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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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种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学研究的趋向，即以计量和比较为主，改变以往以历史个体为主体、注重收集第一手史料的传统历史学研究方法，转向采用对于整个社会的联系性、融贯性进行研究的社会学方法。这种方法的出现使得历史学向一门真正的“科学”靠拢，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主观主义的“枷锁”，值得历史研究者借鉴、采用。

关键词:计量史学;《自杀论》;总体史观

一、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概念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指西方社会学中的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即选取大规模样本，用问卷来收集第一手的数据资料，并进行基本的统计分析，以此来得出结论，研究内容可以涵盖老年人、青年人、孩子、女性、读书人等各个阶层和群体，以及包括人口、就业、犯罪、婚姻、家庭等众多社会领域。收集资料是第一步，可是光有资料还远远不够，接下来要做的是资料分析。资料分析的一般方法是比较法和构造类型法。比较法较容易理解，即“要证明一个现象是另一个现象的原因，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将二者同时出现或缺失的情况作一比较，然后看在这些情况的不同结合中，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变动是否证明了其中一个取决于另一个。”然而，要能进行比较，这些社会事实就得建立在能够比较的基础之上:将德国男性的自杀率与奥地利女性的自杀率放在一起的话，就什么也做不了。系统比较必须要有一种预先的建构，这种建构的价值有多大，系统比较的价值就有多大。构造类型法即构建诸种类型，进行比较，确定不同类型之间共生或不相容的关系，又或者是计算不同类型之间的差距或相关性。但这些关系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它们的意义仅限于相关类型。社会群体史的研究就非常适用于这种方法。分析社会群体的财富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在这个领域中，研究者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方法。通过分析遗产申报书，就能从中对不同群体以及不同城市之间民众的财产进行比较，如对巴黎、里昂等大城市所进行的系统调查，时间贯穿了整个19世纪。结果发现，巴黎民众在财产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再比如，加布里埃尔•德塞尔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对象是19世纪卡尔瓦多斯省的农民。他根据农产品价格、地租等方面的演变，对耕作方法的变化加以研究，按照不同的经营模式进行划分，由此看出卡昂农村拥有35公顷麦田的地主、从事畜牧业者以及在5公顷土地上进行粮食混种的小地主的农耕者收入的变化。除此之外，其还可以研究不同社会群体的流动性、生活模式以及行为举止等。克里斯朵夫•夏尔在其博士论文中研究19世纪末的法国精英，研究范围不局限于收入，而是运用多种指标来定义精英，由此对官场精英、商场精英以及大学教授等进行比较。他在文中较多地考察了这些社会精英的家庭住址和经常去的度假场所。

二、在历史学研究中使用社会学方法的重要性

对于以考据和叙事为特征的主流历史学来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忽略了对于一手史料的收集和研究，所以不具备“客观性”;而主流社会学家认为，历史学如果想要成为一门科学，不但要如实客观地叙述那些历史事实，还要从客观发生的历史进程中总结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具有的规律。西米安认为:“所以，如果对人类事实的研究想要成为实证科学，那么它就得绕过那些独一无二的事实，而致力于重复发生的事实，也就是说避开偶然而专注于规律，消除个人而研究社会。”历史学要升格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构建抽象的社会事实或政治事实，如绝对君主制。以涂尔干的《自杀论》为例，涂尔干将自杀构建成社会事实。让涂尔干感兴趣的，不是作为个体行为的自杀，而是构成一种独特事实的自杀整体。在《自杀论》中，涂尔干运用了许多官方数据与统计资料来探讨个体自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严谨的论证推翻了人们对自杀的固有观点和看法，揭示了各种社会因素对个人自杀的根源性影响。首先，涂尔干排除了社会以外的因素:与人们的设想相反，自杀与精神病没有关联;酗酒也不是一个更好的解释。涂尔干转向了社会因素。首先是宗教，其结果非常敏感:自杀的新教徒要比天主教徒多，后者又比自杀的犹太教徒多。然后是家庭情况:自杀的单身者比已婚者更多。于是涂尔干就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关系的减弱和社会失范会引起自杀。

