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资源和社会分层一项对中部城市社会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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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对当前中国社会进行分层研究，生活资源分层法比经典分层法更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我们通过对武汉市进行的分层研究得出结论是：依据生活资源划分的城市阶层结构模式为橄榄球型。最后我们对实证研究得出的社会分层状况进行讨论和分析，并考察了生活资源分层标准与其他经典分层标准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社会分层/生活资源/理论探讨/实证研究

众所周知，社会分层的依据是社会资源，即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不同而形成不同阶层。然而，社会资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众多社会资源中，哪些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直接影响人们阶层地位的高低呢？对此，不同学者因其研究目的、重点、视角或方法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并形成不同的理论。本文在考察经典分层理论传统的基础上，结合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状况，提出一种新的社会分层方法——生活资源分层法，并将之运用于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的社会分层研究中。

一、生活资源分层的理论探讨

当我们在进行一项具体的社会分层研究时，自然会想到经典的社会分层理论和方法。然而，我们此项对当前中国城市社会所进行的分层研究并没有采用经典分层方法，而是采用了生活资源分层方法。其原因是：相对当前中国社会来说，生活资源分层方法比经典分层方法更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

（一）经典分层方法与当前中国社会

在社会分层方面，有三种经典理论，即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分层理论、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与爱弥尔·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层理论。尽管这些理论堪称经典，但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其适用性存在一些问题。

1.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与当前中国社会。所谓阶级划分，就是指社会成员在一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具体表现为：其一，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不同，即有的占有生产资料，有的不占有生产资料；其二，在生产过程中所处地位不同，即有的是指挥者和决策者，而有的是服从者和操作者；其三，在分配过程中获得劳动产品的方式和多少不同。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只适用于阶级社会即存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而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我国自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以后就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即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1956年后至1978年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社会。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开始有了并且愈来愈多地有了非公有制经济，但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没有变，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非对抗性关系没有变。因此，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当前中国社会。

2.韦伯的“三维分层”与当前中国社会。韦伯在《阶级、地位和政党》一文中指出，任何社会都存在三种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基本秩序：即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注：[法]让·卡泽纳弗：《社会学的十大概念》，杨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相应地，社会分层方法也有三个，即（经济领域的）财富和收入分层法、（社会领域的）声望分层法与（政治领域的）权力分层法。

然而财富和收入分层法在当前中国社会缺乏操作性，这一方面是由于多种经济形式和经济成分并存，导致财富和收入的来源渠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另一方面是由于税收和财产申报等制度尚不健全，从而导致财富和收入的隐性程度高。就居民的收入状况而言，既有职业收入也有兼业收入、既有经常性收入也有偶然性收入、既有公开收入也有隐性收入。一般估计隐性收入平均可占到个人收入的30％左右（注：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正是由于隐性财富和收入的大量存在，使得常规的财富和收入统计调查很难准确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

声望分层法（即主观评价法）缺乏操作性，主要表现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虽然物质生活水平都得到明显提高，但各个阶层的相互攀比和相互嫉妒非常严重，他们往往过低评价本职业或本单位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而过高地评价其他职业或单位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权力分层法也缺乏操作性，因为权力测量非常困难。一般来说，权力的公共使用是显性的，而权力的非公共使用则是隐性的，加之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权力的内涵和外延也很难确定。

3.迪尔凯姆的职业分层与当前中国社会。在迪尔凯姆看来，职业是最重要的社会分层指标，个人拥有何种职业也就决定了其所能获取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迪尔凯姆曾指出，职业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在生活经历、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等方面的同质性减弱；反之，从事相同职业的人们生活方式的同质性增强（注：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然而，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地区间发展失衡可能导致从事同一职业的社会成员获得完全不同的报酬，如沿海的教师比内地的教师收入高；经济体制双轨也可能导致从事同一职业的社会成员获得完全不同的报酬，如外资企业经理比国有企业经理的收入高。因此，职业分层方法对中国目前状况而言也缺乏针对性。

（二）生活资源分层与当前中国社会

1.生活资源分层具有针对性。当前中国社会是一个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之中的转型社会，是一个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本土因素与外来因素杂然并存，共起作用的社会，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传统的农业经济与现代的非农经济、劳动力密集型经济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计划经济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杂然并存、共起作用。复杂的经济形式及机制使人们的收入来源多元化、收入形式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制分层和职业分层难以分出人们经济收入水平的高低，难以进行有效的社会分层，而生活资源分层则能避开人们在收入来源和收入形式方面的扑朔迷离，进而简洁明了地勾划出人们在经济收入方面的差别。如通过家庭住房等生活居住资源状况和家用小车等生活交通资源状况的测量，就可以大致勾划出人们在收入水平或经济地位方面的差别。

