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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敏作者单位:三明学院艺术学院
对立的本质
仰韶彩陶、大汶口蛋壳黑陶、秦汉陶俑、唐三彩、宋名瓷、元青花、明清彩瓷,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的精美绝仑、博大深厚无不让后人叹为观止,顶礼膜拜。作为一个拥有悠久灿烂陶瓷文明国度的陶艺工作者,生于斯长于斯,在面对着数千年积淀的传统艺术宝库时,传承保护是血液中涌动的本能,也是必然的首选。但或许是太过沉醉于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的辉煌与骄傲,太过于虔诚地延续保护,物极必反,以至于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的许多陶瓷产区,陶瓷艺人们大都还是拘泥于传统既定的条条框框一成不变地雕刻、绘制着数百年前的造型和纹样。走进其间常让人感叹时光倒转———仿佛又回到了明清时期。更为尴尬的是许多陶瓷艺人将在瓷瓶上的画画刻刻变换个纹样或是将古代的罗汉、仕女变换个造型姿势就已被认为“创新”,是“现代陶艺”了。20世纪80年代才成长起来的中国现代陶艺,长期面临着作为工艺美术或设计艺术以及雕塑媒材、装置媒材等等模棱两可的身份认同困境。同时,国内大众甚至艺术界内对陶艺的认知也大多停留在传统的工艺审美意识上,加之受宋元明清古瓷在收藏市场上的天价行情影响,传统陶艺在社会和艺术品市场上远胜于现代陶艺的上佳表现,导致中国陶艺界内固守国粹的“传统陶艺”仍然占据着主流,这也是近年中国当代艺术热潮中独特的奇异景观。就物质媒材的古老、艺术传统的悠久博大深厚而言,在中国当代艺术情境中,唯有水墨艺术可与陶瓷艺术相媲美,具有相近性质和相同的文化背景,也都同样面临着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交流中如何更好地利用文化资源、因势利导完成自身现代嬗变的问题。[1](P84)但与中国现代水墨艺术相比,目前对于中国现代陶艺的理论批评与文化发展态势的研究尚处薄弱,对现代陶艺的认知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与局限性。由此,在当下资本、媒介、消费控制着艺术的生态背景下,许多青年陶艺家为了获取热门的“当代艺术”标签,急切地抛弃传统,对西方现代陶艺的风格、样式囫囵吞枣式地学习、吸收,争相仿效、盲目趋同。这种急进跟风的“国际化”、“现代化”,虽然一度使中国现代陶艺在观念变革与语言实验方面获得了宽泛的表现空间,但他者经验的“当代性”也好比幽灵附体一样,使中国现代陶艺为“现代”而牺牲了丰厚的本体经验,正日益异化为一种与本体生命体验、与本土大众审美无关的功利艺术符号。大破大立地否定传统全盘西化的“现代陶艺”和墨守成规、固守国粹的“传统陶艺”自然是水火不相容,中国陶艺界内长期相互轻视、对立的正是这种死板袭古的“传统派”与急进跟风的“现代派”。其实他们都是既不善于传承也不善于创新的“高仿”一族,争论不休的只不过是“仿古”还是“仿西”而已。长期以来这种学术上的偏离没有在中国陶艺界形成一种全局性的反思和实质上的重视,使得中国陶艺在中国当下的艺术殿堂中常常只能处在一种有声的失语者的尴尬境地,导致中国陶艺的整体发展艰难而缓慢。
传承与创新的本质
传统是一个民族或区域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伴随其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逐步形成的生命经验,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因素,是社会生活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是当下生命体验发展的基础和灵魂。正如伽达默尔所说,“传统”并不是某种仅仅属于过去了的僵死的历史之物,而是仍然活在当下,并积极地有效地构筑着当下的生活经验的东西,因此传统其实“一直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并且它作为一种“前见”构成我们理解现代的出发点。传统不是一个孤立、静止的概念,并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不断演变着的,它一方面根据时代要求进行自身发展,同时也通过吸收外来文化,构建新的传统和文化。传统和现代其实并不是矛盾对立的两极,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是人们不同时期的不同追求。当下的“现代”会成为明日的“传统”,明日的“现代”也正是因有了今天的“传统”传承才得以实现,因此,僵化的高仿式的传统传承一定是不合时宜的;生生不息的传统传承必需是对旧有传统的现实改造利用和重构再生,只有这样,传统中所蕴含的生命智慧才会重新焕发新的活力,传统也才能成为真正有生命力的活的传统。创新是一个动态的体征,是催动进步、变革的力量。创新不仅是创造新的风格和样式,而且也是一种对美的深入理解和持续追求,是一种没有终点的运动。但是在任何时候,我们对于“新”的追求,都不意味着对于“旧”的抛弃,而是新的扩展。任何社会的现代创新都不会是在割舍传统基础上实现的,而是在本土的传统重构和再生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优秀的传统不仅不会成为艺术创新的束缚,而且还会成为现代创新的基础和资源。同理,当下中国现代陶艺的创新也不可能是从零开始,更不可能是从完全照搬的外来文化开始,而是在优秀传统传承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西方现代陶艺的传入,只会是加速中国陶艺创新速度和范围,而不会改变其本质。可以这么说,只有在传统不再被否认的前提下,本土性的中国现代陶艺才能被实践,才有创新发展的可能性。离开本土的社会实际、文化语境和传统审美意识,盲从追随“他者”的仿西式的“现代陶艺”喧嚣犹如断线风筝,必然长久不了,终将回归。从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我们知道,任何形式的文化都不会仅是在单一的传承中前进,都是在不断的兼容并蓄中发展。现代艺术形式的创新很大程度上需要对传统艺术的尊重和借鉴,无论从认识世界的角度、方法,还是表现现实和自我的方式、技巧上,传统的民族文化艺术都应是当代艺术创新所学习和借鉴的宝贵财富。[2](P31)尤其是如今迅猛发展的网络电子信息技术,使得全球各民族各区域的文化交流融合更加不可避免,世界各民族的先进文化传统,已共时性地属于当下人所共有。如同蜂拥而来的外国陶艺家对中国传统陶艺的学习汲取,我们应在重视、掌握好自身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敞开思路,借鉴汲取任何有益的、富于启发性的外来文化和技能技巧,接收新科技手段提供的新资源,不断创新出能经受时代新思维的洗礼,传载新的美学理念,以满足人们新的审美需求的艺术作品。
