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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邓小平长期而独特的秘书工作经历,形成了其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秘书思想。邓小平秘书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秘书思想,对于秘书学理论建设和做好秘书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邓小平波澜壮阔的7O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有一段很重要的秘书工作经历:邓小平从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起,到1956年结束中共中央秘书长止,从事秘书工作和秘书领导工作时间跨度达3O年,其间他曾三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一次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邓小平从事秘书工作的时间之长、从事秘书工作的层次之高,在全党、全军是绝无仅有的。非凡的革命经历、深厚的秘书工作实践,是邓小平秘书思想形成的重要源泉。作为秘书工作的领导人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对秘书工作做过一系列精辟的论述,集中反映了他科学而丰富的秘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树立忠诚服务的思想
忠诚服务是由秘书工作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秘书是贴近领导的人员,这种“近身”特点,决定了秘书工作要始终围绕领导工作而展开,要忠诚地为领导当好参谋和助手,做好服务工作。早在1929年,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报告大纲》就提出了秘书忠诚服务的要求。在这份文件中,邓小平要求秘书忠诚地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为领导服务,防止“官僚化”和“秘书专政”,并对忠诚服务提出了具体要求:“反对腐化——要有艰苦的精神;反对官僚化——要有认真办事的精神;反对机械化——要有政治生活的修养;反对简单化——要有日常生活的纪律。”忠诚服务思想的提出,反映了邓小平对秘书工作的职能、本质、作用的科学认识。长期以来,忠诚服务一直是我国秘书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原则,也是秘书人员的职业道德。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秘书部门提出了“三服务”的要求,“三服务”,即秘书工作要为领导服务、为本机关服务、为群众服务。“三服务”在本质上与“忠诚服务”是一致的,是“忠诚服务”的具体化和发展。
二、领导干部要少配备秘书自己勤动手
邓小平在7O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只配一个秘书,且总是亲自起草文件和讲话稿,从不随意让秘书写作。领导干部配备秘书的数量及其对秘书的使用、依赖程度,是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反映,1950年5月16日,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站在改善领导方法的高度,阐述了领导干部要亲自撰写文稿,不要依赖秘书的必要性,深刻指出:“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并要求“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1975年7月14日,邓小平在《军队整顿的任务》的讲话中再次谈到领导要多动手的问题:“规定配一个秘书,就不要用多了嘛。秘书少一点有好处,自己亲自动手,勤恳一点,多动一点脑子,对自己好处多啊邓小平认为,领导少配秘书、亲自写稿,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和惰性,促使领导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他还严厉批评某些领导干部的惰性和官僚主义作风:“有的人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人家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这是思想懒惰。”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于1981年5月7日制发了《关于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起草重要文件,不要一切由秘书代劳的指示》。邓小平关于领导干部要少配备秘书、自己勤动手的思想,对当前改善领导工作方法和作风、改革秘书工作体制、精简秘书人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文件要少而简明
文件是机关办事的工具,重在实用。文件太多、太长,既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又增加了行政成本,危害很大。所以,邓小平一贯主张党政机关要端正文风,反对文牍主义,他认为,文牍主义是一种形式主义,本质上仍是官僚主义。邓小平不仅强调要减少发文,可发可不发的文件坚决不发,而且还要求即使应该发的文件也要尽量减少文字,务必简明扼要,这与的文风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邓小平一生主持起草的许多重要文件,包括他亲自撰写的文件、电报、讲话稿和文章,都是开门见山、一针见血,从不转弯抹角,含糊其辞。以邓小平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例,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曾十多次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提出意见,其中有几次涉及到篇幅问题。1980年3月19日,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10月25日,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决议讨论稿的篇幅还是太长,要压缩。可以不说的去掉,该说的就可以更突出。”1981年5月1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讲到:“要说有缺点,就是长了一点。”可见,邓小平对文件的篇幅问题是多么重视。
四、会议要少而短
长期以来,会议多、会期长,在我国各级机关普遍存在,严重地影响了机关的工作效率,也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会议过多过滥实质上是形式主义的表现。邓小平对精简会议,转变会风,发表过一系列精辟的论述。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深刻地指出文山会海的危害:“不少机关的负责同志,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很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要求和研究他们的经验,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泥坑。”邓小平一贯提倡少开会、开短会,提倡开会要解决实际问题、要管用。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中要求:“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议这个问题,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邓小平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他主持会议,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多余的话,围绕主题讲话,讲完就散会,开会效率极高。针对会多、会长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谈到会风问题:“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叫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少开会、开短会的思想,对当前各级机关填“会海”,转变工作作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工作作风要求真务实
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求真务实,是邓小平秘书思想的实质和核心,是贯穿邓小平秘书思想的一条主线。邓小平倡导的领导要少配秘书自己勤动手、会议要少要短、文件要少要简明等,无不是求真务实的体现。此外,邓小平的求真务实思想,还体现在他对秘书工作的一系列要求中:做事要兢兢业业,认真踏实,千万不能有一点疏忽大意;要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不做表面文章,不摆花架子;向上报告情况要准确,切忌虚假浮夸;撰写文章要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能解决实际问题;文件内容要符合客观实际,真实准确,掌握分寸;文件要有可行性,办得到的就写,办不到的就不写。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范例,《决议》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是对和思想的正确评价问题。邓小平对中央负责同志和《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反复强调:“对于错误,包括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求真务实是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在秘书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是对秘书部门工作作风的本质要求。当前,学习邓小平求真务实的思想,就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下决心精简文件和会议,要多学习、少应酬,查实情、办实事,重质量、讲信誉。
六、改革行政管理体制,防止公文旅行
长期以来,公文旅行是我国机关公文处理存在的一大顽疾,邓小平曾多次批评公文旅行,一针见血地指出它是官僚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1979年l1月2日,邓小平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报告中说:“好多事情,集体办公一下就解决了,为什么非把文件传过来传过去,尽画圈,这不是官僚主义?有的事画圈画了半年还解决不了,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也不知道。”¨不久,他在《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中又说:“现在反正是画圈,事情无人负责,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一拖就是半年、一年,有的干脆拖得无影无踪了。办事效率太低,人民很不满意。”
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讲话中认为公文旅行与现行体制问题有关:“大家对公文旅行、解决问题慢,意见很多,这些也都和体制问题有关。”1980年8月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又进一步分析了体制原因:“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邓小平要求从政策与管理体制上对公文处理进行改革,其中,他提出“从重新建立书记处开始,中央和国务院要带头搞集体办公制度,不要再光画圈圈了”。从体制改革人手解决公文旅行问题,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为当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七、加强文件管理,严格守纪保密
文件是党和国家秘密的载体,秘书又是接触秘密较早较多的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保密工作的形势和任务更加严峻。因此邓小平十分重视文件管理工作、保密工作和秘书人员的守纪保密教育问题。他谆谆告诫秘书:要增强保密意识,强化保密措施,做到万无一失。邓小平认为文件管理不严是失密、泄密的重要原因,他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报告中说:“现在有些干部的子女可以随便看机密文件,出去随意扩散,个别的甚至向外国人卖情报,送情报。这是我们现在许多事情保不了密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邓小平要求加强文件管理,把文件管理纳入法制轨道:“文件个人保管,喜欢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这样不行!应该有章程嘛。”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严肃要求追究泄密人员的责任:“现在确有个别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秘书思想非常丰富,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实践性、务实性、针对性等特点。当前,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秘书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拓宽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视野,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内容和科学体系,而且对于改进党政机关作风,加强秘书学理论建设和对秘书工作的指导,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