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共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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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世纪理论旅行中普遍存在的语言学对各学科的渗透，“文学性”不再成为文学的特有属性而成为众多理论的共性。于是，在当今的社会意识中，“文学性”不仅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美学概念，也是渗透到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积极参与社会历史的生成发展、并成为诸多领域潜在的统治性因素[1]。笔者认为，“文学性”不仅构成了文化社会的显著意识形态特征，而且对其他领域的强大渗透力可以化解当前文学、文学研究、文学理论边缘化的危机，管窥文学理论的建构前景。

一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方面是文学的衰微，另一方面是文学性的无处不在，二者悖反的背后隐含着文学性对社会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渗透。尽管学界大都认为以电视媒体为主导的直观图像文化的疯狂扩张，直接导致了文学的衰落或文学边缘化，但我们也注意到，电视这种主导的、综合的形式正是仰仗“文学性”才得以向意识形态各领域强力渗透。流行文化的“走红”、“轰动”往往都少不了文学性，种种风行时尚的品位和水准也常靠文学性来提升，仿真景象常因文学性的叙述和解说增加其韵致与情趣，体现出艺术真实甚至是生活真实。

文学性对理论的渗透显得特别突出。众多社会科学理论本身因其理论谛视与文学性表达的完美结合而倍增魅力，而且这种文学性表达不仅成为一种外在的装饰，尤其是深入到理论思维与思想内涵之中，成为显示理论水准、理论生命力的重要标志。我们知道，现论的生命力在于简练、准确、直陈，即概括性强。但是，枯燥和抽象的理论给现代社会高节奏生活的现代人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和压力，因此，文学性就成为理论的调味品和滋补品，成为压抑弥深的理论的调节性因素。西方学界已注意到文学性对理论的这种渗透，卡勒揭示了文学性对20世纪的理论运动显著参与和文学性统治的事实：修辞装饰了理论话语。他说：“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别的样子。”[2]众所周知，经济学堪称“最硬的”社会科学，但有西方学者在列举了经济科学中大量的文学性事实之后说：“经济学家是不证自明的语言表演者，而对她的表演可以用文学批评家肯尼思•伯克的戏剧概念来予以讨论，或哲学家奥斯丁和约翰•西尔尼的语言哲学概念来讨论”，“经济科学家用了许多装备进行说服，就象一个大庭广众之上的演讲者”，“科学的最终产品——科学论文——是一种表演”[3]。由是观之，经济科学中的文学性实则是一种煽情性，这也正好求证了“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力量也就在于它的激情”，“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潜在的作用就在于诱发情感”[4](p459)的论断。

文学性对理论的渗透在我国传统学术思想中早就有充分的体现，我国具有诗性文化、诗性学术的悠久历史。中国古代文论、史论、哲学之中的诗性智慧堪称文学性渗入学术理论的典范。当时的文学性与文论、史论、哲学水乳交融的关系成就了极其诗化、颇具特色、含蓄蕴藉、言近旨远的文、史、哲、天文、地理等诸多理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学术理论的评价习惯于以西方标准为参照，对中国传统学术理论因文学性而显露的诗性智慧不屑一顾，将西方学术理论的思辨性奉为圭皋，这种用观念的明晰性来框范“没有观念的智慧”[5]无异于隔靴搔痒。中国学术理论之所以隐藏着极大的灵活性、模糊性、趣味性就是其文学

性的渗透使然。看似片言碎语，不显山不露水，实则内蕴丰厚，机智委婉，美妙文雅，它并不明确地说出想说的话，总是通过隐喻、暗示、打比方，话中有话，言不尽意，锋芒不显。无论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来衡量说这是优点还是以西方为参照说这是缺陷，这种特有的回避概念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传统，构成了中国学术理论的文学性表征。

