与权力问题等。(3)网络虚拟社会生活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影响研究。在21世纪,网络将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社会生活空间,但是,无论网络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网络作为一个人造的虚拟世界,始终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无法代替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所以,网络社会学研究也应该考察人们在网上的社会生活将会对现实社会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与现实社会空间相比,网络空间的独特本性及其社会学意义是什么?网络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这是网络社会学研究所必须首先面对的基本问题。对于网络空间的特性,本尼迪克特(M.Benedikt)认为,“全球网络化,由计算机支持、由计算机进入和由计算机产生,是多维度的、人造的或‘虚拟’的真实。它是真实的,每一台计算机都是一个窗口;它是虚拟的,所看到的或听到的,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物质的表现,相反它们都是由纯粹的数据或信息组成的。”也就是说,网络空间在本质上是一个虚拟空间。而网络空间的社会特性,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网络空间的这一虚拟特性所造成和决定的。与传统的社会空间不同,网络空间是一种没有时空边界、没有身份、没有家庭和阶层等社会背景的虚拟社区。在这一虚拟社区中,社会成员没有身份(阶层、组织、群体)的差别和限制,经典社会学用以划分阶层的财富、学历、地位等概念也因此在网络世界中失去了作用。

对于这一新崛起的网络社会的性质,曼纽尔·卡斯特尔(M.Castells)认为,网络社会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在卡斯特尔看来,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信息技术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的能源一样重要,它重塑着今日社会的基本结构。互联网作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技术范式,引导着社会的再结构化,从而改变了社会的基本形态。在卡斯特尔看来,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新历史时代,可以称之为信息时代,或者说网络时代。网络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新的社会结构与形态。在互联网世界中,所有的节点,只要它们有共同的信息编码(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成就目标),就能实现联通,构成网络社会。卡斯特尔认为,今日西方社会就是一个由各种节点通过网络联接而成的网络社会。这种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的、开放的社会系统,而这种网络化逻辑的不断扩散,必然会改变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以及人们在网络中的在场和缺席,网络与网络之间的动态关系。网络社会的凸现,意味着人类经验的巨大变化,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

我们以为,由互联网所营造的这种新社会空间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经验的变化,首先体现在随互联网兴起而产生的一个新的特殊社会群体��网民身上。如果说农业社会的基础是农民,工业社会的基础是市民,那么,网民就是网络社会的基础。网民并不是简单的电脑使用者,而是电脑使用者通过链接而形成的一个活跃的、有生命力的社群。其成员在网络社区如BBS、IRC、Newsgroup中相互交流、沟通情感、传递信息。与人们在传统社区中的交往不同,网民在互联网中是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联结和组织起来的,这彻底改变了传统工业社会从中央核心向边缘的信息传播模式与人际互动模式。在互联网中,即使处于最边缘、最底层的人,也可以同网络中其他人一样,有同等的表达意见的机会,也都处在一种自由、平等和直接的交流之中。同时,与工业社会的市民不同,网民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某一地区、某一国家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网民就是世界公民,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群体,他们超越了地域、民族和文化的限制,从而使麦克卢汉(M.McLuhan)所说的“地球村(GloblVillage)”的实现有了坚实的基础。对于社会学来说,网民这一全新社会群体出现的重要意义在于:互联网在连接计算机的同时,也连接了使用计算机的人,而一旦通过计算机网络将使用计算机的人连接起来,计算机网络就变成了社会网络。与传统的社会网络相比,在这种因计算机联网所形成的虚拟社会网络中,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甚至社会结构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网络虚拟空间的一个重要社会学问题,是互联网对人际沟通模式的改变。互联网的兴起,对于人际交往来说,是一场科技结合心理的革命。今天,人们可以借助互联网,把自己的家建设成为人际交往的天堂,从而使人际沟通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一个新的层面。例如,互联网给人们的沟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使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进行生产和消费等日常活动,足不出户就能办公、购物、交往等等。茧居族(Cocoons)、SOHO族(SmallOfficeHomeOffice)、电子隐士的出现,正是这一变化趋势的生动表现。同时,由于网络人际沟通完全依靠互联网络传达,因而在真实世界面对面交往时起重要作用的一些关键因素,如表情、语调、身体语言等,在网络人际交往中不再起任何作用,因此相对于日常的人际沟通,网络人际沟通显得更少限制、更多自由、更多创意,而且相对而言,网络空间中的去中心化交往,也使网络人际交往显得更为平等,更少群体压力。但与此同时,网络人际沟通也可能导致人们对网络的过分依赖,从而使人变得更为退缩,甚至造成网络幽闭症的出现,进而发展出网络人际交往中的攻击行为。因此,互联网在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们之间关系的疏离,并有可能因此损害人们在现实世界中面对面的交往,使个人从真实世界中彻底隐退。

