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现代化理论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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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提出了“三阶段”说。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其理论成果是经典现代化理论。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80年代的后现代研究，包括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和发展（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理论的兴起。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的新现代化研究，涌现了一批新的现代化理论，如生态现代化理论、再现代化理论（反思现代化理论）、继续现代化理论和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等。[14]

杨豫从现代化理论建设的角度把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分成两期：以80年代中期为分界。他认为前期是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建设时期。现代化理论对整个社会科学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在60年代末达到高峰。8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化理论家建设理论体系的任务基本完成，此后的重点是运用这些理论去进行地区的个案研究，并且在检验和修正有关的理论和模式。因此，有关现代化的纯理论性的著作近年来不再出现。但以现代化理论为框架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进行研究的著作不断地出版问世，现代化理论正在进入新的和更高的阶段。[15]

我认为，战后的现代化理论发展大体可以分成三期，具体如下：

第一期：20世纪50——60年代，经典现代化理论独盛时期。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研究首先从美国迅速兴起，而后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当然，发展中国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现代化的强烈愿望。美国与苏联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仿的两种主要范式。现代化建设与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普遍兴起，与受到战争创伤的所有国家面临重建和复兴，以及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独立国家与地区面临严峻的巩固独立的发展任务有关。但现代化理论呈现惊人的“一元”现象，“现代化”虽然取代了“西方化”，但实质上，现代化理论还是在西方发达社会的基础上构建的，因为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还刚刚起步，成功的现代化社会只有西方发达社会，而且西方社会的经济在此时呈现稳步增长的繁荣景象。从现代化理论的内在理路来看，早在40、50年代中，西方经济学界以增长理论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已经在形成之中。这一研究的深入推动了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从而引起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转向。另外，此时正处在东西方“冷战”时期，虽不能说现代化理论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但可以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因而从“全球战略”的角度，美国非常注意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策略。60年代是经典现代化理论全盛时期。盛极而衰，60年代末期，批评浪潮席卷而来。依附理论率先举起批判大旗。经典现代化理论内部也出现了异音。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理论几乎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进展。是现代化研究的高潮阶段[16]。现代化理论首先由经济学家发起，然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纷纷跟进。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历史学相继出现。代表人物与著作主要有：1951年帕森斯著《社会系统》；1955年刘易斯发表《经济增长理论》；1958年，丹尼尔•勒纳发表《传统社会的消逝》；1960年W.W.罗斯托出版《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提出了现代化的五阶段图式（1975年扩充至六阶段图式）；③1960年阿尔蒙德（GabrielAlmond）和科尔曼编《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年阿普特著《现代化的政治》；1962年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4年沃德和拉斯托著《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1966年艾森斯塔德著《现代化：抗拒与变迁》；1966年，西里尔·布莱克发表《现代化的动力》；1966年列维著《现代化与社会结构》；1966年摩尔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1966年派伊著《政治发展的各个方面》；1968年亨廷顿著《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60年代还出版了韦伯特•摩尔(WibertE.Moore)和斯梅尔塞(NeilJ.Smelser)合编的一套丛书（共12种）《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经济学家希施曼将他的回顾60年代、展望80年代的著作定名为《超越——由经济学到政治学到其他学科》，指出：现代化并不仅仅是经济学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科学的问题。可以说在60年代，整个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现代化理论，无论从方法上，还是从研究对象上说来，都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统一现象。在60年代，现代化理论开始脱离了“东西争论”的政策轨道，转向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换言之，即现代化理论开始从一种政策科学向理论的历史观发展，并由此展示出自己的基本架构。[17]

