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社会转型理论及立基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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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俄罗斯独特的区域地理环境、独特东西文明交融而成的文化、独特的国民性格和民族意识使之要求其社会转型理论必须符合其独特的国情，任何西化或东化的模式照搬都不适用它。俄罗斯的本土社会转型理论在经过社会学家的苦苦探索之后，形成了三大发展阶段和四大主要流派，但不成熟性仍制约着俄社会发展之路。

关键词：俄罗斯；社会转型理论；民族性

俄罗斯社会转型理论的形成源自1986年召开的前苏共二十七大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之前苏联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认识，长期存在着两大禁区：一是片面追求提高公有制程度，认为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完全否定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的作用，急于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二是把所有制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忽视了所有制内涵的丰富性，从而没有研究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即生产资料的运用方式问题。苏共二十七大时突破了个体经济是私有制因而予以消灭的僵化观点，开始从实际生活需要出发允许并支持个体经济发挥补充作用，实际上是承认了个体、集体和全民所有制应长期共存、并在各自适合的部门发展的思想。之后苏联进入社会转型阶段，私有化作为社会转型的一个突破口，在前苏后期和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之后被大规模实施，并且被理论界广为论证，以至形成了俄罗斯现今独特的社会转型理论。

一、社会转型理论要点及其特色

如前所述，俄罗斯社会转型理论始于国家私有化的讨论和实施，而俄罗斯学界对“私有化”概念的不同认识就预示着俄社会转型理论观点的各异。有学者认为，“私有化”在俄学界有三种不同含义的解释。（A·拉迪金1995）第一种观点认为私有化等同于非国有化，即把国有企业的资产全部或部分地出售（转让）给私人或法人所有；第二种观点认为私有化等同于非国家化，即指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的变形，如承包、租赁等；第三种观点认为私有化是指初次私有化之后的所有权再分配过程。与私有化概念的界定相适应，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理论大致也可分为三个阶段，（潘大渭，2004：1）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到90年代，其争论焦点集中在是否应该改变现状和如何打破现有社会体制；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目标是获得政权的自由民主势力提出激进的改革方案，期望俄罗斯快速过渡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是俄罗斯学界痛苦反思的阶段。面对激进改革导致的生产急剧下滑、贫富严重分化、社会矛盾和冲突加深和国力急剧衰弱等现实俄学界对西方道路的可行性产生了巨大怀疑。对此，俄学界用三个词汇来具体表述。第一阶段用“改革”一词意指对当时苏联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造，使其获得新生；第二阶段用“过渡”一词，意指社会的改革是向一个明确的目标过渡，即“从集权主义过渡到民主化，从行政命令的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反映了当时俄罗斯人急切希望跨入西方社会的期盼；第三阶段用“转型”一词意指对俄追求的单一模式的否定和对前进道路目标的进一步探索。这三个词汇同时又反映了俄学术界构建社会转型理论的艰难历程。

一般而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理论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过程和四大流派。三个过程主要是以俄社会变迁的历程来划分的，即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主体理论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后进现代化理论阶段和当代的多元反思阶段。社会主体理论的立足点是社会发展的目标设定，在前苏和俄罗斯社会转型初期俄整个社会急切期盼的是用一种新的体制代替原有的旧体制，是尽快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从中央集权向民主的市民社会体制过渡，然而随着改革引发的负面效应的逐渐显现，社会学家们开始反思单纯的体制替代是否合理，转而关注社会主体对社会变迁的反应和社会主体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起的积极或消极作用。正是由于俄罗斯不成功社会转型所形成的困境局面和产生的社会不满情绪迫使学界将目光重新投向那些承担了改革代价而获益甚少的民众。也即这一过程是在俄社会迷乱中寻求社会支撑点的社会转型理论。第二过程主要是探讨适合俄罗斯国情的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以俄女社会学家纳乌莫娃的后进现代化理论为代表。她认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个国家的发展有先后之分，发展滞后的国家总是在“追赶”发展超前的国家，后进国家正是通过这种不断的“追赶”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这实然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翻版。她认为，各国的现代化只有一个模式，因此后进国家不是选择什么发展模式，而是如何朝这一模式发展的问题。但同时她又认为，在后进现代化社会要解决的不是纯“工艺”问题，即制度和文化的简单移入，而是所移入的制度和文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因此她主张后进国家主要应该讨论人是如何有意识和积极地创建自己的内心世界，人是如何认知和评价社会过程、自己在社会过程中的地位和在有意识选择自我生存模式时如何调整和构筑自己的价值观。（纳乌莫娃，1999）纳乌莫娃的这个思想为俄罗斯多元社会转型理论的提出创立了良好基础，虽然她未能完全回答俄社会现实的需求，也未能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指出一个切合实际的方向。“俄罗斯多元社会转型理论”是在纳乌莫娃的启示下形成的，以一些俄社会学界的资深人物如扎斯拉夫斯卡娅、亚多夫和阿希耶泽尔等人为代表。由于后文还将细论，此处只作总体评价。他们的共同点是对20世纪80-90年代俄改革结果的失望，同时又对俄社会发展前景缺乏明确和乐观的判断。他们共同认为，仅仅依靠少数精英自上而下的推动、以往试图割断历史和盲目照搬西方模式而忽视社会内在积极性的生成是导致俄社会转型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多元理论的提出表明俄社会已形成一种共识，即由权力精英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与社会基础层面为谋求生存而发生的自发性改革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这已成为俄社会变革的一种范式。（潘大渭，2004：1）