2.生活资源分层具有操作性。相对当前中国社会来说，生活资源分层不仅具有针对性，而且具有操作性。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不仅是一个异质化和多样化的社会，而且是一个形式化的社会，是一个名实不符的社会，仅从收入角度考察，人们的形式收入和实际收入往往差别很大，而且个人收入的透明度很低、隐匿性很强，尤其是在收入来源不透明的情况下，其收入金额往往是隐匿的。在这种情况下，调查人们的收入状况不仅不能测量到真实情况，反而会得到一些错误的信息并得出错误的结论。与之不同，生活资源分层法则是一种可行且有效的方法，因为像家用住房、家用小车、家用电脑和家用空调等生活资料是看得见、摸得着并能反映家庭收入水平的客观性指标。尽管这些客观性生活指标不可能完全反映一个家庭所拥有的金钱和财富，但相对当前中国社会而言，它在反映不同家庭的收入差别方面即在社会分层方面是一个最为真实、最易测量，因而也最为有效的指标。

二、生活资源分层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笔者2004年2—4月在武汉市进行的社会分层调查。在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随机抽取了4个街道，然后在每个街道中各抽取200户居民，对这800户居民进行入户问卷访问，最后得到有效问卷744份，有效率为93.0％。调查对象是18—65岁的个人，分析单位是家庭。相对中国城市目前的发展水平而言，笔者认为有四种生活资源最具分层意义，即“居住资源”、“耐用消费品资源”、“交通资源”和“通讯资源”。假定：生活资源占有状况的赋值区间为0—100分。此次调查中，“居住与资源重要性”平均得分是47.3分，“交通资源重要性”平均得分是28.6分，“耐用消费品资源重要性”平均得分是13.4分，“通讯资源重要性”平均得分是10.7分。据此进行加权，“居住资源”的加权系数为47％：“交通资源”加权系数为29％：“耐用消费品资源”的加权系数为13％：“通讯资源”加权系数为11％。

1.居住资源。测量居住资源占有状况的变量主要有6个：（1）“房屋数量”，（2）“住房类型（别墅、楼房、平房或筒子楼）”，（3）“人均住房面积”，（4）“住房性质（商品房、房改房、自建房、福利房或租借房）”，（5）“房屋价格”，（6）“装修价格”等。每一变量的原始赋值都为0—100分，然后进行初次加权。居住资源占有状况得分＝房屋数量得分×10％＋住房类型得分×10％＋人均住房面积得分×40％＋住房性质得分×10％＋房屋价格得分×15％＋装修价格得分×15％。

2.交通资源。测量交通资源占有状况的变量主要有5个：（1）“家庭拥有的交通工具（小汽车、摩托车或电动自行车等）”，（2）“最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专车或私家车、出租车、公交车）”，（3）“对公共交通费用的看法（很贵、比较贵、一般、比较便宜、很便宜）”，（4）“对出租车费用的看法”，（5）“对私家车费用的看法”。每一变量的原始赋值都为0—100分，然后进行初次加权。交通资源占有状况得分＝私人拥有的交通工具得分×20％＋最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得分×50％＋对公共交通费用的态度得分×10％＋对出租车费用的态度得分×10％＋对私家车费用的态度得分×10％。

3.耐用消费品资源。测量耐用消费品资源占有状况的变量主要有6个：（1）“空调的数量和类型”，（2）“电视的数量和类型”，（3）“电脑的数量和类型”，（4）“冰箱的数量和类型”，（5）“热水器的数量和类型”，（6）“洗衣机的数量和类型”。每一变量的原始赋值都为0—100分，然后进行初次加权。耐用消费品资源占有状况得分＝空调数量得分×15％＋空调类型得分×15％＋电视数量得分×5％＋电视类型得分×5％＋电脑数量得分×10％＋电脑类型得分×10％＋冰箱数量得分×5％＋冰箱类型得分×5％＋热水器数量得分×10％＋热水器类型得分×5％＋洗衣机数量得分×10％＋洗衣机类型得分×5％。

4.通讯资源。测量通讯资源占有状况的变量主要有4个：（1）“最经常使用的通讯工具（移动电话、家用电话、公用电话）”，（2）“家用固定电话的数量和费用”，（3）“移动电话的数量、档次和费用”，（4）“上网的方式和费用”。每一变量的原始赋值都为0—100分，然后进行初次加权。通讯资源占有状况得分＝最经常使用的通讯工具得分×20％＋家用固定电话数量得分×5％＋家用固定电话费用得分×15％＋移动电话数量得分×10％＋移动电话档次得分×10％＋移动电话费用得分×20％＋上网方式得分×10％＋上网费用得分×10％。

在分别获得四种生活资源的得分后，再进行第二次加权：人们对生活资源占有状况总得分＝居住资源占有状况得分×47％＋交通资源占有状况得分×29％＋耐用消费品资源占有状况得分×13％＋通讯资源占有状况得分×11％。据此，我们可以将当前中国城市结构划分为五大社会阶层，即贫困阶层、温饱阶层、中间阶层、小康阶层和富裕阶层，如表1所示。