1955年弗兰克·萨顿在《社会理论与比较政治学》一文中提出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基本模型。亨廷顿认为他概括了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特征”，而且“已被大多数人普遍承认”。[18]亨廷顿本人根据他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理解，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关于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主要区别也进行了概括。[19]亨廷顿同样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关于现代化过程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概括，并且举示了相关的批评意见。[20]薮野佑三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偏向“连续模式”，而70年代以后的现代化理论则转向“隔断模式”。所谓现代化理论的“连续模式”是指，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同一条历史发展线条上，它们是一种前后连续的关系。第三世界要向获得发展，就应当沿袭发达国家的做法，搞旧式的资本积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欠发达，是自己不作为的原因，与发达国家没有关系。“连续模式”受自然主义历史观指导，认为历史是朝一定方向发展的，先进与落后处于同一时间系列，保持着同一历史发展方向，因此历史上落后的社会可以追赶上先进的社会。反过来说，落后社会与先进社会相比较处于发展的劣势地位，必须向先进国家学习。这是一种单线进化的历史观。[21]

第二期：20世纪70——80年代，进入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反思和修正时期。经典现代化理论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产生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发达国家本身也陷入了经济危机和滞涨，东亚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拉丁美洲也有一定的发展。从学理上说，现代化理论一开始就暴露出许多弱点和问题，其“传统性”、“现代化”、“现代性”等主要分析概念和分析工具笼统而含糊，其理论架构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在此基础上，现代化理论走向多元。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再现代化（反思现代化）理论等纷纷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提出批评。在70年代，经典现代化理论处于四面楚歌的地位。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以来，经典现代化理论得到不同程度的修正，逐渐出现分流发展的形势。一种扬弃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新现代化理论”出现了。现代化理论的蜕变主要表现在：就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言，从认为传统与现代对抗走向认为传统与现代整合；就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而言，从认定现代化必然是西方化，到认为现代化可能是多元化。薮野佑三认为，70年代后，现代化学者一改从前的笔调，开始大量使用“变迁”、“危机”之类的字眼了。如阿普特《政治变迁的理论》、阿尔蒙德《危机、选择和变迁》、艾森斯塔德《传统、变迁和现代性》、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发展研究系列：《政治发展的危机及其结果》、《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欧美政治发展的危机》等。在某种意义上，7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从50——60年代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转向了悲观主义、“不安的意识”和现实主义。[22]

依附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它以拉丁美洲、非洲等发展中社会为研究对象，主要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框架内研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原因。受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帝国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往往被学术界称为“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欠发展和低度发展的根源在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只有切断与资本主义体系的联系，发展中国家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依附理论确实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因为它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行角度解释了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根源。但依附理论仅仅从不发达国家外部寻找不发达根源的努力不断遭到猛烈的抨击，因此依附理论也在不断地适应实践发展而修正自己，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DosSantos）的“内部结构”依附论，就对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内因和外因进行了调和。阿根廷学者费尔南多·卡尔多索和智利学者恩佐·法莱托的“联系性”依附论以及日本学者渡边利夫的“从依附到自主”的发展理论就针对东亚的发展现实而对依附理论做出了重大修正。[23]依附理论的激进派——阿明的“脱钩”与“自立”的依附理论，在东亚经济增长的现实面前也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主要是提出了“世界市场的联系性分离或隔离”理论和“区域内部的整合性发展”理论。[24]德国学者、“依附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之一的贡德·弗兰克走得最远，他由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宗主——卫星”论[25]走向完全否定有所谓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无形之中把“依附论”也取消了，而以康德拉捷夫周期论取而代之。[26]