所谓“四大流派”是指俄社会学界对俄社会转型的四种主要的不同认识及提出的不同方案，它们是纳乌莫娃的后进现代化理论、扎斯拉夫斯卡娅的“社会行动者理论”、亚多夫的“西化理论”和阿希耶泽尔的“文化分裂”理论。纳乌莫娃的后进现代化理论前文已有所述。扎斯拉夫斯卡娅是俄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她的理论分为二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她强调社会精英的创导性活动，认为参与转型过程的多元主体包括社会精英有目的的活动和社会民众的适应性反应活动，认为民众只是消极地适应精英领导的活动。在俄社会转型遭遇重大挫折之后，她对自己的理论作了修正，认为俄社会转型艰难的原因在于缺乏社会内部生成的动力，同时也表露出对俄现有“精英”的失望。她认为社会转型是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它涉及社会体制的三个方面：即权力机构等作为社会外壳的社会制度、社会里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内核的社会文化。改革活动最先涉及的对象是社会制度，特别是决定社会的制度社会类型的那些社会制度：权力制度、所有制、市民社会和人权。社会体制中比较深层和比较难以控制的层面是社会结构，对其不可能直接实施改革，只能通过相关制度的变革来实现预设的变化，社会结构是衡量和评价社会转型的社会指标。变革最基础的战略目标是社会文化，它包括社会价值观结构、需求结构、社会动机及其趋势、日常生活活动的规范和方式等，社会文化是衡量社会变革前进或倒退的重要标志。而决定和影响这些变化的社会机制主要是“社会行动者”的相互作用。（T·扎斯拉夫斯卡娅，2002）在这里她几乎完全接受了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亚多夫认为，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出发点应该在肯定社会变化合乎常规的同时，不应该有任何预先设立的综合评定标准，社会理论中除“实证知识”外，还应有人的价值舍取。他指出，研究社会转型的第一要点是必须认识到社会转型不仅仅是制度的变迁，更重要是社会行动者的作用。而社会认同是社会转型研究的第二要点。就俄罗斯而言，它是不属于欧洲文明的“另一个欧洲”，西方社会的稳定是依靠横向相互作用的公民社会结构，而俄罗斯的社会体系是纵向相互作用为基础的金字塔。他认为，俄罗斯的文化特点决定了俄社会认同的分裂，这决定俄社会转型趋势将是一些大城市成为西欧类型社会发展的“前哨”，而在这些城市的周围是一些保留了相当多俄罗斯传统秩序、甚至苏联时期传统秩序的“停滞”地区。（B·亚多夫，2002）其实亚多夫的观点并不新，在这里我们似乎又看到了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俄理论家索洛维耶夫、别尔嘉耶夫、弗兰克等民粹派思想的复活。阿希耶泽尔认为，俄罗斯社会处于东西两种文明之间，是兼有两种文明的文化和社会关系成分的一种特有的中间文明，这种文明缺乏本质联系，容易产生悲剧式的事件，从而使破坏性再生产占有主导地位，正因如此，社会无法克服文化与社会关系间的矛盾，所以他认为俄社会是一个分裂的社会。他又指出，分裂是社会价值观念的表象，当对立的价值观念出现分裂时，社会与国家之间、民众与权力精英之间、民众与思想精英之间、精英与精英之间就会产生混乱，俄罗斯目前就是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中，这也是俄多次无法实现顺利转型的根源所在。（A·阿希耶泽尔，1995）

总的而论，俄社会转型理论都是基于俄罗斯社会现实及历史文化的痛苦反思，各具特色。但一个共同的问题是无法回答俄罗斯的现实所需，对俄的未来发展趋势及改制方案未能给予准确的回答，因此还不能说是成熟的理论，同时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俄理论界的迷茫及俄社会转型的实质性艰难。二、俄社会转型理论立论的经济基础

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都是源自当时经济基础的理性回答，俄社会转型理论也不例外，可以这样认为，俄社会转型理论的阶段性变化就是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状况的理论脚注。

