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和近代启蒙运动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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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在众多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都被作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代表人物之一而加以历史定位。如果转换一个视角，就会发现，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郑观应名副其实地是一位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前驱;在中国启蒙运动发展中，郑观应又名副其实地是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作为实业家，郑观应的启蒙思想酝酿、成形和发展，便具有自己亲身实践的丰富经验与坚实基础;作为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实业活动便具有明晰的目标与开阔的视野。这二者紧密结合，构成郑观应独树一帜的鲜明个性和明显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的历史地位。本文限于篇幅，不能详论郑观应作为实业界前驱的一面，只就他如何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启蒙运动的前驱，扼要谈一点看法。
一、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的最先觉悟
1880年由中华印务总局刊问世的《易言》，是郑观应阐明他启蒙观点的第一部代表作，收文36篇;另有一刻本由上海淞隐阁排印于1881年，收文20篇。题名“易言”，取《尚书·说命》“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及《诗·小弃》“君子无易由言”之意，说明作者虽深知君一子不可轻易立言，还是不得不冒天下之大不韪，“美芹献曝”，而“达人杰士”们陈述自己的意见:更深知这些见解纵然获得一些人的认同，要在行动中得到贯彻，那肯定更为艰难。[i]
两个版本《易言》都以《论公法》一文开篇，显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篇文章点明了贯穿全书的主题。因为所论“公法”，不仅仅指一般所说的国际法，而且指一种世界秩序。
文章指出:由于近代以来欧洲各国“兵日强，技日巧，鲸吞蚕食，虎踞狼贪，环地球九万里之中，无不周游贩运”，中国也已改变了先前株守于东方一隅的状态，“广开海禁，与之立约通商”，使东方“一变而为华裔联属之天下”。文章批评国人并没有真正认清这一形势，清醒看到中国在世界上仅“为万国之一”，从而主动积极地融入这一新的世界体系，同时，列强也在尽量阻止中国融入世界:“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通商以来，各国恃其强富，声势相联，外托修和，内存觊觎，故未列中国于公法，以示外之之意。而中国亦不屑自处为万国之一，列入公法，以示定于一尊。”文章指出，中国置身于构建世界秩序的参与者之外，势必“孤立无援，独受其害”，为此，必须“蟠然变计”，改变以中心、老大自居的传统观念，自觉融入世界体系，与其他国家共同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奚必强分夷夏?如中国能自视为万国之一，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中国;而我中国之法，亦可行于万国。”[ii]
通观《易言》全书，经济方面论税务、论商务、论开矿、论火车、论电报、论开垦、论机器、论船政、论游历等等，政治方面，论议政、论考试、论吏治、论边防、论交涉等等，军事方面论水师、论火器、论练兵、论民团等等，实际上都是研究中国在所有这些领域如何真正融入世界体系，并利用对于世界秩序的构建来发展自身，以及维护自身的权益。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所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iii]《易言》表明，郑观应对世界历史的这一巨大变化，已经有了相当的深刻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他抨击了在中国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保守主义，而要求中国直面世界各国各方面互相往来、互相依赖的新形势，以主体精神投身于创建新的文明，包含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制度文明。“物极则变，变久则通。虽以圣继圣而兴，亦有不能不变、不得不变者，实天道、世运、人事有以限之也。”[iv]郑观应所要求的变革，因此便远远超越了洋务运动在技术层面、工具层面上的变革。要求中国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于“万国之一”，使全国土下从中国中心论的观念虚构中解放出来，急超直追，而不再老大自居，固步自封，自我陶醉，这是一个整体性的、全局性的觉悟。这一觉悟的产生，标志着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真正发端。
二、“商战”近代意义的追寻与诠释
有研究者指出，“商战”一语，最初出自曾国藩笔下，1862年他在《复毛寄云中丞》书中写道:“至秦用商鞍以‘耕战’二字为国，法令如毛，国作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战’一字为国，法令更密于牛毛，断无能久之理。”[v]商战与耕战相对，一指商务，二指征战，而且是从否定的角度予以评价。七十年代之后，开始出现从肯定的意义上评价西方以工商为先而谋富强的言论。而努力追寻“商战”近代意义并反复加以论释者，则由郑观应肇始。