世界体系理论是在依附理论的基础上，在70年代由著名历史学家沃勒斯坦系统地提出来的。沃氏认为人类历史地形成的部族、种族、民族以及民族国家，总是在相互联系而不是在孤立中演化和发展，因而，总是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在16世纪以前表现为一些“世界性帝国”，而从6世纪以来则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进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支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是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驱动力，有时称为“价值法则”。它原来的分工范围包括大部分欧洲和一些美洲地区。经过几个世纪的扩张，将世界的其他地区陆续纳入其分工范围。第一个真正全球意义的世界体系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成，一方面是中心——边缘关系支配的世界经济体，另一方面是主权国家联动的政治结构。资本主义体系的诸基本矛盾通过一系列周期性的节律业已表现在体系的演进之中，周期性的节律起到了抑制这些矛盾的作用。两个最重要的周期性的节律是康德拉捷夫周期（50/60年）和霸权周期（100/150年）。在康德拉捷夫周期内，利润的主要来源在生产领域（康德拉捷夫周期甲阶段）和金融领域（康德拉捷夫周期乙阶段）之间交替更迭。在霸权周期内，全球秩序由某个霸主采取特殊的霸权形态加以控制，但争夺霸权的斗争此起彼伏，霸权兴衰不定。周期性节律造成积累与权力中心点的正常而缓慢、但是重要的地理变迁，然而不改变体系内部基本的不平等关系。这些周期从来不是完全对称的，但是在构成体系的长期趋势的一些特定方向上，每个新的周期都会带来小而重要的结构性演变。像所有的历史体系一样，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持续期也是有限的，当其长期趋势达到某一点，以致体系的起伏波动变得充分宽泛而无规则，不能再保证该体系的制度机构的活力更新，它将走向终结。一旦达到这一点，就会产生分岔点，经过一段混沌的过渡时期，这个体系将被一个或多个其他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将被取代。[27]

后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崛起的、以探索现代化或工业化以后的社会发展为对象的一种现代化理论。亨廷顿认为，后现代化理论关心的并不是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不关注技术对传统社会的影响，而关注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影响。[28]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认为，它不是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关于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研究的一个思想集合。[29]后工业化可追溯至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早期或欧洲的20世纪60年代晚期，它通常被认为包括科学技术方面的信息革命，生产结构方面的第三产业主导（以服务业为主体），社会生活方面的消费革命。后现代社会的名称，琳琅满目。有称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社会、超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文明社会、后传统社会、后福利社会、后集体主义社会、后自由社会、后意识形态社会、后消费社会、后市场社会、后经济学社会、规划社会、多元社会、消费社会、信息社会、电脑社会、网络社会、知识社会、风险社会、生态社会等，“知识社会”这一名称似乎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后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著作有1973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9年法国学者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198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1991年英国学者玛格丽特·A·罗斯的《后现代与后工业》、1992年英国学者克茹克的《后现代化：发达社会的变化》、1992年美国学者波林·玛丽·罗斯诺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1993年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1994年美国学者史蒂文·塞德曼的《后现代转向》、1997年美国学者罗纳德·殷格哈特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1999年中国学者何传启的《第二次现代化》等，可视为这一时期后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作。对后工业社会有系统认识的莫过于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他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认为，后工业社会有五大特征：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性经济；职业与上层建筑方面，一个新的专业化或技术职业性阶层的出现及其主导地位的确立；社会发展方向方面，对技术的控制与鉴定；决策方面，创造新型的“智能技术”；整个社会的中轴原则是理论知识占中心地位，是一切社会变革和政策制定的源泉。[30]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是建立在信息业和服务业的主导作用这个支点之上的。富永健一认为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应理解为工业社会的一种延续，而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阶段。尽管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存在意义重大的变化，有充足的理由获得“后工业”的新称谓。但他也自承后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将完全取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而只是工业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种延续。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看来，丹尼尔·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所称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比以前那些阶段甚至“更为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已。美国学者罗纳德·殷格哈特（RonaldInglehart）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1997）一书中认为，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是前后相继的两个发展阶段，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超越，而不是非现代化和反现代化。在现代化阶段，宗教地域价值逐渐减退，生存价值、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最大化压倒一切，成就动机成为核心价值，传统权威让位于理性合法权威，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导致人的异化；在后现代化阶段，国家权威弱化，更加重视个人自由，后物质主义成为核心价值，经济增长不再具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工具理性让位于价值理性，生活价值和主观幸福最大化成为优先课题。现代化的边际效益递减是后现代化兴起的基本原因，后现代化的发展也有它的社会限度。现代化与民主化没有直接相关性，民主化在后现代化阶段却成为不可避免。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是作为变量存在的，因此，现代化和后现代化都呈现非线性发展。[31]