三、历史学方法与社会学方法的区别

(一)叙事型的历史学传统

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是以历史个体为分析单位，严格以真实的一手史料为基础，通过深描和刻画历史过程的差异性、个体性、具体性，以此理解历史的普遍化和结构性。这种方法关心的是时间演进中的连贯，处理的是事件，并围绕叙事轴展开，其基本面相是对连贯的分析，常见于历史教学之中。政治史、战争史、革命史，以及对我们当代人来说仍是“大”事件的历史，这些基本都沿着一个因果系列展开。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在19世纪史学界占有重要位置的历史学派———兰克学派。兰克学派是西方19世纪的一个重要史学流派，创始人为德国史学家兰克，该学派的核心是把“客观主义”作为研究历史的原则，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搞清楚历史真相，这就要求历史学家能够把曾经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描述出来。为了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兰克提倡原始证据和第一手史料的收集。在原始资料中，他又尤其强调档案文献的重要性。但是，“兰克学派”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又是一把双刃剑。首先，兰克所强调的“客观主义”只是一种理想模式，在现实的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的观点和个性占到了很重的分量。其次，兰克学派的研究更偏向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而不太注重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研究，并且兰克的思想中带有很浓厚的宗教神学史观的色彩。

(二)解释型的社会学方法

社会学方法(量化是其元素之一，同时也成了其象征)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使人们能够严格地对融贯性进行思考，这种融贯性黏合一个社会，黏合社会中的诸种结构，黏合内在联系。20世纪最厉害的一些历史学著作就是围绕这些联系性、融贯性展开的。例如，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在具体研究实践上，为解释型的社会学方法奠定基础的，最典型地体现为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涂尔干以及影响至今的“年鉴学派”史学。安托万•普罗斯特在总结年鉴学派的观点时认为，“所有历史学都是总体的，因为历史学的志向在于说明它所处理的诸多元素如何构成一个整体。我们当然不能完全认识一个时代或者一个社会。但历史学的特征就在于创建出整体，即创建出有组织的结构。在这里，浮光掠影的一瞥只能看到一团乱麻或者杂七杂八的拼凑。”布罗代尔说:“解释，也就是标记出、想象出物质生活的呼吸与人类生活如此多样的其他变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在这里，伴随着贬低时间与冷落原因的，是对地理、经济和技术结构的长时间特别看重。布罗代尔认为，传统史学有很大的局限性就在于，过度强调短时段的事件，这样一方面不能全面地反映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所记载的纵向时间大多反映了统治阶层的意志，却不能反映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布罗代尔由此提出了自己的长时段理论。他认为，长时段的历史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常以百年、世纪为计量单位，在这样长时段的研究中，历史学家就可以轻松探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布罗代尔的这种理论改变了年鉴学派第一代研究者对于经济局势以及社会局势过度重视的局面，也使得总体史观得到进一步完善。布罗代尔认为，“结构”在长时段中是最为重要的，它是维持一个社会长期存在的重要基石，具有长期的稳定性。结构的历史以世纪为单位，乍一看似乎是静止不动的，但是实际上包含了地理环境、文化、社会组织等各个方面。结构的历史中涵盖了大量的短时段事件，中时段中的事态也能够从结构中寻找出答案。除了结构，“时间”也是长时段理论中不可或缺的名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编年时间”，布罗代尔提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时间概念。短时段的事件对历史的发展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不能改变人类社会的进程。中时段的“局势”适用于经济历史学的研究，经济学家能够通过使用计量方法，重建能够进行可靠比较的连续系列。长时段的地理时间是布罗代尔的创新所在，他非常重视地理环境的变迁在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中国史学界也深受布罗代尔思想的影响。以复旦大学冯贤亮《高乡与低乡:杭嘉湖的地域环境与水利变化(1368—1928)》为例，作者分析了14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杭州、嘉兴、湖州地区地域环境、高乡与低乡、水利惯行以及水利组织与变化四个方面的特点，以此来探究这段时期杭嘉湖地区民众生产生活以及政府管理等方面的差异。从地域环境上来看，浙西的杭州、嘉兴和湖州三个地区有着很明显的相似性，水在这些地区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地形上来看，这三个地区并不都是平原地区。杭州的低丘山地偏多;湖州部分地区完全是平原地带，被田间的小溪流包围;而嘉兴的地形是最平坦，也是最具备水乡环境性质的。在水利惯行方面，由于杭、嘉、湖在地形上有着一定的差异，所以在治水方法上也不尽相同。在水利组织与变化方面，民国之后，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管理江南地区的水利，在民间则成立了“浙西水利议事会”这样一个地方水利自治组织，帮助各地方进行水利的自治。该文的独特之处在于从杭州、嘉兴以及湖州的地形入手，比较分析很长时间内治水方法和治水机构的变动，这为我们研究这些地区的社会历史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四、社会学方法的局限性

