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审美论文：略谈书法审美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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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朵聪作者单位：南阳师范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康体其外，中原其中

王澄生于四川，但大部分时光是在七朝古都开封度过的。中原文化对他成长的影响是主要的，但其书法艺术风格又深受康体的熏染，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他吸收了厚重的中原文化及其书法艺术质朴豪放、率意秀润的品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气象。秦砖汉瓦、六朝碑版、千唐墓志，以及王觉斯“金戈铁马”“枯藤绕树”之高堂大轴所蕴涵的勃勃生气，都引起了王澄心灵深处强烈的共鸣，塑造了他雄强、苍浑的书法风格。其二，康有为书法那种逆入平出、涩进疾退的用笔，天马行空、纵横捭阖的风格，让王澄心驰神往。康有为气势开阔、如长枪大戟般壮美的代表性书作，一直深深地感染着王澄，但他能长期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不囿于其中，在学习前人书法艺术时，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深藏于胸中的十六字箴言字字珠玑:“深入一家，逐渐蜕变，不与人同，避免僵化”［3］序言，这既是王澄学书的“四个阶段”，也是其书法艺术的“四个层次”。在选择康体的同时，又秉承北魏摩崖石刻诸体，并掺以钟繇、颜真卿、王铎、沈曾植等人的帖书碑意，有悟于碑帖相融，用笔遒劲圆浑，结构森严，可谓化腐朽为神奇，一扫靡弱之气。其三，对康有为的“变者，天也”的书法理想、书法史观高度认同。康有为的创作风格与审美情趣始终贯穿着强烈的维新意识。求变、求新、求异可以说是康氏的人生理想在各个方面的体现。康有为鲜明的个性、浑厚的学养、过人的才华、非凡的阅历，尤其“百日维新”中展现的革故鼎新、锐意进取的精神，在近现代书坛独领风骚。王澄选择康体为切入点，正是康有为本人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使王澄在心灵的深处与康氏达到高度默契。其四，坚持与时俱进、兼收并蓄的学书道路。王澄的书法艺术在20世纪70年代的特点是讲气势、求生拙及重形式，在线条的表现上较为直率易就、一往直前，而少深邃苍茫之变化，处处表现出一种倔强、刚直、豪迈和奔放的气概。80年代的作品，无论提按还是转折都表现得非常充分，在横、竖、撇、捺、点等笔画上吸收篆隶笔法，有意识地将其或延伸或收敛，或呼应或错落，整齐中求其变化，飞扬中畅其气息。弘扬大度的精神气焰，完全承续了康有为的书学思想和意识。王澄那种不求点画、全以神运的生拙意态和直抒胸臆的开张体势，直接来自生命的本源，可以说真正体现了他当时的心理状态和艺术本能。“见过王澄作书的人都知道，他高执笔，逆锋取势，其涩劲之线条的形质用‘力能扛鼎’之是不为过的。他强调中锋行笔与纸的对抗力是经验之谈，却也是刻苦磨砺才有所得的……这一时期，他的作品中有着清醒的发展观，著意碑帖融合之路，不慕时尚，不逐流风，确有‘澄怀观象’的君子之风……也曾有意于朱熹墨象法度，使行气畅达;取法赵之谦，稍加温润;掺以隶意，拓展结字之形体横势。但终不失去作品中应有的‘苍茫之气’。”［5］序言王澄以帖学骨架为本，运帖入碑，以魏碑为用，灵动开张中“有意换格”，逸怀浩气，不仅有“任情恣性”的理想人格和“开疆拓土”的大胆实践，且均能调和得宜，非有功力，曷克臻此!王澄9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逐渐走向浑厚、浑古之艺术境界，其形体结构施以纵势或扁方甚而逾至极处，“执、使、转、用”颇具匠心。尤其转折笔法自然流露，或裹铁，或藏绵，其中兼善碑体、隶势、篆法与草意，既质朴冲淡，又蕴藉沉稳。可以想象精妙笔法之八面出锋，满纸风动，而墨色五彩生发，极尽烟云变幻之能事;且结体对空间的分割更是充满了机敏，其内涵亦随之丰赡，看似失去了原有的生拙厚重之意，但又即心即境，怡神快意，超乎尘垢之外———被书坛同道誉为海内外“碑体行书”集大成之人。“他的心灵是自由的，冲动是自然的，十分注重自身精神与意境的融合，感受诗意带给心理上的愉悦，这种状态并不是每一个书家都能呼之即来，挥之即出的，而是需要天赋和积累，更需要技法与技巧的支撑，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体意境的显现和转换中自然融合。”［6］王澄自己说:“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审美习惯应该属于这个时代……如何保持先进的审美意识，不断吸取进步的艺术思潮，并将其合理引入书法这一独特的艺术之中，是每一位书家应该重视的大课题，是作出正确时代选择的前提和保证……先辈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传统发掘愈深，对历史把握愈广，概率便越大。”［3］236我们从《王澄诗文书法集》中就可以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昔日“以形质胜”的笔法中透露出的苦涩苍辣和原有的感情成分逐渐消解，在丰富的理性色彩中，浸染着恣肆烂漫、横逸跌宕的书风，流露出“既脱于腕，仍养于心”的高深志趣。“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7］36－37，其以“通”古而后“变”为主旨，在康体意韵的基础上，把其发展得更加豪纵、古拙而充满活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重要命题创作和独特性灵的写意书风。由此而知，王澄腕下的笔墨意蕴是多元的，其自身特殊的精神本质赋予了书法一种观念和意象，拓展了书法艺术的空间和审美内容，使其既体现了古代“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和国学精神，又反映出中原传统文化的厚重、睿智和包容。在中原文化和康体风格的浸润中，王澄在“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的创作理念的指导下，完成了自我书体的塑造，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书法样式:端庄与柔丽并举，形质兼具，充满张力;刚正与婀娜共存，开阔中有凝聚，恣肆中具法度。王澄书法思想始终伴随着他的书法实践并不断深入，他的书法图式可以说是充分实现了他的书法艺术理想，由量变到质变的蜕变过程显而易见。其代表作《厦鼓遇雨》《渔公收平浦》《啸赋》等作品，奇在骨而宏约，气在心而深美。他推动了“能动性视觉平衡”创作理论的发展，对中国的“书”与“法”的审美心理活动给予合理的诠释，并身体力行地进行大胆实践，在不断糅合、缕析与转换中，果敢地将中国的“阴阳平衡”理念和西方的“视觉艺术”概念融汇，使二者互会互用，存真求同，更能深刻感受到其“书法视觉，对立对应，中西互补，意向平衡”［3］序言的精妙概括。20世纪80年代，王澄与同道共同创作之书体，被中国书坛理论界称为“中原书风”。这既是对中国艺术本源精神的呼唤，也是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当然，“中原书风”是没有固定模式的，它随着社会生活、时代精神的变化而变化。王澄在当代书法创作中以此为抒情写意的创作理念，体现出以雄强、博大、稚拙、豪放和自然为审美追求的艺术风貌，是河南书家群所呈现出来的代表性特点，他和张海、周俊杰及李刚田一样，在坚守中原文化的本真中，不断地探索新的方法和路数，充分展示了潜在的开拓意识和辨识能力，凸现了“中原书风”的学术价值。