在郑观应这里，“商战”系对应于“兵战”而言。兵战，指军事冲突。商战则指在市场上进行竞争。他的名一言是在他的另一部名著《盛世危言》中提出的“习兵战不如习商战。”[vi]说的是学习西方，仅仅热衷于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远不如象西方各国那样倾其全力振兴商务。为进行“商战”就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成见:“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农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尽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时，小民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兼并，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据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vii]
进行“商战”，就是从传统的农耕经济转变到现代工业经济，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变到现代市场经济。《易言·论商务》己指出:“原夫欧洲各国，以通商为大径，以制造为本务。”[viii]《盛世危言·商战》中更指出:“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借楚材以为晋用，去所恶而投其所好，则可以彼国物产仍渔利彼。若有商而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己。即今力图改计，切勿薄视商工。”[ix]《盛世危言》》一书写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初版于1894年，是为五卷本，1896年经增删又出版了十四卷本;1901年又出版过八卷本。1894与1896年版《盛世危言》相关论述，仍属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端。
商战，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才之战，不仅仅需要商业人才，士、农、工各行各业都应当为“商战”尽力。在《盛世危言，商战下》中，郑观应强调指出:“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我中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耶?[x]在同书《商务》篇中他更指出:“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坐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商战，必须根本改变传统的贱商观念和士农工商等级结构，充分肯定现代企业家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为此，郑观应特别抨击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固守传统观念，己成为工商业发展即进行“商战”的重大障碍:“中国不乏聪明材智之士，惜士大夫积习太深，不肯讲习技艺，深求格致，总以工商为谋利之事，初不屑与之为伍。其不贪肥者，则遇事必遏抑之;惟利是图者，必借端而胺削之。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xi]
商战，尤需要造就一大批现代商务人才，即现代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他们都能按照世界范围内行之有效的规则不断推进工商业的发展。《盛世危言》五卷本《商务》篇中指出:中国自通商以来，未受通商之益，反受通商之害，原因就在“讲求商务之无人耳”:“推原其故，上在官司而下在商。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其视商人之赢细也，为秦人视越人之肥膺，私真虽充，利源己塞。此弊之在上者也。至于商则愚者多，而智者寡;虚者多，而实者寡;分者多，而合者寡;因者多，而创者寡;欺诈者多，而信义者寡;贪小利者多，而顾全大局者寡;此疆彼界，珍域己分，厚己薄人，伎求无定，心不齐力不足，故合股分而股本亏，集公司而公司倒。此弊之在下者也。”[xii]郑观应的观察是如此深刻，以致在一个世纪之后，他所揭示的这种在上之弊与在下之弊我们还随处可见。为改变这一状况，全面提高工商业者及相关行政管理者一的素质，郑观应要求在中央于六部之外特设商部，分设商务局于各省水陆通蔺，由素有声望的绅商为局董，支撑和保护工商业者发展实业，“必使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于中国者，皆可运售”。同时，“必于商务局中兼设商学，分门别类，以教殷商子弟:破其愚，开其智;罚其伪，赏其信;劝其创，戒其因;务其大，篇其小;使豁然于操奇逐赢之故，而后分者可合，散者可聚，小者可大，拙者可巧，诈者可信，贫者可富，废者可兴。”同时，于各府、州、县设之商务公所，由工商业者自行选举商董，“毋恃官势，毋杂绅权”，由他们自己研究谋画，决定兴废，以使“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势合，利无不兴，害无不革”[xiii]。这里，当然不乏理想主义，未免太乐观了一点，但是，要发展现代工商业，就必须有一大批具有近代素质的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必须建立近代企业制度，按照确定的通行规则行事，这一清醒的意识进一步说明，在郑观应这里，“商战”有着非常明确的近代意识。