后现代主义是建立在对现代主义、现代性和现代化运动的种种问题和局限性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的一种思潮。现代化带来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也带来了理性的专制、人性的淡化、精神的空虚、生态的灾难等人类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现代病”。后现代主义通过对“现代病”的揭露、批判和反思，开阔了人们视野，启迪了人类未来发展的灵感。后现代主义没有、统一的定义，也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32]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罗斯把后现代主义者主要分为三种类型：解构主义的（deconstructionist），双重编码的（doublecodedordual—coded），理想主义的（ideal），当然还有乐观主义的（optimism）、悲观主义的（pessimism）、虚无主义的（nihilism）等。解构主义式的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进行质疑、批判、反思，然后回归有选择的现代性原则或理想中的现代性原则，如伊哈布·哈桑（IhabHassan）、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詹姆逊、哈贝马斯、吉登斯、贝克、乃至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让·鲍德利亚（JeanBaudrillard）等。双重编码式的后现代主义是用传统或本土等符码对现代性符码进行再编成或重写，实际上是把民族性与现代性结合，用民族性去重释现代性，用现代性去更新民族性。代表人物是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Jencks）。理想主义式的后现代主义仅要求回返前现代的价值，在自然中重现发现审美和精神的意义，但也并非是完全向后看的，它立足于“完全自动化生产”和“电子革命”的社会基础上，实际上是过于强调本土化，倒有点近似原教旨主义。代表人物是彼得·福勒（Peterfuller）。[33]这三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主要是美学意义上的，但其实也是社会意义上的，它们最终都没有逃出现代性的手掌，而回归到了现代性的立场中来。美学意义上的后现代性的不充分受制于社会意义上的后现代性的未展开。观念的东西终究离不开现实的距离。

生态现代化理论由德国学者胡伯在1985年提出。1987年联合国发表《我们的共同未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生态现代化理论主要是一种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去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演化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迄今，生态现代化没有统一的定义。[34]

再现代化（反思性现代化）理论（贝克把“反思性现代化”或“自反性现代化”称为“现代化的现代化”[35]、“现代性的激进化”[36]或“理性化的理性化”[37]）主要由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和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等提出，他著有《风险社会》（RiskSociety：TowardaNewModernity）（1986）和《再现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1994）（中译为《自反性现代化》）。贝克认为，“现代化是一个自我创新过程的人必定会考虑到即使工业社会也会被淘汰。工业社会被淘汰的另一面是风险社会的出现。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地避开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38]贝克的进一步解释是，“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文化诊断，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危险开始占主导地位。”[39]“再现代化”或者说“自反性现代化”是创造性（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这种“创造性毁灭”的对象不是西方现代化的革命，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如果说“简单现代化”或“正统现代化”归根结底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首先进行破坏（或者说“抽离”）、接者进行重新整合（或者说“嵌合”），那么“自反性现代化”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首先进行“破坏”（贝克所谓“创造性毁灭”），接着进行重新整合。“自反性现代化应该指这样的情形：工业社会变化悄无声息地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紧随正常的、自主的现代化过程而来、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完好无损，这种社会变化意味着现代性的激进化，这种激进话打破了工业社会的前提并开辟了通向另一种现代性的道路。”[40]吉登斯对“反思性现代性”的简要解释是“对进行中的社会生活的监控性”[41]。