耐人寻味的是，文学性对学术理论、思想的渗透成为当今主宰全球化浪潮的西方现代化学术理论的生成时尚。虽然有的西方学者出于对所有形式的革命运动的反感，面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鼓噪，翘首盼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终结”[4](p394)，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在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对中国古老的“没有观念的智慧”的不经意之中，曾被他们誓言要启蒙一番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又使他们趋之若鹜。历史就是充满了如此的讽刺意味：高度发达的文明或文化必须经过漫长的迂回之后，还是要靠最原始、最质朴、最本真的养料来滋补!尽管当代学术理论靠文学性滋润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是当代通俗文化派生的结果，但渗透了文学性的当代学术理论应该比靠概念来思维、充满思辨性、靠西方话语表述的现论更具魅力，更具深度和底蕴，更充满觉悟和智慧。

二

后现代状态的游戏性使文学性充当了维护后现代状态的重要因素。利奥塔尔说：“社会关系的问题，作为问题是一种语言游戏，它是提问的语言游戏。”[6](p33)“语言游戏都应该能用一些规则确定，这些规则可以说明陈述的特性和用途；这和象棋游戏一模一样，象棋是由一组规则说明的，这些规则确定了棋子的特性，即移动棋子的恰当方法。”[6](p18)在他看来，“后现代”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或历史时期，而是一种思维方式。这使文学性在其中大有可为。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或工业化过程中，工具与理性的工具性功能日益加强，使知识分子对科学、理性、知识、真理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知识烙上了金钱的色彩，话语就是权力，解释就是游戏。于是，大胆地反传统、反权威、标新立异、多向度、多元化的思维方式，使语言游戏如同下棋，每种说法都应被理解为棋盘中的一步棋，每一步棋，可以只是为了纯粹的乐趣而激发出来，最大的乐趣是在片语、字词以及意义的转折和无限的创造中。王岳川曾将后现代状态归结为“追求非本质性、非中心性，反权威，张扬感性生命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反终极价值，强调价值的多样性和真理的不断阐释性”[7]的状况。后现代主义视一切为游戏，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不再是稳定的、有序的、渐进的，相反，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平衡、不稳定、无序性与非连续性，因此，不能用不变的逻辑、规则和普遍规律去解释世界，而应该用开放、灵活、多元的游戏规则代替普遍的规律，于是，即使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科学和哲学也不过是形形色色的语言游戏罢了。在这种游戏之中，不仅文学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意识形态，就其本质来说，不仅能够通过支配者而且还包括被支配者来使支配的关系得以维护”[8]。后现代的游戏状态，必然伴随着消费状态、表演状态的出现。无论是游戏、消费还是表演，其实都是生活的原生素。越生活化，就越游戏化，也就越充满文学性。正如周小仪在评价唯美主义时所指出：它“十分贴近生活，十分通俗，也非常时尚。实际上，这昭示了唯美主义本身的悖论：一个崇尚艺术自律的文艺思潮却在日常生活也就是非艺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然这也正是某些唯美主义者的初衷：对于他们来说，生活，而非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9]。在后现代社会，传统语用学的话语模式受到了强大冲击：“说者”由处于“知者”的地位变为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听者”由对所传输的信息有赞成或否决的权力转为缺少评判标准，“所指”由说者讲话时谈论的主题沦为商业信息。科学知识成为话语，当代最先进的科技无一不与语言相关，话语即权力，知识与商业、经济实力挂钩，知识与权力结合。由于主张多元，所以要铲除“词语的暴政”，于是，谁都有说话的权利，谁说的巧妙，谁说的漂亮，谁就具有控制、排斥、压迫的权利，谁就具有被他者所欣赏或消费的资本，谁就具有表演的能力。利奥塔尔的解合法化理论为文学性的施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在他看来，世界上不存在绝对至尊的语言游戏、话语和关于正义的普遍理论，各种话语游戏之间是平等的，无高低之分，也不可相互侵犯，评判正义的标准和实践正义的原则即语言游戏的规则也理应多元化，应更具有弹性。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多元、宽容的社会，由文学性所带来的叙事游戏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文学的技术操作规则赋予了作家、语言操纵者自由操纵写作技巧的权力，而这种写作的技巧自然又会伴生出无限制作的欲望。因此，文学性进而通过技术崇拜和制作欲望的膨胀达到了对后现代状况的必然维护。