三、知识、观念、能力转换的全面关注
启蒙的意义，在于它不仅能站在时代前列，对于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作出回应，而且深切关注全民族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沿着科学化、理性化方向全面转换。这也正是郑观应作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端者关注的重点。
郑观应尖锐地抨击长期以来，中国“学校之制度，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穷民之无力者荒嬉颓废，目不识丁,竟惘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因之层出不穷。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xiv]对于科举考试制度，他更一再加以批评，指出:“中国文士专尚制艺，即本国之风L、人情、兵刑、钱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之工此者得第，不工此者即不得第。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又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xv]为适应科举而学习，“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贴之专工:,汩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于无用之地。”[xvi]
怎样改变这一状况?郑观应认为，首先应当广建学校，“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厂之大本也。”要象德国那样，“学之大小，各有次第”:首先解决普及义务初等教育问题:“乡塾散置民国，为贫家子弟而设，由地方官集资经理。无论贵贱男女，自五岁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然后，通过通商院、实学院、技艺院深造，杰出者再入太学院学习。[xvii]郑观应指出:“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十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xviii]为此，他建议:“中国亟宜参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文武并重，日本设文部大臣，并分司责任。聘中外专门名家，选译各国有用之书，编定蒙学普通专门课本，颁行各省。并通伤吏督同地方绅商就地筹款，及慨捐矩款，相助者报部奖励。务使各州、县遍设小学、中学，各省设高等大学，一体认真，由浅入深，不容躐等。”[xix]
广设学校，更要全面改变教学内容，以改变人们的知识结构和人们的既有观念。他在《西学》一文中痛斥一此“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实是误国误民。他介绍西学分天、地、人三类。所谓天学，“以天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地学，“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人学，“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凡此，皆是有益于国计民生之学。郑观应还指出:“论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无一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应用性强的各种学问，都以基础性的学问为根基。西学还有一个根本性特点,这就是“皆实征诸事，非虚测其理”。[xx]凡此，郑观应认为，都值得中国师法。“西法各种，西人藉以富强，已收实效，皆有程式。我步趋其后，较易见功。由西文译作中文，以西学化为中学，不及十年，中国人才无难与泰西相领顽。”[xxi]
为改变人们陈陈相因的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除发展学校教育外，还需大力发展社会教育。郑观应指出:“大抵泰西各国教育人才之道计一有三事:曰学校，日新闻报馆，曰书籍馆。”[xxii]兴办各种报章杂志，出版各种图书，建立一大批报社和图书馆，便成为进行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盛世危言》中有《日报》篇，专论厂设日报在“通民隐，达民情”中无可替代的作用，主张各省创办臼报，以使“民心无不惬，民志无不伸”，同时，通过报纸，使诸者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事[xxiii];有《藏书》篇，专论各省应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即图书馆，“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xxiv]
要实现人的知识、观念与能力，或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换，除去上述这些举措外，最重要的，还是要根本改变统治者一以贯之的愚民、防民的思想。在《盛世危言·教养》中，郑观应特别指出:“暴秦崛兴，焚书坑儒，务愚黔首。明季制艺之科，专图锢蔽天下之人材。”统治者“谓天下人可愚不可智，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庶我之大业可世守。故凡能开人聪明、启人知识之事，悉欲抑而屏之”。这是人材不世出、民生所以日促的一个根本原因。而横览环球各国，其国运之隆替，莫不系乎人才，而人才之盛衰，莫不关乎教化。事实己证明，只要“人之灵明日启，智慧日积”，便能“人才济济，国势以强”。[xxv]正因为如此，对于人的知识、观念、能力转换的全面关注，必然要引向强烈要求改变现存统治制度、统治秩序，而这一方面的内容，又成为郑观应《易言》与《盛世危言》关键部分。