“新现代化理论”，又称为“现代化修正理论”。是指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的对经典现代化的修正理论，是各种修正理论的理论集合，不是一种系统而完形的理论。谢立中认为“新现代化理论”家“一方面对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即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又积极进行探索，试图对早期的现代化理论进行补充、修正，形成一种新的更富解释力的现代化理论。”他们又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的修正派”。[42]代表性如历史学家C.E.布莱克（有《俄罗斯和日本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动力》、《比较现代化》等）、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古斯菲尔德、W.查普夫（有《社会变迁理论》、《现代社会的现代化》、《现代化、福利发展和社会转型》）、政治学家S.P.亨廷顿等。新现代化理论与经典现代化理论在基本框架、核心范畴、理论预设方面有继承的一面，如它们仍然共享“传统”与“现代”的核心范畴并以此为基本框架展开分析；仍然将“现代化”视为“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仍然认为这种转变是“有益”的；仍然认为“现代化”本质是内在的过程等。然而，新现代化理论毕竟是对传统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因此，与传统现代化理论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再把传统性与现代性视为性质始终如一的静态统一体；不再把传统性与现代性视为互不相容的对立的两极；不再把传统视为现代化过程的绝对障碍；不再把现代化过程视为对传统的毁灭过程；不再坚持“单线进化”的发展模式；不再认为现代化只有一条道路；不再满足于对现代化的抽象分析和理论分析；不再忽视外部环境的作用；不再局限于结构——功能分析、系统分析和数量分析。

作为新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美国历史学家西里尔·E·布莱克对早期的（或者说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批评，并着手建构新的现代化理论。他认为，早期的现代化理论过度地强调了西方影响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应该重视的，但明显的缺陷是忽视了对各类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内部文化传统的研究，而“现代化理论与其他任何社会变化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应当重视评价前现代社会中产生的有利于或阻碍现代化的各种因素。第二，它应当把反映在科学革命和技术革新中的知识进展看作社会变革的原动力，正是知识的进展使这类社会变革区别于过去的任何社会变革。第三，它应当着重于检验某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的进步所提供的可能性面前利用这些因素的能力。第四，它应当批判地评价某个社会的领导者如何利用各种政策去改造传统制度和观念的遗产，目的在于在这样的基础上利用可行的政策来有选择地向先进的现代社会借鉴，并推动现代化的进程。”[43]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现代化作为社会变化的一种进程，不可避免地要和传统发生互动。与其说现代化是与传统文化的决裂，还不如说它在实质上是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对现代社会变化需要所作的功能上的适应。因此，现代化理论的首要任务是从各种社会内部的文化传统本身出发，加强对文化传统的研究，以确定在新的时代和条件下应当保留哪些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抛弃哪些阻碍现代化的因素。[44]

新现代化理论虽然在研究重点/关注焦点、分析层面/分析单位、主要变量、主要概念/术语、理论假设/政策含义方面与经典现代化理论有继承性的一面，但也在传统与现代性关系方面、研究方法方面、发展路径方面、外部因素与内部冲突的作用方面出现了显著差异。新现代化理论已经超越了传统现代化理论相对粗疏的分析，并摈弃了传统现代化理论一些不可靠的理论预设，如传统的现代化的障碍；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前进的、漫长的美国式过程。新现代化理论开辟了家庭、宗教、意识形态（对现代化的积极作用）等新的现代化研究领域，提供了比传统现代化理论更细致、更详实的理论分析。[45]苏耀昌在比较了传统（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与新现代化理论/研究后，认为，新现代化理论比传统现代化理论有更大的威力，主要表现在：第一，还传统以本来面目。新现代化理论对传统的性质、结构、与西方化、现代化的复杂关系作了有意义的探索。第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传统现代化理论在类型研究的基础上高度抽象，使用案例仅仅为了图解理论，几乎没有时空概念，简单、粗疏而且霸道。新现代化理论特别重视历史研究和案例的特殊性。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传统现代化理论也在从政策研究走向历史研究。70年代以来对传统现代化理论的猛烈批判，导致传统现代化理论跌入低潮和反思阶段。70年代末以来，在反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新现代化理论逐步取代传统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研究的历史取向获得了承认和强化。第三，趋向于更详实的分析。新现代化研究力戒简单地下结论，或仅仅提供单变量分析，而注重多元综合分析和复杂性分析。[46]