艺术其外，生命其中

不言而喻，王澄书风的转换与其学识修养息息相关，如今，他的书艺逾越绚丽境地而又归于天真平淡。他把这一单纯洗练、朴素优美的艺术形式变得更为昭然。他曾言:“天性不改，而又处世自然，甚是难为，却是余之向往。写写画画乃平生所好，情之所至，涂些作品，也是自然。”［8］如此发自胸臆，游于象外，乃性情使然也!王澄的每一件作品都蕴含着作者丰富的想象和对生活无限的热爱，呈现出强烈鲜活的生命感。更为可贵的是他能够洞穿书法之本质，力争以书载道，强调抒发人生姿态与现实生活的感受。他的作品始终带有强劲的“风骨”意识，可以说是其生命的诗意外化，或生命感悟后的一种精神凝结。一位成功的艺术家，其创作模式、思想方式都是他本人心灵的折射和意识的反映，否则他的艺术是没有生命力的。这一点在王澄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他说:“曾有一些朋友问我‘三合书屋’的来历，常以余一家三口戏答。……《谷梁传》有云:‘独天不生，独地不生，独人不生，三合而后生’，若借此意解之，未免过大。不过，在这小小书房，做这‘壮夫不为’的小道，不解决好‘大三合’，还真难入道。《老子》不是也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至论吗?掌握好书法艺术规律的过程，就是解决人与自然统一的过程，也是解决人与社会统一的过程。”［3］222“任何一个门类的艺术，其价值标准都有社会性和艺术性之分，二者既一致也矛盾。如何解决，将决定于艺术家的素养和意志。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决不会把个人追求委曲于世俗审美，而是逐步地把自己的作品介绍给社会……随意改变自己的初衷，那是极庸俗的事。”［3］225王澄书法成功地展现了他对自我的超越，揭示了作者在文化大交融的背景下的精神状态，而且也暗示了在社会变革中人们对生存的渴望以及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包容或理解。雄浑苍厚、意气沉郁的风格充满着阳刚正大之气，恣肆中张扬自我勃勃的生机，强烈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一则其书法艺术独特的玄奥深厚，二则其“意色自若”之雅量。著名艺术评论家张达在评价王澄的书法时说:“先生对于西方文化的吸纳与借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对书法构承关系与当代审美力的拿捏，是高屋建瓴的，从碑体行草书理论到书法视觉平衡理论，二者既相互独立，又一脉相承，自然升华，自成体系，是书法中‘法’与‘道’两大理论问题的修正和补充。”［3］序言王澄勇于探索，付诸实践，身体力行，其诚可嘉，真正实现了自己艺术创作的理念升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于当今书坛也有很强的指导、借鉴意义。综上，王澄以康体为柱石，借鉴赵之谦、于右任等人碑体行草艺术特点，糅合法帖的清旷温润、雅逸飘动的书卷气息，为中原书风拓展了新的境界与模式。王澄在50多年的书艺躬行中，在中西古今的矛盾纠缠里，不断否定并完善自我，在“技”与“道”的反复交替中，铸炼自己，嘉惠他人，展现了他的艺术深度和人性高度，其独特的理论创造和艺术实践为研究当代书法艺术提供了可贵的参悟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