余虹曾以思想学术的文学性、消费社会的文学性、媒体信息的文学性、公共表演的文学性深入剖析了后现代社会文学性统治的特征[1]，揭示了文学性已经与当今的学术知识生产、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融合的事实。笔者认为，由于后现代社会是一种信息化社会，科学知识成为一种话语，知识的生产成为一个信息处理过程，知识产品必须转换成信息即语言形式才能存在，于是，物质特性本身造成的知识不可能是精确的，认识本身变成了一种语言游戏，后现代社会的状况就是由语言游戏来决定，文学性对各个领域的渗透或统治成为后现代社会中“语言游戏”的必然结果。因此，怎样把握语言游戏的质量和向度，这是提高语言的文学性、进而正常维护后现代社会状态的重要保证。

语言的文学性使事物和人的知觉之间界限模糊，文学性的渗透使现实只能以符号的方式存在，文学性虚拟现实、甚至美化现实。这恰好应和了19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学科知识范式转变的潮流——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学等的重新融合，诸多新科学和文化研究的发展，冲击着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对立，挑战着规律科学和描述特性的学问分野，在“那些以建立审美修为、敏锐学思为务的文学、哲学及历史等学科，和那些以生产力、福利、效率和公平等准则去量度教育成果的政治技术，得以互相转化汇流”[10]的过程中，文学性起到了建构相互之间的张力、维持各学科之间平衡、把握或相互抵制抗拒或相互转译度量的关键作用。即是说，文学性不是侵入其他领域的暴力，因为，如果“话语所表示的东西与一个社会将其变成的东西之间出现了一种呈上升趋势的失调现象的话，那么，这种话语就象某种暴力的表现那样在起作用”[11]。文学性是应其他领域召唤的一种自然融入、内在而又有力地维持着各领域的平衡，是对后现代状态的自然维护。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为文学性叫好，从文学性对其他领域的自然融会中我们看到了建构当代文论的曙光。

三

因为文学理论的边缘化而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笔者认为，文学理论的危机可以通过文学性对文学理论范式的变革来拯救。

文学理论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范式的转换史。在此，我们有必要大致描述一下中国文艺理论范式的转换轨迹：中国百年文学理论是在长期的二元对立论范式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我们从最能体现这一范式的如内容与形式、表现与再现、思想与形象、情与理、个性与共性、理性与非理性、审美性与意识形态性、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等一系列范畴即可看出。二元对立的这一系列范畴的确立，表明了80年代之前的大半个20世纪把文学看作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是主体情感的投射或是主体对客体征服的观念，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被歪曲或强化，文学理论演变为庸俗社会学。但从这之后的学术视野来看，这样的文学理论是“他律”超越了“自律”，文学理论没有在学科的知识层面充分展开，没有在自身的范畴内展开讨论。因此，80年代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力主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克服了文学本质的“工具论”，文学的审美本性得到了澄清，在当时的文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审美意识形态论使文学理论从中心走向边缘，但文学理论找到了自己的独立位置。而随着纯文学神话的破灭和通俗文学的兴起，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又对大众文化中提出的新难题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于是，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又对文学理论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时下，学界对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而带来的批判功能颇为赞赏。笔者认为，除了文化研究的诸多优势之外，其内在原因之一是文学性对文化研究的强大支持，因为文学性对文化的渗透极其内在和隐蔽，包含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因子，大大突破了“审美意识形态”的内涵，能对历代文学理论问题重新发问，促进文学理论范式的变革。这主要体现在：