薮野佑三认为，70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从60年代“连续模式”转向了“隔断模式”。“隔断模式”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彼此离异隔断的关系。发达国家搞资本积累，完全是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为条件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发达源于发达国家的盘剥，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必须摆脱发达国家的束缚。“隔断模式”受历史主义历史观指导，认为无论什么社会，不管它处于什么发展阶段，都具有其作为历史的个体而存在的理由。经典现代化理论属于现代化理论的“连续模式”，主要分析方法是结构——功能主义和系统论。而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属于现代化理论的“隔断模式”。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既而社会危机。现代化理论的“连续模式”受到严厉质疑和深刻反思。一方面对发达国家的经济病理和现代性重新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分析。现代化理论由“连续模式”向“隔断模式”转变。“隔断模式”认为，先进和落后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时间差异，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本身就有问题，其不再成为发展中国家所应该追求的理想目标，发展中国家应该摸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应运而生。[47]

第三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重新得到振兴和发展，而第三世界不少国家却陷入了经济危机或停滞状态，更有不少国家落入了“第四世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突然崩溃，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空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此为基础，“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现代化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复活”并发展了经典现代化理论。虽然强劲地压倒了其他现代化理论，但已经不可能复演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话语支配权。“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一直受到西方左派和发展中国家的严厉批判和抵制。多元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甚至多元现代性获得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后现代化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也没有解构掉现代化，主张“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工程”（哈贝马斯）、应该“继续现代化”（查普夫）或进入“第二波现代化”（吉登斯、贝克等）的呼声不断高涨。

从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全球处于所有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理论的强势地位。[48]是“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即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发展而来的，是对凯恩斯主义的“革命”，在处理个人与国家、自由与民主、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其政策宣示是“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在对待正义、权利、秩序等大问题上，许多新自由主义者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他们之所以聚集在自由主义的旗下，都是出于对自由的肯定，都力求揭示自由与非自由的界限，揭示自己与他人、个人与国家、权利与义务、放任与约束的互动关系。[49]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狭义的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的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50]立足于“竞争秩序”和“积极自由”两大原则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无论从理论，还是政策来看，它的框架更加偏好个人、自由、放任、市场、效率的一面。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思维是立足于这样一种“前提”或“预设”之上的：即实施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国家应该具有健全的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而且公民必须具有高度的个人主义传统和法律理性主义。否则，新自由主义的实施将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效果基本上已经验证了这个“前提”的必要性。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从理论向实践转化，从英美向全球扩展，从经济向政治、文化、国际关系深化，成为目前国际社会的“强势话语”和“主流”发展理论。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和抵制也随着新自由主义的传播而不断高涨。这更加凸显了新自由主义实施前提的存在和重要。新自由主义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大革命”和“大萧条”的年代，又在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个“大危机”年代被接纳为政策实践，说明了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一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从工业革命以来，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发展理论和实践中依次登场，甚至出现一定的时间交替或空间换位，是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理性地分梳和批判地吸纳新自由主义是学术界的紧要任务。

历史地看，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合乎逻辑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逐利的竞争性扩张，只要资本主义还有内部扩张（“结构扩张”）和外部扩张（“空间扩张”）的余地，只要资本主义还没有耗尽它的能量，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就可能不断地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的“创造性地回归”。从20世纪20——30年代古典自由主义蜕变为新自由主义以来，新自由主义历经30多年的冷落和边缘化，似乎由回到了古典自由主义在“辉煌”的19世纪的地位，并有所突破。新自由主义是以“个人”、“自由”、“效率”为它的三个主题词的，是完全为“资本”服务的，最大限度地为“资本”开拓道路，因此，必然导致对“社会”、“民主”、“公平”的难以兼顾，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内在的深刻矛盾，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必然会被超越或取代的根本原因。从古典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或凯恩斯主义，又从马克思主义或凯恩斯主义回到新自由主义，“历史”似乎是“循环”的，但是，新自由主义毕竟不是古典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或凯恩斯主义的挑战的“创造性回应”，使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对于“自由”和“国家”的认识得以进一步深化。新自由主义的最大贡献是：它创造了比较精致和比较可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因此一切回应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挑战性理论在这方面也要能够超越新自由主义。我们相信：新自由主义同样必然会被创造性回应它的各种形式的兼顾“个人”、“自由”、“效率”与“社会”、“民主”、“公平”的理论所取代超越或取代。马克思主义在创造性回应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中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缺乏“以人为本”的个人——社会视野，而倾心“以资本为本”的个体视野。从短期来看，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确实大大提高了发展的效率。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明显会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展模式是缺乏可持续性的。科学发展观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发展过程中警觉地保持自然生态、社会形态、个人心态的微妙平衡。新自由主义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新自由主义立足于个人权利和自由之上，往往不知不觉滑入“强权”或“霸权”的深渊，这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在国内倡导人权而在国际却履行霸权的矛盾行为中看得很明显。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与新殖民主义往往结盟，这是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发展的逻辑使然。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在处理国内国际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以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的发展逻辑。当代美国学者郝大维、安乐哲尖锐地指出：“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这就是缺乏任何义务的概念。而这些义务又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之上的，即振兴有活力的共同体对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都是绝对必要的。”[51]

