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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梅洪琼欧阳绍清作者单位:井冈山大学艺术学院
作为音乐典范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在今天还有多少表层的留存,而应该看它对后代音乐创作、社会文化心理产生了多少渗透。从20世纪二胡音乐的审美变迁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种力量。变也许是一种朦胧的、不自觉的、无意识的行为,但它一方面折射出其时代历史的特征,另一方面充分表现出人们突破常格,超越常境的一种对艺术创新求变的独创社会精神,这应该也是当代音乐活动中一种不断对美追求的现象。
审美的时代性与民族性
音乐的时代性、民族性是文化审美观念影响下的产物,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个性特征,各个时代人们的精神与审美追求也各不相同,二胡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乐器,其音乐与中国内在的精神保持固有的联系,因此,二胡音乐的发展在符合时代潮流发展中应该具有民族性。正如刘天华先生根植传统中西结合的音乐创作发展理念,既重视对我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遗产的继承,又重视对外国音乐的科学理论和经验的借鉴,“兼收并蓄”,在中西音乐文化的交融中推进我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这是时代赋予的一种民族使命,是时代进步、民族革新的体现。20世纪初阿炳等人植根于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基础,充分地体现出中国传统音乐旋律的横向线性特点。如《二泉映月》《汉宫秋月》等大量二胡音乐常运用中国传统五声音阶及乐句间的手法衔接,充分发挥二胡传统幽远、细腻的音质及传统音乐独有的含蓄、和谐的审美意境。受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反映时代、现实的二胡音乐比比皆是,而且此时的音乐形式突破了传统音乐的束缚,新的音乐形式应运而生,充分体现了时代下的民族特点。刘天华的二胡创作在不断推进传统音乐的同时又恰当地借鉴西方和声思维挖掘音响表现空间,如作品《悲歌》为增强悲抑情绪的表现,采用了增音程和各种变化音与自然音的交替,为音乐的立体功能构造做了初步尝试。《光明行》不仅运用了西方进行曲的节奏音型,还融入了较多的似西洋军乐上下四五度关系转调的表现手法。新中国成立后,二胡音乐发展也进入了新的时代,中华民族传统音乐在新文化的碰撞下得到更好的发展与集成。以当代生活为创作思维源泉与素材,在作品旋律的语言素材的选择上将目光投向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上、戏曲音乐上,在二胡音乐的创作上借鉴现代西方音乐的发展手法打破音程级进的延展手法,利用变音或和弦音及转调增强音乐的动力性,利用节奏、速度变化发展结构、增强色彩变换,充分挖掘音响表现空间,使音乐审美不仅有时代的气息,更具有传统韵味和民族特色。改革开放后,在全球的文化氛围下二胡音乐的审美在挖掘本民族的传统音乐语汇的基础上,融合西方现代技术,开始追求个性化的题材与体裁,进行极富有民族传统韵味的多调性、无调性音乐探索。如《长城随想》《红梅随想》《秋韵》《枫桥夜泊》等既丰富了二胡音乐语言的内容,又张扬了时代的、民族的精神。因此,当今的二胡音乐审美的创作应该注意自身的时代性、民族性,作品要想被更多的听众接受,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就必须贴近时代生活,符合大众的审美追求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除了体现在反映时代的作品内容方面,还体现在富有时代民族特征的创作技法以及审美趋向上,从而重新赋予它新的气质与内涵。
审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从20世纪二胡音乐审美变迁轨迹看,不管是审美观念、审美形态还是审美方式、审美功能,之所以能从单一简单到多元绚丽是因为在二胡音乐审美发展中坚持时代性、民族性的必然存在,而且追求审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20世纪初,刘天华一方面立足国乐,采取本国所固有的精粹,另一方面调和与合作,容纳国外的潮流进行二胡十大名曲的音乐创作,这是二胡音乐第一次以开放式的姿态走入世界。20世纪中期刘文金的《豫北》和《三门峡》真正意义上渗透了西方创作技法,探索了把钢琴置于协奏的声部,二胡与钢琴放置在复调音乐的创作本体上,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超越了传统,成为自刘天华以来二胡音乐创作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标志,这也是二胡音乐再次进入世界的步伐。改革开放后,在音乐作品中二胡的旋律声部不再是单一的技术追求,而具有以内容为主的旋律层次构建,乐队不再是简单的伴奏音型而具有了较为独立的肢体语言,丰满的语言旋律线条、自由的调式色彩结构、个性化的体裁结构。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抒情与叙事等综合多元化的音乐语言元素充分交织运用,打破了束缚,拓展了空间,这正是二胡音乐完全解放自己融入世界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