如前所述，俄社会转型始于前苏共二十七大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问题上的突破，当时的苏联处于高度的计划经济和集权的官僚体制控制之下。据统计，1985年国有经济成分在就业人数、产值、固定生产基金中的比重分别占全国的81.4%、86.6%、88.1%，而1990年其比重分别为76.7%、82.7%、88.9%。（年鉴1990：51）也就是说实际的社会转型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十分有限。真正的俄社会转型应该起始于1992年的俄罗斯私有化改革，将俄的整个经济体制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主导转移到以市场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是当时俄政府的主要目标。俄私有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证券私有化”阶段（1992—1994年），通过发给公民私有化证券无偿地转让国有资产；“货币私有化”阶段（1994—1996年），通过出售企业股票有偿地转让国有资产；“个案私有化”阶段（1997—2000年），停止大规模私有化，转为按“点状方案”有选择地个别地进行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但转型后的后果却令人担心，正是在转型期内俄罗斯的经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衰退，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这次衰退所造成的损失超过了1929—1933年大危机时代的美国或1941—1945年的卫国战争。1991—1998年，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43.3%，工业生产总值下降达56%，而卫国战争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只下降了24%。（陈兼，2004）俄就业状况也不乐观，1998年21—25岁的人失业率为2%，再就业率为15%，而41—45岁的劳动力失业率高达41%，再就业率也只有27%。（E·卡列诺娃，1999）尤为可惜的是俄“丧失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作为一个拥有知识力量的大国的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俄科学家的数目从340万下降到130万，俄国家对于科学和学术发展的投资则在90年代中后期下降到了只有80年代末的1/12。（陈兼，2004）

俄社会转型给俄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而比经济数据更具有负面性冲击作用的是给普通人民带来的种种苦难，由苏联解体而产生的巨大震撼还仅在眼前，俄罗斯几乎在转瞬之间又被带到经济与社会崩溃的临界点。1999年俄消费价格上涨6168倍，居民实际货币收入下降60%，同年“恩格尔系数”达到52..0%，同时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据推算，2000年俄富人阶层占总人口的1.5%、中间阶层占20%、穷人阶层则占70%，基尼系数1999年达到0.394。（俄统计局，2001：106）农村更陷入困苦之中，1998年,46.7%的农村人拥有的可支配资金低于最低生活费标准。1999年农业中的平均劳动报酬为整个经济部门的39%，同年农村劳动力失业率也达到20%。（乔木森2001）工农生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进一步拉大，如1995年与1991年相比，工业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了2299倍，能源价格上涨了5399倍，而农产品的价格只上涨了769倍，这使农村人遭受的损失达183亿卢布。（薛君度等，1997：249）巨大的落差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犯罪现象不断加大。如1996年农业企业中共发生犯罪案件2000多件，占经济领域全部犯罪数量的1/4，造成物资损失5800亿卢布，有学者估计，大约50%—95%的隐型犯罪并未被揭露，受贿、盗窃、贪污是主要犯罪形式，农业企业中的30—50%的收入用于贿赂和与犯罪团伙的联系，40%的经营者和2/3的商业组织涉嫌贪污，而且犯罪双方有长期合作的趋势。（D·利沃夫，1999：463）

俄罗斯的社会学家就是在这样一种经济发展背景下苦苦地探索着俄社会转型理论，复兴俄罗斯的强烈欲望和造福人民的责任意识促使俄社会学家在立足本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广泛吸取世界各国的制度模式，但俄罗斯固有的威权治理传统、东西文明交融而成的文化矛盾性格及“均贫富”的村社精神不仅制约着俄社会学家的理论视野，同时又规制着其社会转型理论深度和广度上的修正。三、俄社会转型理论立论的文化、社会基础

对于俄罗斯十余年的社会转型结果美国社会学家伯拉沃依这样评价，俄国经济非但没有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从本质上看俄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内卷性”的向下走的过程。他认为，这一过程的基本特征是，尽管俄国经济表面上实现了由国有化向私有化的转变，但却并未产生出具有更高生产力的机制与组织，而恰恰相反，表面上的转型在完全摧垮旧有生产机制与组织的同时根本没有建立起有效率的新的机制与组织，因而造成了俄国经济的大衰退，这是一种“虽有转型，却无改造”的内卷化过程。（伯拉沃依，2001；陈兼，2004）伯拉沃依的评价看到了俄社会转型理论的指导缺位，但他未能看到俄社会转型矛盾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基础，正是这个基础导致了俄理论指导的混乱。现分别析论之。