（三）最狭义现代化理论的演进

谢立中分最狭义现代化理论的演进为三期：第一期是20世纪50——60年代，“现代化理论”主导了发展问题的研究。第二期是60——70年代，由于发达国家各种经济、社会危机的出现，不发达国家发展过程的明显停滞，以及“依附理论”等对立理论的兴起，“现代化理论”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其发展呈现出相对停滞状态。第三期为70年代末尤其80年代以来，部分是由于“依附理论”等理论自身也具有种种局限，部分是由于“现代化理论”家们在对自家理论进行革新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现代化理论”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又重新活跃起来。“现代化理论”似乎已经复兴，并正在重新获得日趋增强的影响。[52]

苏耀昌也分为三期：传统现代化理论/研究时期；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热潮；新现代化理论/研究时期。传统现代化理论/研究时期指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理论危机”以前的时期；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是“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热潮”阶段；“至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热潮的降温，现代化研究再度兴起”[53]，“现代化理论已经摆脱60年代的理论危机，有望在90年代保持充满活力，硕果累累的发展势头。不仅如此，很有可能如波斯特所指出的，现代化研究‘将会作为克服所谓（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的排它性外部关注的一帖良药，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54]

亨廷顿基本分为两期：第一期是“传统现代化理论”时期（20世纪50——60年代），第二期是“修正现代化理论”时期（60年代后期开始）。亨廷顿认为，现代化理论产生于特定的时间和社会，因而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如过分乐观，极少讨论甚至不讨论现代社会的未来，沉湎于西方过去的辉煌之中无以自拔，认为西方已经先进到了“终极”状态，西方的过去就是世界的未来；对非西方社会的传统没有深入的认识，等等。另外还存在一些逻辑的、固有的缺陷。从60年代后期开始，有些学者开始部分地修正现代化理论。最有意义的也许是现代化理论的修正派学者集中精力去研究最复杂的传统社会制度。[55]

结论

无论是广义现代化理论、狭义现代化理论、还是最狭义现代化理论，它的演进都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一是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广义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与三波现代化（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携手并进，狭义现代化理论和最狭义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则与当代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加速，以及现代化模式从一元到多元的发展连系在一起。二是民族国家的发展。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从西方向全球扩展，促进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意识的不断发展，从而推动后发展国家赶超型的现代化战略的启动。现代化理论逐渐越出西方的范围，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全球普世理论的面貌，与此同时，现代化理论也越来越复杂化和精微化，并且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三是人的发展。现代化既存在对人的新的束缚，但更重要的是对人的不断加速解放，这是现代社会以前难以企及的。现代化理论也从把理性仅仅理解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转向关注人文理性或生活理性（意义理性或价值理性），倡导两种理性的协调平衡。“新”现代化理论倡导“传统”与“现代”的整合发展，发展伦理学主张重新评估传统文化与价值理念对“合宜”现代化的功能，就是在“人的发展”的基础上对现代化的深度反思。

[1]参考[日]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原载日本《思想》1985年4月号。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2]罗荣渠：《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也见《新华文摘》，1988年第2期。

