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分化中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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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从总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状况、规律、原因和特征分别进行了四次探讨,在前“四论”①的基础上,本文将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研究中的若干争议问题进行探讨。

一、阶层分化状况方面的争议:工人阶级是“老大”还是“老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明显的阶层分化,笔者曾将其分化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阶层内的分化,即农民阶层在职业和地域方面的分化、工人阶层在体制和收入方面的分化等;另一方面是阶层外或阶层间的分化,即既产生了介于原有阶层之间的阶层,如农民工阶层,又产生了原来没有的阶层,如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的雇主和雇工阶层。上述结论是毫无疑问的,也是毫无异议的。然而本不该出现问题的方面却出现了问题。如一项研究将当前中国社会成员划分为十大阶层,其中产业工人的生活状况位居第八。于是,这一学术成果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疑问:作为“老大”的工人阶级怎么成了“老八”?工人阶级还是不是“老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乍听起来好像是问题,但仔细想起来却根本不是问题。当然,要回答这一问题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

笔者认为,产生这一疑问的原因是我们在常识问题上出现了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其一,“工人阶级”和“产业工人阶层”是两个内涵与外延不尽相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既包括与科技含量高的现代产业相联系的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又包括与科技含量低的传统产业相联系的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后者主要是一个经济概念,仅仅指产业工人。其二,作为“老大”的工人阶级和作为“老八”的产业工人是运用两种不同方法进行分层所得出的不同结果,前者是政治策略型分层的结果,后者是经济状况型分层的结果。所谓政治策略型分层是指某一政党或领导集团为了在社会统治或社会管理中体现所代表阶级的意志和愿望而制定的依靠谁、团结谁,或哪些人群是阶级基础、哪些人群是群众基础的政治策略。然后,依据其策略规定的亲疏格局将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阶层。所谓经济状况型分层,是指某些学人或学术群体为揭示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差别或经济不平等而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或阶层。可见,政治策略型分层与经济状况型分层是有明显区别的:一方面是分层依据不同。前者是根据其政治格局中的远近亲疏,后者则是依据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是分层目的不同。前者是为了社会管理或社会统治,后者则是为了揭示经济差别或经济不平等。当然,政治策略型分层与经济状况型分层也有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讲,两者的联系表现在政治策略型分层以经济状况型分层为基础。

行文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工人阶级是“老大”还是“老八”的疑问或争议了。从政治策略型分层角度看,工人阶级显然是“老大”,这一阶级不仅在改革前是“老大”,且在改革以来仍是“老大”。因为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也始终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讲,共产党更关心社会的中下阶层和弱势群体。但以经济状况型分层的眼光来看,产业工人显然不可能是“老大”,改革以来不可能是“老大”,改革前也不可能是“老大”,因为他们的经济生活状况不可能是社会上最好的。如果说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存在一个“干部、工人、农民”的三级式阶层结构,那么产业工人也只是一个其生活和社会保障水平低于干部而高于农民的中间阶层。至于当前中国社会的产业工人是不是“老八”,这纯粹是个学术问题,可以就此从不同角度并采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和探讨,并对此提出学术批评甚至学术批判。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以“工人阶级是老大”这样一种政治策略型分层的方法和结果来否定“产业工人的生活状况位居第八”这样一种经济状况型分层的方法和结果。

总之,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是指社会的阶层结构状况变化,而不是指党和政府的阶级政策的变化。换句话说,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没有变,而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产业工人的经济生活状况发生了变化。

二、阶层分化原因方面的争议:政治权力是贬值还是升值

在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过程中,有些人利益增加并获得新的利益,也有人利益受损并失去原有利益。那么,导致人们利益增减和得失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呢?在这些影响因素中,哪些因素重要而哪些因素又不重要,哪些因素越来越重要而哪些因素又越来越不重要呢?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倪志伟(Nee.Victor)的学术观点激发了人们的研究兴趣和学术争论。