从俄罗斯的历史发展看。俄国是由斯拉夫人建立，斯拉夫人分为东、西、南三支，6世纪以前东斯拉夫人还处在氏族社会阶段，但住在南边的东斯拉夫人开始称为罗斯人。罗斯国家形成于882年，由诺夫哥罗德王公奥列格完成。他沿德涅伯河南下征服基辅和邻近各公国，以基辅为中心，统治着德涅伯河到伊耳缅之间的土地，号称罗斯大公，这个国家也被称为基辅罗斯。在经过拜占庭文明的光辉洗礼后，从11世纪中叶起基辅罗斯国家开始解体，各公国的分裂和蒙古的入侵使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一直到14世纪俄罗斯才逐步从外族侵略中得到恢复，之后东侵西夺成为横跨欧亚两个大陆、连接东西两大文明的庞大帝国。这种独特的地域和发展历史使俄罗斯在饱吸东西文明精华的同时，又使其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种畸形状态，一方面社会出现“间断性”发展，忽盛忽衰；另一方面国策上忽东忽西，从长时段来看处于一种漂泊不定的状态。这使得俄社会转型理论的确立很难有明确的定位基础，导致了理论界的思想混乱。

从俄罗斯民族性格来看。有人认为俄罗斯的民族性格是“极端性”和“无中间性”，（李立永等，2004）此话不无道理。美社会学家英克尔斯在考察了二战后滞留在西方的2119名苏联公民后也曾总结说，在俄国性格中一般都有下列倾向：需要依附、需要强有力的外在权威，与此相关的是行为的极端矛盾性，如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信仰与绝望、积极与消极等。导致俄罗斯这种民族性格的原因主要有三种：其一，宗教因素的影响。宗教既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深深影响其民族性格的形成。自公元十世纪第聂伯河的集体洗礼后，拜占庭文明的光辉普照着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东正教宣扬的善良、友爱、温顺、忍耐、虔诚等深深影响着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宗教信仰的执着与“十月革命”后对待的态度截然相异。“十月革命”后在无神论的影响下，俄罗斯人大肆进行反宗教宣传，破坏神殿、驱逐僧侣、残害教士等行为强化了其极端性性格特征；其二，自然环境因素。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处在寒温带，这种气候使得俄罗斯农业生产的时间特别短，而收成却不得不用来保证一年的消耗，这一方面使俄罗斯人拥有了极度的忍耐力，使他们具有在极短的时间内积蓄自身全部的物资和精神力量完成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造成精神的一张一弛，使得俄罗斯人好走极端；其三，地域环境因素。俄罗斯横跨欧亚、地理广阔，这种地域环境一方面使俄罗斯人具有内心的广阔性，同时又导致不善于控制自己的随意性。另一方面使其文化显示出两面性：欧洲和亚洲、官员与百姓、世俗与精神、集体与个人截然对立，激化了文化本身内部的冲突性，形成了俄罗斯文化的“双重”独特性，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述，一方面是社会上一部分最高文化阶层的欧洲化，另一方面是亚洲生产方式的深化和东方独裁专制的强化。（弗兰克，1999：214）于俄社会转型而言，接受给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休克疗法”式的极端药方就不难理解了。

从国民意识来看。扎根于俄罗斯主体居民的文化中最有影响的要属村社制度和村社精神。所谓村社制度是指从13世纪开始出现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农民共耕社。它是俄罗斯农民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自我保护的一种协调机制。在村社制度下，农民利用家庭成员的劳动力以求达到收支平衡，不以获利为目的，靠村社的平均机制抵挡商品货币关系的猛烈冲击。在村社制度下，土地重分制度保证了农民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帮助和互助传统化解了单个农民面临的困境，村社的民主原则和集体主义精神造就了农民的传统道德和传统行为规范。（张广翔，2004）村社制度构成了俄罗斯社会制度的基础，以至形成了以平均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村社意识，从某种程度来说它又是俄罗斯的国民意识。在村社意识中，不平均就是不公正和不平等，社会的不满和骚动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因为人民感觉到不公平。同时村社中自给、自足和自利的习俗养成了俄罗斯民族独立发展的习性，有明显的封闭排他性。（董晓阳，2002）“十月革命”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庄其实就是建立在村社基础之上，这种村社意识已经深入到俄普通公民的习俗中，任何与之相反的挑战都将激起他们的不满。俄社会转型以私有化为开端，在短时间内加剧贫富悬殊，违背了俄的国民意识，同时加重了俄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诚然，对俄罗斯社会转型理论不能仅仅从上述几个方面展开析论，还有一点十分重要的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问题。事实上自彼得一世改革以来，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以民粹主义的宗教殉道士精神肩负着在东西文明的交融中寻求俄罗斯独特发展之路的重担，限于篇幅，本文未能展开论述。总之，本文的目的是在寻求俄社会转型理论立论的合理性基础，为解析俄罗斯的社会发展之路探求一个新的解释。俄罗斯社会转型已经经历了十余年，它一直吸引着国际社会学界的关注。俄罗斯本土的社会转型理论能否经受考验、能否导引俄社会走出暗礁群、能否实质性提高俄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拭目以待。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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