[3]杨豫：《译者前言》，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4]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综述。

[5]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0页。

[6][日]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原载日本《思想》1985年4月号。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7]参考[美]塞缪尔·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陈祖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9、50页。

[8]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综述。

[9]参考谢立中：《编者前言》，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10]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自序。

[11]参考[日]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原载日本《思想》1985年4月号。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12]参考[日]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109页。本表为作者根据富永健一的论述而制，但根据作者的理解有改动。

[13]参考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45页。

[14]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综述。

[15]参考杨豫：《译者前言》，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16]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理论在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都得到“异乎寻常的承认”？亨廷顿认为，一部分来自下述事实，即它满足了西方社会的自得心理，同时又给予非西方社会以希望。现代化理论把国外发生的变化和国内的现状合理化了。参考[美]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50——51页。

③罗斯托把现代社会的形成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起飞”、“向成熟推进”、“高额大众消费”五阶段，1975年增加“追求生活质量”，形成六阶段图式。

[17]参考[日]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今天》，原载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问题》（1984），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18]参考[美]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与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

[19]参考[美]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与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4页。

[20]参考[美]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与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4——47、56——58页。

[21]参考[日]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今天》，原载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问题》（1984），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31页。

[22]参考[日]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今天》，原载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问题》（1984），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125页。

[23][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依附论的历史与理论总结》，见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全球化与世界体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5——76页。

[24]参考[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5]弗兰克关于依附论的主要论著有：CapitalismandUnderdevelopmentinlatinAmerica.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67；OnCapitalistUnderdevelopment.Bombay：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DependentAccumulationandUnderdevelopment.NewYorkandLondon：MonthlyReviewPressandMacmillanPress.1978.等

[26]弗兰克否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的主要论著是：A.G.FrankandB.K.Gills.TheWorldSystem：FiveHundredYearsorFiveThousand？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3；Reorient：theGlobalEconomyintheAsianAge.Th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8等。

[27]参考[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东亚之兴起，或21世纪的世界体系》（1997），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1999），冯炳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9页。

[28]参考[美]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与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注。

[29]参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30]参考[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銛，王宏周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31]参考宋培军：《“后现代化”与福利国家——殷格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述评》，见《现代化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2]参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33]参考[英]玛格丽特·罗斯：《后现代与后工业——评论性分析》，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4]参考何传启：《东方复兴：现代化的三条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1页。

[35][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1997），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页。

[36][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1997），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页。

[37][德]乌尔里希·贝克：《生态启蒙：风险社会的政治文集》，新泽西州，大西洋高地，N.J.：人文科学出版社，第134页。

[38][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1997），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9页。

[39][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1997），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页。

[40][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1997），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页。

[41][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有三联书店1998年中译本），剑桥：政体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42]谢立中：《编者前言》，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43][美]西里尔·E·布莱克、杨豫：《现代化与政治发展》，《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44]参考杨豫：《译者前言》，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45]参考苏耀昌：《新现代化研究》，原载苏耀昌：《社会变迁和发展》，见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82、283页。

[46]参考苏耀昌：《新现代化研究》，原载苏耀昌：《社会变迁和发展》，见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03——304页。

[47]参考[日]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今天》，原载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问题》（1984），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137页。

[48]程恩富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冷战结束的条件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取得了思想“霸权”的强势地位。西方左翼学者、中间派学者和新凯恩斯主义者，都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特别是世纪之交的近几年来，形成了一次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及其产物——“华盛顿共识”的批判浪潮。这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进步性的，也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界的前沿创新。参考程恩富：《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和反对新自由主义，尽快消除其影响》，《求是》，2005年第3期。

[49]韩震、欧阳向英：《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新自由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

[50]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

[51][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何刚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52]参考谢立中：《编者前言》，见《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53]苏耀昌：《新现代化研究》，见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82页。

[54]苏耀昌：《新现代化研究》，见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04页。

[55]参考[美]塞缪尔·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陈祖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