倪志伟在这方面的学术观点被称为“市场转型论”,边燕杰教授曾将他的市场转型论归纳为“一个假定、三个论题和两个一般性假设”,而引起人们研究兴趣和学术争论的主要是他的两个一般性假设之一的“权力贬值假说”,即认为市场转型将降低对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倪志伟的这一观点在1999年正式发表后,首先引起美国学术界的争论,出现了一些与其相左甚至相反的观点,如罗纳塔斯的权力变型论,边燕杰、罗根的权力维续论,白威廉和麦谊生的政治市场转型论,魏昂德的政府即厂商的论点、林南的地方市场社会主义的论点等等。倪志伟本人也因此曾对自己的观点作过两次辩护性修正:一是1991年认为,政治权力不会在一夜之间贬值,在局部改革中仍然容易得到相当程度的经济回报;二是1996年认为,政治权力贬值是指干部阶层收入的上升速度要相对慢一些。

在市场化过程中,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会下降吗?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弄清政治权力的运作问题是解读中国社会的关键。这一问题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从其绝对值看,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一般会升值而不是贬值。这又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从社会发展的共时态角度看,即就同一社会或社会发展的同一阶段来说,权力的大小或权力重要性程度的高低与权力的经济回报的高低一般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权力大或权力重要,其经济回报就高,反之亦然。因为权力大或权力重要就意味着权力承担者同时要承担更多或更为重要的责任和义务,其经济回报理应更高;从社会发展的历时态角度看,即就不同发展程度的社会或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说,社会发展程度的高低一般与权力的经济回报的高低成正比,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如市场化社会或发达国家较之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的社会如非市场化社会或发展中国家,其权力的经济回报一般要高一些。其理由有二:其一,社会发展程度愈高,社会资源会愈丰富和充足,因此,通过权力的使用(包括公共使用和非公共使用)就愈可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其二,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一般是市场化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权力也可能成为商品,因此,权力的市场化运作将会使其获取社会资源的途径和方法空前增多。当然,以上论述只是仅就一般情况而言,并没有涉及一些特殊社会的特殊情况,也没有涉及权力制约状况和社会透明状况等因素。

另一方面,从其相对值看,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可能会贬值。笔者认为,权力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它具有双重性:一是目的性,即权力首先是一种目的性资源,是人们追求的对象。为了获得这种资源,有的凭借人力资本,有的凭借社会资本,可能更多的是既凭借人力资本又凭借社会资本。二是工具性,即权力也是一种工具性资源,是人们借此获取其他社会资源的资源。而公共权力的非公共使用则是获取其他社会资源的最有效最常见的方式,这也暗示了反对和制止权力腐败的艰巨性。笔者所说的相对值下降,是指相对其它工具性资源而言,权力这种工具性资源的地位与作用会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包括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可能下降或减弱,换句话说,即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看,在获取其他社会资源的众多工具性资源中,政治权力这种工具性资源的至高无上或唯我独尊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具体来说,过去的中国社会特别是计划经济时代一般只存在一种情形,即有了权才会有利(钱),才会有名(出名),而现今的中国社会除继续存在这种情形之外,似乎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形,即有了钱也会有权,也会有名。当然,在这两种情形中,前一种情形仍然在社会上占主要地位,即尽管出现了“红”帽子(代表做官)、“黄”帽子(代表经商)和“黑”帽子(代表做学问)的三足鼎立之势,但在这个三角形中,红边仍然远远大于黄、黑两边中的任何一边。这也是一些能人智士在成名成家之后还要去做官的原因之一。

以上只是从逻辑推理的角度讨论了政治权力是贬值还是升值的问题。其实,政治权力是贬值还是升值的问题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对这一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行文至此,笔者有两点提请“权力贬值论”者注意:一是权阶级别(行政级别)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社会地位标志;二是权力运作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动力机制。