表1描绘了依据生活资源占有状况划分的城市阶层结构，五个阶层类别反映出人们迥异的社会经济地位：贫困阶层家庭拥有的生活资源非常少；温饱阶层家庭拥有的生活资源比较少；中间阶层家庭拥有的生活资源处于中等水平；小康家庭拥有较多的生活资源；而富裕阶层拥有非常多的生活资源。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以生活资源占有状况为依据划分的当前中国城市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是橄榄球型，即生活资源占有状况处于中等阶层的家庭居多（90.3％），而贫困阶层（4.7％）和富裕阶层（5.0％）的比例很少。

三、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关于社会分层状况的讨论

依据生活资源的占有状况，当前中国中部城市社会阶层结构呈橄榄球。对于这一结论，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说明和探讨。

1.中国城市的中间阶层在不断扩大。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态不再是金字塔型、而是橄榄球型，社会大部分成员处于中间地位，只有少数人处于高层或低层地位。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社会中间层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的老中间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所谓的新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熟练技术工人。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转变是城市中间阶层迅速扩张。譬如，从1979年到1999年，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比重从零上升为0.6％，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重也分别从0.03％和0.23％增加至4.2％和1.5％，商业服务员工阶层从2.2％左右上升到12％左右，都翻了几番（注：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第70页。），这样促使中国城市阶层结构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球型转变。

2.中国城市中间阶层不断扩大并不意味整个社会的中间阶层在不断扩大。此次调查数据表明，中国中部城市阶层结构呈橄榄球型，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已呈橄榄球型。客观地说，中国现阶段整体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不合理的最基本表现是：农民阶层规模过大，该缩小的阶层没有小下去。在现代化的阶层结构中，农民阶层应该是一个规模很小的阶层。譬如，1992年，英国的农业就业比重为2％，德国和美国为3％，日本为7％，韩国也仅为17％。相比之下，中国就落后很多。据全国统计资料显示，1999年，我国全部劳动人口中，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或主要职业、以务农收入为惟一或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占44％左右（注：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第70页。）。可见，中国的农业就业比重是发达国家农业就业比重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中国仍然有三四亿劳动力在从事小农经营活动，这使得中国现阶段整体的社会阶层结构仍然呈现出较为典型的金字塔形特征，这种状况是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要求极不相称的。

要改变上述状况，培育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体系，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转变、农业劳动者向非农业劳动者转变。根据历史经验，在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实质上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过程。而在我国，工业化已经取得相当程度的进展，已经达到中等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的水平也较高，但就业结构的水平却比较低。换言之，社会总人口的城乡分布结构以及劳动人口的就业结构的发展缓慢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发展不相适应。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在1996年就已经达到45.5％，而我国2000年的城市化水平仍仅为36.9％（注：马洪、王梦奎：《中国发展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选》，［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总之，城市化滞后、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存在，是影响我国阶层结构发育的关键问题。

3.地区内部的贫富差距比较适中，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很大。此次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中部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还是比较适中的，阶层结构也比较合理，但如果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可以发现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是比较大的。地区差距相当程度上是城乡差距问题，我国的城乡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从近年的具体数据看，1998—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5458元、5888元和6316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2162元、2210元和2253元。城镇居民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52倍、2.66倍和2.80倍。按国际一般的情况，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的阶段，大多数国家的城镇居民收入大体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7倍，而中国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并且呈不断增大的趋势（注：杨宜勇、辛小柏：《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割据及发展趋势》，摘自2002年《中国社会形式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第146页。）。

地区间的差距还表现在以下方面。（1）在省、自治区之间，以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北京和最低的山西、河南进行比较：从1997—2000年，上海和北京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较快，平均每年要比上一年增加1.57个百分点，而山西和河南却平均只增加0.25个百分点；1997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8438.9元，是山西的1.69倍，2000年这一比值扩大到2.48倍。（2）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以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华南地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相比，绝对差距为221元，相比差距两者的比值为1.68∶1；到2000年，收入最高的华东地区与西北地区的绝对差距达到1774元，相对差距为2.15∶1；收入最高的上海郊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569.37元，是收入最少的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1374.16元的4.07倍（注：杨宜勇、辛小柏：《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割据及发展趋势》，摘自2002年《中国社会形式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第146页。）。因此，统筹区域之间的发展、抑制差距进一步扩大，促进各地区的共同协调发展也是培育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应有之义。

（二）关于社会分层标准的讨论

本研究将生活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标准，那么这一分层标准是否有效和可信呢？下面将对生活资源分层与学术界通常使用的经典分层指标（即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收入、教育和职业等）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和分析。