首先，“文学性”的红线夹杂在与各学科的特有属性所构成的斑斓色彩之中，而“自律论”的文学理论范式无力解决这一新的现实所提出的新问题，这就使文学理论在研究范围上具有了突围的现实和先决条件。

因为“文学性”不仅存在于文学中，而且渗透到了各学科、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各领域，通过“文学性”能实现文学理论与其他一些学术思想甚至社会公共领域的有机联系、自觉融会和正常交往。“文学性”不仅使文学理论具有了突破自律的先决条件，而且也自觉地回应了文艺研究的对象或范围不断地变化的现实。米勒曾说：“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12](p121)这种对象或范围的不断变化，不仅表征着文学理论的自性危机，而且昭示着文学理论敞开胸怀、广纳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前景。甚至可以说，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与其说是文学理论突破自律的过程，不如说是文学性向意识形态各领域积极主动渗透的过程。

其次，“文学性”在各个领域的潜存使发掘处于边缘化的文学的价值、通过重新确认文学理论的核心话语来主动回应所有意识形态的召唤、进而显现当代社会中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不可或缺性成为可能。

“文学性”对各个领域的渗透使学界重新反思文学的价值，使文学理论突破文学的范围来发掘广泛的“文学性”提供了重要参照。王晓明等学者主张文学研究与当代思想互动，笔者认为，除了含有文学研究应答社会和文化现实、提高文学研究思想深度的渴望之外，从另一个侧面也意味着，发出了文学研究走出纯粹文学“学术性”藩篱、反对安守文学本位和克服文学研究愈益“专业化”以及“学科化”的弊端、与其他学科进行交流从而探寻其他领域的文学性、应答其他意识形态召唤的一种呼吁。可以想象，固守纯粹文学现象的文学理论很容易沦为文学的智力游戏或对文学材料的技术性操作而丧失文学理论的生命力，或者形成限制和压抑性机制而导致文学理论霸权的出现，从而丧失文学理论应有的彰显能力。为使文学理论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重现生机和活力，不少学者都认为应当引进新思路，扩大学科领域，调整研究视野，“文化研究”正是在这种跨域交流的强烈要求下被引入并给学界以启示的。而之所以在经历了20余年的拨乱反正、回到文学本体之后再转向似乎与社会—历史批评理论相似的“文化研究”，我想，关键在于“文化研究”中充满了“文学性”，正如吴炫所说：“文学界应该讨论的问题，只是纯文学性的批评和文学性的文化批评”，而“文学性的文化研究”是“将文学的外在形态看作是进入文学内在文化性的世界的门槛”[13]。

“文学性”对文学理论范式的变革还体现在它能鼓舞文学理论研究者将文学理论的重点设置在跨学科的文学性理论，譬如哲学的文学性、历史学的文学性、经济学的文学性、政治学的文学性、社会学的文学性、宗教学的文学性甚至人的社会生活的文学性等等。对这些领域的研究，实则是对文学的历史语境的研究，是对文学的综合生态的研究。对这些领域的研究，不仅会促进社会科学的开放，而且会带来文学理论的深化。文学性对文学理论范式的这种变革，不仅必将从学理上重建文学理论的核心话语，改变文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程序，而且会在实践中使渗透了文学性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接受者保持与理论自身的一定程度的审美交往，从而提升接受者的精神境界，也提高接受者的生活质量。

随着社会的发展、交往的扩大、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任何一门学科单纯依靠自身来获得发展动力的趋势已日渐式微。正因如此，拉尔夫•科恩指出了文学理论的未来前景之一是“非文学学科与文学理论的扩展”[12](p11)，而跨学科、多领域的文学性正好展示了建构当代文学理论扩展的广阔前景。因此，对文学性的探讨不仅使文学理论回应了所面对的现实，而且是文学理论既摆脱画地为牢又保持紧贴自身、从而进行当代建构的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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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3]吴炫.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J].社会科学战线，2003，(3).