首先,权阶级别或官阶级别仍然是当今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社会地位标志。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像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等行政级别仍然是人们最为熟悉且最为理解的社会地位标志,因为人们可以从中掂量出其含量或份量。行政级别之所以仍然是社会地位的显著标志,是因为一个人行政级别的高低及政治权力的大小仍然与其占有和使用社会资源的多少密切相关:一方面,社会资源的配置仍然依据行政级别的高低进行,即行政级别愈高,其享用和控制的社会资源就愈多,反之亦然。由于这种权力化资源的可测性和稳定性较强,笔者姑且称之为权力化资源的“存量”。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以来,由于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各种社会资源的工具性增强,而政治权力又是最重要的工具性资源。因此,政治权力愈大,就意味着愈有可能获得并享用更多的社会资源。由于这种权力化资源的可测性较弱,可变性较强,笔者姑且称之为权力化资源的“流量”。市场化改革以来,权力化资源的“存量”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而权力化资源的“流量”则更加变动不居和神秘莫测。原来主要是与行政级别和权力大小挂钩,现在除继续与行政级别和权力大小挂钩外,还与权力的作用领域或作用性质相关,即不同领域或不同性质的权力,其经济回报大小是不一样的。如有人认为高校的招生管理和基建管理因引入市场机制而成为在高校中最易产生权力腐败的管理领域。

其次,权力运作仍然是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动力机制。权力运作的重要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官本位体制、官本位运作机制及官本位文化的历史积淀深厚,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迟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政府力量是社会发展或社会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表明,无论经济层面的市场化、政治层面的民主化,还是社会层面的城市化,权力运作都是其主要的推动力量。先就市场化来说吧,经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即市场从无到有的转变(开始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市场从配角到主角的转变(先是市场调节为辅,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市场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取向和主要目标到唯一取向或终极目标的转变,都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再就城市化来说吧,一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既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又与其城市是否为政治权力中心密切相关。一般来说,首都的城市化水平要高于省会城市,而省会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要高于地级和县级城市。从一个城市内部看,省政府、市政府及区政府所在城区的城市化水平一般要高于非权力中心的城区。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新城市的横空出世和旧城市的再度辉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既然社会现代化特别是市场化主要来自政治权力的推动,那么政治权力会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贬值吗?

三、阶层分化趋势方面的争议:阶层结构是两极化还是橄榄化

在阶层分化趋势的探讨方面,学术界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一种研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开始从传统的金字塔型向现代的橄榄球型转变,其主要标志是社会中间阶层已经出现并且正在不断扩大。

另一种研究则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正在从金字塔型向马拉松型转变,其具体表现是当前所进行的市场化改革犹如一场马拉松,每跑一段将会有一群人掉队即被甩在社会结构之外,其中与传统的技术含量低的夕阳产业相联系的一群人将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与现代的技术含量高的朝阳产业相联系的一群人将继续留在社会结构之内,即会出现“社会结构断裂”。而且这种断裂会因这两部分人素质的差别,会随着市场化范围的扩大(如加入WTO)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而更加深刻。有人认为这是阶层结构两极化的另一种表述。

上述两种观点的共同点是都认为中国传统的金字塔式的阶层结构因市场化改革而开始发生变化或分化,不同点是前者认为在其分化中出现了橄榄化的趋势(以下简称“橄榄论”),后者则认为在分化中出现了两极化或“结构断裂”(以下简称“断裂论”)。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相径庭的结论呢?研究视角和研究重点不同恐怕是其研究结论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橄榄论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阶层分化的未来趋势,因此,其研究重点是探讨中间阶层的变化,并以此判断阶层结构的未来走向。阶层分化的状况和程度不是其研究重点。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是否出现了橄榄化趋势的关键或要害是我们如何认定社会的中间阶层,即究竟哪些阶层属于中间阶层?橄榄论认为,“社会中间层主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会中间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如果说上述关于社会中间阶层的认定是科学的或合理的,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间阶层的人数或规模确实在增加或扩大,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确实出现了橄榄化趋势。当然,如果说上述关于社会中间阶层的认定是不甚科学或不甚合理的,那么就另当别论了。