1.生活资源分层与“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指标之间的关系。“工作单位”一般是指个人所在的工作场所或组织。在中国的城市中，每个就业者隶属于一个单位，单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或结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位既是国家任务或政府职能的承载者和实现者，又是个人生存资源和发展资本乃至家庭保障的直接供给者，因此，工作单位的兴衰荣辱直接影响到社会成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高低。

表2反映了依据生活资源划分的五个阶层在不同所有制单位中的分布：（a）在贫困阶层、温饱阶层和中间阶层中，其成员的“工作单位所有制性质”比例最大的是“国有企业”；而在小康阶层和富裕阶层中，其成员的“工作单位所有制性质”比例最大的是“国家事业单位”。（b）X[2]检验的结果是，显著性水平P小于0.01，说明生活资源分层与工作单位所有制性质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即在生活资源分层中处于不同阶层地位的社会成员其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也存在显著性差异。

2.生活资源分层与“收入”指标之间的关系。收入是反映或衡量人们经济地位高低的常用方法，通过收入差别能反映出人们经济地位的差距，最常用的收入分层法有五等分法和基尼系数法。从本质上来说，收入分层和生活资源分层同属于经济分层的不同形式，两者所不同的是，收入分层是从分配角度考虑的经济分层，而生活资源分层则是从消费角度考虑的经济分层。调查数据显示，生活资源分层中各个阶层的家庭年人均收入状况是：贫困阶层的家庭年人均收入为3950.79元，温饱阶层为7094.41元，中间阶层为13842.74元，小康阶层为22824.58元，而富裕阶层为142401.92元。其中富裕阶层的家庭年人均收入是贫困阶层家庭的的36.04倍，可见差距很大。

表3的相关检验表明：（a）显著性水平P小于0.01，这表明生活资源分层与收入指标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即在生活资源分层中处于不同阶层地位的社会成员其家庭的收入状况也存在显著性差异；（b）皮尔逊系数的符号为正，则说明生活资源分层与收入指标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即社会成员在生活资源分层中的阶层地位越高、其家庭收入也越高。

3.生活资源分层与“教育”指标的关系。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科学技术的学习和掌握必须经由教育或培训的途径，因此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条件或状况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讲，受教育状况决定着一个人能力和素质的高低，而后者对于其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或机会来说都极其重要。调查数据显示，生活资源分层中各个阶层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状况是：贫困阶层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81年，温饱阶层为13.19年，中间阶层为14.67年，小康阶层为14.71年，而富裕阶层为16.13元。富裕阶层平均受教育年限比贫困阶层多3.32年。

从表4可以看出生活资源分层与教育指标之间的关系：（a）相关检验的显著性水平P小于0.01，这表明生活资源分层与教育指标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即在生活资源分层中处于不同阶层地位的社会成员其受教育状况也存在显著性差异；（b）皮尔逊系数的符号为正，则说明生活资源分层与教育指标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即在生活资源分层中阶层地位越高的社会成员其受教育的年限越长、文化程度也越高。

4.生活资源分层与“职业”指标的关系。布劳和邓肯等社会学者认为，“职业是一个人占据的最重要的社会位置，收入和声望水平都受到职业的深刻影响。”（注：Blau，P.etO.D.DuncanTheAmericanOccupationalStructure.NewYork：Wiley，1967.）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了十大职业阶层等级。毋庸质疑，职业指标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分层指标，那么生活资源分层与职业指标之间关系如何呢？

表5反映了依生活资源划分的五个阶层各种职业分布：（a）在贫困阶层和温饱阶层中，职业种类最多的是“产业工人”，这可能与近些年来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从而导致产业工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下降有关。（b）而在中间阶层和小康阶层中，职业种类最多的是“专业技术人员”，这可能是由于知识和技术正日益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使掌握知识和技术的专业人员的阶层地位逐渐上升。（c）而在富裕阶层中，职业种类最多的是“经理人员”，这是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而出现的一个新兴阶层。X[2]检验的结果：显著性水平P小于0.01，这表明生活资源分层与职业指标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即在生活资源分层中处于不同阶层地位的社会成员其职业类别也存在显著性差异；而斯皮尔曼相关检验表明，生活资源分层与职业等级存在正向相关，即在生活资源分层中阶层地位越高的社会成员其在职业等级中的地位也越高。

总之，生活资源标准与其它常用的分层标准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生活资源分层与“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这一宏观分层指标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贫困阶层成员多在“国有企业单位”中，而富裕阶层成员多在“国家事业单位”中；生活资源分层与“收入”、“教育”和“职业”等微观分层指标之间也存在显著性的正相关，即在生活资源分层中阶层地位越高的社会成员，其家庭收入越高、受教育的年限越长，在职业等级中的地位也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生活资源分层法的信度和效度都比较高，人们在其它领域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最终都反映到其对生活资源占有状况这一指标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