融合创新
中国是一个曾经创造辉煌的陶瓷大国,有“陶瓷母邦”之誉。[3](P25)历史的辉煌与现实的衰落形成的巨大反差,让骄傲与失落甚至自卑的情绪在每一个中国陶艺家身上交织着、分化着。不论是为重拾骄傲或为迎合大众审美、外国人的异国猎奇情趣,而不断地复制贩卖传统的“仿古”式创作;还是为了追赶国际潮流,而急切地披上“西装”拥抱当代的“仿西”式的创作,或是机械地挪用拼接的“中西合璧式创新”都是不可取的。这如同死守旧有样式生产或盗版、改装加工生产的企业一样,是没有前途和竞争力的,更别谈再次创造瓷国辉煌了。在全球化的浪潮声中,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也越来越融入到国际社会之中,与全球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融合更加不可避免。如今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种层面上常看到有关“传统”问题的重视和讨论。无论哪种层面上的争论,其最终的核心都是想表达这样的诉求,在世界全球化、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如何保持中华文化的自主、自立和自强的品质,而不是简单地跟在西方人的后面邯郸学步。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陶艺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这种传统民族情怀的积极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如果不能在全球化浪潮面前保持清醒头脑,自觉维护本民族传统的自主地位,确有被全球化浪潮吞没的危险;另一方面,中国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不可能同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全球化浪潮完全脱离,中国只有立足本国实际,既要承继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又要努力迎接来自其他民族的积极影响,才能在学习外来经验的同时走出自己持续发展的道路。值得庆幸的是,在当代的陶艺创作群体中,有不少的陶艺家在关注作品传达现代人文精神的同时,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传统语言和民族独特艺术表达方式对艺术创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将舶来的西方现代艺术形式,用带有中华民族个性化色彩的民族艺术语言,创造性地整合、转化为一种有中国自己文化特点的新风格、新形式。例如:著名陶艺家姚永康教授在陶艺创作中,既善于吸收西方现代陶艺的审美意识和不拘一格的塑造方法,又执着地坚持中国意象式的创作方法,走中国意象式的创作道路,不重写实而重写意,用意象来塑造自己理想中的艺术形象,根据创作对象而随心所欲,以泥作墨,自由发挥,手法娴熟老辣,出神入化。姚永康教授近年创作的《世纪娃》系列作品(见图1),作品风格上承宋元之意韵,从中国年画、剪纸等传统民间艺术中吸收营养,取材于童子题材,巧妙地把“童子戏鱼”的形象进行高度的概括提练[4](P57),将中国的水墨画语言运用到陶瓷雕塑上,用泥条和泥片结合的塑造手法挥洒出大写意中国画的悠远意境,作品流连于抽象与具象之间,看似具有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风格特点,又将中国的水墨画语言完美自然地融于陶瓷雕塑的造型中,作品呈现了鲜明的文化背景和中国艺术的现代情趣,自然平淡却有着空灵出世的美感,散发着中国传统水墨的诗情画意,深得中国传统艺术之道。现今中国已有越来越多的陶艺家们开始像姚永康教授一样致力于民族传统艺术语言与形式的探索,注重将传统文化内涵植入现代陶艺作品之中,求索更具个性化、包容性的艺术语言,在创作中利用各种艺术手段和形式表现传统美学的精髓与中国的文化符号,志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包容和合、与时俱进的时代创新精神。在当今多元的世界格局中,人们的艺术表达方法是多元的,但艺术创作要与社会大众进行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为当下社会大众所享用,这一艺术的本质不会发生改变。[5](P339)随着中国的国力日益强大,在东西方文化交流逐渐转变为双向互动的大背景下,当代的中国艺术家不仅要抛开按照“他者”概念范本进行艺术创作的不良倾向,也要拒绝贩卖传统的僵化“仿古”式逐利之作。要立足于本土的社会实际、文化语境中,强调作品与公众生存经验的当下联系性与相关性,让艺术真正进入社会生活之中,在与悠久灿烂的华夏文明共鸣声中不断创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转化到符合当下本土文化发展与当代艺术潮流的大趋势中,使传统精髓与现代精神产生融合与超越的意义,由此出发,与时俱进,应是中国陶艺家当下的睿智之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