与橄榄论不同,断裂论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阶层分化的现实后果,因此,其研究重点是探讨阶层分化的状况和程度,并以此揭示阶层分化的社会成因和社会影响。阶层分化的未来趋势不是其研究重点。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确实出现了两极化现象或趋势,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是这种两极化现象或趋势可否用断裂来表述?这是其一,其二是这种断裂是可以重缝的“断裂”,还是不可重缝的“断裂”?如果是可以重缝的“断裂”,哪怕是在将来可以重缝的“断裂”,那么断裂论和橄榄论在一定意义上并没有实质上的分歧或差别。

学术研究中的不同观点及争议既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它的意义在于促使我们去深入思考或探讨其问题。那么,我们如何面对“橄榄论”与“断裂论”的争议呢?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市场化改革还在进行之中,因此,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也还在进行之中,社会改革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阶层分化远未进入定型阶段,此时的探讨不可能是一种实然性探讨,而只能是一种应然性探讨。从应然的角度看,笔者认为,阶层结构的两极化是其必然趋势,而阶层结构的橄榄化是其必然结果。

阶层结构的两极化是其必然趋势,是指在没有非市场因素作用或影响的条件下,市场化改革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和作用程度的增强,必然会产生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即富有者不仅资源富有,而且因其资源富有既可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又可能易于获得资源。相反,贫穷者不仅资源贫乏,而且因其资源贫乏既可能获得更少的资源,又可能更难于获得资源。于是富有者会更加富有,贫穷者会更加贫穷。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经济体制的转轨会使这种马太效应得到强化或凸现。

阶层结构的橄榄化是其必然结果,是指市场化进程不可能不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这是因为市场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既影响社会的发展,又危及社会的生存。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并推动社会发展,作为社会稳定维护者和社会发展推动者的各国政府必然会对其市场化进程进行行政干预和社会调控。

从早发展国家社会转型过程看,其阶层结构的分化一般经历了分化型分化和整合型分化两大阶段。所谓分化型分化,就是纯粹的阶层分化,这种分化不受任何限制或制约;所谓整合型分化,就是伴随着协调或整合的分化。针对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在社会转型的初始阶段即资本主义发展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状况,卡尔·马克思曾预言:社会将日益分裂为两大对抗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可避免并日趋激烈,由于无产阶级贫困到不能照旧地生活下去,资产阶级统治将不能照旧继续下去,因此,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将不可避免。这一预言虽然得到部分实现,即社会确实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剧烈的阶层分化阶段。然而,这一预言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并没完全实现,即阶层分化以及由此引起的阶级斗争并没有在这些国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阶层分化得到一定程度的协调或整合。这种协调或整合的实现途径主要是通过税收制度和福利政策对收入差距进行调节。如英国1994年至1995年,由于税收制度和福利政策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最上层20%家庭与最下层20%家庭的收入差距从初始收入的198倍下降到37倍。英国的税收制度实际上将富人的部分财产转移给了穷人,而福利制度则使社会贫困者阶层和弱者群体得到生活保障,这既抑制了贫富分化,又缓解了阶层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为社会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阶层结构橄榄化既是早发展国家社会转型的成功标志,又是迟发展国家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为什么在一些迟发展国家和地区中,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长期徘徊并难以成功而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则顺利推进并较快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贫富两极分化是否得到有效控制,社会是否培植并形成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目前,我国的社会转型或社会现代化正面临严峻考验。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以保证社会继续并更加充满活力和生机,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改革与发展中的统筹、协调与整合,适时并有效解决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特别是要有效抑制已经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并加快培植新的中间阶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抑制两极分化、培植中间阶层是一个较为长期的社会任务,因为新旧社会结构的转型,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特别是新旧产业的更替都将经历一个过程,在其过程中出现一定程度甚至相当程度的贫富分化及贫富差距既有其必然性,又有其合理性。对其贫富分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贫富差距,我们既不能坐视不理,也不能企图消灭正确的做法是对其进行有效调控。因笔者曾在另文中对此进行论述,加之篇幅所限,这里不再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