互联网的兴起,还重塑了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模式。由于互联网是以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因此网民在网络之中的交往能以一种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方式进行,从而建构一种全新的开放式的组织模式。在这种没有中心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互动模式中,信息传播与人际互动完全是开放和发散式的,任何人都可以超越现实生活中的等级差别而平等地获得信息,可以超越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地位、收入、职业等等的差别而平等地交往。因此,这种模式超越了传统的权力压制,超越了因权力分配而导致的信息、地位差距,从而有可能使人们在平等交往的基础上重塑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使个人能够完全平等地享有信息与权力,并由此导致一种新型、高效和有高应变能力的组织产生。当然,谁也不能保证这种新的组织方式必然会向积极的一面发展,实际上,这种新的组织方式也为更高效的犯罪提供了可能,从而使得某些有组织的集体或突发事件的出现更难控制和预防。

需要强调的是,互联网在重塑人类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既包括网络本身的社会问题,也包括网络对现实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例如,互联网使网络的关联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会网络的脆弱性。隐藏在可执行程序或数据文件中的具有自我复制和传播能力的计算机病毒对网络社会的破坏性,便是一例。计算机病毒从开始传播到导致整个网络被感染,几乎不需要什么时间,它对网络社会的破坏性,显然具有与现实社会极不相同的特点。据统计,在已经上网的用户中,有大约80%的用户受到过来自互联网上的病毒攻击。自从1988年11月第1例计算机病毒��莫里斯蠕虫在有6000台计算机联网的ARPA网被发现以来,计算机病毒在互联网上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播范围也越来越广,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迄今为止,已发现的计算机病毒大约有25500余种之多,可以说,计算机病毒已经成为网络虚拟空间中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又如,随互联网形成而发展起来的网络犯罪,与发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犯罪现象相比,亦有其新的特征。由于互联网的高度匿名性,使个人在安全的私人空间就可以进行或参与在真实世界中限于各种条件而不易进行的犯罪活动。目前,比较典型的网络犯罪如网络盗窃、网络诈骗、破坏网络数据、网络洗钱等等,都已经对社会公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网络交流的高匿名性、高互动性、高隐蔽性使色情信息的传播变得极为便利。在网络空间中,色情信息的传播几乎不受任何的限制,而且个人通过互联网接触色情信息也极为方便和安全,这无形之中消除了人们在真实世界中接触色情信息所必然会受到的各种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来自权威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来自普遍的道德感等),从而促进色情信息的传播与扩散。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网络色情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表现在色情信息的数量和种类繁多,更在于网民追逐和迷恋这些色情信息的狂热程度。

知识鸿沟的扩大也极有可能是我们在网络时代所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P.Tichenor)、多诺霍(G.Donohue)和奥里恩(C.Olien)在1970年发表的《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知识沟假设(knowledge-gaphypothesis)”,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将比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按照这一假设,互联网的扩展,可能加大而不是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知识沟”。互联网是当今技术含量最高的信息媒体,它在知识传播上集多种传统传媒的优势于一身,具备可以处理海量信息、快速检索、双向交互、多媒体合一等优点。然而,昂贵的设施、价格不菲的上网费、不易理解并掌握的计算机知识,好像一座分水岭把社会大众一分为二:一方是媒介技术专家及高学历群体,而另一方则是普通大众。虽然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每年都在增加,迄今已有2000多万用户,但调查结果显示,在目前中国,上网仍然是一种远离百姓的“贵族化”活动。例如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01年1月的统计报告显示:我国上网用户人数已达2250万。其中高中(中专)23.45%、大专28.97%、本科38.82%、硕士1.91%、博士0.41%,高中以下仅6.44%。月收入500元以下15.31%、501-1000元25.94%、1000-1500元15.81%、1501-2000元4.05%、2001-2500元4.05%、2501-3000元3.94%、3000元以上7.44%。用户地域分布处于前五位的是:北京12.39%、广东9.69%、上海8.97%、浙江6.62%、江苏5.43%。可见,目前中国的主流网民的基本特征是:文化程度较高、个人收入大多处于中高水平、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这一数据表明,起码在目前,互联网的出现并没有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知识沟”,相反,互联网有使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知识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危险。

互联网崛起所引发的新社会问题,显然远不止上述这些。它还有可能造成文化冲突、人际关系疏离、信息焦虑、网络沉溺、网络孤独、网络谣言扩散等问题,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调查,也应该是网络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总之,面对网络社会的新社会经验,调整和改变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与问题意识已是当务之急。正如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所说:“了解社会,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首先选择向社会发问的方式。”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首先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新的向社会发问的方式。这意味着,网络社会学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网络社会学的研究极有可能将社会学的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从而构成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崭新的范式。网络社会学范式的新,与经典社会学研究范式相比,首先体现在网络社会学是一种没有基点的社会学。经典社会学总是有一个关注的基点,以此作为社会学思考及理论建构的立足点。例如经典社会学的叙事模式常常以理性作为其叙事的基点,以社会作为其知识架构的立足点。与此不同,网络社会学首先要面对的基本事实是网络社会的开放性与多元性,由于网络社会学把其理论架构建立在对网络社会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的认识之上,因此在网络社会学理论架构中,不可能有像经典社会学那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基点。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网络社会学是一种没有中心权威和中心话语的社会学,即一种后现代的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