(一)认识论的局限

表面来看，社会学家，尤其是那些依仗量化与统计计算的社会学家的断言是“可以反驳的”，因此可以要求拥有“科学”地位。然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它们固然比其他断言要坚实，但普遍法则的地位仍是它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帕斯龙就说，从整个历史环境中完全抽取出它们所涉及的实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社会学断言与历史学的断言具有共通性，因为它针对的是与已定环境不可分割的实在，所以它只有在这环境的时空之中才有效力。”“一名研究者……总是能多么轻易就驳斥反对他的经验描述说，这种描述不是在他的命题必然有效的环境中做出来的。”诉诸涂尔干式的方法并不能使历史学家避开具体情境多种多样的历史，这些情境就是他的对象。仍然以涂尔干《自杀论》为例。事实上，涂尔干所研究的自杀人群受到了当时时代环境下宗教、战争、瘟疫、贫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自杀者会极大地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涂尔干指出，每一个自杀者都受到了某个已经自杀的人的影响，简而言之，自杀行为是通过“学习”得来的。除此之外，国家通过树立社会道德规范约束个人的欲望，所以在特定环境下会出现具有规模的利他主义的自杀行为。结论显而易见: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社会学断言也就不复存在。

(二)“总体史”研究的局限

首先，在严格意义的事件史中不能使用社会学推理。量化完全把握不了目的原因，统计学永远也不会告诉我们俾斯麦的决定是或者不是1866年普奥战争的原因。其次，这种历史学接受涂尔干式社会学的标准，并采用类比方法。在这方面，或许可以称之为社会学式的历史学，它在长时段和中时段里特别有效。勒华拉杜里曾说:“明日的历史学家或者是程序员，或者就不再是历史学家。”然而，这种方法对于“短时段”的研究似乎不那么奏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微观史学逐渐兴起。微观史学着重于特定时间或者空间内的人物或者事件，是一种崭新的历史研究方法。这里以勒华拉杜里所著《蒙塔尤》为例。《蒙塔尤》一书中的主要研究的是13世纪末期至14世纪20年代三十年中法国的一个叫蒙塔尤的小村庄中发生的种种事情。与以往宏观史学不同的是，微观史学更加强调对于人的心态、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研究。勒华拉杜里在书中塑造了很多生动的人物，如当地的神甫皮埃尔•克莱格、牧羊人皮埃尔•莫里、女贵族普拉尼索尔等。作者对他们进行了大段描写，也让他们与其他普通民众一道出现，向读者展示了蒙塔尤下层民众丰富多彩的生活。勒华拉杜里没有把眼光局限在蒙塔尤这个小村庄，而是通过介绍同时期其他地方的情况作为一定的参照物，这就使得我们对于蒙塔尤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比如，在异端的传播方式方面，在城市里通过书籍传播，这是因为城市中拥有大量的图书馆和书籍，贵族和教士的受教育水平也较高。反观在蒙塔尤这样的乡村，民众的识字率不高，异端的传播主要由纯洁派教士口头传述，再由长辈传递给晚辈，其具体的表现方式为夜晚时候的聊天谈话。再比如，城市中的贵族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较为疏远，而在蒙塔尤，父母对于子女的关爱是深沉的、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作者还会通过比较纵向的历史，来探寻蒙塔尤居民心态、民俗等方面的变化过程。总而言之，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研究手法很少包括传统史学所重视的政治事件，尤其缺乏对于当代史的研究。在布罗代尔看来，只有一世纪以上的时间计量单位才能适用于长时段的历史现象，也才是有研究价值的，而现当生的短时段事件则不能放在长时段的视角下去研究。事实上，那些被称作长时段的历史也是由一个个的事件组成的，如果不对这些短时段的事件加以研究，也就自然无法推断出更深层次的历史结构。

结语

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具有很明显的缺陷，一方面是太注重于文字史料，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军事、外交等方面，忽视了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另一方面其所提倡的“客观主义”受限于资料来源等因素也是难以实现的。本文所讲的社会学方法是一种对其所说提交证据的历史学，也是一种能把握结构并在诸种结构之间进行比较的历史学。历史研究者在进行历史研究时，既要注重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即注重一手史料的收集与考证，同时，也不能忘记运用计量、比较、“长时段”研究等社会学的方法。只有这样，历史学才是接近“科学”的，全面立体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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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冯贤亮．高乡与低乡:杭嘉湖的地域环境与水利变化(1368—1928)［J］．社会科学，2009(12)．

作者：陈罕能   单位：苏州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