四、拓荒者的耕耘与收获
近代启蒙运动的肇始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都是一批思想上的拓荒者、耕耘者、播种者。他们的思想刚刚从旧营垒中走出来，但是，整个身体，事实上还生活在旧的营垒中。他们的思想还有许多地方不成熟;而为了继续在旧的营垒中生存，他们不能不经常运用一些能被旧营垒认同的某些传统话语，来给自己涂抹上一层保护色。郑观应也不例外，这也就是他的著作中常常夹杂有若「明显与基调并不协调的言论的原因。当然，这类论述也有一部分，是为了让人们更方便地加以理解和接受。拓荒者、耕耘者、播种者最大的困扰，就是不知自己的劳动究竟能获得多少成果。在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新政之后，郑观应深为感慨地写道:今朝廷有更新之诏，微闻主议者略举数端曰:亲贵游历;科举改章;广设学校;考取优生，肄业泰西，各专一艺;讲武备;开议院;改律例:定商律、报律;开报馆;译西书;改官制;设巡捕;广邮政;维持圈法;广开矿产;行印花;用民兵;重农工:保商务;开银行;行钞票等事。凡此皆二十年前余《易言》、《危言》中分类论及，惜守旧者恶谈西法，维新者不知纲领，而政府志在敷衍，惮于改革，不求中外利病是非，只知安富尊荣，保其禄位。[xxvi]
郑观应为他的许多见解未更早为人所接受，许多主张未更早在实践中被实施而感到难受。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启蒙者的可贵也正在于此，因为他们比较早地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郑观应的《易言》与《盛世危言》，特别是《盛世危言》一书，其实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它们直接启迪了在中国后来历史发展中领导时代潮流的三位伟人:康有为、孙中山、。光绪皇帝1895年也读了《盛世危言》，还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该书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在当时，流通范围如此之广的著作，恐怕没有第二部。拓荒、耕耘、播种，总是有收获的，因为未来总属于先行的启蒙者。
郑观应值得人们永远纪念者，也在于此。
注释:
[i]郑观应:《易言·自序》，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64页。《尚书·小弃》“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一句，郑观应引作“《书》曰:‘言之非艰，行之惟艰’。”参见该书第173页。
[ii]郑观应:《论公法》，见《郑观应集》上册，第66-67贞。在《易言》20篇木中，本文标题改作《公法》，文字改动较大，但所论“公法者，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可相维系，而不可相统属之道也”，主旨未变，只是批评中国传统观念与行为者，口气缓和不少。
[iii]《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
[iv]郑观应《易一言·自序》，见《郑观应集》上册，第66页。
[v]《曾文正公全书》书札卷十七，参见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第1998年版，第166贞。
[vi]郑观应:《盛世危言》五卷本《商战》，十四卷本《商战上》，见《郑观应集》上册，第586页。
[vii]郑观应:《盛世危言》五卷本《商战》，十四卷本《商战上》，见《郑观应集》上册，第614页。
[viii]《郑观应集》上册，第73页。
[ix]《郑观应集》上册，第588页。
[x]郑观应:《盛世危言》十四卷本《商战下》，见《郑观应集》上册，第296-297页。
[xi]郑观应:《盛世危言》十四卷本《商务二》，见《郑观应集》上册，第607,609页。
[xii]郑观应:《盛世危言》五卷本《商务》，十四卷本《商务三》，见《郑观应集》上册，第615-616页。
[xiii]郑观应:《盛世危言》五卷本《商务》，十四卷本《商务三》，见《郑观应集》上册，第616-617页。
[xiv]郑观应:《盛世危言》五卷本《学校》，八卷本《学校上》，见《郑观应集》上册，第245页。
[xv]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上》，见《郑观应集》上册，第291页。
[xvi]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见《郑观应集》上册，第275页。
[xvii]郑观应:《盛世危言》五卷本《学校》，八卷本《学校上》，见《郑观应集》上册，第246页。
[xviii]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见《郑观应集》上册，第276页。
[xix]郑观应:《盛世危言》，八卷本《学校上》，见《郑观应集》上册，第267页。
[xx]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见《郑观应集》上册，第272-275页。
[xxi]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下》，见《郑观应集》上册，第301页。
[xxii]郑观应:《盛世危言》五卷本《学校》，八卷本《学校上》，见《郑观应集》上册，第247页。
[xxiii]郑观应:《盛世危言》五卷本《日报》，}四卷本《日报上》、《日报下》，见《郑观应集》上册，第345、349页。
[xxiv]郑观应:《盛世危言·藏书》，见《郑观应集》上册，第306页。
[xxv]郑观应:《盛世危言·教养》，见《郑观应集》上册，第480页。
[xxvi]郑观应:《盛世危言》八卷本《自强论》，见《郑观应集》上册，第338-3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